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江浩荡万里,自西向东奔流不息。江水在鄱阳湖以北转向东北,流经芜湖后又折向北方,直抵建邺,继而东流入海。(建邺即今江苏省南京市。该地原名建业,为东吴都城。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灭吴,统一全国后废除“建业”之名,恢复旧称“秣陵”。次年(281年)设立建邺县,
长江浩荡万里,自西向东奔流不息。江水在鄱阳湖以北转向东北,流经芜湖后又折向北方,直抵建邺,继而东流入海。(建邺即今江苏省南京市。该地原名建业,为东吴都城。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灭吴,统一全国后废除“建业”之名,恢复旧称“秣陵”。次年(281年)设立建邺县,正式改名为建邺。到了313年,因避晋愍帝司马邺的名讳,遂更名为建康。)
自芜湖以下,长江下游南岸区域古称“江东”。三国时期,此地为东吴政权的核心所在,因此“江东”也逐渐成为东吴统治疆域的代称。
广陵郡位于徐州境内,治所设于今江苏淮阴,地广人稀,幅员辽阔。时任广陵度支(主管财政赋税)的陈敏,出身庐江,早年因镇压响应张昌起义的石冰有功,升任广陵相,自此自诩智勇兼备、谋略超群,渐生割据之志,图谋掌控江东之地。
后来,东海王司马越扩军备战,任命陈敏为右将军、前锋都督。然而,公元305年八月,司马越驻军萧县,屡次败于刘乔之子刘祐之手。
陈敏见中原动荡、局势可乘,便主动请命南返江东,借招兵之名积蓄力量。他迅速集结旧部,广纳新卒,势力日盛,最终在历阳(今安徽和县)自立门户,脱离节制,独掌一方。
陈敏刚刚占据一方,昔日并肩征讨石冰的旧友甘卓,因战乱频仍,辞去官职返回丹阳故里。途经历阳时,他顺道探访老友陈敏。陈敏欣喜万分——这不仅是一次故人重逢,更是一次难得的政治机遇。
甘卓曾担任吴王司马晏的近侍,而这位吴王正是晋武帝第二十三子,也是晋惠帝同父同母的亲弟弟。陈敏灵机一动,立刻大肆宣扬甘卓是“皇太弟”派来的使者,借此抬高自己的声望,并极力拉拢甘卓。恰巧甘卓有一女,与陈敏之子陈景年纪相仿,两家便顺势联姻,结为姻亲。婚事办得热闹非凡,宴席接连不断,酒酣耳热之际,甘卓也被这层层温情与恭维冲昏了头脑。
在陈敏的精心策划下,甘卓竟以所谓“皇太弟”的名义,正式任命陈敏为扬州刺史,为其割据披上合法外衣。
有了这一身份,陈敏立即展开扩张行动,派遣其弟陈斌率军控制扬州下属各郡。当时的扬州辖境极广,涵盖今日的浙江、福建、苏南,以及安徽、江西的大部分地区。然而,陈敏并不满足于此。不久之后,他便觉得“扬州刺史”之名不足以匹配其野心,遂授意部下推举自己为都督江东诸军事、大司马,并受封楚公,加九锡殊礼,权势几近帝王。
随后,他又出兵攻占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并顺势夺取豫州数郡,势力迅速膨胀。
值得一提的是,甘卓出身显赫,其曾祖甘宁乃东吴一代名将,祖父与父亲也皆仕于东吴,家族背景深厚,这也为陈敏的僭越之举增添了几分迷惑世人的资本。
陈敏攀附上甘卓这一世家大族联姻之后,野心膨胀,企图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便以朝廷名义广邀四方名士与豪杰出仕,先后征召了四十余人,试图借这些人的声望为自己粉饰门面。
