摘要：《红楼梦》中曾讲金陵（今南京）有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他们官官相护，形成一个封建官僚集团，在民国时期，同样也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其中又以蒋宋两家财权最大，在国民党逃离大陆时，单宋美龄一个人的资产就是2.5亿美元。
枪声、账本和家族：蒋介石那场雷霆反贪，为何走到悬崖边就收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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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曾讲金陵（今南京）有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他们官官相护，形成一个封建官僚集团，在民国时期，同样也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其中又以蒋宋两家财权最大，在国民党逃离大陆时，单宋美龄一个人的资产就是2.5亿美元。
这事有点拧巴：一边是领袖拍桌子说要反腐，枪都响过不止一次；另一边，账本越翻越花，抽屉里永远有把不肯交出的钥匙。为啥？不敢下手，还是不愿下手？我们就顺着时间慢慢捋，别着急下结论。
先把镜头摆回到1936年。国门外风声鹤唳，国门里却是另一番热闹：从南京到各省的衙门，关于“油水”的门路是越走越熟。纸上的制度像窗花一样好看，桌下的规矩才是真章。那会儿的报刊专栏，文章写得刺耳又刺眼，茶楼里翻报纸的读书人，顔色比茶还苦——有人感叹，说中国恐怕没哪个朝代像现在这样，大小官都盯着钱袋子转；再看世界，也找不出一个政府把贪念当饭吃吃得这么香。听着夸张？不夸张。百姓心里头那股气，堵得慌。
蒋介石的面子也挂不住。等到红军主力折腾完长征，落脚陕北，他这边总算有了一口空闲气，打算动动这滩烂泥。和他那个一贯的做派一样，先是定调子。他说打仗是三成，治国得七成，七成里头，首先要把伸出去的手打回去。于是同年三月，一张“铲除贪污”的通令下去了。
说句实在话，在那之前，处理贪污，法条里都没专门章程，多是拿《刑法》或者惩匪的东西凑着用。模糊得很，伸缩空间大，今天轻拿轻放，明天就不了了之，好像抓痒挠到空处，哪儿都不疼。通令发出后，机关里又添了几只手：军法总监部、军政部下的军法司，另加几个特别法庭，噼里啪啦地设起来。两年后，又补了条《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试着走五年。再过几年，1943年，临时改正式，总算有了专门对付贪污的刑事法规。
架子搭得不算丑，蒋介石的狠劲也露了几回真章。1942年，案子一桩接一桩，一句“从重从快”压下来。一个叫孔松涛的，靠着孔祥熙的门路，在长沙搞特务当差，据说吞了大钱，被拉出去给了枪子儿——这人跟孔家有交情，孔祥熙亲自去求，想把人保下来。蒋介石没松口。要说前一年，他还把孔的另一位心腹林世良给办了，数目也是大得吓人，照样枪决。这两次，算是给孔家敲了两下桌子。
紧接着，贵州又爆出个胡启儒，玩得一手好数字：兵员报得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军饷扣得心安理得，甚至还滥权取人性命。判决书一出来，仍旧是死。偏偏有二十多个军官联名说情。蒋介石火冒三丈：你们这是什么风气？法律还要不要了？一纸批语下去，那些署名的人各挨了一记处分。旁边看热闹的人有一个记了日记的，夸得天花乱坠，说总算看见清明了，坏人该怕。
到这儿为止，脉络清楚：严，快，猛。可扳得太猛，也容易把钉子拧滑。同年秋天，成都航空站的马祯祥被人告了，说他替商贩帮忙运输，还可能有猫腻。军法那边派人一顿查，翻了又翻，拿不出硬证据。主审建议先记个过，算警告。蒋介石嫌轻。主审顺势上调到一年徒刑，还是不对蒋的胃口，最后被改成十年。这种“先判后找证”的姿势，说是震慑，实际也把底下人吓得不敢说真话，怕今天是他，明天是我。
