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凉子说：韩冰曾经是一位精神科医生，在精神卫生行业战斗过14年，他曾经经历过被病人殴打，追砍。在他的描述中我们才知道原来这行业在当年是多么艰难的一个状态，甚至他自己出去都很羞于提到自己的这个身份，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他提到那些擅长自我攻击甚至因此抑郁的小朋友，往

凉子说：韩冰曾经是一位精神科医生，在精神卫生行业战斗过14年，他曾经经历过被病人殴打，追砍。在他的描述中我们才知道原来这行业在当年是多么艰难的一个状态，甚至他自己出去都很羞于提到自己的这个身份，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他提到那些擅长自我攻击甚至因此抑郁的小朋友，往往是最善良的那一批。

韩冰：我真正当住院医师（处方医师）工作了两年，但是在医院里从事专业工作了14年，每天跟病号吃住在一起，管理病人。

凉子：在精神病院工作了14年，见了很多来访病人，有什么感受？

韩冰：我们行业有一句话，每一个病人的病历都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大家一讲到精神病人，他们的生活环境都很惨，一般也找不到好的工作，经济条件不好，说难听点就穷。因为常年的看病，又累又苦。我们看电视、电影有很多的类似精神病人的片子，讲述一个人疯了，艺术来自于生活，真正的是生活可能更凄惨。

我刚去参加工作的时候，有一个病人从80年代初、70年代末一直2004年，被关了20多年，一个人在里边那么多年会是什么样？他没有亲人，政府组织，民政救助在帮助他。他需要在这个地方去接受治疗，出去以后他也无法独立生活。

凉子：他平时会出去吗？可以出去买个菜，旅游吗？

韩冰：不行。再举一个简单例子，比如我们上门接病人时，家属会直接用铁链将患者拴在某处。十几年前，此类情况必定有相关新闻报道，例如看管小孩就是这种情况。这类患者属于精神病人，如果将他放出去，可能会伤害别人。家属也没有办法，也有钱去治疗，或是治疗效果不佳，就会把精神病人锁在家里房间或老屋子里。

凉子：你亲眼见过吗？

韩冰：这就是我的工作群体。

韩冰：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接运病人时，跟随主任同行的还有三四名医务工作者。当时我们不能说自己的身份，这名患者手持两把菜刀，已被我们堵在墙角。这名患者患有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他总认为他人会加害于自己，便手持菜刀进行自我防卫，谁也不敢上去控制住他。

我们找来一床大被子，用两根地板擦的杆子分别从两端撑开被子，随后由一人在中间扶住被子，上前将患者蒙住，进而将其控制住。将其控制后，令我们惊讶的是——当时我刚参加工作，这也是我首次遇到此类情况，我们从他身上又搜出6把刀片，分别藏在鞋底和腰带内。2013年以前，我们是需要上门接运此类患者，其中有四五年时间，专门负责此项工作。

凉子：一方面坐在诊室去诊断，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你们要去上门接人。

韩冰：因为毕竟要有人去，医院值班大夫会去，一般都是小伙子去，基本上配置是3个男医生加上护士，整个团队可能四五个人，司机开车带着这些人去接病人回来，这个过程还挺危险的。

凉子：能不去吗？有点危险，万一哪天想辞职了？

韩冰：不去的话不合适。

凉子：因为总归有人要干。

韩冰：对，这是我们的职业，别人会觉得你们不就应该这样，精神病院就是干这个工作的。2004年-2005年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行业是很歧视的，我认识很多优秀的精神科医生，那时候出去以后他只说自己是大夫，他绝对不会说自己是精神科。

凉子：你同学问你，你怎么回答？

韩冰：我倒是无所谓，我说疯人院，精神病院，洪山精神病院工作。我会比较坦诚，但是我也会感受到那个时刻，在那个时候老百姓，包括我的同学那种眼中的异样的目光。

凉子：什么目光？

韩冰：别人认为你是管疯子的。

凉子：就有点嫌弃。

韩冰：对，有点嫌弃。实际上，说到学医，说自己医生的身份，大家通常都会给予认可；可别人问你在哪个科室，当回答为精神科时，情况就有所不同。不过，这种情况在2015年、2016年之后有了明显改观，大家在得知对方是精神科医生后，态度与此前相比有了很大变化。