首位被延揽的是顾荣。他曾历仕齐王、长沙王、成都王三朝,在政局动荡中一贯明哲保身,随势而动。当年晋惠帝被挟持至长安时,他因惧怕客死异乡,便悄然逃归故里。如今陈敏假借皇太弟之名,授其右将军之职,顾荣虽未断然拒绝,却也态度暧昧。
陈敏又召请曾与自己一同征讨石冰的旧部贺循出任丹阳内史,周玘任安丰太守(治所在今安徽霍邱西南)。然而二人皆不愿与其同流。贺循托辞患风湿重症,手不能执笔,足难行路,坚辞不受;陈敏无奈,只得让顾荣兼任丹阳内史。周玘虽未能彻底推脱,但也屡称病不出,始终不肯赴任。
见贺循、周玘拒不合作,又有临海人任旭、吴郡人朱诞等人亦不肯依附,陈敏怒意渐生,心中暗忖:这些自命清高的士人终究不会真心拥戴于我,与其留下后患,不如及早铲除,以绝隐患。
顾荣历经世事变迁,深谙随波逐流、顺势而为之道。当他听闻此消息后,立即前去拜见陈敏,说道:“如今朝廷纲纪崩坏至此,想要恢复昔日天下一统的局面,恐怕已难以实现。反观江东地区,虽曾经历石冰之乱,但根基未损,元气尚存。将军您英武过人,麾下将士数以万计,水军战船浩浩荡荡,不可胜数。若您能以宽厚仁德之心礼遇地方名士,使他们各展所长,不轻信谗言毁谤,那么上游诸州便可传檄而定,大业有望成就。”
这番话令陈敏听得心花怒放,仿佛腾云驾雾一般,欣然采纳其言,于是诸多名士得以免于杀身之祸。
随着势力不断壮大,地盘逐步扩展,陈敏也推行了一些有益民生的举措:他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北部的河湖之间疏通水道,优化航运路线,缩短航程;又在曲阿(今江苏丹阳)以北开垦数百顷良田,发展农业。
然而,随着生产恢复、实力增强,陈敏的野心也日益膨胀。陈敏谎称收到晋惠帝密诏,命其前往迎接天子返都洛阳,借此名义任命其弟陈恢为荆州刺史,率军溯江而上,意图先夺取武昌,继而西进攻取长安,图谋自立。
南阳太守卫展见河间王派遣张光前来讨伐陈敏,便向荆州都督刘弘建议道:“将军已与东海王结盟,而张光是太宰(即河间王)的亲信,不如将他斩杀,以表明您的立场。”
刘弘却答道:“河间王挟持天子,其罪在彼,岂能归咎于张光?利用他人陷入险境来成全自己的安全,这种事君子不屑为之。”于是,他决定派江夏太守陶侃出兵,与张光协同作战。
有人私下劝刘弘:“陶侃和陈敏同是庐江人,又是同年出仕,如今让他去讨伐陈敏,恐怕不太妥当。万一他心生异志,后果不堪设想!”
但刘弘一向器重陶侃,对这类流言根本不予理会。
说起陶侃的仕途起点,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陶侃(259–334),字士行,祖籍鄱阳。其父曾在东吴担任扬武将军,吴国灭亡后,举家迁居浔阳(今江西九江西北)。父亲早逝后,家境贫寒,陶侃年轻时只能在县里担任低微的小吏。
有一年冬天,大雪封路,鄱阳名士范逵被举为孝廉,赴洛阳任职,途经浔阳,顺道拜访陶侃。当时陶家一贫如洗,既无粮米待客,也无柴火取暖,处境极为窘迫。
陶侃年少时家境贫寒,一次名士范逵途经他家借宿。为了体面招待客人,陶侃的母亲湛氏当机立断,悄悄剪下自己一头长发,卖给邻里换回酒菜,让主客尽欢,连范逵的随从也都被款待周到。不仅如此,她还将铺在床上的干草切碎,用来喂饱范逵的马匹,毫无怠慢之意。
临别之际,陶侃依依不舍,一路相送数十里。范逵深受感动,问他:“你可愿出仕为官?”
