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曾懿(1852—1927年),字伯渊,又名朗秋,四川成都人,清代女名医。曾懿的祖籍为广东嘉应州长乐县水南村(今梅州市五华县龙村镇水南村),先祖曾冠万于康熙年间西迁至蜀,定居于成都府新都县木兰场(今新都区木兰镇)。清咸丰二年(1852年),曾懿出生时,曾氏家族已

琼瑶的客家先辈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先驱曾懿

康振贤 陈伟平

琼瑶是现代著名的女作家,她的小说风靡华文世界,经久不衰。但很少为人所知的是,琼瑶与梅州客家的关系颇深。而这一切还要从其外曾祖母曾懿谈起。

曾懿像

一、祖籍梅州,书香世家

曾懿(1852—1927年),字伯渊,又名朗秋,四川成都人,清代女名医。曾懿的祖籍为广东嘉应州长乐县水南村(今梅州市五华县龙村镇水南村),先祖曾冠万于康熙年间西迁至蜀,定居于成都府新都县木兰场(今新都区木兰镇)。清咸丰二年(1852年),曾懿出生时,曾氏家族已从平民上升为官绅阶层,父亲曾璋恒进士出身,官吉安知府,后入曾国藩幕参赞军事。母亲左锡嘉为江苏常州人,清代才女、著名画家。曾懿天资聪颖,其父钟爱备至,5岁时即教她识字、作画,及长即教以诗词歌赋,并“罄所藏书籍俾朝夕游泳其中”。在油灯下,父母二人让女儿端坐案旁,给她讲解诗书,循循诱导,为她打下了治学根底,养成广博兴趣。

同治元年(1862年),曾父病卒于太湖军次。母亲左锡嘉带子女定居成都,为抚养孤子幼女,其母先以针织女红为糊口之计,含辛茹苦,艰难度日,继而以售卖书画维生,家境渐丰。

左锡嘉奔波生活之余,仍悉心指导儿女读书,在她的淳淳教诲下,曾懿发奋刻苦,熟读经史,兼治诗词,工图画,针黹烹饪之术,由于她天资聪颖,颇得母亲真传。这是曾懿受母教影响最深的一段时间。因为随侍笔墨,她得以涉猎诗书画、金石诸学。不仅如此,她还“课诸妹以针黹,授幼弟以诗书”。闺阁之中结吟社相激励,在母亲的指导下,兄弟姐妹之间的联句、唱和习作甚多。

曾懿编写的《浣花集》

为让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左锡嘉把家从偏僻闭塞的乡下搬到了成都城附近,后为防止子女沾染城市浮侈习气,又移居离城数里的杜甫故居附近的浣花溪草堂生活。这个新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左锡嘉的画更引起关注,“一时名公卿踵门购求,有纸贵洛阳之誉”。日本使臣津田静曾专程慕名求画。左锡嘉又组织“浣花诗社”,与诸子女唱和。

“浣花诗社”的成员,以曾氏家庭众位闺秀为主。她们在母亲引领与倡导下,比竞联吟,旗鼓争先,掀起家庭诗歌创作的高潮。对此,《浣花诗社歌》描述说:“芳华照人香沁骨,清篇脱手思如何。静女淑姬抱神悟,花底招凉入新句。钿笔飞英环佩低,柳絮因风谁独步?垂髫女郎兴更豪,新声三复重推敲。”点明诗社唱和活动中有“垂髫女郎”,亦即七八岁的小姑娘。

二、精研医术,誉满江南

曾懿一家以诗词结社之时,正值咸同之乱,瘟疫流行,民不聊生。曾懿待字闺中,经常随母往返于华阳、成都两地,亲眼目睹身边许多百姓因医治不力而丧生,她既怜乡民之无辜,更恨庸医之误病。不料,瘟疫肆虐之下,这位正值碧玉年华的才女也未能幸免,从此“撄疾五稔”,其间身历四次“温症”。由于被庸医误用伤寒古方疗治而数度濒危。

由于久病不愈,曾懿乃放下了稔熟的诗文,废寝忘食地苦读家藏医药典籍,上始汉、唐,下迄清末,凡精辟之论述,严谨之方剂,都一一摘录下来,悉心钻研。结果久病成良医,竟使自己大病痊愈。又因长期卧病不起,加之“伏枕自查”的特殊经历,她的注意力逐渐投入医学领域,潜心医学,详辩医理,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成为一代良医。

曾懿在医学上自学成才,因而在医学理论上没有受到框架的束缚。她认为:汉代张仲景固为医中之圣,其所著《伤寒论》后世医家奉为圭皋,不无道理。金元四家也各布胜处,当为效法。主张今之业医者不可一概泥于古方古法,而应“潜心体察,掇其精英,摘其所偏,自能豁然贯通,变化无穷”,如此,方能收到更好的效果。由于她目睹瘟疫荼毒乡民,故对叶天士、吴鞠通等瘟病学家甚为推崇,认为这些医家“皆能运化古方,以治今人之病。”她尤服膺吴氏之《瘟病条辩》,称此书“妙在顾人津液,不专攻伐。”

曾懿的五姨丈袁绩懋(?—1858年),字厚安,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后出任福建延建邵道,会办军事。咸丰八年(1858年),袁绩懋率军与太平军激战于顺昌(今南平市顺昌县)。9月12日,顺昌城破,袁绩懋战死于西门外。