凉子：为什么？发生了什么？

韩冰：因为国民的理健康状态改善了，大家会觉得我们这个职业成香饽饽了。

凉子：从2015年、2016进行了全民的一个心智教育，大家开始接受心理健康这件事情。

凉子：当时在精神科大概会接受哪些类型的病人呢？

韩冰：最严重的就是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分离转换障碍，这几种最常见。

凉子：可能对于医生来说你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可能对普通人来说，看到精神病院或者想象精神病院是一个很阴森很恐怖环境，可能恐怖性不亚于太平间。

韩冰：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我们经常会说的，人抑郁的很厉害的话，会自伤自残。进到医院第一件事要先把腰带、身上的东西都得拿出来，这些人会随时会自残、会自伤。我们曾经也发生过十五六岁的孩子，凌晨4点，他把布条、床单撕成两部分，一部分就做成条，把值班的护士捆在椅子上，另一半做成条，自己在厕所的门梁吊死了。

凉子：就在医院？

韩冰：对。

凉子：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呢？真的会有一些人很极端，天天自残吗？

韩冰：当然了，以杀红眼的姿态，要不杀别人要不就杀自己。咱们经常会新闻上看到有的人把自己砍了几十刀，真起发起病来的话，他看到的自己不是自己，比如他看到自己的手是一条蛇，他要砍断了，因为产生了幻觉。

有一个女生，她才三十六七岁，服药都已经已经把病情控制的挺好了，她老公要接她出门，当她看她老公脸的那一刻，她就喊鬼来了，她就拿着那个棍子要去打她老公，之前医护人员都觉得她各方面跟恢复的不错了，精神上没有大问题。

凉子：就像一样像正常人一样了。

韩冰：对，都没问题。精神分裂症患者服用药物后症状虽得到控制，但在其丈夫出现的瞬间，她觉得是鬼来了，拿起棍子就要打，我们及时将她拦住。

从专业角度分析，为什么她看她的老公是鬼呢？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原来生活中她老公对就是不好；她为什么看我们不是鬼呢，她事后情绪稳定后说，当时完全不认识丈夫，这正是幻觉的表现。

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来解释，你就能更好地理解：精神病人的所有症状，在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其实都可能出现。比如最常见的一种幻觉场景：早上出门时，你问老婆“你看到我的钥匙了吗？”老婆回答“不就在桌子上放着吗？就在茶几上啊”，你却说“我找过了，没看见”。这时老婆走过来，拿起钥匙说“这不在这嘛”，你会疑惑“哎，我刚才怎么没看见？”

这种将实际存在的事物视作不存在的情况，我们称之为负性幻觉；而将不存在的事物视作存在，比如在某个本无某物的地方“看到”了某物，是正性幻觉。刚才所说的“钥匙明明在却没看见”，就是负性幻觉。正常人也会出现这类情况，只不过可能三个月才发生一次；但精神病人可能一天就会出现30次。最严重的精神病症状，在日常生活中都有，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都有，就是出现的频率不同。

凉子：理论上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或者是特别的事情，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样的经历。

凉子：精神病人眼中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产生这种幻觉的时候，或者是在看到那有鬼我要去打他的时候，在他的世界里这是一件合理的事情吗？

韩冰：当然是合理，这条蛇它要咬我。

凉子：它明显不是蛇。

韩冰：那是我们正常人，我们看当然不是蛇，比如水瓶，他看的不是水瓶，而是手雷，他躲走了，害怕。

凉子：那你让他摸一摸，他明显是水瓶。

韩冰：他再摸的话就会出现幻觉了。

凉子：但是在他世界里，你把杯子放到他身上也不会咬他，也不会流血。

韩冰：这是正常人的视角。患者看到的就是真实的蛇的幻象，并且他确实会产生真实的痛觉。这种情况就是躯体化表现，就算去做各项生理指标检查，所有指标都没有异常。儿童患者也存在类似情况，一到上学就会头疼、呕吐，这些疼痛和呕吐的感受都是真实的。这种情况我们叫躯体化，心理层面的问题通过身体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当你拿着水瓶在他面前晃动时，他会立刻进入另一种状态——会产生“被咬伤”的感觉，这种疼痛感十分真实。