陶侃坦诚答道:“自然愿意,只是苦于无人举荐。”
后来,范逵途经庐江郡治所舒县(今安徽舒城),特地拜会太守张夔,极力称赞陶侃的才德与品行。张夔听后颇为重视,随即召陶侃入府,先任为督邮,负责巡视属县;不久因其办事干练、为人正直,又升任为主簿,参与郡中政务管理。
当时庐江郡隶属扬州。某次,州里派来一位部从事巡查,此人惯于仗势欺压地方,企图借机勒索。陶侃毫不畏惧,直接关闭府门,严词回应:“若我郡有失职之处,大可依法追责;若你恃权凌人、妄图敛财,我也自有应对之策!”那名官员见其态度坚决、气节凛然,只得悻悻离去。
自汉魏以来,人口达二十万的郡国,通常每年可推举一名孝廉入朝为官。
张夔见陶侃才干出众,便荐其为孝廉。陶侃因此得以前往洛阳,并多次拜见当朝执政大臣张华。在一次交谈中,张华察觉他见识不凡,颇为赏识。
当时,伏波将军孙秀原为东吴宗室,吴国灭亡后地位尴尬,门庭冷落,无人愿为其属官。因陶侃出身寒微,孙秀便延请他担任将军府舍人。
与此同时,豫章国郎中令杨晫是陶侃同乡中的名门望族,他对陶侃十分看重,曾与他同车出游。然而,洛阳官场多轻视寒门之士,吏部郎温雅得知后讥讽杨晫道:“你怎么竟与陶侃这般小人同乘一车?”
后来,刘弘被任命为荆州都督,听闻陶侃才略过人,便邀其出任南蛮长史。陶侃此前在洛阳屡遭冷遇,正感压抑,欣然随刘弘赴任。不久,他在平定张昌起义中奋勇作战,立下战功。
刘弘大为欣慰,感慨道:“当年我任羊祜参军时,他曾说我必能继承他治理荆州。如今看来,待我百年之后,真正能接掌此任的,恐怕非你陶侃莫属了!”
此刻,陶侃被任命为江夏太守,并加授鹰扬将军之职,奉命率军迎击敌军。需要说明的是,此孙秀并非赵王司马伦手下那位亲信孙秀。当时有人因陶侃与叛将陈敏同出一地而心生疑虑,为表忠心,陶侃便派遣长子陶洪和侄子陶臻前往刘弘处充当人质。刘弘非但未作怀疑,反而委任二人担任参军,并让他们返回陶侃身边效力。不仅如此,刘弘还进一步擢升陶侃为前锋督护,统领各路兵马,迎战进犯武昌的陈恢。
陶侃深受感召,奋勇出击。他巧妙地将运粮船改为战船,多次与陈恢交战,接连取胜,最终将其击退,迫使敌军败走。
陈敏此前占据江东,一路势如破竹,几无对手,此次却在陶侃手中受挫,其势力由此开始走向衰落。陶侃击退陈恢后,转任武昌太守。当时天下动荡,战乱频仍,百姓出行极为艰难——路上十人之中倒有八九遭遇盗匪,轻则财物尽失,重则丧命途中,民不聊生。
陶侃暗中下令,命将士将战船伪装成商货船只,以此引诱盗匪。那些不法之徒果然中计,数人被陶侃当场擒获。经审讯查实,这些人竟是西阳王(西阳国治所在今河南光山西)司马羕的亲随部属。
西阳王司马羕得知陶侃执法严明、难以通融,迫于压力,便将自己帐下二十余名涉案将士捆绑送至军营请罪。
陶侃毫不姑息,将这些人为首者全部处决,首级示众。
自此以后,武昌一带水陆交通恢复安宁,四面八方的百姓闻风而来,纷纷前来避乱定居。
荆州局势暂得稳定,然而与此同时,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东海王司马越等宗室藩王之间的争斗却愈演愈烈,叔侄兄弟之间兵戎相见,已进入生死相搏的白热化阶段。
杀张方在战云密布的局势下,缪胤与其堂兄缪播奉东海王之命,作为和谈使者进入长安城。此前,东海王还执意以武力铲除河间王,如今却突然转向议和,实则别有图谋。
缪播时任东海王司马越的中庶子,相当于高级幕僚,精于谋略,深得主公信赖;而缪胤则是东海王的右卫率,掌管亲军,同时又是河间王已故王妃的胞弟,身份特殊。东海王派遣这二人出使,可谓用心良苦,既具政治分量,又可利用亲属关系打动对方。
见面之后,缪播与缪胤向河间王司马颙陈词:“张方擅自将晋惠帝劫至长安,天下共愤。此事若一错再错,恐失尽人心。”他们劝说河间王司马颙顺应大势,将皇帝送返洛阳,并强调东海王司马越与河间王司马颙本为同宗兄弟(远房族亲),诸多纷争皆可坐下来商议解决,长年兵戎相见终非长久之计。
河间王司马颙素来对妻舅缪胤颇有好感,加之挟持天子本就名不正言不顺,内心早已有所动摇。经此劝说,便逐渐倾向于接受和谈提议,局势也因此出现转机。
把晋惠帝挟持到长安本是张方一手造成的。如今若要送皇帝返回洛阳,岂不是等于公开承认张方当初的行为是大逆不道?这让他颜面何存?一旦追究责任,张方恐怕首当其冲,难逃灭族之祸。因此他坚决反对回迁,并极力鼓吹:“长安自古便是帝王之都,地势险要,百姓富足,军队强盛。如今皇上在我们掌控之中,天下谁敢不服?何必千里迢迢跑去洛阳,受制于他人?”
