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每个人在短视频中都能成为主角。例如，环卫工人通过短视频了解到新疆的壮丽风景，发现了自己从未接触过的世界，又比如，农村妇女借直播带货，改善了家庭的经济状况。这些动人的瞬间，背后是算法赋予普通人被看见的机会。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由算法重塑的世界。每天，数以亿计的内容在平台上流动，每个人的真实表达构成了算法的基础。

她把短视频当作学术“田野”，从中看到了中国最生动鲜活的社会生态。

陆晔的办公室一景

随着算法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也面临着信息茧房、数字鸿沟等社会新问题。

技术如何促进而非阻碍公平？个人兴趣与公共讨论如何平衡？在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社会变革中，每个人既是被影响的对象，也是能动的参与者。

为了探讨这些问题，陆晔教授与媒体人曹柠

一起回顾了媒介技术的发展，思考如何在技术与人文的共生中找到平衡，进而探寻我们每个人在这场文明转型中的位置。

身处巨变的时代，我们既需要理性审视技术带来的挑战，又要避免让过度悲观的思维束缚我们对未来的想象。正如陆晔所说，

“人类社会与技术的关系不是谁去降服谁，而是延伸出一种新的文明。”

以下是陆晔与曹柠的对话。

“新闻学毕业生做网红，

有什么好羞耻的”

曹柠：

陆晔：

你说你是一个叛逃者，这一点我坚决不能同意。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是从字面上理解“新闻”的，承载新闻的媒介一直在变化，从最初的报纸到广播电视，再到互联网。传统媒体的功能在式微，年轻人为什么还要死守着这个快沉的船，不能弃船而去吗？这不叫“叛逃”。从某种意义上，每一条船最终通往的都是信息的交流和人类的相互理解。

曹柠：

我是山东人，过年回家，人家介绍：“这是张处，那是北大李博士，曹柠是上海的曹博主”。还有一次，亲戚喝多了，终于发出了灵魂拷问：“曹柠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其实我也有身份焦虑，网红、主播、内容创作者似乎都很难完全涵盖我的职业追求，你是怎么定义网红的？

陆晔：

你是一个内容生产者，未来或许不再有固定的名词来界定这一职业。以后可能就是个人IP时代，你应该比很多大报记者还要自豪，因为有的传统媒体已经没人看了。但是你这里聚集了关注社会的年轻力量，有什么好羞耻的，作为老师，我非常为你自豪。

曹柠：

刚刚逛了你的办公室，我发现，里面不是只有学术，还有很多音乐、电影、艺术，学术在你生活里占了多少比重？

陆晔的办公室

陆晔：

我的导师曾说过，我们学者的生活和所有经历都是学术的基础。学术从来不是架空的，它一定与我们的生活体验以及对社会的认知密切相关。学术不是空中楼阁，它不仅仅是看几本书、写几篇论文，而一定是根植于文化土壤中的。音乐、电影、艺术都是学术拓展出来的部分，就像我沙发上的这三个坐垫——波伏娃、桑塔格、阿伦特，这三位伟大的女性，每天在背后给我巨大的支撑。学者应该站在社会文化的前沿，而不是仅仅待在学院里。学术永远是批判性的，不应该与任何权力合谋。

陆晔办公室靠枕：波伏娃、桑塔格、阿伦特

从印刷文明到算法生态

我们还欠缺理解它的尺度

曹柠：

今天主要想跟您讨论算法时代的可能性。关于算法，现在大家还是有一些误解，还在用中心化时代的惯性，想象一个新的信息分发机制。

陆晔：

我们可能要回溯一下媒介发展历史。首先是人类是交流的物种，所以表达输出，被别人听见，在一起聊天，它本身就是人类的重要特质。

传播媒介的迭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数字技术是几何级增长的，但是它带来了一个挺大的变化，媒介和信息传播的发展是迭代——比如说报纸虽然也能让知识触达大众，但是它还是要以识字作为前提，那它就限制了知识的传播。

广播不一样了，能听得懂人说话的人，就能听广播，它是一个比报纸更大众化的媒介，而在这个时候我们会认为广播是对报纸的迭代，它增加了听觉这个通道。

到了电视，它更不一样了。有视觉，我们能够看到那个所谓的现场，离现场最近，它把一个遥远的世界直接带到了你的客厅。

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我觉得它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技术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底层逻辑。