凉子：所以在他的世界其实是非常合理的。

韩冰：非常合理、非常真实。

凉子：有没有一种可能性，这本来就是蛇，根本不是瓶子，是我们所有人都错了。

韩冰：那是另外一个视角。这就更高维了。

凉子：因为之前有说法说精神病人才是正常的。

韩冰：那是因为我们只是多数人，正因为我们占多数，所以觉得自己的认知是科学的、合理的，而他们是存在问题的。

我之前带过一位姓崔的年轻大夫，当时他工资三千到四千块钱。他常常下了夜班后，早上还要继续去门诊，直到第二天下午才能下班；有时工作忙起来，第二天甚至还要接着值班。有一位和我们都很熟的患者，晚上七点钟看到崔大夫还在写病历，就问他：“崔医生，你看你这么辛苦，早上就开始忙活，到现在还不回家，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崔医生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一个月挣三千块钱。”患者听完说：“一个月才三千块钱？你是不是有病？一个月挣三千，还在这干这种活？”

到底谁才是正常的？正常永远都是在某个特定范围内才成立的。

凉子：正常是一个角度视角，他不见得是所谓的真相。

韩冰：我再举一个简单例子，这类场景在电影中也出现过——确实有领导到我们机构检查时，我们会把病情较轻的患者安排到场（倒不至于让大家刻意列队），关键是担心患者突然发病。我们几个年轻医护人员也会换上病号服，站在患者队伍中与领导握手，这类情况我们确实经历过。

领导来了，总会到病房视察，我们担心患者出问题。所以确实需要几个人来临时扮演患者角色。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到底谁是正常的？谁又是不正常的呢？

凉子：你长期在那种环境下，你遇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极端的事情？

韩冰：极端的事情很多，我平时走在病房的走廊里患者会突然出来打你。

凉子：他为什么要打你？

韩冰：那一刻就是觉得你是他的仇人，或者他觉得你要攻击他，甚至就看你就是个怪物，上来拿东西就打你。

凉子：而且一定要往死里打。

韩冰：如果他那一刻的幻觉是非常严重的话，他确实下死手的，因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这件事没有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发生在我们一位比较熟悉的同事身上——这位同事是一名护士，曾被一名病人摁在地上猛烈殴打，导致其整个后背骨骼受损，肩胛骨部位的骨骼全部碎裂。

我印象里，这名病人平时与这位护士关系不错，日常也能有说有笑。至于此次发病的原因，或许是病人接到了家中的某些信息，也可能是其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了拒服药物的情况，就在那一次，病人突然发病。有时，这类发病的原因确实难以说清。正如你所说，有时在走廊里，前一秒病人还在跟你打招呼，后一秒就可能突然动手，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

凉子：那长期在这种环境下，你自己的心理压力岂不是很大呀？

韩冰：才参加工作那头半年，第一年、第二年还是挺大的，因为怎么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你真的进去以后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群体，而且这个数量如此之大，重型精神病千分之十四，上千万是肯定是有的，但是我给你个数字，90%符合临床抑郁诊断标准的是不会去医院的，大家是熬着的，很痛苦的生活着，生活质量很低。

凉子：你喜欢这份工作吗？

韩冰：其实我30来岁之前一直不太喜欢，甚至我不喜欢心理学，我觉得特别空。但是从34岁开始就喜欢上了，是非常喜欢了，因为工作付出了太多了。

凉子：开始领悟到它的价值和作用了。

韩冰：其实从精神科的角度来看，这类情况并无过多价值与意义，甚至无聊——因为他们都是患者，其中有一类患者的病情已无好转可能。这就如同肢体残疾者缺失了胳膊或腿，无法再重新生长一样，他们的状况也只能维持现状。真正患有严重精神障碍的患者，是精神残疾，病情无法逆转。

因此，对这类患者更多的是需要照顾、安慰与包容，就像照顾老人和肢体残疾人一样，他们是这样一个需要特殊关怀的群体。照顾这个群体的意义何在？有时会让人感到悲凉，因为即便付出照顾，他们的病情也无法因此好转，但这仍是一份必须有人承担的工作