河间王司马颙倚重张方起家,军权几乎全掌握在张方手中,只能听其摆布,无力反驳。
然而局势日益恶化:刘乔战败,豫州彻底失守;镇南大将军刘弘倒戈支持东海王,荆州随之易主;陈敏与甘卓在江东起兵反叛,江东也已失控;彭城王司马释虽驻军宛城,却按兵不动,作壁上观;成都王司马颖虽被释放,却不听调遣;而东海王、范阳王以及刘璠、刘舆等人的军队正步步紧逼……
一时间,河间王陷入四面受敌的绝境。他本想暂且与东海王议和以求喘息,但张方断然拒绝。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河间王忧心如焚,却束手无策。
河间王司马颙的参军毕垣,早年曾被张方当众羞辱,心怀怨恨。见河间王近日忧心忡忡,便趁机进言:“张方手握十万精兵,屯驻灞上,如今东部战事激烈,他却按兵不动,其心可测。如今谁握兵权,谁便可主宰天下。张方有个亲信心腹——帐下督郅辅,本是长安富户,当初张方落魄时,全靠他接济度日;待张方得势后,便将其引为左右,二人常私下密语,不知图谋何事。大王不如召郅辅前来查问,便可明察真相。”
此时,东海王司马越派出的使者缪播、缪胤兄弟也在长安,听闻此事,也劝说道:“挟持天子迁都长安,全是张方一手所为,大王却替他承担骂名,受天下人唾弃,何其不值!若能诛杀张方,既可洗清冤屈,又能赢得人心,各方势力必会归附于您,战乱也可就此平息。”
这番话让河间王动摇不已,犹豫再三,最终决定先召见郅辅,弄清底细再说。
郅辅奉命前来,中途被毕垣拦下,带进一间密室。毕垣压低声音对他说道:“外头都在传张方意图谋反,还说你也参与其中。如今大王召你前来,正是要查问此事——你打算如何应对?”
郅辅一听,顿时冷汗涔涔,慌忙答道:“我从未听说张方要造反,这……这可怎么办?”
毕垣故作愤慨,厉声反问:“你为何不说实话?”
郅辅吓得跪地立誓,坚称自己确实不知情。
毕垣又凑近一步,悄声道:“大王已掌握了确凿证据。你若再这样含糊其辞,只怕先砍了你的头,再杀张方!待会儿面见大王,他问什么,你只管连连称‘是’。多说一个字,便是自寻死路——到时我也救不了你!”
郅辅战战兢兢走进殿中,只见内外戒备森严,河间王面色阴沉、杀气逼人,早已将他吓得魂飞魄散。河间王司马颙每问一句,他都只颤声答“是”;问到张方是否谋反,他答“是”;最后问他是否愿取张方首级,他依然答“是”。
片刻后,毕垣入内,三人密谋定下了刺杀张方的计划。毕垣特意将郅辅拉到一旁,叮嘱道:“此事若成,你必享大富大贵。记住:心要定,手要狠。”
郅辅匆匆赶回灞上时,天色已近黄昏。他腰间佩刀,径直走入张方的帅帐,守卫将士对他毫无戒备。
张方抬眼问他:“河间王召你入城,所为何事?”
