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位政治理论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因其对极权主义的研究而闻名于世。她的思考和写作敏锐地洞察到现代社会对人的政治生活和心灵生活造成的危险。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阿伦特就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及以自
专题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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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政治理论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因其对极权主义的研究而闻名于世。她的思考和写作敏锐地洞察到现代社会对人的政治生活和心灵生活造成的危险。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阿伦特就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及以自然科学为模板的社会科学（特别是实证主义、功能主义、行为主义的社会学）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不仅开始重估阿伦特的思想，而且将她与马克思、韦伯并列，作为重新构思“社会”概念以及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资源。从尖锐的批评者到强力的盟友，阿伦特是如何进入社会学视野的？阿伦特本人是如何看待社会的？她又能为社会学提供哪些洞见？
在阿伦特看来，社会学寄生于现代社会。她对社会学的敌意，基于其对“社会”的实质理解。更准确地说，阿伦特并没有界定society是什么，而是严格区分了the social（社会性）与the political（政治性）。她用the social概括生存需要、劳动和消费、命令和管理、顺从主义以及工具理性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人类活动和态度，而它们组织了现代社会的大部分生活领域。相反，the political意味着不可预料的人类行动和互动、沟通和说服、权力的涌现以及制度的创造。阿伦特通过聚焦于历史上的英雄、革命和抵抗行动，来呈现政治活动对于共同世界的维护与更新。约翰·列维·马丁指出，在阿伦特这里，the social指的是在我们之后并包围我们的事物，而the political则标示着在我们之前且在我们之间的事物。因此，对阿伦特而言，“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就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概念，而“社会”也不是由各个部分（经济、文化、政治，等等）组成的总体（布鲁诺·拉图尔也反对涂尔干式的社会观，而转向讨论the social如何聚集的问题）。毋宁说，行动只能是政治行动，且the political总是对the social的超越。
在方法论上，阿伦特拒斥客观或抽象地描述人物、事件和经验，而是想象性地介入各种社会政治场景，并揭示其中的意义，进而与各种观点展开争论。因此，在面对反犹主义、黑人民权运动以及艾希曼审判等事件时，阿伦特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立场，而是将自身关于自由、政治和人性的意见诉诸笔端，并卷入到公共论辩之中。这是阿伦特思考和写作的方法论，同时与她将政治视为表现个人之卓越的舞台的观点相契合。因此，阿伦特用修辞和叙事来表达自我的思考和判断，从而期待他人的回应以及公共领域的讨论，这有别于经典社会学家及其追随者所采取的价值中立态度、理想类型方法或功能主义路径。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阿伦特的理论和方法对社会学来说似乎是个麻烦，因为她打破了社会学家习以为常的诸多预设。尽管如此，在马克思和韦伯之外，阿伦特关于行动、权力和革命的政治理论仍能为社会学提供一个极具潜力的思考方向。事实上，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亚历山大的公民领域理论、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以及霍耐特的社会哲学，都从阿伦特那里汲取理论资源，而彼得·贝尔、菲利浦·沃尔什和艾萨克·里德等人已经援用阿伦特构想新的社会理论了。据此，本专题择取的文献亦围绕阿伦特与社会学的关系这一问题：第一部分介绍阿伦特给社会学带来的挑战和洞见；第二部分呈现近年来社会学对阿伦特的政治理论的吸收和转化。
