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初，摄影系研究生托马斯·霍尔顿（Thomas Holton）在唐人街闲逛，拍摄街头照片时，却觉得拍出的作品“流于表面”——与任何游客拍的照片并无二致。某次散步时，他抬头望去，目光落在沿街公寓楼的小窗户上，突然意识到自己真正想去的地方——在玻璃的另一边，

“史蒂文的步入式衣橱”，2014年。摄影：托马斯·霍尔顿

Picturing a Chinatown Family Across Twenty-two Years

20多年前，林家人邀请摄影师托马斯·霍尔顿到家中共进晚餐。从那以后，他便成了这个家庭的一份子。

21世纪初，摄影系研究生托马斯·霍尔顿（Thomas Holton）在唐人街闲逛，拍摄街头照片时，却觉得拍出的作品“流于表面”——与任何游客拍的照片并无二致。某次散步时，他抬头望去，目光落在沿街公寓楼的小窗户上，突然意识到自己真正想去的地方——在玻璃的另一边，在紧闭的门后，记录下那些把这片街区当作家园的人的真实日常生活。他当天拍摄的一张照片后来成了他第一本书的封面，这张照片恰好体现了霍尔顿对这些通往私人世界的“门槛”的好奇：一扇门上涂着层层红色油漆，纹理粗糙，还标着“15号”公寓的门牌号。

《在屋顶玩耍》，2004年。

霍尔顿渴望找到一个“切入点”，这既是出于职业需求，也有个人情感因素。他出生在危地马拉，父亲是美国人（同样是摄影师），母亲是中国人。他在曼哈顿长大，祖父母住在唐人街，但他在曼哈顿下东区的这片区域总觉得自己是个“外人”。于是，他开始奔走，希望能与这里的居民建立联系。霍尔顿四处寻找愿意带他上门探访的住房权益倡导者，后来找到了“大学社区服务中心”（University Settlement）——这是一个为居住在该街区的移民提供帮助的组织。一天下午，霍尔顿跟着一位住房权益倡导者走访了几户人家，期间拍摄宣传照片，既是为这个非营利组织提供帮助，也是为这些家庭留下影像。后来他回到这些家庭送洗好的照片时，却发现大多数家庭都不愿与他交流。最后，他只好把许多照片从紧闭的门缝下塞进去。

《前门》，2005年。

但有一个例外——林家人。林家的女主人雪莉·林（Shirley Lam）不仅打开了他们廉租公寓的门，还邀请霍尔顿留下来吃晚饭。一段长久的缘分就此展开：此后每周，霍尔顿都会去探访林家五口人——当时还是家庭主妇的雪莉、从事保险理赔员工作的史蒂文（Steven），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迈克尔（Michael）、富兰克林（Franklin）和辛迪（Cindy）。霍尔顿会帮忙接孩子放学、照看小孩、做家务，还会继续留下来和他们一起吃晚饭。他很快成了这个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手里拿着相机，得以见证日常生活的热闹与烟火气。就这样，《拉德洛街的林家》（The Lams of Ludlow Street）摄影项目拉开了序幕，如今这个项目已持续22年，并且还在继续。

《护照照片》，2003年。

霍尔顿最初跟随“大学社区服务中心”探访时拍摄的那张照片是黑白的，标题为《护照照片》。林家的三个孩子站在公共区域的椅子上，各自举着自己的护照照片，凝视着镜头。三个孩子中，只有当时年仅两岁的小女儿辛迪露出了笑容。透过公寓敞开的前门，可以看到楼里的楼梯间，空旷而冷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林家公寓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孩子们的右上方挂着全家人的衣服；他们身后堆着一箱箱物品，这正印证了纽约生活的一个真理：每一寸空间都不能浪费。这张照片也反映出霍尔顿当时的“局限性”——拍摄地点就在公寓门口，孩子们对这个陌生人和他的相机充满了警惕。

《洗澡时间》，2004年。

随着时间推移，霍尔顿拍摄的照片变成了全彩色。由于林家人与霍尔顿相处得越来越自在，他们渐渐对相机“视而不见”。如今，我们得以从各个角度窥见他们的生活：相邻的床上铺着橙色、粉色、黄色和绿色的床单；雪莉和史蒂文的结婚照挂在墙上，笑容温和；窗户上、浴帘杆上都挂着衣架。有一张私密的照片，拍的是三个孩子在泡泡浴缸里玩耍，旁边雪莉在水槽边洗碗——头顶的浴球和肥皂泛着鲜艳的色彩。霍尔顿告诉我，他从未为了构图而刻意摆放任何物品，但拍摄完成后，他有时会调整照片的色彩和饱和度。“色彩本身就是信息，”他说，“有了色彩，你突然就能清晰地看到那块肥皂了。”

《七人晚餐》，2011年。

在林家，空间的局促反而成了一种“美”的来源。比如有一张照片，悬挂的衣物为用餐的家人构成了一面柔软而多彩的背景墙，五个人坐在餐桌旁微笑——桌上摆了六套餐具，其中一套是为“隐形”的霍尔顿准备的。如今已二十多岁的辛迪说，她已经记不清没有霍尔顿拍照的日子了。他的纪实风格极具代入感：很快，我们就会像霍尔顿一样，仿佛成为林家的一员，看着他们悠闲度日、吃饭、看电视。