郅辅故作轻松,答道:“河间王命我带来一封亲笔密信,要当面交予将军。”
恶贯满盈的张方不疑有他,接过信在灯下拆阅,正全神贯注间,不料郅辅忽从身后拔刀挥落——寒光一闪,张方顿时人头落地。
这个曾横行长安、洛阳,几度扫荡京师,连三岁孩童闻其名都噤声不敢啼哭的一代凶神,就此殒命。
张方的首级被专使快马送至东海王面前。河间王司马颙本以为此举可立刻促成和议,谁知东海王见张方已死,顿觉自己如翱翔九天之大鹏,而河间王却成了力竭势孤、形单影只的困兽。从此,东海王司马越便可随心所欲,摆布对方。
河间王司马颙中计自断臂膀,诛杀张方犹如砍去自己的双手,终究只能束手待毙,任东海王宰割。
东海王司马越的先锋将领祁弘,率领幽州精锐骑兵西进。听闻骁勇善战的张方已被处死,晋军士气如虹,人人奋勇争先,直扑长安。
河间王司马颙本以为诛杀张方可换取喘息之机,岂料此举非但未能退敌,反而招致更猛烈的攻势,犹如雪上加霜,悔恨难言。他虽任命执行斩杀任务的郅辅为安定太守,以示安抚,但仅过两日,便迁怒于郅辅,将其处死泄愤,暴露出内心的恐慌与反复无常。
公元306年五月初七,祁弘率部如狂潮般席卷而来,一举击溃河间王数万守军,兵锋直抵距长安仅数十里的灞水。
司马颙见大势已去,仓促单骑出逃,孤身一人策马疾驰三百余里,最终藏身于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南境太白山的深林之中。
长安城内顿时陷入混乱,文武百官四散奔逃,躲入山野求生。饥寒交迫之际,幸得遍地橡实果腹——剥去外壳,果仁略带莲子清香,虽难称美味,却成了乱世中维系性命的救命粮。
祁弘率领的鲜卑骑兵攻入长安后,大肆烧杀劫掠,致使两万多人丧生。晋惠帝孤身一人滞留在行宫,生死未卜,听天由命。此时,东海王司马越坐镇温县,而长安城在祁弘部下的疯狂洗劫下,连续七日陷入混乱,官府与民间财物被抢掠一空,城市几成废墟。
五月十四日,祁弘挟持晋惠帝启程东返洛阳。历经多次战乱与劫掠,朝廷的车驾、仪仗、珍宝早已荡然无存,连象征皇权的御用牛车也毁坏殆尽。昔日尊贵无比的皇帝,如今只能乘坐由老牛拖曳的破旧车辆,在凄凉中踏上归途。一路颠簸辛苦,跋涉半月,终于在公元306年六月初一重返阔别一年半的洛阳。
眼前的宫殿荒芜破败,蛛网密布,尘土堆积,就连心智不清的晋惠帝也忍不住潸然泪下。他随即派人前往金镛城,接回被幽禁的羊皇后,并再度册立她为后。这位命运多舛的皇后,几经废立,饱尝辛酸,此刻总算迎来短暂的团圆。
尽管还都洛阳被视为一件大事,晋惠帝依例宣布大赦天下,并改年号为“光熙”,表面上看似开启新局,实则政局依旧动荡,朝纲不振,所谓的“新气象”不过是空洞的名号,丝毫不见真正的转机。
晋惠帝返回洛阳后,东海王司马越任命梁柳为镇西将军,镇守长安。梁柳出身安定,是著名学者兼名医皇甫谧的表弟,如今却要面对一座残破不堪的都城,治理之难,令他忧心忡忡。
此时,原属河间王司马颙的部将马瞻收拢残部前来归降,梁柳信以为真,欣然接纳。
岂料马瞻早有图谋——他假意投诚,实则伺机夺回长安。待东海王主力撤离后,马瞻突然发难,突袭梁柳,梁柳毫无防备,当场遇害。
得手之后,马瞻迅速出兵太白山,迎回河间王司马颙,再度占据长安。然而时局已变,人心不再。长安周边的地方势力如秦国内史贾龛、安定太守贾疋等人,早已不满河间王势微权重的局面,纷纷起兵反抗。他们联合率军围攻长安,声势浩大。马瞻出城迎战,兵败被杀。河间王只得紧闭城门,困守孤城,企图负隅顽抗,但内外交困,大势已去,仅能苟延残喘而已。
洛阳的东海王司马越得知河间王司马颙自太白山再度起兵,担心其势力复燃,立即派遣督护麋晃率军西进,直扑长安。此时河间王虽尚有残部可用,却已粮草断绝,陷入困境。
