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林小芳，八五年出生在江南小镇上。那时候的小镇，屋檐下晾着的咸鱼，巷子里飘着的豆腐香，小煤炉上滋滋冒泡的米粥，是我童年最深的记忆。

电话铃声划破了医院的寂静。

＂喂，小芳，你爸妈回老家了？老陈怎么出了车间事故？＂

我握紧话筒，眼泪终于决堤。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就像一场没有预兆的暴雨，把我淋得透湿。

我叫林小芳，八五年出生在江南小镇上。那时候的小镇，屋檐下晾着的咸鱼，巷子里飘着的豆腐香，小煤炉上滋滋冒泡的米粥，是我童年最深的记忆。

家里的老式木柜上摆着一台黑白电视机，每到放《渴望》的时候，邻居们都会挤进我家的堂屋，坐在竹椅上津津有味地看。爸爸是大队里的会计，戴着一副老花镜，总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核对账本；妈妈则是生产队里的女劳模，能挑一担百来斤的谷子走十里山路而不喘气。

＂闺女啊，好好读书，以后到城里去，过上好日子。＂这是爸妈常挂在嘴边的话。他们没念过多少书，但对知识有着近乎虔诚的崇敬。

我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二十岁那年，我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学的是财会专业。那时候，能走出农村去城里的姑娘，在村里可是十里八乡的骄傲。

毕业后，我通过学校分配，留在了省城一家国营百货商店当了营业员。那年头，能有个＂铁饭碗＂，已经是很多人羡慕的事情了。

就在百货商店工作的第二年，我认识了陈建国。他是机械厂的车间技术员，因为来百货公司采购设备零件时，被柜台后面的我一眼相中。

＂小同志，这个型号的轴承你们有货吗？＂他的手指粗糙，声音却很温和。

我抬头，对上了他的眼睛，黑亮中带着几分腼腆。从那天起，他隔三差五就来＂采购＂，明明只要那么一两个小零件，非要挑个把小时。

三个月后，他提出了交往，半年后，我们领了结婚证。婚礼很简单，在厂里的食堂办了三桌酒，请了双方的同事和我从老家来的爸妈。

＂小芳啊，你这个婆家不错哩！＂妈妈悄悄拉着我的手说，眼里满是欣慰，＂建国这娃子实诚，以后有福啰！＂

婚后的日子和我想象得不太一样。那时正赶上九十年代初的国企改革，我和建国都忙得不可开交。他在机械厂上白班，经常加班到深夜；我在百货商店当营业员，赶上节假日促销，连轴转是常事。

日子虽然紧张，但也甜蜜。我们住在单位分的一室一厅的小房子里，每月工资加起来三四百块，虽说不宽裕，但在那个年代，已经算得上小康之家了。

没多久，我怀孕了。那时候，刚刚兴起B超，医生指着那个模糊的小点对我说：＂是个小闺女。＂

我和建国偷偷地笑了，眼中满是期待。孩子出生后，我们更是忙得脚不沾地。那时候单位没有育儿假，月子还没坐完，我就得回去上班。

一天晚上，我抱着哭闹不止的孩子，急得团团转。建国看着我眼下的青黑，叹了口气。

＂小芳，要不让你爸妈来帮忙带孩子？＂他提议道，一边把晾好的尿布小心翼翼地叠起来。

我拿不定主意。父母年纪大了，又是农村人，城里的生活方式和农村不一样。他们不会用煤气灶，不习惯楼房里的水冲厕所，连菜市场买菜都可能被宰。

可孩子总得有人照顾，单位的托儿所名额紧张，请保姆又不放心，更何况我们的工资也负担不起。

经过再三考虑，我打电话给了家里。那时候农村还没通电话，我只能打到生产队部的公用电话，让他们通知爸妈。

三天后，爸妈来了。他们坐了一夜的硬座火车，又转了两趟公交车，提着一篮子家乡的咸鸭蛋和腊肉，脸上写满了疲惫和兴奋。

＂闺女，这就是我外孙女啊！＂妈妈一进门就伸手要抱孩子，脸上的皱纹舒展成一朵花。

爸爸则站在一旁，局促地打量着我们的小家，手里紧紧攥着那顶从不离身的解放帽，眼神里满是陌生和谨慎。

＂爸，坐，别客气，这是您闺女家。＂建国忙着泡茶，态度热情得让我有些意外。

爸妈来了后，家里的一切都变得井井有条。妈妈早上五点就起床，用压力锅先煮上米粥，再炒两个小菜；爸爸学会了用煤气灶，每天负责烧开水、打扫卫生，还主动承担了接送孩子上幼儿园的任务。

