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4年，一本原本在美国遭遇冷遇的学术著作，却在几年后意外在中国学界引发强烈反响。这本书名叫《在中国发现历史》，作者是美国历史学家柯文（Paul A. Cohen）。

1984年，一本原本在美国遭遇冷遇的学术著作，却在几年后意外在中国学界引发强烈反响。这本书名叫《在中国发现历史》，作者是美国历史学家柯文（Paul A. Cohen）。

书中提出的“中国中心观”，为后来中国学界重新认识自身历史打开了一扇新窗。

1950年代，哈佛大学的专家费正清提出了“冲击—回应”理论。他认为，自19世纪鸦片战争起，中国的历史主要是被西方列强的影响所推动的。这个观点在美国传播，也被一些中国学者接受。

柯文（1934.6.2-2025.9.15）

西方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而中国则是被动接受者。

柯文正就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成长的。他在1955年进入哈佛大学东亚系，师从费正清和史华慈，最初也沿着导师的研究方向走。他的第一本书《中国与基督教》也延续了“冲击—回应”的观点。

1974年，柯文出版了《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研究的是清朝末期的思想家王韬。这本书看起来还是遵循以前的研究方式，但实际上已经开始有些新的变化。

在书中，柯文指出，王韬虽然了解西方，但他的思想并不是单纯地“回应”西方。他提出了“道器合一”的观点，认为中西文化可以相互融合。这种看法打破了过去“西方输出，中国模仿”的模式。

1984年，《在中国发现历史：美国关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写作》正式出版。这本书是一部关于美国中国史研究史的反思性著作。

在书中，柯文批评了三种美国主流研究方式：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理论，列文森等人提出的“传统—现代性”理论，以及更激进的“帝国主义模式”。

他认为，这三种理论虽然起点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过于强调西方的影响，忽视了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动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柯文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强调我们应该从中国自己的文化、社会和历史背景出发，理解中国的变化。

他写道：“我们不应该再把中国历史看作是西方影响的投影，而应当寻找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这在当年的美国学界并不受欢迎。柯文找了多家出版社，历时一年多才最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后虽然口碑渐起，但直到1989年进入中国，才真正引发关注。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文版由中华书局于1989年出版，翻译者是林同奇。中文版的副标题从原来的“美国关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写作”改为“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无形中提高了它在中国的辨识度。

复旦大学的葛兆光、人大清史所的杨念群等学者纷纷参与讨论，柯文的名字在中国学术界逐渐深入人心。

1997年，柯文出版了《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这次，他不是想还原义和团运动的“真实面貌”，而是分析它在不同背景下是如何被讲述的。

这本书从三个维度分析义和团：

“事件”：义和团运动本身，以及史料所记录的客观内容；

“经历”：亲历者的主观叙述；

“神话”：后世如何在不同政治语境中重塑义和团。

有人批评这是后现代的相对主义，但柯文并没有否认历史事实。他只强调，除了事实本身，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人们如何记住和讲述历史。

柯文的批判直指费正清的学术理论，但他从未否认导师对他的帮助。1984年书稿完成后，他第一时间寄给费正清。对方不仅没有生气，反而为他写推荐信，并在最后一本书《中国新史》写作期间请柯文协助。

“不踩在前人肩膀上，人类怎么进步？”费正清这样说。

柯文曾说，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标签”，他的目标，是尽可能地“像中国人一样理解中国的历史”。

在今天这个信息高度交织的时代，历史的写作更需要多角度、深层次的思考。柯文的贡献，不在于他取代了谁，而在于他提醒我们：历史不只是过去的记录，更是现在如何思考过去的方式。

来源：晓婷医生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