艾萨克·阿里尔·里德（Isaac Ariail Reed），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他的研究包括对人文科学中诠释与解释的研究，进而转向权力社会学和现代性转型。著有Power in Modernity: Agency Relations and 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of the King’s Two Bodies（2020）、Sociology as a Human Science: Essays on Interpretation and Causal Pluralism（2023）等。
迈克尔·温曼（Michael Weinman），曾任柏林巴德学院哲学教授，现为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政治学和犹太研究高级讲师。其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古希腊思想、现代犹太思想和政治思想史，以及这三个领域的交叉领域。近期著作包括The Political Theology of Hannah Arendt: Augustine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ity（2025）、Hannah Arendt and Politics（2020）（合著）等。
摘要
在本文中，我们通过区分“行动”（action）与“代理”（agency，又译“能动性”，作者在本文中的使用更贴近代理，为防止语义断裂，故统一译为代理。）两种概念，重新审视有关权力的社会学理论，并重新解读现代性转变这一进程，为社会理论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根据亚里士多德、卡罗尔·帕特曼（Carole Pateman）、汉娜·阿伦特和恩斯特·康托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的学说，我们构建起一个关于权力的概念模型，聚焦于将他人指定并限定为自身在世上的代理人（agent）这一过程，包括代理关系之内及被排除在外的多种不同表现。本方法为理解现代性提供了一种不同视角，区别于那些源于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理论。通过回顾法国大革命以及20至21世纪美国的总统政治，我们将展示这一框架如何应用于历史与政治社会学研究项目的构建。
关键词
亚里士多德；汉娜·阿伦特；法国大革命；行动；自由民主制；政治哲学
在长达四十余年的思想进程中，欧洲及英语世界的社会理论勾勒出了一种人的形象，即被卷入一系列情境、关系、等级、模式、意义和历史节点中的行动者（actor）。由此，我们对经典社会理论中的矛盾概念——个体/集体，共同体/社会，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作出了更为精细的阐释。我们不遗余力地挖掘细节，沉稳地得出结论：人们创造历史，但不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情形（circumstances）中。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进步，无论其政治作用如何。无论是对行动中身心融合的特别关注，还是通过文化意义解释自我，或是对高度分化的（晚期的或者流动的）现代性世界的研究探索……这些都让我们对人类社会性和历史性有了更复杂的理解。
特别是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研究者不愿再假想出抽象的决策者或具有某种偏好的选民，而是聚焦于一个个拥有身体、性情各异的人。在此背景下，社会理论家们逐渐转向探讨个体之外的客观世界与个体主观内心世界之间的交汇。根据这种人的形象，在特定习惯的引导下，人们会采用特定的剧目（repertoire）与理解，在社会生活的舞台上表演，从而触发历史与社会中的偶发事件。正因如此，马克斯·韦伯将社会科学界定为具体现实的科学（Weber，1949）。再者，社会理论学者还沉迷于（也应当如此）寻找社会变迁与动态的成因。于是很自然，欧洲大陆与英语世界的社会学研究，开始对源自西方哲学传统的自由意志问题进行升华。而随着社会理论发展出各式各样的术语，用于研究人类个体在与他人及各种环境（自然的、人造的、经济的、象征的……）相互作用中的行为，“代理”（agency）这一概念逐渐走入视线的中心。纵然取得了诸多智识进步，我们还是在“代理”上出了差错。
个体——包括其所属群体或类似的组织——的行动与代理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在社会理论中，我们常说社会学是社会行动的科学，但也承认，在社会科学解释的目标中隐含一种因果决定论（causal determinism），往往会被个体（拥有主体性、身体和习惯）或组织（拥有集体决策过程和运用政治机会的多变能力）的某种“代理”性打破。难处就在这里。社会理论陷入了原地踏步的困境，除了直觉上认为具有典范性的个体和群体的特定行动之外，我们无法清晰地阐述“代理”。那些我们合理识别出的典范行动包括：社会运动通过向现代国家争取让步来伸张正义，创造性个体对压迫性社会规范的颠覆，亲历现实（lived reality）对主导性话语的反断言（counter-assertion），以及民间流行的对不平等、疾病与社会冲突的解读。