凉子：总还是需要有人去做的。

韩冰：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您就能明白了：就像这类残疾人，其实我们在街头并不常见——比如缺失胳膊或腿、失明的人群，平日里或许只能偶尔见到几位失明的人。但我曾有过一段经历：很早之前，我参加了淄博市残联组织的一次活动，在现场，我第一次见到了200多名残疾人。才发现，我国残疾人有几百万、上千万，六七千万残疾人这个数字，非常庞大。

平常我们见不到他们？因为多数残疾人选择不出门，待在自己家中，他们是一个容易被社会忽视的群体。我国劳动人口约7亿多，还有近一半人口不参与劳动，其中包括老年人；而在剩余无劳动能力的人群中，可能既有精神障碍患者，也有残疾人，还有年龄很大的人。

我刚参加工作时，医院周边的环境并不好，护士下班后途经的医院附近区域，当时还是杂草丛生的状态，如今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

凉子：感觉是被扔在城市角落犄角旮旯的一群人，包括大夫，包括病人，被这个社会精神上嫌弃。

韩冰：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有点类似于看守所。一帮有问题的人，社会也不太关注你，只要不给社会制造问题就好了。

凉子：因为你如果生了普通的病，大医院给你治好。但是如果你是精神病的话，可能很多人很难被治好。

韩冰：就像我刚才说的的那个较为极端的案例：一位家长将自己20多岁的儿子用绳索拴住，因为没钱承担治疗费用，患者的病情也难以治愈。

后来我国推出了慢性病医保政策，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医保报销比例可达百分之六七十，此外国家也设有相关补助。但老百姓不一定知道这些政策，就算知道，也可能因流程等问题无法成功办理，最终依旧无力承担治疗费用。此类治疗每月的费用通常需要五六千元甚至六七千元，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因此只能放弃治疗。

若连续三个月不进行治疗，患者的病情无法控制，外出后可能会伤害他人，甚至在村里出现打人的情况。面对这种局面，家长别无他法，只能将儿子拴住。患者的头发留得很长，模样与我们平时所见的精神失常者一样。

凉子：但是他的父母不会觉得很心疼吗？

韩冰：没有办法，甚至有些父母也不在了，有可能是叔叔拴的，这种家庭都是支离破碎。

凉子：我们经常讲这个麻绳专挑细处断。越是家庭贫困，越是重病缠身，他的生活又要又迎来一记重击。

韩冰：卫生组织有过研究的，真正的精神严重的精神障碍跟贫穷是有一定关联度，但是到了心理健康程度上就没有了。心理健康往往是越发达的地方心理健康越糟糕。

凉子：就像您说你自己体感来说，去精神病院这些人大多数人是非常的普通的家庭甚至贫困的。

韩冰：从这个视角来讲，大部分这个精神他还是都是普通人。

凉子：精神病他跟什么有关？遗传还是别的呢？

韩冰：有四个因素。您刚才说的的生理基因遗传是否存在影响？答案是肯定的，但它不是核心因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已有众多心理学家针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他们选取父母均患有精神疾病的同卵双生子（外貌完全一致）作为研究对象，将其中一个孩子置于有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中抚养，结果该孩子大概率会患上精神疾病；而将另一个孩子置于正常家庭中抚养，尽管父母的基因存在问题，自身基因也可能携带相关特质，却并未出现明显的精神健康问题。由此可见，基因需通过环境才能发挥作用，所以第二个关键因素是成长环境。

但是看这两个因素的话，后天环境的影响更为重要。后天环境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父母的教养方式，我们常说的原生家庭环境；第二类是自己成长过程中接触的外部社会环境，包括朋友、同事、伴侣、同学及老师等，这是社会学范畴的影响因素。以上是三个核心因素，第四个因素是自我决定。

以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什为例，其事迹被改编为电影《美丽心灵》，他是博弈论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一名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尽管患有精神疾病，但他通过药物治疗控制了症状，清晰认知自身的健康问题，凭借强大的意志力最终与疾病达成和解。电影结尾有这样一个镜头：他始终存在幻觉，最终看到幻觉中的那个小朋友向自己招手——从艺术表达层面来看，这象征着他与幻觉达成了和解，不再与之对抗。自我决定对于这一群体（无论是精神病患者还是有心理障碍的人群）很重要，自身的选择与行动，直接影响着问题的解决方式。