光绪二年(1876年),在家人的绰合下,五姨父之子袁学昌(字幼安)入赘成都,与曾懿喜结连理。婚后两人居于成都,夫妻同好书画金石,朝夕校勘临摹,书有精进。这桩婚姻颇得“管赵风流”,为人称颂。

曾懿的书法

其后,曾懿随夫入闽,开始她一生的行旅之途。在福州婆家生活3年后,她留下诗集《鸣鸾集》1卷。光绪五年(1879年),丈夫袁学昌中举,发放安徽为候补知县。翌年,曾懿离闽赴皖与丈夫团聚,继续了她的人生行旅。其后随夫宦游,涉大江,越重洋,遨游东南各地。袁学昌才华横溢,曾懿与之相得益彰,她所作诗词毫无矫揉造作,皆为对真情实景的感情流露,其愤世疾俗之作传颂当时,被誉之“唐音宋派,卓然名家”。相夫教子之余,曾懿还遍访医道,收集验方;与人看病,望闻问切把握症候,下药施治辩证配伍,以致积累了许多独特的治病经验。

曾懿生活于晚清,正值西风东渐之时,不少守旧者对西方医学知识尚无认识就一味反对。而她却能广收博采取精用弘,加以利用。她常告诉病人要“节劳以保脑力”,“时吸新鲜空气以保肺”,还要加强“运动使血烙流通”等等,尤其在女人方面,她认为“昔者女人,幽囚深闺之中,不能散闷于外,非但中怀郁结不舒,即空气亦不流通,多病之由,职是故也”。可见,其思想上对东西之学的融会贯通。

曾懿所著的《医学篇》

曾懿不忘济世救人的学医初心,决心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告诉后来者,乃发奋著述。终于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她54岁时,著成《医学篇》,并于次年在湖南长沙刻板问世。书中将伤寒、瘟病两类疾病的病情及治法详加辨析,分为数章加以介绍,并将《瘟病条辩》《温热经纬》诸书各方,摘录成帖,明澈显要,使人一目了然。是书刊出后,影响很大,为医者重视。

三、提倡女学,教育救国

与丈夫宦游东南各省,曾懿目睹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西洋列强“夹我属国,踞我港湾,攘我主权,干我内政”的社会状况。晚年,她受维新思潮影响,为救国图强而力倡女学。她认为,国家兴亡,首在教育,而占四万万人口半数的“陶融女子,还以读书明理为第一”。在《女学篇》中,曾懿提出了女学教育的三项主张:一是“教育子女,各尽义务,所以培植国民之基础”;二是“勤俭劳苦,家给人足,所以筹划家政之根本”;再就是“医学卫生,以保康强,所以强大种族之原理”。曾懿撰述《女学篇》一书的目的,就是以期“外而爱国,内而齐家”,因此她大力倡导兴办女学,强烈要求女子应同男子一起,“勉力同心,共起竞争之志,以守起天赋之责任”。她要求女子教育应参照欧美诸国教育经验,与男子平等,除学习科学外,还须选择“切近时事、文理通畅者读之”、“以博其趣”,对传统的女教内容进行改造,把女子教育放在男子教育的平等地位。

对于强国梦想,曾懿不是提出大而空的口号,而是从细节入手,比如大力提倡养成卫生的习惯,提倡优生优育,建议选择配偶时应注意其家族遗传疾病;提倡母乳喂养,重视幼儿教育,并超前地提出“家庭经济学”概念,提倡关注“社会公益之举”。

曾懿所著的《女学篇》

曾懿的《中馈录》,具有家政学的性质。她在序中明确提出了写作此书的目的和意义:“昔藻咏于《国风》,羹汤调于新妇。古之贤媛淑女,无有不娴于中馈者。”她有着宣教士一样的心态,但凡自己认为好的东西,总想拿出来分享,就像宣教士传播福音一样。曾懿无疑是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女子,他也希望所有女性通过学习,能对人格有个完美的塑造。

前人称赞曾懿多才多艺:“治家贤能,于家政、裁缝、烹饪诸学,皆有专书述之,兼通医理。馀暇则为诗词。”今人称赞曾懿书画出众:“所作画,以山水、花卉、翎毛为主,设色鲜丽,气象清新。善作隶书,秀雅俊逸,出于《华山庙碑》”,更称赞曾懿医术高超:“整个封建时代,妇女之精于诗文者有之,通于医理者却罕见。能如曾懿之通晓医籍,并有临证经验者有几?”

四、后裔多才,遗泽流远

曾懿所育有子女皆成才。长子袁励准光绪二十四年进士,入翰林院,后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北京大学校长),创办实业学堂(北大工学院前身),其间两任会试同考官。民国初历任清史馆编纂、辅仁大学教授。袁世凯当政聘其职,拒绝后以卖书画为生。他擅诗文书画,行楷宗米芾,劲利奔放,潇洒自如。篆学李冰阳,文静曲雅,甚行时誉。画学马远,亦有高致。现北京中南海苍劲雄浑的“新华门”三字匾额,系其民初手书。著有《恐高寒斋诗集》《中舟墨录》等。次子袁励恒是民国初年交通银行创办人之一,银行家(琼瑶的外祖父)。

1927年冬,曾懿卒于北京,时年75岁,葬于西直门外大柳树村,后移葬于海淀区万安公墓。

作者:康振贤(著名抗战史研究学者、客家文化学者)

陈伟平(客家文化研究学者)

来源：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