再看十月份，一位叫俞浩兴的，利用自己在军法执行机关里头的职务当上了某社的顾问，每月拿三百洋——这点钱，在重庆湿嗒嗒的雾气里不算夸张，但性质不对。加上另一对人夫妇收了九百，几人一起，判定死刑。消息传开，机关楼里靴子踏在地板上，比平常轻了一些，大家都绷着。那会儿，审计部东查西点，监察使散在各地，仿佛一夜之间插满了小旗，喊话说要把账目擦干净。各机关收到压力，都显摆出一副“今天不查清不下班”的架势。
可风头一过，戏台搭完，台下全在打哈欠。蒋介石给了两个月的限期，等到期限到了，电稿飞出来，内容竟出奇一致：大家积极响应，认真检查，然后——都没问题。省里、市里、部里，像商量好了一样。你要说一个官场都没贪，连门房都能笑出声。现实却是，车马费照拿，灰色门路照走，堂而皇之的“清白报告”像一层白粉，越抹越厚。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真正的触点没被碰。国民政府的要害，不是某个科长收了几百块的好处费，而是顶上的天花板——四大家族把军、政、财那几根大梁抱得死紧。只要不去碰他们的荷包，这一串反腐就能打得有模有样；一旦想往深里掘，就会撞到家门口的石狮子。蒋介石心里清楚，比谁都清楚。那些法令、通告，更多是拿给大众看的，像个姿态。真把刀子伸向自家口袋？那等于自己给自己拆台。
我们就拿1945年的美金公债风波来说吧，矛头指向孔祥熙。最后的处理是撤掉职务，不再向下追查。孔公子淡出政坛，随后带着资产慢慢走向美国。国民党大溃败的时候，孔家的家底，几乎没掉一根毫毛。这就很说明问题：规则到了权贵门前，就开始打折。
其实蒋介石对“清廉”这回事，本心也没那么当回事。有一次他和陈仪聊，用人的尺度说得直白：干净不等于能干事，光靠“清”做不成局。一个人如果不去投共，肯在自己这边站队，偶尔沾点油——只要不把钱弄到洋人手里，似乎也还可以接受。大概这意思。听过这种话的人，要么沉默，要么苦笑。因为它是现实的逻辑，也是腐败的借口。
制度层面更麻烦。孙中山留下的那套三民主义，本想搭起一个彼此牵制、相互制衡的结构。可到蒋介石手里，军队被抬到了屋脊上，政府成了他发令的扩音器，党反而空了心儿。党、政、军三块板子不联动，彼此不管束——说是互不干涉，其实是各自为营。结果就是：党没有真正的权，政府归某家人说了算，军队握在一小撮将领手里。你在前线带兵、或者在蒋家政府里做事，地位气派；单在党内挂个虚衔，谁也不把你当一回事。
缺少共同的方向，大家就往钱的方向跑。你看，当时从司令到基层小官，各自打自己的小算盘：谁能拉亲戚上来？谁能在账上动个数字？功劳簿翻来翻去，原来全在“升官发财”的轨道里。没有明确的价值标准，你就别指望执行力。组织最后变成了利益的粘合剂——一沾就粘，散了也快。
再说反腐，其实是门技术活，也是个政治选择。上半年的“严打”，蒋介石的拳头是有力的，手起落的速度也快。问题是，他不愿痛在骨头上，只愿刮骨外头那层皮。你看，他能把孔家的心腹当场处决，却舍不得把“家族”的账拿出来晒。也正因为如此，官场里的人有样学样：该躲的躲，该糊弄的糊弄。于是反腐就像下了一场壮观的大雨，楼上的花草洗得干净，地缝里的霉味还在，越积越深。
我常想，如果当年他真把刀落到四大家族的财路上，结局会不会不同？也许他会丢掉本就岌岌可危的统治；也许另一条路径会开出来。可他选择了稳保眼前，换来了更大的失去。民心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可散起来，比风还快。国民党纵有抗战的功绩，最后还是败得狼狈，这里面固然有战场上的千难万险，更多却是日常里的“见钱眼开”。从桌上的一份请托，到柜子里的一个红封，从亲缘的提拔，到制度的沉默，慢慢地，屋子就空了。
说回那场反贪。通令、条例、机构、枪决，样样俱全。可当核心的利益不动分毫，再漂亮的招式，最后都像在镜子里挥拳。墙角的潮气，不是靠打开窗子一会儿就散的。得掀地板，得补漏，甚至得搬家。代价很大，可要不做，霉会绕着你爬，哪儿都在。
故事到这儿，先按下。我们总爱在历史里找答案，其实历史也不常给答案，只回敬你一个问题：当权力需要靠亲信来稳，制度又想靠规则来立——你会选哪一个？蒋介石那年选了前者，换来的，是一串接一串的“无贪污报告”和越来越凉的民心。后来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可那几纸通令的边角，至今还在提醒我们：打雷容易，落雨难。
来源：聪明青山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