过去我们所有的媒介都是工具化的，没有哪个信息传播媒介像今天一样，是完全嵌入到我们的基础设施里，嵌入到我们个人生活的基本逻辑里。

曹柠：

现在如果不跟移动互联网发生关系，你可能寸步难行。

陆晔：

没错，互联网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整合进来之后，这个技术的影响不光是发生在消费层面，也发生在社会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层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跟书写系统同时诞生的人类的文明，有没有做好准备来应对今天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是不一定的。所以，你的羞耻感可能源于文字印刷文明，跟你们学新闻的不一样，我们广播电视的很多毕业生去做娱乐节目了，进入各种各样的内容生产领域，没有文字记者那种强烈的羞耻感。

曹柠：

你刚才说的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框架。我在其中理解到了一个东西：其实它是演化的产物。以短视频这样的形态为例，现在我们有10亿短视频用户，它已经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基础设施，或者说生活的基态。

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东西，我觉得是完全像您说的，我们还欠缺理解它的一个尺度。

某种意义上，短视频已经构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基础设施

陆晔：

如果我们还抱着印刷文明的观念，也许我们就会感到无限的恐慌。但是我们也相信人的主体性，也应该相信人的力量，在这个新的信息的场域当中，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可以有更多的批判和反思，它今天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已经没有办法完全去拒绝它了。

那可能我们就要回溯到对技术本身的看法——不是把技术看成是一个外在于我们的东西，而是把它看成是我们整个人和社会一种新的存在的方式。

短视频帮你拓展线下生活

而不是对立起来

曹柠：

你平时刷短视频吗？怎么看待这种媒介的特点？

陆晔：

就像王笛教授说的，历史学者能够从短视频里看到中国最生动、鲜活的社会生态。我们之前做过一个研究《短视频平台上的职业可见性》。在短视频里，你会看到大众媒体上看不到的东西。

曹柠：

比如说到“基层体力劳动者”，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骑手，我看数据才知道，原来中国卡车司机的数量比骑手还多。

陆晔：

没错，卡车司机在短视频平台上非常非常活跃。有一个叫农民工妹妹聪聪，有一副好嗓子。她就一面在工地上干活一面唱歌，好多人特别喜欢她，而且她会回复大家的评论，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跟她有这种交流和互动。

还有一对摆摊卖蔬菜的夫妻，他们会拿着扫帚唱粤语老歌，一个人唱，另外一个人跳。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在大众媒体上看不到的东西，可以在短视频里看到。原来聚光灯不是由机构媒体来照到每一个人群，而是由这些人自我展现的时候，就是所谓自我展演（self performance）的时候，就太有意思了。

在少数民族地区，其实挺多女性不仅不识字，也听不懂普通话。但到了短视频平台上，因为她们身边很多人在用短视频，比如大小凉山的人在用彝语在讲她们自己的故事，她们的业余生活就更丰富了。你会发现，这种生态其实特别有意思，真的是有这么多人，从短视频里找到了自己生活的乐趣所在。

我在学院门口的馄饨店，经常会碰到一个环卫大叔。我偶尔会跟他聊天。有一天，他跟我说新疆下雪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在短视频上面刷到的。那我就问：你为什么会关心新疆下雪？你是新疆人吗？他说当然不是。我说，你怎么会关心新疆？他说因为没去过，觉得特别远，特别好奇，所以就特别想看。偶尔刷到一个以后，就会刷到更多。

一成不变的生活中，人们可以通过短视频打开新天地。图为新疆雪景

后来我就教他检索，他说他不太会写字。我说没关系，你可以用语音输入。大叔就打开一新天地。还能用语音输入，然后我跟他说你想看哪儿，新疆、内蒙或者外国，你都可以这么去找。

你就会发现，我们经常在批评短视频平台，觉得它低俗，好像我们应该去阅读，做更高雅的事情，但是对于底层劳动人民来讲，他本来就没有阅读的时间。而在他的碎片化的生活里头，他原本只能发呆，跟工友爆点粗口，但他现在可以看到新疆下雪了，这是我在短视频里看到的一个特别动人的时刻。