亚当斯（2011）将这种倾向视为对“英雄式”代理观念的反复运用，该观念糅合了浪漫主义的意志观念与康德式追求个体自主（individual autonomy）的理想。反反复复的“智识重击”让亚当斯心灰意冷——在人类科学领域的几乎任何智识场域中，都可以提出“代理（能动性）如何呢？”的问题，这类问题既招致矛盾重重的解读，又可被视为提问者对于个体与群体自决能力（self-determination）极为真诚的规范性诉求。如此一来，代理概念长期指导着我们的社会历史研究，不断（尽管有时是隐而不显地）将复杂的社会世界分解为“结构”（structure）与“代理（能动性）”。一系列约定俗成的概念由此诞生，将“行动”和“代理”与抵抗大型结构的意志关联起来，也与个人选择另一种行动或不行动的能力关联起来。与此过程同时发生的，是对“结构与代理（能动性）”经典理论著作（例如Giddens，1984；Sewell，1992）的著名批判（Alexander，1995；Emirbayer，1997）。在另一片论争的天地，关于非人类代理（能动性）的问题被反复提出和讨论，而但这些探讨与它们所敬而远之的社会理论核心问题之间的关系，尚有待探清。
整体来看，相关讨论嘈杂纷乱。我们还发现，各种约定俗成的“代理（能动性）”意涵往往退回到一系列现代矛盾中，它们带有性别偏见，会将其试图分析和批判的权力关系部分加密。面对这些智识问题，本文作者及研究小组的参与者发现，有必要从亚里士多德说起，尤其要对行动与代理做出鲜明区分，即使两者是相互关联的。我们既为此文取了一个如此宏大的标题，便要做到：（1）阐明行动与代理的区别，探讨这一区别对我们思考的启示，引入一些新术语；（2）通过对社会理论中权力理论化的简要批判性讨论，真正抵达问题的核心；（3）阐述在我们研究小组的新关切面前，特定有效文本的创造性协同效应；（4）通过新术语，揭示现代性进程中可观察到的现象；以及最终（5）根据本文（必然带有倾向性且大胆的）主张，指明下一步研究方向。通篇文章将采用色彩鲜明的文字风格，提出一系列打破常规的主张。这正是目的所在，我们就是要掀起争论，号召对话，推动21世纪开展新的研究方案。毕竟在人文科学领域，进步性研究计划只能在坦诚的争论中产生。
I. 行动与代理
从行动说起。人类个体拥有在世的筹划（project）。正如阿伦特（2013，pp.57，55）所写，人们离开亲密空间中“个人立场的复制”，去参与由他人及其视角构成的更广阔世界，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想让自己拥有或与他人共有的东西，比他们的现世生命更长久”。在个体层面，人类致力于自我教育，争取职位，获得认可；而集体层面，人们组建协会，重塑环境，建立体制，打造或重建法律、社会和经济关系。正如阿伦特所强调的，这些参与筹划的人（或“共享同一个世界的人”）既关注过去和未来，也关注当下，因此他们有一系列目标，融合了对所处情境的阐释以及可利用的手段。人们带着这些在手段与目的不断权衡，追逐自身的筹划，在时间中（in time）行动。这种对世界的导航（navigation）即为行动，而对手段、目的与行动者的筹划之间关系的理解，源于人们的阐释。行动者的筹划往往充满幻想，受到迷思与误导性理论的影响。即便并非如此，行动者的追求本质上是在当下不断构建一种对未来的阐释——如何实现某种未来，而不去实现另一种未来。阿伦特（2013，pp.230，188）在强调行动及其阐释的过程特征时，指出了行动在发生时的呈现与历史学家所获取的行动完整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行动只把自己充分揭示给讲故事的人，也就是历史学家回顾的目光，他们的确总是要比亲身参与者更好地了解所发生的一切。虽然行动者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也能给出关于意图、目标和动机的可信陈述，但……在意义和真实性方面都不能同历史学家的故事相提并论（Arendt 2013，p.192）。
《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是阿伦特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之一。她在书中区分了劳动、工作和行动三类根本性活动，强调人通过行动与言说在公共空间中彼此显现，从而开创自由、建立共同世界。[图源：douban.com]
当我们谈起行动，我们讲的就是行动者对未来的陈述，无论是通过纯粹的幻想还是对概率的谨慎评估。行动是一种逐渐在世界中展开的过程，经个体与集体环境的和解而实现。但作为人类普遍现象的行动不应与代理混为一谈。因为，行动总是未完成的，且受制于相互牵连的表象之间的持续竞争，而代理则不同。
拥有在世的代理，不仅意味着成为一个拥有筹划的个体，而是要以自己希望被他人阐释的方式，成功地做出行动，从而提升筹划实现的可能性。拥有代理，意味着此人改变世界的方式，与其对自身行动的叙述相一致，也与这些行动在他人眼中的呈现相一致。获得代理的人让他们口中的故事与世界相互协调，这些故事与他们的筹划也形成了相互塑造的关系。通过将其他人类（以及非人类）纳入行动者的筹划，代理本身得到了增强。这意味着，虽说一切行动者皆有其筹划，行动是社会生活的普遍特征，但代理不然。代理是会变化的，因此既需要分析性思考，又需要经验性研究。