他们的生活习惯很快适应了城里的节奏。妈妈学会了用电饭煲和洗衣机，爸爸也摸索出了城市的公交线路，甚至学会了去邮局给老家的亲戚汇款。

我记得有一次，妈妈把一个月的生活费用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密密麻麻的数字，旁边还有她画的一些简单符号——米袋子、菜刀、鱼形，大概是为了方便自己识别。

＂妈，您这是干啥呢？＂我好奇地问。

＂记账啊，看看钱都花哪儿去了。＂妈妈认真地说，＂别看你爸当了一辈子会计，我也是有点子会计头脑的。＂

＂您就别操这心了，我和建国赚的钱够花。＂

妈妈摇摇头：＂城里物价贵，得省着点花。再说了，钱不攒起来，以后小囡上学咋办？＂

就这样，爸妈在我们家默默地付出。他们从不乱花钱，每次我塞给他们的零花钱，都会被偷偷塞进我的钱包，或者藏在我梳妆台的抽屉里。

＂花啥钱？在城里白吃白住就已经很好了。＂爸爸总是这么说，手里却一直攒着烟盒，舍不得扔，直到攒够了一定数量才拿去换钱。

一年、两年、三年……转眼八年过去了。孩子慢慢长大，上了小学，家务活也越来越多。爸妈的头发全白了，爸爸的腰也越发弯了，但他们依然每天早起晚睡，勤勤恳恳地照顾着这个小家。

而建国对爸妈的态度，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一开始，他对岳父母还算尊敬，会主动给爸爸递烟，陪他看电视里的新闻联播；会帮妈妈提重物，感谢她做的可口饭菜。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嫌弃爸妈的乡下习惯。

＂你爸妈能不能不要把腌咸菜的坛子放阳台上？这味道熏死人了！＂一天晚上，建国皱着眉头抱怨道。

＂那放哪儿呢？厨房太小了。＂我小声辩解。

＂你看隔壁刘科长家，阳台上种的都是文竹、吊兰，多雅致。咱家像个农贸市场。＂

这样的抱怨越来越多。

＂你妈又把我的衬衫和她的老头衫一起洗，颜色都混了。＂

＂咱家电费怎么这么高？肯定是你爸整天看电视造成的。＂

＂你妈非得把剩菜剩饭留着吗？都一股馊味了。＂

起初，我以为这只是小矛盾，城乡差异导致的不适应。但随着建国在单位的职位越升越高——从技术员到工段长，再到车间副主任，他对家里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批评爸妈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岳父，您这乡下人的习惯能不能改改？把鞋子摆得整齐点，这里是城里，不是村头！＂一次，建国当着客人的面对爸爸发火。

爸爸正在厨房帮妈妈择菜，闻言，手上的动作一滞，但很快就恢复了，只是肩膀微微耸起，像是承受着什么无形的重量。

＂对不住，对不住，老毛病了。＂爸爸憨厚地笑笑，低声说道，眼神却不敢抬起来。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三十年前站在队长面前领口粮的爸爸，也是这样低着头，小心翼翼的样子。

妈妈在一旁看着，眼里闪过一丝心疼，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走过去，把爸爸的鞋子摆整齐。

后来，她私下对我说：＂小芳，你爸这辈子没受过这气。在村里，他可是大队会计，谁见了不是毕恭毕敬的？就连大队长见了他，也得客客气气的。＂她说着，眼圈红了，但很快又擦干眼泪，露出笑容：＂不过为了你和孩子，这些都不算啥。你爸爸从来都是吃亏不还口的性子，你别担心。＂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建国是我丈夫，爸妈是我的至亲，我夹在中间，像是被撕扯的布匹，不知该往哪边倾斜。