曹柠：

现在市面上还是有很多朋友对短视频构建的新生活不知道怎么处理，甚至怀着居高临下的抗拒姿态，比如我听到一个说法，“你把你每天刷短视频的时间，等比例放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就是刷了10 年”。

陆晔：

说实在的，对于咱一个没什么追求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过好自己的一生，以什么方式来过好？我到底是刷十年的短视频，还是看十年的夕阳？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哪个高兴哪个就弄着吧。人生这么短，打工这么辛苦，我还不能乐一下了？你要是觉得太累了，刷一刷短视频挺开心的，挺好。唯独我觉得要警惕的一点，就是我们生活里不能只有这些东西。

生活还是跟现实相关的。如果你希望你生命的维度能够更丰富一点的话，肯定应该是要去延展各个方面。大众媒体也好，社交媒体也好，短视频平台也好，它都是帮助你来延展的工具，不能完全取代你的线下生活。

曹柠：

其实我倒不担心这个，因为我在短视频上的所有泪点，都来自于真实的情感的唤起。在外面上学的孩子老是被一种东西唤醒，叫做妈妈的饺子的味道。其实我们被唤醒的是真实的情感，但我们通过这个影子，应该是再回到我们真实的生活。这是一个从真实到影像，再从影像回归真实生活的循环。

影像是帮助我们延展生活的工具，不能用它取代线下生活

陆晔：

学者们在过往的研究里谈论公共生活的时候比较多的，是话语和行动，不太把情感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因为我们觉得情感是私人的。在公共领域里面，就应该好好讲话，讨论问题。

在今天，你会发现在社交媒体上不一样了。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上，这种情感表达能够唤醒集体记忆，建构公共领域话题，激发讨论，是构建公共生活的一种方式。这个以往是比较被忽略的。

那么，在今天我们谈论情感公共领域或者情感社会的时候，其实是想正视人类社会的个体的、私人的情感，当它被放大到了社交媒体上，尤其是通过算法的推荐机制，在这个所谓的视觉模态里被展示出来，更容易被捕获到，我们必须要关注和正视这一点。

确实对于青年一代来讲，他们的生活就是和视觉模态相关的，而不是跟文字相关的。那他们一定会发展出他们自己的生活逻辑和他们的情感慰藉的那些社会资源，它可能是来自真实的生活，也可能来自社交媒体。

这让我想起疫情时的一则新闻，上海的医疗队在武汉驰援的时候，把一个老人从ICU推回病房时，医生停下来让那个老爷爷看了一下夕阳，被人拍下来了。老爷爷在那样的一个瞬间看到了真实的夕阳，它不在整个救治流程里头，但它是特别美好的人类情感的表达。

3月5日傍晚，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援鄂医疗队医生刘凯，在护送患者做CT的途中，与住院近一个月的87岁患者一起欣赏日落。（甘俊超/摄）

我们这么多人是从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这一幕，社交媒体把我们原本不一定能够产生连接的场景，带到了我们的生活里头，它其实也是对我们线下生活的一个补充，我们没有必要把它们完全对立起来。

短视频成为学术“田野”，

普通人也能被看见

陆晔：

有一些技术它是完全可以超越人的判断，能做一些人类做不了的事情。比如我们看到过相关医学刊物上的论文，用人工智能来筛选肺癌，比医生手动来筛选、判断的准确率更高。它有时候可以比人更强大，因为它算力更强大。

曹柠：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案例，就是找丢失的儿童，因为平台有这个识别，有了大量的数据，有这个协同机制，其实可以把一些悲剧给避免掉。

陆晔：

我记得最开始就是今日头条有寻人推送，每到节假日，在公园里头小孩丢了，5 公里范围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飞快地收到推送和提醒，找回小孩的概率和效率都更高了。

我们也会看到，技术它在某种程度上它变成了人能看到多大的世界的新的提示。换句话说，从最积极的角度来讲，我们原本肉眼的感知和我们身体的感知，其实是特别有限的。别忘了没飞机我们都上不去天，如果没有俯拍的镜头，我们只能趴在地面上仰视。现在我们可以把它拉到太空了，通过太空的遥感技术，它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过去得让战地记者出生入死去新闻现场，但是现在你去不了战区，通过卫星的遥感技术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我们人的感知思维，会受到新技术的影响，从而打开一些新的窗口。