病情较为严重的精神病患者，不管是否接受药物治疗，都有正常状态，不会24小时处于失常状态。即便一天中有20个小时受幻觉困扰，也总会有清醒的时刻。

综上，基因遗传、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与自我决定这四个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人在30岁、40岁等人生阶段，是不是心理健康，是不是精神障碍。

凉子：所以自我决定其实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韩冰：对，尤其在20岁之后，很多人会提原生家庭，谈论自己父母的相关情况。但我个人认为，过了20多岁，尤其是参加工作之后，原生家庭对个人的影响理应逐渐减弱，而不是沉浸于过去的伤痛中——谁的人生中没有经历过伤痛？

我们看原生家庭，是了解它对我们的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行为模式，但是不要老是去谈痛苦，不要沉浸在痛苦当中。

如果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以彭凯平老师对积极心理学的相关论述为例：每个人都难免经历痛苦，但当下的行动选择更为关键。心理学家马斯洛曾有一句重要观点，大意是：我们不仅会受过去经历的限制，更拥有在当下主动改变的志向与决心。当下正是过去所期盼的未来，而未来的模样，也正是由当下的每一个瞬间逐步构建而成的。我们都说要拥有美好的未来，那就把此时此刻做好就好了。

对于存在心理障碍的人群来说，你有没有积极参与社交活动？有没有坚持运动？有没有主动接触积极向上的书籍与电影？如果能认真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为自己创造美好的未来，至少是一个不那么痛苦的未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关于如何解决心理相关问题，无论是心理学家还是精神病学家，思路大致是一致的。

凉子：自我的因素。

韩冰：对，自我因素非常重要。曾经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些老专家有一句话。可能讲的有点武断，但是他的原话是都是懒病，说难听点，你每天要是搬18个小时的砖头，你就不会强迫了，而且世卫组织是有过调查研究的，像神经官能症，越发达的地方越多，你如果去非洲看看，没有失眠抑郁焦虑的情况。因为每天都在吃饭，所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越穷的地方越没有这种神经症。

凉子：青少年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00后、10后是更变得更任性了，比80后、90后还是变得更积极、更健康了？

韩冰：说几组数据：2021年，曾登上中央电视台的安定医院郑毅教授（现担任中国残联副主席），在节目中首次公布了《中国青少年精神障碍白皮书》（2021年版）中的核心数据。其中第一项关键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精神障碍的发生率为17.4%；在各类精神障碍中，抑郁相关问题的发生率达27%以上。从专业诊断标准来看，这意味着每4名青少年中，就有1名符合临床抑郁的表现。

南京脑科医院在2022年发布的数据显示，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发生率同样超过24%，每4名青少年中约有1名存在此类行为——这类青少年并非有自杀意图，却会出现自我伤害的行为。上述数据均为官方公开信息，可在网络平台查询核实。

凉子：所有孩子里每四个就会有一个自残。

韩冰：自残是抑郁的一种表现了，这一代孩子的心理和精神健康状态是非常差的。

凉子：遇到什么样的典型的青少年的问题吗？

韩冰：我来说一个较为严重的案例：一位父亲身高一米八五，儿子身高一米九以上、体重超过二百斤，儿子将父亲摁在地上殴打至半死。这位父亲还是一名领导，这样的情况是否算严重案例？当时儿子确实是情绪失控，对父亲下了重手，处于躁狂状态，情绪激动到失去理智，“杀红眼”。

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孩子，自残行为呈现出多种形式。较为常见的一种是自残痕迹如同刻度尺一般规整——露出胳膊便能看到，伤口间距极为精准，几乎是一厘米一道，仿佛用尺子测量后切割而成；也有伤口杂乱无章、如同杂草堆积的割伤方式；甚至有人用刀在皮肤上“作画”，比如割出乌龟图案；还有的孩子在双腿内侧自残，伤口严重到令人不忍直视，场面十分触目惊心。类似这样的案例挺多，相关的画面记忆也很多。

凉子：典型的一些情况，就像您说的，有1/4，27%是抑郁相关的。

韩冰：对，但是真正严重的23%，吞药吞一百至二百多片，洗胃的，上天台跳楼的这种情况都有。

凉子：但是现在大家对于心理健康其实关注度越来越高了。反而大家不应该会接受到更多的信息知识，察觉到自己现在有点心理问题，有点抑郁了，及时调整，不应该很快就能解决吗？