为求一线生机,河间王司马颙命牵秀前往冯翊郡迎敌,试图突围。这牵秀曾是名士“二十四友”之一,后来又构陷陆机致其冤死,品行素为人所不齿。此人略通文墨,善于逢迎,因而深得河间王宠信。尽管从未有过治政之功,也未立过战阵之勋,却终日夸夸其谈,声称:“若居司隶之职,必能激浊扬清;若临战阵之间,定可建将帅之功。”许多不了解他底细的人,往往被这番豪言所震慑。
麋晃率军进入关中后,遭遇牵秀据险扼守。听闻其虚名在外,竟心生疑惧,驻足不前,一时不敢贸然进军。
河间王司马颙的长史杨腾,早先在东海王军队初抵长安时,曾慷慨激昂地宣称要誓死抵抗。然而局势一变,他却暗中联合关中地方大族,前往牵秀军中,谎称奉河间王司马颙之命,令其立即停战撤兵。
牵秀本就外强中干,毫无主见,听闻“命令”后当即率军折返长安。行至万年(今陕西富平东南)时,杨腾趁其不备,突起发难,斩下牵秀首级,并派人将头颅送往糜晃处请功。此举彻底瓦解了河间王在关中的军事力量。
自此,整个关中地区尽入东海王掌控,河间王只能困守长安孤城,形同瓮中之鳖,再无翻盘之力。随后,晋室还都洛阳,东海王顺势出任太傅、录尚书事,独揽朝政大权。范阳王司马虓被任命为司空,镇守邺城;东海王之弟司马模则升为镇东大将军,驻节许昌,巩固腹地。
而在此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幽州骑兵统帅王浚,也被擢升为骠骑将军,加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仍兼幽州刺史,权势日益显赫,成为北方举足轻重的藩镇势力。
晋惠帝返回洛阳仅两月后,曾试图调解纷争未果、后来又派兵参与迎驾的刘弘因病离世。当时统治阶层内部争权夺利、战乱频仍,百姓饱受压榨,而刘弘却体恤民情,其政绩值得称道。
在新野王司马歆被杀之后,刘弘被任命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张昌叛乱平定、荆州局势恢复稳定时,下属各郡长官大多亡故或逃散。
刘弘根据部下将领的战功与才干选任官吏,举措得当,深得人心。他曾上表朝廷,请求任命立有战功的部将皮初为襄阳太守。但朝廷认为皮初资历尚浅,不足以担当大郡之任,转而任命刘弘的女婿、曾任东平太守的夏侯陟为襄阳太守。
对此,刘弘直言:“若唯亲是用,则荆州十郡,我岂能有十位女婿?”他再次力荐皮初,最终朝廷采纳其建议,改任皮初为襄阳太守。
刘弘极为重视军民生计。当时涌入荆州的流民多达十余万户,他妥善安置,发放口粮与种子,助其重建家园。对于流民中有声望或才能者,他也量才录用。在他的治理下,流民得以安居乐业,纷纷投入农业生产,荆州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安定。
过去,官府严禁百姓在岘山、方山周边的湖泊河港捕鱼。然而刘弘认为,名山大泽本应由官民共享其利,于是果断解除禁令,允许民众自由捕鱼,此举深得民心,百姓无不欢欣鼓舞。
军中原本等级分明,连酿酒都分为上、中、下三等,将士依品级领取不同等级的酒。刘弘认为“全军上下本为一体”,不应有差别待遇,便下令统一酿造一种酒,使官兵同饮共乐,增进情谊。
一次深夜巡查时,刘弘听到更夫边走边叹气,便亲自上前询问。那更夫见主帅亲至,惊惧得说不出话来。
刘弘细看,发现这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兵,须发皆白,面色蜡黄,下巴尖削,显然身患疾病。时值寒冬,他却连一件御寒短袄都没有,冻得浑身颤抖。刘弘见状勃然大怒,立即召来守城将领严厉斥责,并迅速派人送去皮袍和夹帽,安排轮班值守的更夫轮流穿戴保暖。
沔水流经襄阳后南下,抵达邔县(今湖北宜城北部),东岸建有一座木兰桥。两岸芦苇丛生,猪草繁茂。
刘弘因地制宜,鼓励百姓利用资源大力发展养猪业。两年之后,襄阳太守皮初途经此地,微风拂面,却扑来一阵浓烈的猪粪气味。他望着满地奔跑的肥猪,不禁感慨道:“木兰桥啊木兰桥!臭气冲天,猪满街跑!不如改叫‘猪兰桥’吧!”