曹柠：

其实我觉得它不是覆盖了以前的需求，它是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比如说我有时候喜欢看人在短视频上解题，包括做菜，以前是能看菜谱，看电视节目，现在人家直接给你一个操作指南，而且几乎是让我的生活所有的东西都模块化，然后快速学习。但也有人质疑，这种碎片化的内容真的有用吗？

陆晔：

它确实给我们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而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便利性，包括所谓的智能城市，比如说交通堵车，你现在看地图上是红的，就可以绕着走。

过去，我做研究必须亲自去现场田野。现在，短视频平台成了我的“田野”。我在短视频上看到过一个贵州女孩，她18岁没考上大学就回家种地，拍一些放牛之类的日常，后来很多人关注她，小姑娘也很可爱，甚至有新媒体测评机构邀请她去北京开会。她第一次去北京，特别开心，住酒店、坐飞机，一路自拍，最后还和大佬同台亮相，我觉得这很令人感动。

我们在调研时也发现，短视频APP在中国农村的普及率非常高。他们会问“我能加你抖音或快手吗？”我们拍的纪录片，他们也会问“能在抖音或快手看到吗？”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能从短视频受益，看到社会生活的丰富样态。在短视频平台上，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聚光灯下的主角，这意义重大。

与此同时，技术的边界变得很微妙。现在所有的技术发展的方向都是合理的吗？比如说，对于社会的公平有没有新的定义的方式？不管是算法还是人工智能，社会的分类排序打分标准是不是合理的？它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友好？是不是照顾到了所有的人？

曹柠：

所以有一种来自文化精英的失落感。

陆晔：

我们知识分子经常会觉得直播带货是特别low的，或者是鱼龙混杂的一个领域。但是我们在研究当中就大量的发现，过去的传统，不管是农业生产也好，不管是到了后来改革开放之后，大量的农民工进城从事的生产劳动也好，它其实都是男性主导的。女性由于家庭、由于社会结构性因素、教育程度等，她们只能从事一些家政服务的工作。这些工作挣钱比较少，所以她们的地位很低。但是自打有了直播带货之后，我们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村妇女，通过直播带货挣到钱，她们可以一边带孩子，一边直播带货，家庭地位也提高了。所以说，对于这一群人来说，在这个场景里面，就不光是生产力的解放，也是个人的解放。

算法确实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新的社会经验。我们无法简单地评判这些社会经验是好是坏，而应该学会与之共存。

从想象到实践：

“农村妇女”如何谈算法？

陆晔：

赛博空间已经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了。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从赛博空间里面获取信息，来作为我们抉择的基础。我的学生在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中，去看这些完全不识字的农村妇女怎么谈论算法，怎么谈论流量？他用了“算法想象”这个概念。你会发现，老百姓对算法的理解其实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在更早的时候国外做过很多调查， Facebook 的用户根本不知道还有算法这回事，但是到了这些年大家都知道算法的存在了。

我的学生开始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就说不给她们一个定义，看那些阿姨、大妈、大姐们在谈论什么。她们会用“算法”，会用“流量”，会用“点击量”，会用“阅读量”，会用“曝光率”。从这些词儿里头找出来，她们对算法的看法特别有意思，每个人对算法的看法都不一样。

比如有人说“流量就是看我的人越多，或者大家都给我点赞”“流量能干什么？流量能够让我挣钱。”“有了流量就会有人来给我广告。”这么多普通人把自己的理解加进去以后，试图去跟算法周旋——我要养号，然后我要干什么干什么，这个理解，有的时候竟然奏效了。

流量在不同人的生活中扮演着迥异的角色

曹柠：

其实说明大家已经意识到，我们可以主动做点什么，从想象已经变成实践了。

陆晔：

过去，我们其实是在传统的统计学时代，我们只关心那个百分比和“大数法则”。

搜索里的“大数法则”没有办法精确定位每个人，我们只能用一个产品去符合所有人的想法，最多人的想法。但是算法可以精准定位，所以它的颗粒度是变得更小了，它不需要去牺牲少量的个体去满足大众，而是可以给所有的人都量身定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表达的自我，你的偏好确实是有可能会影响到，就是在那个较细的颗粒度里，可能是会影响到你所获取的这个信息的。比如说哪些广告你不想看，哪些东西你选择了是我要更多去关注的，给我们自己造就相对营养均衡的信息配餐。