韩冰：以我多年的工作经验来看，各学校都会组织家庭教育讲座、青少年心理健康知识普及等活动，但多数家长并不认为自己的孩子存在心理问题。甚至孩子已经出现严重的自残行为，家长的第一反应是“那明天还能上学吗？”；当孩子洗胃治疗躺在病床上，家长最先关注的依旧是“明天该怎么上学”。

或许你不信，但这确实是我们工作中的日常场景——这类家庭的家长在面对孩子出现心理或健康危机时，首要考虑的始终是孩子能不能正常上学。我在直播分享相关内容时，会对此类现象提出严厉批评，也会用较为尖锐的言辞表达我的观点。

凉子：家长为什么会是这样？

韩冰：偏执，这么严重问题的孩子的背后难道没有一个问题的家长吗？有这么个果必有因。

凉子：明眼人都看出来孩子现在生了很严重的病，他的状态非常差，他需要暂停键修整一下去治疗。为什么自己的父母觉得没问题。

韩冰：他认为情绪不好，因为你就是一些不开心，比如同学欺负你了，或老师说了你句重话，有什么想不开的？

凉子：因为你太脆弱了。

韩冰：对。甚至很多家长会想，我小时候比你吃的苦多了。他对孩子是没有理解的，一个人都用这么糟糕的行为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痛苦了，家长是没有感同身受的，一方面说自己爱孩子，另一方面对孩子压根没有感受。

凉子：他刻成那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用身体在向这世界呼救了。

韩冰：我经常会说，如果一个孩子出现自残现象，创口期是6~9个月，比如6~9个月家长如果不去关注，他会一定发展到有自杀的想法，严重的自杀想法，甚至自杀的行动计划了，从他自己割自己这块。当然有一类自割是他模仿着玩，别人抽烟他模仿，但有一类孩子确实这是个信号，半年到9个月到一年，一定要关注，要不会发展的很严重。

凉子：说出这种话的家长基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韩冰：偏执、高控、完美、自以为是、自恋，他们典型的语言模式是“我觉得你应该”。在心理学领域，有一个相关的表述可概括为：“我觉得”加“你应该”，是自恋者的认知世界。

比如他们会说“我觉得你明天应该去上学，有什么可不开心的？”“我觉得你只是情绪不好，想开点就好了”。他们这番表述本质上是在传递自身的主观想法，而这种主观想法与客观事实之间往往存在巨大偏差。

你去观察，许多家长频繁使用此类语言模式：“我觉得你没什么可开心不起来的？老师不就批评了你几句吗？同学不就说了些不好听的话吗？你不就应该跟他们对抗吗？你应该反击回去，应该反驳他们”。

凉子：这种人他在现实生活中他的生命状态是怎么样的？

韩冰：我觉得家长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家长属于“小镇做题家”，他们当年学习成绩优异，最终通过学习获得了显著的人生收益。这类家长中，甚至有不少人从小到大从未参加过升学考试，一路以保送的方式升学。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就算付出极大努力，又如何能超越父母呢？在我们看来，这类家庭的孩子往往已经十分优秀——比如就读于北京知名学校，在同龄人中表现突出，但即便如此，父亲仍始终觉得孩子做得不够好。

第二类家长则是当年因各种原因未能专注于学习，未能从学习中获得人生助力，从事的是社会认可度较低、工作强度大且较为辛苦的职业。他们深知其中的艰辛，因此会反复告诫孩子：“你必须改变命运，一定要好好学习。”

凉子：把自己的梦想目标转移到了孩子身上。

韩冰：家长自己飞不动，下了个蛋，让蛋飞。这两类两头的家长其实特别容易在学习上高控高要求，就导致孩子出问题。

凉子：大多数孩子可能并没有严重到自伤的一种状态。我们怎么去区分哪个是所谓的心理脆弱，哪个是真的需要帮助？

韩冰：例如孩子出现睡眠问题，还会反复提及“某个同学如何如何”，看到孩子情绪低落；甚至有部分孩子会主动表达身体不适，比如一提到上学就感觉难受。这类情况出现的年龄可能很早，有的孩子在10岁左右就已显现。