这也意味着，代理并非一种形而上学的实体，也不参与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二元对立。吉登斯一派的社会学（Giddens，1979，1984）在这里就犯下了严重错误——将康德式的二元论（即决定性原因与自由道德体验的对立）强加于“结构”与“代理（能动性）”之上，改写了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阐释，仿佛社会学根本不是一门历史性的具体科学。其实，与其将代理视为一种神秘的、不可知的、无从追溯的东西，不如参考弗里兰德（1985）对“亚里士多德式行动”的阐释，探讨何为代理人。正如弗里兰德（1985，p.399）所指出，亚里士多德（2012，3.1.1111a，3–6）描述了“行动的六个‘特定情形’”：（1）代理人（tis）；（2）行动，即“做什么”（ti）；（3）受动者（peri ti en tini prattei）；（4）工具（tini）；（5）目的（heneka tinos）；以及（6）方式（pos）”。要理解弗里兰德（以及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代理人为何意，仅仅知道此人在某时某刻以某种方式行动（即1、2和6）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了解这些行动情形中其他决定性细节，比方说：“代理人自身概念中的对象”（peri ti en tini prattei [情形（3）]），“以何种工具”（tini [情形（4）]）实施该行为，以及出于何种目的[情形（5）]）。
“结构与代理（能动性）”模型所遗漏的正是蕴含于情形（3）至（5）中的代理要素。对于吉登斯及其他遵循康德式研究图示的学者而言，代理存在于认知层面，是自由行动与主体间（intersubjective）合作或斗争的空间，而“结构”则是支撑它的物质与文化基础（如资源与图式），是因果关联的空间。而另一方面，弗里兰德笔下的亚里士多德将今天通常分析为“结构”的要素视为代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是情形——某人（1）以某种方式（6）参与实践（2），同时也要考虑到行动指向的对象（3），通过某种工具（4），并怀有目的（5），而这一目的并非仅仅来自于个人设计。
因此，尽管亚里士多德并未提出我们此处探讨的主体间关系（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理论，但他为当代社会理论提供了一种极有价值，甚至可以说极为必要的论述，关乎代理人如何实现自己的筹划。只有挑战了当前社会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代理（能动性）概念——最好基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权力，参考亚里士多德的“潜能”（dunamis）——才能理解为何将代理视为行动能力的观点几乎是本末倒置。当我们与亚里士多德及弗里兰德对亚里士多德行动观的阐释展开对话后，我们将阐明：代理是为实现某一筹划而采取的行动，该筹划可能源于其自身，但更常见的是受该筹划的原初创作者的指导。也就是说，代理人并非行动的源头，而是为实现该筹划而付出行动的执行者，筹划本身另有起源。
需要指出，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行动者”理解为选择的源头，从而把行动视为一种人类的普遍能力。回到亚里士多德并不意味着放弃个体，更不否定个体拥有英勇抵抗的能力。行动以及不行动的能力——例如在被指示方向时拒绝移动自己——关键要依赖“选择”。这也是亚里士多德理解人之为人的核心。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给人类下了一个功能性定义：“选择的源头”。而选择本身则被定义为“带着欲望的思考，或/和带着思考的欲求”（2012，6.2.1139b，3-4）。因而在此意义上，行动是一种跨历史、跨文化的人类存在属性，它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权力关系；社会理论对行动的浪漫情怀确实有其现实根基。然而，这种语境独立性绝不适用于代理。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按指示去行动的潜能，与那以人类心智为主、身体为代理人的代理无关。相反，依照亚里士多德关于行动的形而上学，行动者选择不按期待或指令去行动，并不是做出此番选择的行动者所表现出的代理，而是欲望与思考的融合。
代理则截然不同：它体现在行动者欲望与思想的融合之中，行动者选择把“如何做的知识”与“做成的能力”与自己或他人的筹划相协调。这是以关系的角度来思考代理。由此观之，代理存在于指向（direction）、委托（delegation）与组织的社会过程之中，它归于委托者，而非被指引者（Adams，2011）。当行动者（“选择”）让自己的行动与他人的筹划保持一致时，代理也被赋予了后者。