信息茧房，

区分私人兴趣与公共生活的边界

曹柠：

我甚至都可以用信息茧房这个词。当然，我们在批判意义上说，人应该有一个均衡的饮食，但有时候，我觉得我就是要待在我的茧房里，不可以吗？

基于协同过滤机制，我可以非常直接的找到这些人，甚至我还可以跟他们组建线下社群。比如说我最近在玩很多体育运动，像打网球、飞盘，甚至更小众的圆网球（spikeball） ，我可以通过社交网络迅速跟这些人建立连接。从上面学，然后可以加入他们的社群，这在以前，信息成本要多高？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陆晔：

短视频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因为短视频平台是一个算法的平台，它是靠算法机制来推荐的，而这个平台的架构里面，如果没有算法，每天上亿的内容要分配给上亿的用户，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传统媒体时代，报纸只有32个版面，我们可以看头版和自己喜欢的版面，但现在内容太多了，平台怎么去分发这些内容？难道真的要把上亿条内容让一个人全部看到吗？你也刷不完的。所以分发的时候要打标签、要分类，要根据个人喜好来选，让你每天能够看到不同的、你喜欢的东西。我觉得其实算法是做了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儿。没有它，平台不可能运行。

（图源：中国人民大学高瓴人工智能学院）

曹柠：

它甚至可以帮助人更了解自己，因为一旦我们了解协同过滤的机制。我们有的时候自我反思，“唉，我怎么会刷到这个？我停留时间这么长？”其实就是它唤醒了一个我未知的兴趣。当我们真正理解了自己被打的那个标签是什么的时候，其实可以反照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陆晔：

我觉得你把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混淆了。在个人生活领域从来都有茧房的，比如，我这辈子也没读完《红楼梦》，但这并不影响我活到今天，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尽管大家都说《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复旦严锋老师也反复劝我读，但我就是不想读。世界上还有很多好玩的事情，我选择跳过这部经典，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这就是个人生活中的小众偏好。

但是当我们谈论信息茧房的时候，我们不是在个人意义上，不是在兴趣意义上谈论的。我们在公共意义上就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我待在我的茧房里头，我就不理解别人，我就攻击别人，我就没法好好说话，我们没法就一个问题来进行讨论，“我不听我不听”“你肯定是骗子”“整个人类文明都不存在的，登月也不可能有”“科学家给我证据我也不看”……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生活就无法展开了。

对于信息茧房来说，我觉得它更大的一个危害，其实是在公共政策方面。当你看不到的事儿，你就认为它不存在。所谓的信息巴尔干化，在每一个孤岛里头的话，每个人就不听，那你就没有办法推进公共政策。

另外，在文化上只相信自己这个文化是最优越的，别人都不行，这个也很可怕。个人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是可以的，只要不对别人造成影响和伤害，关键是要区分公与私的边界。

曹柠：

我们从超链接时代走过来的人，会享受到那种互联网许诺给我们的平等开放。但是到了现在视频号，连这个URL地址都没有，它就变成一个封闭的生态。

陆晔：

是的，这个特别糟糕。前几年有一个技术哲学学者亚卡托有了新书，他在里面强调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个旧世界的坍塌和一个新世界的上升。

这个新世界的上升，就是代码计算变成了一个社会的底层逻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人要重新去理解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我们过去的方法论，包括过去的哲学思考可能已经不奏效了。

当代码计算成为社会的底层逻辑，过去的方法论不再奏效

曹柠：

大数据等新技术的边界究竟在哪里？这个标准应该由谁来确定？

陆晔：

这其实是一个全社会都应关注的问题。以Chat GPT或DeepSeek为例，它们给出的回答需要符合伦理、准确、真实、善意等标准，但这些标准究竟由谁来制定呢？我曾听过一位人工智能专家演讲，他提到Chat GPT的对齐过程是由他们公司的20多名工程师制定规则手册，然后外包给大量普通人来训练机器并打分。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就像一个巨大的容器，里面包含了各种文化及差异性，这些文化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甚至还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但它们都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现在，我们却用20名工程师和雇佣人员，把这个庞大的容器扎成一个小口，只允许符合善意、无伤害、道德和健康标准的内容输出。