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建国下班回来，脸色特别难看。

＂老婆，咱们得谈谈。＂他把我拉到卧室，轻轻关上门，＂你爸妈在咱家已经待了八年了，孩子也上初中了，该让他们回老家了。＂

＂怎么突然说这个？＂我愣住了。

＂领导今天说要提拔我当车间主任，下周要来家访。＂建国压低声音，＂咱家这样，怎么见人？＂

＂可是家务活谁来做？你知道我现在工作有多忙。百货商店年底大促销，天天加班到深夜。＂

＂请小时工啊，现在城里很多保洁阿姨，比你爸妈干净利索多了。＂建国不耐烦地说，＂再说，让领导看到咱们和农村老人住一起，多掉价啊？人家都以为我们什么条件哩。＂

我心里一阵刺痛：＂建国，我爸妈这些年为我们家付出那么多，孩子拉扯大了，家务活一把手，从来不惹事，你怎么能...＂

＂付出？他们不是在我们家吃喝住宿吗？又不是白帮忙。＂建国打断我，＂再说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爸整天穿着那件发黄的背心在楼下晒太阳，你妈那口浓重的乡音，整栋楼的人都知道咱家住着乡下老人。我都快在单位抬不起头了。＂

我无法相信这话是从建国嘴里说出来的，这与当年那个在机械厂食堂里对我爸妈恭恭敬敬的年轻人判若两人。

＂建国，你变了。＂我轻声说。

＂我没变，变的是形势。＂他不以为然，＂现在国企改革，竞争多激烈啊，我不往上爬，就得被裁掉。你不知道王厂长多看重这些细节，人家可是留过洋的。＂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窗外的路灯昏黄，照在墙上像一幅旧照片，模糊而泛黄。我仿佛看到了爸妈弯着腰在厨房忙碌的身影，听到了他们轻声细语怕吵醒我们的脚步声。

第二天一早，我偷偷塞给妈妈两百块钱：＂妈，您和爸出去玩玩，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妈妈摇摇头：＂不用了，我和你爸没啥缺的。＂但她还是接过钱，藏进了衣襟里的小口袋。

一周后，建国做了一件让我心痛的事。那是个周六的下午，他趁我去百货公司加班，邀请了几个同事来家里吃饭，说是为即将到来的升职做准备。他特意嘱咐爸妈准备一桌丰盛的家宴。

妈妈从早上六点就开始张罗，爸爸帮她择菜洗菜切菜，两个老人忙得满头大汗。等到客人来了，建国却让爸妈躲在小房间里，说是＂客人不习惯看到老人＂。

但席间，建国喝了点酒，竟大声叫爸妈出来给各位倒酒。他一直嘲笑爸妈的口音和乡下人的习惯，特意让妈妈说几句老家话，逗得同事们哄堂大笑。

爸爸的手微微发抖，但脸上还是挂着笑；妈妈的眼睛红红的，嘴角却努力向上扬着。

晚上，我回到家，客人早已散去，看到妈妈眼睛红肿，坐在小板凳上发呆；爸爸坐在阳台的角落抽旱烟，烟头明明灭灭，像是他的心情。

＂闺女回来了。＂妈妈勉强笑了笑，起身去热饭。

我看了看桌上的残局，又看了看厨房里低头忙碌的妈妈，突然感到一阵窒息。

晚饭后，爸爸叫我到阳台上：＂小芳，爸想跟你说点事。＂

夜风吹过，带着初冬的凉意。爸爸的脸在路灯的映照下，显得格外苍老。

＂小芳，我和你妈商量了，我们该回老家了。＂爸爸的声音沙哑，像是被烟熏过。

＂爸，您别听建国那些醉话，他就是...＂

＂不是因为他。＂爸爸打断我，＂是我和你妈待够了。我们老了，想回老家看看。再说，你们小两口也该有自己的空间，孩子也大了，不需要我们操心了。＂

我想挽留，但看到他们黯淡的眼神，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知道，爸爸这是在给我台阶下，不想让我为难。

那天晚上，我和爸妈坐在一起，翻看他们从老家带来的相册。那是一本老式的胶皮相册，里面是我从小到大的照片，有我第一天上学时穿着红领巾的样子，有我考上大学时全家的合影。

