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王建国，那年 24 岁，在村生产队里赶马车，一天挣 10 个工分。母亲李桂兰是个寡妇，拉扯我和妹妹长大，最看重 “根正苗红”。可那天她却红着眼对我说：“建国，妈给你相了门亲，是村西头老周家的女儿周慧英，下个月就办婚事。”

77 年母亲逼我娶地主女儿，受尽村民冷眼嘲笑，如今却羡慕我好福气

1977 年的冬天特别冷，我裹着打了三层补丁的棉袄蹲在门槛上，看着母亲把最后一把玉米棒塞进粮缸，心里直打鼓 —— 她今早说的话，我到现在还不敢信。

我叫王建国，那年 24 岁，在村生产队里赶马车，一天挣 10 个工分。母亲李桂兰是个寡妇，拉扯我和妹妹长大，最看重 “根正苗红”。可那天她却红着眼对我说：“建国，妈给你相了门亲，是村西头老周家的女儿周慧英，下个月就办婚事。”

我当时差点跳起来：“妈！你忘了老周是地主成分？村里谁不躲着他们家？我娶了她，以后评先进、分粮票都得受牵连！”

母亲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火光照着她眼角的皱纹：“我没忘。可慧英那姑娘我看了半年，每天天不亮就帮她妈挑水、喂猪，针线活做得比绣娘还好，上次你妹发高烧，是她跑了五里地去镇上请的大夫。成分是死的，人是活的。”

我还想反驳，母亲却把旱烟袋往炕沿上一磕：“就这么定了！老周说了，不要彩礼，还陪嫁一床新棉被和半袋白面。你要是不娶，以后就别认我这个妈。”

婚事定下来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传遍了整个王家村。我赶马车去拉肥料时，总听见有人在背后嚼舌根。村东头的二婶子故意提高嗓门：“建国这孩子咋这么糊涂？娶个地主家的闺女，这辈子都抬不起头！” 旁边的人跟着附和：“就是，以后他娃上学都得被人戳脊梁骨！”

我攥着马鞭子的手都冒了汗，回到家就冲母亲发脾气：“你看他们都怎么说我！我不娶了！”

母亲没骂我，只是把周慧英送来的布鞋递到我手上。那鞋针脚密得像鱼鳞，鞋头绣着小小的莲花，比供销社卖的还精致。“你摸摸这鞋，” 母亲说，“慧英熬夜做的，说你赶马车费鞋。这样的姑娘，去哪找？”

我摸着软乎乎的鞋面，心里的火气消了大半。

婚礼办得很简单，就请了家里几个亲戚。周慧英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低着头帮母亲端菜，手脚麻利得很。席间，我堂哥喝醉了，拍着桌子喊：“建国，你这是往火坑里跳啊！” 慧英的脸瞬间白了，却还是端起碗递给他：“哥，喝口汤醒醒酒。”

那天晚上，我看着坐在炕沿上的慧英，小声说：“委屈你了。” 她摇摇头，从包袱里掏出个布包：“我攒了点钱，明天去买些菜籽，咱们把后院的荒坡开出来种点菜，以后就能少买些了。”

从那以后，慧英就成了家里的 “主心骨”。每天早上她比我起得还早，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去后院翻地。她种的黄瓜结得又粗又长，茄子紫得发亮，不仅够自家吃，还能拿到镇上换点零钱。母亲的风湿腿冬天总疼，慧英每天晚上都烧好热水给她泡脚，还学着按摩穴位，没过多久，母亲的腿真的好了不少。

可村里人的闲话还是没断。有一次，村支书家的女儿结婚，请了全村人去喝喜酒，唯独没请我们家。慧英却像没事人一样，对我说：“别往心里去，咱们把日子过好就行。”

1980 年，村里分田到户，慧英跟我商量：“咱们种点经济作物吧，我听镇上的说，种棉花能卖好价钱。” 我有点犹豫，怕种不好赔本。慧英却拍着胸脯保证：“我去镇上农技站问过了，他们会指导咱们。”

那段时间，慧英天天泡在棉花地里，从播种到打药都亲力亲为。有一次下大雨，她为了抢收棉花，淋得浑身湿透，发了高烧，却还惦记着地里的苗。等棉花收了，卖了好几百块钱，比我赶马车一年挣的还多。

村里人看我们家的眼神渐渐变了。二婶子开始经常来串门，问慧英种棉花的技巧；堂哥也提着酒来家里，说当初是他说话不好听。慧英从不计较，还把自己总结的种棉经验写下来，分给村里的妇女们。

后来，政策越来越好，我们用种棉花攒的钱买了拖拉机，又开了个小杂货店。慧英脑子活，进的货都是村里人需要的，生意越做越红火。母亲逢人就说：“我没看错人，慧英比亲闺女还贴心。”

去年冬天，我和慧英抱着孙子在村口晒太阳。二婶子凑过来，羡慕地说：“建国，你真是好福气啊！慧英又能干又孝顺，哪找这么好的媳妇？” 我笑着看了看慧英，她脸上露出了腼腆的笑容。

这些年，我总算明白母亲当初的用心 —— 看人不能看成分，要看心。当初那些嘲笑我的人，如今都羡慕我有个好媳妇，有个和睦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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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为虚构故事，旨在展现一种生活态度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并非真实事件。］

来源：俊俏面条zteD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