代理就是能够派遣他人作为你的代理人——殖民地的“企业家”（Adams，1996）、执行文官统帅命令的将军（Feaver，2005），或在华盛顿代表你利益的游说者。因而，一个人要拥有代理，就必须能够让另一个人（或也许是某个事物）成为其筹划在世的代理人。所以，人之为人，意味着能够以筹划来行动；而若要行使代理，则是派遣某人或某物代你行动。因此，关于行动与代理的问题——关于人类在环境中行动，并以他们的筹划之名，试图跨越空间与时间延展自身——为我们引出了以下词汇，用于将权力概念化。
II. 统领者（Rector）、行动者与他者：研究与批判权力的语言
从行动与代理的区分出发，社会组织的研究可以理解为：它要解决因人的脆弱而产生的问题——人被时空所束缚，人所处的直接环境无论如何被技术增强，都难以无限扩张（Arendt，2013，p.188）。行动者都拥有筹划，而要在时空中实现这些筹划，就必须动员人和物，并找到二者的有利组合，以便达成既定目的，并创造全新目的。
批判理论中的乌托邦、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及实证经济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可视为关于如何以公正（或至少更可取）的方式组织人群，并为参与其中的人增进或保障某种良好生活的辩论。许多时候，把各种相互竞争的筹划整合一种共享的筹划，服务于共同展现的良好生活，可以说是部分源于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思想传统。我们尤其可以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批判性地汲取资源——正如我们所做的那样。然而，这种将协商、认同与共识视为人类组成群体、以便共同完成个体无法完成之事的思维传统，构成了关于团结的社会理论。只不过，团结并不能成为理解代理的唯一概念，甚至不算是核心概念。
这是因为，若以团结为中心，我们常常会否认阶序（hierarchies）作为社会组织的核心形式，也不能解释，为何将“行动”作为人对世界主体性投入（subjective engagement）的核心是充满矛盾的。我们必须避免类似的否认，为此，我们必须与这熟悉的亚里士多德式传统作出痛苦的决断。
与团结的传统相对，我们需要说明阶序关系的效用，包括它如何为个人筹划的实现提升可能性——包括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传统珍视的良好共同生活筹划。今天，社会理论普遍承认，现代性有其“阴暗面”，表现为官僚与技术理性在完成种族灭绝、奴隶制与劳动剥削等筹划时的效用；我们已知晓现代性的他者，以及他们面对的生产过剩与过度剥削问题（参见如Alexander，2013；Go，2016；Sala-Molins，2006）。关于现代性的这类探讨，很少明确联系到上文所呈现的亚里士多德式行动与代理观念。在此观念中，归属于那些由行动者代其行事的代理，与共同筹划的现象密不可分。而共同筹划则涉及权力。也就是说，人们通过发出指令，寻找可将部分筹划委托出去的盟友，确保一系列行动者成为自己的代理人，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筹划。倘若情况确实如此——而人类行动中无处不在的阶序制也表明确实如此——我们实际上可以将这两种洞见以下列方式结合起来。
我们可以假设，人类个体在追求筹划的过程中，将始终伴随一种对世界的阐释，即把世界中的个体划分为三种类型：统领者（拥有筹划的人）、行动者（代表统领者或“以筹划之名”行事的人），以及他者（处于筹划之主体间性之外，并可能成为其障碍的人）。因此，我们可以呼吁研究者们重构这种世界阐释模式，及其具体实施中的意义差异，并仔细追踪这些意义差异对权力与地位的影响。
这是一种从统领者视角出发的阐释。若统领者成功地找到了诸多代理，那么该阐释将成为对已转化为代理人的行动者的阐释，甚至可能成为他者的阐释。但这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议题。因为统领者、行动者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社会链条中的环节——链条本身就是斗争的场所（当然它们确实如此）——也源自这些关系的表征（参见Reed，2011关于“形成原因”的论述）。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围绕权力关系及其象征表现而展开的斗争框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斗争场所——批判社会理论正以一种微小却坚定的方式介入其中。
此外，统领者—行动者—他者的关系链条纵横交错、相互重叠，形成了一张复杂的代理关系之网；在这张网中，代理是流动的，在某些情况下汇聚或累积于特定的节点或节点集，从而归属于占据这些节点的个人或组织。因为代理链条可以像手风琴一样展开，远远超出二元或三元的结构。所以，如果代理在社会个体之间分散不均，那是因为这些个体在多重交叠的统领者—行动者—他者关系链条中所处的位置不同。
