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构建起了较为完善的法制体系，为根据地的稳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文艺作为普法宣传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在根据地的法治建设中发挥出独特而显著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构建起了较为完善的法制体系，为根据地的稳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文艺作为普法宣传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在根据地的法治建设中发挥出独特而显著的作用。

以文化人，破解普法难题

全面抗战期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领导下，初步构建起较为全面的抗日民主法制体系。据统计，晋察冀边区累计颁布法律、规章及命令等309件，内容涵盖政权建设、选举制度、土地改革、婚姻家庭、财政金融等多个领域，其中政权建设与民主政治类法令占比达30%，充分彰显了法治在巩固抗日政权和推进民主政治中的作用。

晋察冀根据地的法治建设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又称《双十纲领》）为根本依据。《双十纲领》明确提出“彻底完成民主政治建设”，保障各抗日阶层的参政权利。并据此制定《晋察冀边区选举条例》等系列法规，首次在敌后实行普选制度，成为中国有史以来除陕甘宁边区外，第一次实行“无任何限制、最民主、最广泛的选举制度”。1938年《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及1943年《租佃债息条例》，明确实行“二五减租”与“一分利息”，推动农村生产关系调整。1940年公布《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税则》，制定“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多的多出，少的少出”的纳税原则。1941年出台的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废除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及纳妾蓄婢，确立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原则，禁止童养媳。此外，还制定《抗战勤务条例》《晋察冀边区志愿义务兵役制实施办法》等，有力保障部队和党政机关对人力物力的需要。

1940年8月，晋察冀边区颁布了《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也称《双十纲领》）。图为群众在学习《双十纲领》。

晋察冀边区法规虽为根据地的巩固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普法却面临着复杂的现实困境。晋察冀边区地处华北广袤原野，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群众政治文化生活亦相对落后。比如，在山西等地的山岳地带，“十人九盲”现象十分普遍。据1938年统计，这片涵盖三省72县、10万平方公里、1200余万人口的区域，仅有屈指可数的几种出版物，读者不足总人口的2%，文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如火如荼的抗战形势。如何让现代法律、法规为文化落后、封建守旧、信息闭塞的边区老百姓所理解、支持并转化为群众可感可触的行为准则，就成为边区法治建设宣传工作中亟待破解的难题。

针对边区群众“不能读书报”“生活紧张”的实际，《抗战报》在1940年11月25日社论中提出：宣传方式需遵循“短小灵便”与“通俗直观”两大原则。边区政府与文艺工作者亦深刻认识到普及性文艺教育的独特力量，只有利用诗歌、音乐、戏剧、漫画、木刻等艺术形式，将法律政策编织进生活场景，经过生动演绎，才能突破语言文字的壁垒，尽快达到普法教育的目的。后来，边区灵活多样的文艺普法活动在落实边区法规、重塑社会秩序的历史进程中，的确书写了以文化人、以法固本的动人篇章。

文艺搭台，法律唱戏

在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宣传队发扬中国工农红军的优良传统，广泛采用多种文艺形式进行宣传，组织群众参与到形式多样的普法实践中去。

抗战诗歌以简洁有力的语言，成为普法的“轻骑兵”。1938年末，西北战地服务团将延安街头诗运动引入晋察冀根据地，并与当地“铁流社”联合发起了边区街头诗运动。1939年1月，边区首个“街头诗活动日”在平山县蛟潭庄举行，街头巷尾贴满红绿相间的诗歌，引发各界关注。同年5月，服务团又发起了“边区街头诗一千首”创作运动，将边区街头诗运动推向高潮。

这些诗歌采取短小灵活的形式，运用民谣的韵律和鲜活的语言，描写战争、反扫荡、民主政治、减租参军等。这其中，有不少诗歌专门用来宣传边区抗日政策和法律条例。例如阜平县流传的“边区政府办法好，婚姻自主乐逍遥；寡妇再嫁没人管，男女平等地位高”，将婚姻条例的核心思想融入歌谣。蔚县的《革命更像河水长》中说“二五减租头一步，往后幸福更加强”，以民谣形式宣传减租减息政策的好处。同时还有诗歌与边区独特的“豆选”制度相结合，谱写出法治与民意结合的生动篇章：“一粒黄豆一颗心，选举应当选好人；首先积极来抗战，另外做事要认真”。这些诗歌将选举的核心原则转化为百姓听得懂、记得住的生活语言，让人印象深刻。有的聚焦选举标准，如“千万莫要选错人”强调审慎投票；有的突出性别平等，如“妇女翻身头一宗，选举大事咱有份”，打破“从前女人不上纸” 的封建旧习。街头诗在客观上适应了边区广大群众文化水平较低的实际情况，成为我党普及政策、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阜平县高街村剧团演出《穷人乐》

