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谁曾料到，罗永浩引出西贝，西贝引出上海学生餐，上海学生餐引出绿捷实业（暂时不提“有关部门”），绿捷实业引出香港某公司，香港某公司又引出更多的关联公司和关联人物。全是政治经济学。
作者：方绍伟：旅美制度学者、社科学术批评家
谁曾料到，罗永浩引出西贝，西贝引出上海学生餐，上海学生餐引出绿捷实业（暂时不提“有关部门”），绿捷实业引出香港某公司，香港某公司又引出更多的关联公司和关联人物。全是政治经济学。
2025年9月14日，一篇称“上海家长希望西贝参与竞标上海中小学学生餐”的文章引起热议。9月15日，事件升级，上海多所学校的学生家长在社交媒体上反映，当天中午由上海绿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在校午餐中，虾仁炒蛋出现发臭的现象。9月16日，上海绿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回应称，系虾仁中含有细沙才被撤下，不存在发臭等别的食品安全问题。9月18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发布通报称，已会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第一时间赴现场调查。9月18日，上海市闵行区实验小学所购餐饮食材中，出现保质期长达540天的冷冻牛羊肉，该批肉品由上海绿捷公司流通出货。此外，上海绿捷公司还曾购进多批保质期720天的冷冻五花肉，保质期仅一天的荷包蛋也被冷冻多日后进入校园餐。舆论因此彻底炸了。
上海绿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注册资本5000万元，实缴资本1200万元，业务覆盖全市16个区的50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日供餐超过50万份。2025年8月，绿捷共有27次中标。该公司的股东为香港的Green Express Foods, Limited，其董事与厚生投资有关，厚生投资官方微信公众号曾称绿捷为“被投企业”。此外，厚生投资负责人王航同时出任新希望集团副董事长，绿捷的董事长曾担任新希望总裁，新希望集团创始人则是四川首富刘永好。
一份看似普通的校园午餐，在上海这座超大城市里，演变成了牵动政府、资本、家庭三方的复杂议题。核心点是“招标的有形之手——垄断经营和半强制购餐——学校配餐预付费模式”。商品房预售制度叫“卖楼花”，学校配餐预付费可以叫“卖餐花”，“卖餐花”一旦开启，学生就像“房奴”一样变成被套牢的“餐奴”。这个小生意的大奥秘就在这里。所以，上海校园餐争议的爆发，绝非偶然的食品安全事件，而是教育公共服务、市场资本运作与民生诉求三者相互交织的政治经济学样本——它折射出公共资源分配中的权力逻辑、资本与公共利益的博弈，以及基层治理中“政策善意”与“执行偏误”的落差。
从政治维度看，上海校园餐的核心矛盾，在于政府公共服务目标与治理能力的适配性问题。作为教育公共服务的延伸，校园餐承载着“保障未成年人健康”与“维护教育公平”的双重政治意涵。上海市教委早有明文规定，校园餐实行“自愿购买”原则，禁止强制消费，同时要求建立“学校负责人陪餐制”和“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等制度，初衷是通过多元参与实现监管制衡。但在实际执行中，部分学校以“食品安全”为由严查学生自带食物，甚至要求家长提供病历、过敏原证明才能接孩子回家就餐，变相压缩了家长和学生的选择权。
这种“政策善意”与“执行变形”的反差，本质上是基层治理中“管理便利”对“服务本质”的侵蚀——学校为降低外带食品的监管成本，选择以“一刀切”的方式简化流程，却忽视了家长对餐食质量的合理质疑，最终导致公共服务的“供给端”与“需求端”脱节（同样是“配餐预付费”，其他国家的学校提供多种选择）。从经济维度审视，上海校园餐市场呈现出“资本集中化”与“监管滞后性”的博弈格局。涉事企业上海绿捷实业的崛起轨迹，是资本切入公共服务领域的典型路径。这家覆盖上海16个区500多所学校、日供餐超50万份的“巨头”，背后有着清晰的资本关联——其董事长曾任新希望六和总裁，股东架构中隐含新希望系资本身影。
对资本而言，校园餐市场的吸引力在于“低风险、稳收益”：一方面，学校餐食采购多通过招标实现，一旦中标便能获得长期稳定的订单，现金流可预期；另一方面，校园餐面向未成年人，消费者（学生）缺乏自主选择权，家长的议价能力也受限于“集体采购”的模式，这使得资本容易在“规模效应”下压缩成本。绿捷被曝的“发臭虾仁”、“异物混入”等问题，本质上是资本逐利性与校园餐“公共品属性”的冲突：当企业以“覆盖500所学校”的规模优势摊薄成本时，食材采购、加工流程的品控容易出现漏洞，而政府监管却未能跟上市场集中度的提升速度——直到舆情爆发后，监管部门才启动全面调查，反映出对大型配餐企业“事前监管”的缺位（同样是“招标”，多元中标也可提高竞争压力）。
上海校园餐争议暴露了民生领域“三方制衡机制”的薄弱：作为需求方的家长，虽有“膳食监督委员会”这一参与渠道，却往往沦为“象征性参与”，投诉反馈后问题难以得到实质解决；作为供给方的资本，凭借规模优势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缺乏充分的竞争压力以倒逼服务升级；作为监管方的政府，虽有完善的政策框架，却在“多头管理”（教育部门管服务、市监管部门管安全）中出现协同不足，未能及时发现企业长期存在的品控问题。这种“监管乏力、资本强势、公众失语”的格局，使得校园餐从“民生福利”异化为“资本盈利工具”，最终引发信任危机。
事实上，上海校园餐的困境并非个例，它只是中国大城市公共服务治理的缩影。要破解这一难题，不能仅停留在对单一的“有关部门”、企业或学校的整改，而需要从“权力与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的底层逻辑重构治理体系。但这么说说容易，问题是，这个话题，完全有可能很快就像其他话题一样“不能说”（如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后的中国高校仍处于封闭和不能进入参观的“围城”状态）。
来源：半盏流年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