我们由此提出，研究这些交叠链条的性质，或许是我们研究社会权力的最佳途径。举例而言，商品生产的供应链就是一条漫长的经济权力链条；像沃尔玛这样的买家日益成为终极统领者，设定“工厂主—统领者”与“工人—行动者”谈判的条款。促成此类买家代理累积的具体条件，正是资本主义史研究的对象。再举一例：研究警察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便是研究暴力之使用及其正当化在不同统领者与行动者之间的分布。警察与公民的关系（有时）是一种“统领者—行动者”的关系，指令从中被发出（有时也被遵从），尽管行动者自有其不同的筹划。然而，警察本身又是以其局长为最直接统领者的行动者，而更宽泛地说，他们是“公众”的行动者——这是一个复杂而含混的能指（signifier），大概指涉共享“维护社会法制”这一筹划的大量个体集合。尽管如此，公民也可能对警察提出诉求，希望摆脱警察的指令，甚至颠倒“警官—统领者”与“公民—行动者”的关系（借助那些众所周知的昂贵代理人——律师）。或者，至少部分公民可以做到这一点。在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中，还有一些人对警察而言并非行动者，而是他者。这种关系不再是通过承认、诉求与象征斗争构成的阶序游戏，而是一种暴力且彻底的物质性与象征性排斥。那些被归于社会秩序之外、需要特殊警务的“例外”个体，不会被询唤为公民，而是面临肉身被排除在外、道德上受尽羞辱的他者处境（Fassin，2013）。对于这些警察的他者而言，一名警察个体确实可以成为某种最高权力，不仅生杀予夺大权在握，而且在某种复杂意义，警察被赋予了生杀予夺的权利（Agamben，1993；Foucault，1990；Reed，2017）。
图为2025年9月13日，支持者聚集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参加由英国反移民活动家Tommy Robinson组织的反移民集会。[图源：reuters.com]
权力二元关系实际上是统领者、行动者与他者所构成的三元关系，这一洞见自卡尔·马克思将产业后备军（industrial reserve army）视为“他者”并由此对“资本家—工人”这一“统领者—行动者”关系施加巨大压力以来，就已成为社会学的核心议题。然而，除此奠基性范例外，社会学事实上揭示了“统领者—行动者”二联体（或由不同统领者及以多种方式代其行动的行动者所构成的网络）与他者之间关系（且受他者影响）的各种不同变体。例如，对异性恋规范的结构主义解释（可见于Gayle Rubin[1975]，以及经操演性[performativity]概念修正后的Judith Butler[1999]）指出，被贬斥的酷儿他者对于男性—女性关系的构成至关重要。男性与女性通过排斥酷儿个体、否认酷儿欲望，从而以男女互欲的异性模式建构起生理/社会性别（sex/gender）秩序。然而，象征性排斥只是统领者—行动者二联体所面对的一种他者性。外人或他者也可能以调停争端的第三方、监管劳动合同的执行者，或是公共吹哨人（Shapiro，2005；Simmel，1950）的身份登场。
这些立场如何、何时，又为何会发生转变？何时被极端排斥的他者能够“入局”，成为新的行动者？统领者何时放弃其权力与责任？行动者何时彻底改变对受憎他者的阐释？行动者又何时放弃“入局”的任何可能——放弃忠诚与发声，而选择退出或攻击？当“谁是统领者、谁是行动者、谁是他者”的表征在社会中流通时，这些表征又如何影响人们的政治实践？
我们的主张是：权力应被理解为本文描述的“代理叠增”（accrual of agency）。个体拥有各类筹划，并通过行动来实现，方法是招募盟友作为代理人。然而，将行动者收编为代理人始终充满复杂性：不仅因为世界处于流变之中，任何代理链都将在无数其他代理链之间展开，更因为作为人类的行动者自有其筹划与意义（Eigensinn，see Krause 2014，64–68），因而只能以艰难且充满偶然性的方式被塑造成代理人。权力关系周围的张力，始终部分源于统领者如何让行动者放弃原有筹划而承担起统领者的筹划。更进一步，张力来自于：在任何一组统领者与行动者之外，横亘着一个庞大而多样的他者世界。
正是在这样一幅世界图景中，我们打算启动一项研究计划，针对米歇尔·福柯曾称之为“对那些让我们认为并认识到，我们是自己所作、所思、所言的主体的事件展开历史学的调查”（Foucault，1984，p.46）的批判。然而，我们所使用的工具与福柯有所不同，主要源自我们所受训练的社会理论繁盛传统，福柯的介入虽重要，却绝非这场讨论的唯一构成要素。
〇本文译自Reed，I. A.，& Weinman，M. (2018). Agency，power，modernity: A manifesto for soci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6(1)，6-16. 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本文转自公众号 | 社會學會社
来源：再建巴别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