＂时间过得真快啊。＂妈妈轻轻抚摸着照片，＂我和你爸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你过上好日子。现在你不仅有工作，还有家庭，还生了这么聪明的女儿，我们就放心了。＂

第二天早上，趁我和建国上班，爸妈悄悄收拾行李离开了，只在桌上留了张纸条：＂小芳，勿念。自己好好过。有空回老家看看。＂

纸条下面压着一个红色的布包袱，打开一看，是一摞发黄的钱，足有两千多元，每张都叠得整整齐齐，还用橡皮筋捆着。这是爸妈这八年来的积蓄，一分一毫都舍不得花，却在离开时全都留给了我。

我捧着这笔钱，泪如雨下。

就在爸妈离开的那天晚上，建国在工厂操作机器时出了事故，右手被机器轧伤，送进了医院。

我接到消息后立刻赶到医院。手术室外的长廊上，我来回踱步，心里乱如麻团。护士进进出出，脸色凝重。

三个小时后，医生终于出来：＂手术很顺利，但伤得不轻，肌腱和神经都有损伤。＂

我守在病床前，看着他苍白的脸，心里五味杂陈。护士进来换药时，建国疼得直冒冷汗，却咬着牙不吭声。

＂护士，他这手...＂我担心地问。

＂伤得不轻，恢复期要三个月，但留下后遗症的可能性很大。以后可能握不了重物，甚至拿筷子都会有困难。＂

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建国都愣住了。对于一个靠技术吃饭的工人来说，这无异于判了死刑。

＂那...他还能回车间工作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护士摇摇头：＂这要看恢复情况，但老实说，希望不大。＂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小时候跌倒，爸爸总会背着我走很远的路去镇医院；妈妈为给我熬药，常常通宵不睡...如今，我连爸妈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怎么会这样...＂建国躺在病床上，目光呆滞地看着天花板，＂我这手要是废了，可怎么养家？那个车间主任的位置...＂

我握着他没受伤的左手：＂别想那么多，养好伤最重要。＂

＂小芳，我对不起你爸妈。＂建国突然说，眼里噙着泪，＂我...我只顾着自己往上爬，却忘了是谁一直在背后支持我们。＂

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病房里滴答作响的点滴声。

一个月后，建国还在住院，我收到一个包裹，是从老家寄来的。打开一看，里面是家乡的腊肉、咸鸭蛋和一封信。信很短：

＂小芳，家里一切都好，勿念。你爸问你女婿伤好了没。家里种的辣椒丰收了，腌了些咸菜，等你们回来尝尝。你小时候最爱吃的糖藕也做了，放在地窖里等你。天冷了，多穿点。——爸妈笔＂

这简单的文字让我泪如雨下。他们走得那么匆忙，连生气的时间都没有，却还惦记着我们。我拿着信，仿佛看到爸爸在煤油灯下一笔一画地写字，妈妈在旁边念叨着要嘱咐的话。

我终于下定决心，趁着建国住院休养，带着孩子回了老家。

坐上返乡的长途汽车，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和村庄，我心里百感交集。汽车颠簸着驶过坑洼的乡间小路，终于停在了村口的大槐树下。

我牵着女儿的手，走过熟悉又陌生的村道。八年没回来，村子变了不少，新修了水泥路，有些人家盖起了小洋楼，但爸妈的老屋还是原来的样子，青砖黛瓦，门前一棵老桑树，树下放着两把竹椅。

推开老家的门，扑面而来的是熟悉的艾草香和柴火味。爸妈见到我们又惊又喜，孩子围着他们转个不停，一会儿要外公讲故事，一会儿要外婆做糖藕吃。

饭桌上，爸爸亲手蒸的米饭，妈妈腌的咸菜，还有特意去集市上买的鱼，那味道，是城里怎么也吃不到的。

＂爸，妈，对不起...＂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傻闺女，说啥对不起，我和你爸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看你过得好。＂妈妈抚摸着我的头，就像小时候那样，＂你女婿伤得怎么样了？＂

我把建国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爸爸沉思片刻，说：＂老杨家的儿子在省城第一医院当医生，我去托托关系，看能不能给建国转过去。那医院的骨科可是全省有名的。＂