《交谈》，2005年。

这个摄影项目也成了对某个特定“时空”的见证。拉德洛街的那套公寓——位于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廉租楼五层，面积约350平方英尺（约32.5平方米），两室格局——堪称这个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员”。这栋楼可以通往屋顶，天气好的时候，林家人会在屋顶玩耍、晾衣服。雪莉的母亲大约在1980年租下了这套公寓；1996年，雪莉搬到街区的另一处居住，史蒂文则住在这里。2004年的一张照片拍的是林家人在屋顶晾晒的一排衣物，背景中是曼哈顿下城的天际线——当时，这里还没有建起一座座崭新的豪华高楼。

《晾衣服》，2004年。

霍尔顿与这个家庭的联系早已超出了公寓的范围：2004年，他曾陪同林家人前往中国香港和内地；2007年霍尔顿结婚时，辛迪还担任了他的花童。但和所有亲密关系一样，他们之间也经历过变化与裂痕。尽管托马斯仍会去探望林家，但在史蒂文和雪莉的婚姻出现问题、最终破裂的五年里，他停止了拍摄——他意识到这个家庭需要私人空间。2008年，邻居家发生火灾，烧毁了林家的一部分房屋，这让这个家庭的困境雪上加霜。经济压力迫使雪莉接受培训，成为一名居家护理护士，之后她搬到了附近亨利街（Henry Street）一栋廉租楼里，与她的新病人客户同住——一位百岁华裔老人（孩子们叫她“奶奶”）和她80岁的儿子博（Bo）。辛迪经常在那里过夜，而史蒂文和两个儿子则留在拉德洛街的公寓。

《晚餐间隙》，2011年。

当这个家庭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常态后，霍尔顿重新开始拍摄。这段时间的照片色调更暗：明亮的色彩被阴影取代，家庭成员的神情也明显带着紧张。每个人单独出现的画面变多了，或者通过窗帘、门框、阴影与其他人分隔开来。随着时间推移，项目的拍摄场景也从拉德洛街的公寓向外延伸：孩子们陆续上了大学；史蒂文有了自己的住处，先是在新泽西州，后来又搬到了布朗克斯区；雪莉与她的客户关系愈发亲密，这些客户也成了她的“家人”。

这个摄影项目和林家人都无法逃脱现实世界的无常：2020年疫情爆发后，过了好几个月，霍尔顿才得以再次与林家人见面并拍摄。此时，“奶奶”和博已经去世，雪莉也回到了拉德洛街的家中。尽管头顶依然挂着熟悉的衣架和衣物，充满了生活的嘈杂感，但公寓却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房间里出现了屏幕和电脑，家具的摆放方式也变了——目的是为成年的孩子们创造一点私人空间。这座城市也在发生变化：林家居住的公寓楼正在翻新，原来住在那里的大多数华裔家庭都被支付更高租金的住户取代。2021年，雪莉努力争取保留“奶奶”和博的那套公寓（她已得到两人的许可，继承这套房子），甚至将此事诉诸住房法庭。有一张极具冲击力的照片：她站在亨利街廉租楼的楼梯上，身姿挺拔，身穿红白蓝三色、带有星条图案的衣服，手里拿着一个橙子——橙子在中国文化中是吉祥的象征。最终雪莉在住房法庭的诉讼中败诉。另一张照片里，我们看到她回到了拉德洛街公寓的双层床上，一边听着博生前留下的语音留言，一边对着手机露出怅然若失的微笑。

《卧室》，2005年。

7月，我在曼哈顿下东区的摄影俱乐部“BAXTER ST”见到了霍尔顿，还有史蒂文和辛迪。当时，《拉德洛街的林家》摄影展正在这里举办，一直持续到8月中旬。霍尔顿说，这个项目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记录纽约的真实生活——在距离新潮酒吧仅几个街区的地方，人们经历着怎样的“起起落落”。“这才是更真实的纽约。”他告诉我。他还强调了这个项目的“普遍性”：林家是“居住在纽约市的美国家庭，只是恰好是华裔而已”。史蒂文也认同这一观点：“我们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不是人们刻板印象中那种能出医生、律师的移民家庭。我们不是那样的。我们只是一个普通家庭，在这里生活，而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

《上大学前一个月》，2018年。

对史蒂文来说，他与霍尔顿的关系始终建立在“信任”之上：他和雪莉一直是开朗的人，愿意接纳别人走进自己的生活。霍尔顿说，他把与林家的合作视为一个“终身项目”。他告诉我，只要林家“还愿意为他开门”，他就会一直拍下去。离开画廊时，霍尔顿与林家人之间的亲密互动让我深受触动：他们自然地开玩笑、分享回忆，聊天结束后又轻松地临时约好接下来的安排——大家一致决定去吃面条。在霍尔顿的《拉德洛街的林家》系列作品中，他捕捉到了无数瞬间，而其中最永恒、也最能体现纽约本质的，或许是这样一个事实：在这座城市里，许多陌生人偶然相遇，跨过那道“门槛”，最终成了一家人。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