如果未来人们只能接触到从这个小口输出的内容，而无法看到更广泛的文明，我们可能会变成“洁癖”，害怕接触到不符合标准的内容。但如果有一天这个“容器”破裂，所有内容全部喷涌而出，人们就会难以承受。相反，如果我们是在复杂的环境中长大的，能够鉴别各种内容，抵抗力相对较强。那位专家的观点忽略了人类文明中那些糟糕的部分。

我们所关注的从来不是是否要对齐，而是如何对齐以及由谁来决定对齐。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关键问题：在海量数据面前，谁来决定社会的文化和道德走向？我觉得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

其实在这里你会看到，它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过去对于所有的理性和美德的看法，全部是基于原本的社交维度或者技术场景。有点像韩炳哲在他的书《在群中》说的，我们过去的这个社会秩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就是“尊重”或者是“尊敬”。他说，如果今天我们回头来看它，其实是一种“顾忌”，我顾忌我的名声，我顾忌别人对我怎么看。人在交往当中，要是对交往的对象都是充满敬意的，就会减少恶意。但是他觉得这个尊敬有一个前提，是距离。

《在群中》书籍封面

当我们没有了这个距离之后，网暴就这么产生了。尤其是匿名性。我们经常用尊重respect这个词，但其实不是真的respect。尊重respect是整个社会公共性的基石。互联网带来的一个最大的问题：第一是没有距离了；第二是所有的公和私的边界被瓦解了；第三，更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匿名性带来的一种不计后果。

曹柠：

这让我想到法国的一个神经科学家雨果维希尔，他出了一本书叫《你当我好骗吗？》，其实他在颠覆我们认为的传统乌合之众的愚昧心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诉求，那个情感诉求是超越他的理性的，他也不是真信，只是要完成一个他的情感出口，或者说他在自己的生活世界里面的一种功能。

《你当我好骗吗？》书籍封面

陆晔：

我个人一直觉得，这个社会它不可能没有谣言。让这个谣言作为大家的一个茶余饭后，甚至都市传奇，其实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在今天，比较麻烦的地方在于，当谣言涉及到一些社会公共生活的领域，会涉及到一些具体的行动。比如说，在美国可能重要的就是选举投票行为；在国内可能它涉及到网暴，每个人都特别生气，就要去表达这个愤怒。你伤害到了具体的人，或者说是某一些事情上，由于大家这样的一种态度，可能会对某一个技术或者是社会的一个决定抉择产生了具体的影响。而这个影响的决定因素是来自于对谣言的判断，对谣言的接受，这个就不好了。但是这个东西又非常难完全去划定这个边界，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可能我们就是需要去在后真相的时代里头生存。

我不认为应该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普通老百姓身上，要求他们从虚假信息的汪洋大海中去辨别出真实的东西。我觉得可能唯一能做的事情是，通过一段时间的社会运行，让人们重新找到真正值得尊敬的对象。

努力发声，

我们也是算法的一部分

陆晔：

阿姆斯特丹、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学者，在做的一些工作叫做“算法理性”，算法不是单纯由算法工程师决定的，所有的社会组织、公民组织，甚至公益机构、文化机构、学者都应该参与到其中来。每一个人都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把自己的理解增加到对算法的政策性的框架和操作性的架构里面去。比如说 6000 个谷歌的员工，集体上书反对把谷歌的人工智能用于开发武器。

在大数据的时代，可以通过数据挖掘的方式和算法的机器学习的联想，可以帮我们找到里面很多因果关系，然后提供一种新的证据来为社会记忆、为个人记忆、为社会的少数族群或者是弱势群体来发声。那这就是我觉得是挺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过去一直会觉得，我们学者做好我们的本分的工作就OK了，我们就只需要写论文、教书。但是我现在有点不一样，我会觉得我们也是算法和数据的一部分。除了我的每天无聊的日常生活留下的数字痕迹以外，我在知识生产的层面也应该留下痕迹，使其成为机器学习和检索的一部分。后面的研究者或普通人在判断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观点必须在里头。

个体的发声也是算法与数据的一部分

（左：陆晔，右：曹柠）

除了这个之外，要把所有的国家企业和技术基础设施之外的文化多元社群的声音，同时把它变成社会的声音，自己努力想办法去放大这个声音，让它成为算法的基础养料。

另外，在技术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应该有一种问责的机制。比如说我能不能拒绝大数据的生活？