＂爸，您还认识省城的医生？＂我惊讶地问。

爸爸笑了笑：＂我是会计，给人家记过账的，这点人情还是有的。＂

晚上，听着窗外的蛙鸣和虫鸣，我躺在自己小时候的床上，想起了很多事。想起爸爸教我认字的日子，想起妈妈在田头等我放学的身影，想起他们含着泪送我去省城上大学的样子。

他们把最好的都给了我，却从不求回报。

第二天一早，爸爸就骑着他那辆老式自行车去了镇上，托人联系省城的医生。三天后，他带回了好消息：省城第一医院的骨科专家愿意接诊建国，还可能安排一个新的手术方案。

两个月后，建国出院了。经过省城专家的二次手术和精心调养，他的右手恢复了大部分功能，虽然还是有些不灵活，但已经能拿起筷子，甚至可以写字了。

我和建国回到老家。一开始他很不适应，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他，对农村的蚊虫、露天厕所很不习惯，但看到爸妈依然热情地照顾他，从不提过去的事，慢慢地也融入了进来。

有天晚上，建国看着爸爸布满老茧的手给他削苹果，突然红了眼圈。

＂爸，对不起...＂他哽咽着说，＂我以前太混账了。＂

爸爸笑了笑，那笑容里没有一丝责备：＂一家人，说啥对不起。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可是我...我那样对您和妈...＂

＂闺女和外孙女才是我们最牵挂的，你是她们的依靠，现在好好养伤，以后好好过日子，我和你丈母娘就知足了。＂爸爸拍拍他的肩膀，递给他一块削好的苹果。

那一刻，我看到建国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

回城前的那天晚上，建国提议：＂爸妈，要不您二老跟我们回城里住吧？我和小芳都离不开您二位。＂

妈妈摇摇头：＂我们老了，还是在老家自在。城里节奏快，我们跟不上了。你们有空就回来看看，我和你爸就满足了。＂

临走时，爸爸塞给我一个布包：＂这是给你们的，攒了这些年。＂

我打开一看，全是发黄的五元、十元纸币，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足有三千多元。

＂爸，这钱...＂

＂这是我和你妈这些年的零花钱，一直舍不得花，想着给你们攒着。现在你们有困难，正好用上。＂

我泪流满面，紧紧抱住爸妈：＂爸，妈，我们不缺钱，真的。您们留着自己用吧。＂

妈妈擦掉我的泪：＂傻闺女，我和你爸这辈子，花钱的地方也就是看病买药，平时种种菜，养养鸡，够吃够穿就行。这钱留着给小囡以后读大学。＂

火车启动时，我看到站台上的爸妈，在夕阳下的身影越来越小，却仿佛有千钧之重，定在了我的心上。

回到城里后，建国的单位因为他的伤情，给他安排了一个办公室文员的工作。工资比以前少了，但胜在稳定。我在百货公司也被提升为柜组长，收入增加了不少。

我们的生活恢复了平静，但却比以前更加珍惜彼此。每个月，我们都会抽时间回老家看看。有时候，还会把爸妈接到城里住几天，带他们去公园散步，去商场买新衣服。

建国变了，变得更尊重老人，更珍惜家庭。他说，那次事故让他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小芳，谢谢你没有放弃我。＂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坐在阳台上看星星时，他轻声说。

＂傻瓜，咱们是一家人啊。＂我握住他的手，感受着他手上的疤痕。

孩子从房间里跑出来，手里拿着一张全家福，是我们去年春节在老家拍的。照片上，爸妈站在中间，笑容慈祥；我和建国站在两侧，孩子站在前面，一家人其乐融融。

＂妈妈，我想外公外婆了。＂孩子仰着脸说。

＂下个月放假我们就回去看他们，好不好？＂

孩子用力点点头。

我知道，亲情这件事，从来都不是衡量付出与索取的天平，而是生命中最温暖的底色。那些年爸妈在我家做的不仅仅是＂免费保姆＂，他们给予我们的，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爱与支持。

如今，我和建国都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不再计较得失，而是学会了感恩与珍惜。因为只有这样，生活才会给我们最珍贵的回报——一个和睦的家，一颗安宁的心。

来源：麦莎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