若此时家长具备相关认知——正如郑毅老师所说，如果心理健康科普的覆盖率能达到80%——那么大部分孩子大概率不会在20岁、30岁、40岁时陷入严重的痛苦之中。这也是我坚持从事这份工作的原因：在延安精神病院，我见过太多30岁、40岁、50岁仍受心理问题困扰的人，如果他们在青春期时，家长能及时采取干预措施，或许就不会在三四十岁时承受如此深重的痛苦。

正如我所说，典型的情况如：观察到孩子情绪低落、不停向家长倾诉抱怨，甚至默默流泪，或是出现手机成瘾、难以控制使用时间的现象——这些表现背后，都是情绪问题。但家长往往只关注到表象，比如孩子拒绝上学、沉迷手机，对背后的情绪根源却毫不关注。

家长最大的问题在于：只有当问题彻底显现时，他们才可能察觉，甚至有些家长即便问题已经很明显，依旧视而不见。而实际上，这类问题的潜伏期通常长达2至3年，很多孩子在小学两三年级之前就已出现异常，只是家长未曾察觉、未曾关注。

我曾前往河北开展校园欺凌相关的宣讲活动，现场有120多名六年级学生，其中大部分孩子都表示自己有过被欺负的经历。但在被欺负后第一时间告知家长的孩子，数量非常少。我特意找了几位孩子询问原因，他们给出的第一个理由想不到，“不想让父母担心”，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其余孩子说“觉得爸妈太忙，没时间管”“跟他们说也没用”，甚至有孩子提到“之前也说过，但家长只会说‘这事你自己解决，打回去就好’‘你去找老师处理’”，总之，孩子从家长那里无法获得实际帮助。而排在第一的原因，是“担心父母”“怕给父母添麻烦”——没错，“怕添麻烦”，这正是许多孩子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

凉子：所以其实恰恰是因为他们这些孩子非常的善良。

韩冰：所有真正陷入抑郁状态的孩子，都是非常善良的。从专业角度来看，他们没有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对外的攻击行为，也没有表现出叛逆放纵的状态。

也存在另一种类型的孩子：如果产生厌学情绪，就干脆选择放弃学业，以放纵的方式对待生活。但陷入抑郁的孩子则截然不同，他们会采取向内攻击的方式——认为“是自己不好”“是自己做错了”，会在心里想“父母已经如此辛苦、如此不易，社会生存本就艰难，可我连学习都做不好”。他们的负面认知与情绪，始终指向自身。所以无论是已确诊抑郁的孩子，还是存在抑郁倾向的孩子，本质上都是内心善良的人。

凉子：而且在那个时候可能再听到父母说你就是心里太脆弱了，他会更难过。

韩冰：对于处于抑郁状态的人，我们首要选择不是教育或开导。因为你越是教育、越是开导，越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他，反而越容易出错——这会让他更加否定自己，觉得“我做得更不好了”。

若安排一位老师与抑郁的孩子沟通，你会发现常见的场景是：一方在不停诉说，另一方则始终低着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你说得越“正确”，孩子就越会觉得自己不够好，内心会想“老师说得太有道理了，可我为什么就是走不出来？我为什么这么不懂事？”

我给家长的首要建议是：当孩子真的陷入抑郁状态，你首先要做的是闭上嘴，停止说教，不要再继续发表意见。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家长往往控制不住自己——越看到孩子状态糟糕，就越想“帮助”孩子，说得越多。

四十多岁的母亲，本身就容易唠叨，面对孩子的情况，更会不自觉地进入“不停劝说”的状态。如此一来，便形成了恶性循环：家长说得越多，孩子的状态越糟糕；孩子状态越糟糕，家长就说得更多，最终陷入无法解开的死结。这正是当前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中，这就是现在目前青少年心理工作最大的痛苦。。

凉子：因为家长觉得我给你点力量，给你激发一下就好了。

韩冰：他的想法没错，但是你也知道，你心烦的时候我在旁边一说念叨你有什么感觉？抑郁的孩子，都没有力量让你闭嘴了，是不表达的，所以你在旁边说的越多，他其实越痛苦。

凉子：与其说是给孩子去治疗他的情绪问题，不如说是给家庭来做一个诊断。

韩冰：我们之前接触过一位13岁患有抽动症的上海孩子，父母每周都会带着他乘坐高铁前来接受治疗，我们主要采用催眠与放松的治疗方式。据家长描述，孩子往往在来治疗的路上，症状就已经有所缓解。