戏剧也是边区颇具感染力的普法载体。活报剧短小灵活，能迅速将时事新闻与政策法令融入艺术表演。1938年1月，在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的庆祝大会上，人民自卫军少先队与宣传队以经典剧目《放下你的鞭子》，正式拉开了晋察冀根据地活报剧演出的序幕。1940年抗敌剧社创作的《王老五逛庙会》，以庙会场景为背景，通过王老五夫妇与商贩、八路军的互动情节，生动形象地诠释了“抗日救国”“保障人权财权”“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政策内涵；王炎创作的《叛徒的下场》，联大文艺学院、联大文工团联合创作的《反对投降歌活报》，抗战剧社的《反汪活报剧》，柴庄村剧团的《蒋敌伪合流》等作品，在宣传反奸反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加深了群众对《军民誓约运动宣传大纲》的理解。

1938年中国共产党号召“戏剧从舞台搬到街头”，街头剧应运而生。街头剧完全突破了剧场的限制，“送戏上门”，将表演场所延伸至市井街巷、村落田埂。街头剧紧密围绕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核心议题展开。例如《当兵去》普及兵役制度，《往哪里逃》聚焦难民生产自救，《选村长》则宣传民主选举理念。街头剧既歌颂先进典型，也批判迷信落后现象，如柴庄村剧团通过《不能靠天吃饭》《炕头会》《开渠》等剧目，实现褒贬结合，有效发挥戏剧的教化功能。1944年底，阜平县高街村剧团演出的《穷人乐》，描绘边区在党的领导下减租减息、民主选举等生动场面，剧中人物多为农民、士兵、小商人等基层群体，演出地点选择农村、田野、战场等一线场景。这种“群众写、群众演、群众看”的模式，使法律政策不再是抽象条文，而是“身边事、身边人”的鲜活实践。

画报与摄影也成为重要的宣传工具与斗争武器。1942年7月，《晋察冀画报》正式出版，共发行13期。画报以摄影、图画为主，以其特有的现实性、真实性图像叙事在法制和政策宣传上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小说、报告文学、连环画、木刻版画等艺术作品也是广受根据地民众欢迎的宣传媒介，如徐灵的木刻版画《选举》，吴劳、焰羽合作的木刻版画《军民誓约》，都是优秀的普法作品。

主体多元，构建普法网络

晋察冀根据地文艺普法的实践是各方共同参与的结果，从党和政府到文艺工作者，再到广大民众，共同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普法主体网络。

边区党、政、军领导在文艺普法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支持作用。聂荣臻同志从率部开辟晋察冀边区起就高度重视文艺工作，要求作家要“深入群众之间”。在边区抗战与法治建设中，边区政府通过政策引领、组织保障与资源整合，成为文艺普法的核心推动者。边区政府除了制定和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外，还积极培训文艺普法骨干、组织文艺演出，如1940年5月边区创办第一个“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训练各地文艺干部。至1940年底，先后培训700多人。1941年6月，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这也是边区政府团结文艺力量推动文艺普法的重要举措。

专业文艺工作者和团体是文艺宣传和普法的先锋。田间、邵子南、史轮等作为延安街头诗运动的发起人和参加者，不仅亲自发动了晋察冀边区的街头诗运动，而且积极引导、教授边区群众学习掌握街头诗。西北战地服务团、华北联大文艺部及文工团等与边区自建的文协、剧协、各级文救会等共同汇聚成蓬勃的文艺力量。抗敌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华北联大文工团、火线剧社、群众剧社等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文艺社团。这些活跃的文艺团体直接推动了抗战戏剧的繁荣。

广大人民群众也逐渐成为文艺普法的重要力量。在戏剧演出普及各村的过程中，村干部们积极参与，形成 “村村有戏”的局面。通过兵演兵、民演民等形式，进一步加深了战士和群众对法律法规的理解与拥护。在街头诗运动中，人民群众不仅是参与者，更是创造者，连部队机关里的勤务员“小鬼”也写诗。晋察冀群众文艺运动在1940年开始组织起来，几乎每个比较大的村庄都组织一个不脱离生产的业余剧团。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文艺普法实践，是战火中诞生的法治教育奇迹。在极端艰难的处境中，边区政府及各类群众团体巧妙地将普法教育与群众文艺紧密结合，通过诗歌、戏剧、画报等短小精悍、通俗易懂且极具传播效能的艺术形式，生动地传播法律知识，为动员全民抗战、巩固根据地政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刘子穆杨宁）

来源：河北共产党员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