曹柠：

其实现在有一批年轻人在做这样的事，就是反向测试，或者说他可以关闭掉算法推荐。就是说你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实验品——我可以每天捏着鼻子，完全了解一些我不了解的，或者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它也是一种反向的自我培养。

陆晔：

对，我是觉得每一个个人选择是很重要的，而且平台或者技术可供性必须提供这种选择。但我说的这个问责和拒绝不是在个人意义上的，而是在这个架构里头，必须要有那个明确的选项。不完全是在于短视频这种文化产品，是在于整个的数字社会或者智能社会的框架底下，比如我能不能拒绝用人脸识别？当我不用人脸识别，我还能进我们家小区吗？我能不能拒绝用电子支付？我还是要花两块五毛钱，你能不能给我留这个通道？保留这个通道，不光是给那些拒绝的人，还给那些不会的人，给技术素养不那么高的人留一条路。

我觉得这个是政策性的，不是个人选择，必须要有国家、这个行业来规范，给公众保留一个我拒绝进入更现代的社会的权利。

曹柠：

我有次在一个饭店，有一个老阿姨，她非常难为情地跟我说，能不能请我帮她点菜？因为都是扫码。我就在想，一个饭店里面如果连菜单点菜，人跟食物的关系都要被技术隔一层的话，那其实是让我们的虚无感更强。

陆晔：

而且我会觉得说，这种就不能只是由商家来选择，而是整个社会必须要有一套机制，来确保那些不在这个技术系统里的人，也能够维持他基本的生活运行。它可以不便利，但它能够运行，要留出这样的一个窗口。

短视频平台是靠算法驱动的，但每个人的真实表达构成了算法的基础。有一次，在一个全是学者的场合，大家提到短视频“俗”的问题，我有点不开心。这其实就是中国社会的平均水平。以前你觉得高，是因为没人拉低你的“高”，是因为人家都不说话。现在人家说话了，你就不高兴了，看不上了。但人家彼此之间却很开心，这种开心是真实的，不是吗？为什么就不能俗呢？

每个人的真实表达构成了算法的基础

普通人在短视频平台上的各种各样的自我表达，包括低俗的表达，攻击性的表达，我都把它看成是一种来自于社会大众阶层的一种回嘴或抬杠（talk back），当然这里面会造成真实的伤害，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经验来应对这么一个情景，所谓的一个巨大的信息池，没边的信息池。所以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要是看到了攻击性的信息，看到了虚假的信息，我们也可以随手举报，我们也可以打标签。

曹柠：

现在平台巴不得赶紧把他们的这些机制用起来。

陆晔：

可能从普通用户来讲，这个所谓的新媒介素养，或者说对于短视频平台，它到底有哪些功能可以用？比如我想看一些好玩的东西，我怎么样去选择权重？比如我喜欢历史人文，除了我自己刷到、我去检索以外，我还有什么办法？可能很多普通人是不知道平台有内容标签管理、单双列等功能的。

（图源：抖音）

另外一个就是那些功能界面的友好程度。我个人是觉得，平台有责任做这种技术普及，要有这种攻略，要去教一些普通人怎么用这些东西，怎么用得更好。

关于算法到底将来能干什么？我们今天从短视频平台上其实已经看到了它非常多样性的可能：直播带货只是一个方面。你可以学习，你可以分享，你可以寻找同好，你可以找一些好玩的、八卦的东西。我会发现，第一次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能人这么多，玩个啥都有人玩到极致，把啤酒瓶子摞起来也能摞特高，把乒乓球丢到那个特别远的锅里也能丢特别准。

你就会发现，原来你自己的日常生活其实是很有限的，我们周围没有这些人，那你能够看到这个大千世界，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点。

更重要的是，算法今天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它到底能往哪走，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对技术的悲观主义也不必过于放大，恐慌我觉得肯定是必然的，但是也不必把它完全地放大。我们也要看到，人类社会有可能跟技术的关系不是谁去降服谁，而是延伸出一种新的文明。

曹柠：

就是共同演化嘛。我现在怀着一种观望的心情，非常激动地看着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个时代还挺让我期待的，我相信你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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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人scholar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