当时治疗进行到第十次、第十二次时（我印象中那时我还参与着这个案例的治疗），孩子的症状已有明显改善：例如之前每分钟抽动十几次，后来减少到每分钟仅两三次，症状变得不再明显，家长很开心。

但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规律：每次治疗结束孩子回去后，周一、周二通常没有异常，可到了周三、周四，家长就会反馈“孩子的症状似乎又出现了”“症状又反复了”；而每当周五、周六前来治疗时，孩子的症状又会变得轻微。

这一现象起初让我纳闷，后来经过询问才得知，孩子的父母当时正处于离婚阶段，两人关系本就不佳，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父母时常发生争吵。

孩子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症状波动，一方面是因为前来治疗时父母会一同陪伴，孩子在途中能感受到相对和谐的氛围，症状便有所缓解；另一方面，这类孩子对家庭环境极为敏感，只要回到充满矛盾的家庭中，症状就容易反复。更关键的是，当父母看到孩子症状好转后，会将注意力重新放在婚姻问题上，说到“咱们该离婚了”，而孩子察觉到父母的矛盾又将升级，抽动症状便会再次出现。

凉子：心理学是不是有一些理论，这个孩子在用生病的方式去企图挽回这个家庭？

韩冰：是的，生病是一获益，病的时候你躺在那地方需要照顾。有金钱的收益，也可以有被照顾的收益，生病的获益是很重要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动因。

凉子：是不是孩子你故意作妖的？

韩冰：其实这种情况往往是无意识发生的。我来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北京有一个孩子，半年内骑自行车时两次摔伤手部，导致骨折。但神奇的是，他骨折后玩手机游戏完全不受影响，却无法用手握住笔。

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还觉得是巧合；但连续两次都如此，就无法用巧合来解释了。通过检查片子能明确看到他的手部损伤情况，确实无法正常握笔，大拇指用不上力气，可玩手机时却完全没有障碍，这难道不令人惊讶吗？

这其实体现了身体的“智慧”。我们可能会单纯将其视为巧合，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种现象是有相应解释的。

你观察去看看，不少家长自身或多或少都存在焦虑情绪，甚至处于心理状态不佳的状态，整个人给人一种“苦大仇深”的感觉；更直接地说，许多家长本身就存在焦虑或抑郁倾向。

从专业角度而言，如今我可以坦诚地提及这一点，但过去我身着白大褂工作时，却很难直接建议“你们家长也需要一同接受药物治疗”。如果我真的这样说，家长很可能会进行投诉：“你这是怎么开展工作的？说话怎么这么难听？什么叫让我也去吃药？你到底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总之，这类沟通很容易升级到这样的冲突层面。

凉子：你现在在做心理健康的平台，你会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韩冰：首先，作为家长，我们需要先了解心理健康领域的一些基础知识。以我们这一代家长（比如70后、80后）为例，虽然我们普遍认为心理健康很重要，但对于“什么是抑郁”“什么是抑郁状态”，以及“什么是轻度抑郁”“什么是中度抑郁”“什么是重度抑郁”，实际上并没有形成清晰的知识体系。

凉子：觉得这个是一个要命的事。

韩冰：家长关注的往往是孩子厌学或沉迷网络等现象，但这些其实是孩子出现情绪问题后产生的结果。我觉得家长有必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清楚这些表现只是表象。

首先，如果孩子情况严重，应及时遵医嘱进行药物治疗；部分情况则需要配合心理治疗与咨询。还需关注孩子的日常活动，比如鼓励孩子参与运动、享受玩乐，或是带孩子外出旅游、爬山等。

有些孩子可能不喜欢旅游或爬山，甚至会将更多时间用于使用手机。在家长眼中，手机常常被视为“洪水猛兽”，但从专业角度来看，如果孩子情绪问题较为严重，手机对他们而言可能是一种慰藉，是一段特殊的“关系”——因为孩子能在手机的虚拟世界中建立连接，比如与网上的网友交流。

尤其对于中度、中重度抑郁的孩子，现阶段不必过度干预他们使用手机。最后要为孩子制定适合其具体情况、与自身需求相匹配的解决方案。

来源：北京青年x凉子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