从这些事迹可见,刘弘不仅体恤士卒、关爱百姓,还善于推动地方生产发展。只可惜史书所载有限,他的许多善政未能广为人知。
刘弘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望。他为人谦逊宽厚,凡事业有成,从不居功,总是归功于下属或同僚,称“此乃某人之功”;一旦遭遇失利或出错,却主动承担责任,直言“此乃我之过”。每当委派任务,他必在书信中详尽说明缘由与执行方法,条理清晰,体贴周到。正因如此,部下无不感佩,甘愿效命,民间甚至流传:“得刘公一书,胜过十名部从事。”(部从事:州级官员,负责巡视所辖各地政务。)
他对搬弄是非、煽风点火之人深恶痛绝。早年在益州激起民变、逼迫流民造反的辛冉,兵败后逃至荆州投靠刘弘。此人屡次鼓动刘弘对外用兵,挑起争端,企图从中渔利。刘弘忍无可忍,果断将其处决,以正风气。这一举动在荆州军民中广为传颂,众人无不称快。
当东海王司马越起兵西进长安,迎晋惠帝返回洛阳时,刘弘也派参军刘盘为都护,率军参与勤王。待刘盘凯旋归来,带回惠帝平安还都的消息,刘弘欣慰不已。彼时他已年届七旬,体弱多病,自觉时日无多,便着手安排身后之事。他上奏朝廷,不仅呈请辞官归养,还慎重推荐了继任人选,以供朝廷参考。
然而,天不假年。公元306年八月,距晋惠帝返洛仅两月,刘弘尚未等到朝廷批复,便在襄阳病逝。消息传出,街头巷尾哀声四起,军营百姓如丧至亲,许多人悲痛落泪,久久难以平复。
在荆州军民沉浸在悲痛之中时,唯有司马郭劢心怀异志,暗自窃喜。此人素来品行不正,曾多次被刘弘训诫教诲,但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对刘弘心生怨恨。如今刘弘病逝,他便趁机图谋作乱,企图煽动部众起兵反叛。
恰在此时,成都王司马颖从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东南)逃出,辗转抵达襄阳以北百余里的新野(今河南新野)。郭劢得知后,立即派人迎接司马颖前来荆州,打算借其名号作为政治筹码,实现割据一方的野心。
然而,此前朝廷已有诏令下达,要求各地擒拿成都王。刘弘之子刘璠听闻司马颖抵达的消息,顾不上仍在为父守丧,当即披甲上阵,率领荆州府兵迅速出击,讨伐郭劢与成都王。郭劢平日不得人心,势力薄弱,很快溃败。成都王司马颖仓皇逃窜,连母亲和妻儿都来不及带走,仅携二子渡过黄河向北奔逃。途中他收拢旧部将吏数百人,准备投奔正在以他的名义起兵的公师藩。
公师藩满怀希望地从兖州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南)渡河,意图接应旧部,然而刚一过河便遭遇宿敌苟晞。
双方接连激战两场,公师藩兵败身亡,壮志未酬。成都王司马颖原本指望依附公师藩重振旗鼓,却未能如愿,只得四处逃亡,形同丧家之犬,惶恐不安。
在混乱之中,曾追随公师藩的汲桑与石勒侥幸脱身,逃回原先的牧马之地暂避风头。
经过一段时间休整,二人积极联络失散的牧民与胡人部众,并多次袭击郡县监狱,释放囚犯以壮大队伍,逐步积聚起新的力量。
正当汲桑与石勒筹划东山再起之际,成都王司马颖的命运却已走向终结,昔日权势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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