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个说法听起来夸张，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今天你我餐桌上的许多常见食物，都是历经千辛万苦才“移民”到中国的。

这个说法听起来夸张，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今天你我餐桌上的许多常见食物，都是历经千辛万苦才“移民”到中国的。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看看这些美味都是何时登上中国人餐桌的！

葡萄的“引路人”是赫赫有名的张骞。

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从大宛国（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带回了这种“状如珍珠，甘甜多汁”的珍果，当时称为“蒲陶”。

汉武帝在皇宫中专门种植西域葡萄，甚至尝试用它们酿酒——中国葡萄酒的源头正源于此。

《史记·大宛列传》中清晰记载

“宛左右以蒲陶为酒…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

但在之后的几百年里，葡萄仍是贵族专属，平民百姓根本无缘品尝。唐代诗人李白的“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描绘的正是富家子弟的奢华生活。

胡椒在唐代通过丝绸之路大量传入。

胡椒在中世纪欧洲是论粒卖的奢侈品，它的价值不仅在于调味，更是一种硬通货和财富象征——其在唐朝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甚至能当工资、当彩礼。

《酉阳杂俎》云：

“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昧履支…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

唐代宗时期，宰相元载因贪污被抄家，家中竟抄出八百石胡椒（约合今天64吨），这些胡椒的价值相当于今天上亿人民币。

直到宋元以后，随着海运贸易发展，胡椒才逐渐普及，但直到明代，普通人依然觉得它价格不菲，直到后来被辣椒替代。

湖南和四川人的祖先其实本来不吃辣——因为根本没有辣椒。

辣椒原产美洲，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开启的“物种大交换”传入中国。

它最初的名字叫“番椒”，在明朝万历年间高濂的《遵生八笺》中首次记载，但明确将其归为“花草类”观赏植物。

古时贵州等山区缺盐，人们发现可以用辣椒代盐调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清乾隆之后，辣椒才真正逆袭成为几大菜系的灵魂，并沿着长江和人口迁徙路线迅速传播，最终在清末民初奠定了川湘菜系的霸主地位。

可以说就连李白、苏轼都没有过这口福！

红薯和马铃薯这两兄弟的故事堪称“农业史上最伟大的移民”。

它们原产美洲，被西班牙殖民者带到菲律宾。明朝商人陈振龙在菲律宾为躲避海关检查，将薯藤编入缆绳，历经艰险于1593年将红薯带回国内。

16世纪这两种作物从美洲传入中国后，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粮食格局——它们耐旱、高产的特性在灾荒年间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推广种植，恰逢闽中大旱，红薯因其耐旱高产，“荒年无饥民，其功甚大”。

明代大学士徐光启《农政全书》曾详细推介红薯的种植法和优点。

中国人口能在明末饥荒、清初动乱与屠杀的背景下人口从1亿暴增到4亿，红薯和马铃薯功不可没。

所以别小看一块烤红薯——在它正真普及之前，很多可怜的老百姓是依靠“观音土”度日。

菠菜原名“波斯草”，顾名思义是从波斯（今伊朗）传入的。

它和胡椒一样是从丝绸之路的，最初是贵族餐桌上的新奇蔬菜。

苏轼的诗句“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菠蓤如铁甲”（菠蓤即菠菜），不仅说明北宋时菠菜已常见，还生动描述了其耐寒的特性。

从波斯贡品到苏轼笔下的日常蔬菜，它的普及速度比胡椒快得多。

玉米和红薯、土豆同为新大陆来的“美洲三杰”。

它最初的名字叫“番麦”，顾名思义是“外来的麦子”。传入后成为山地重要作物，但没有红薯那么“救急”，更多是作为粮食补充。

明代田艺衡《留青日札》中有详细描述：

“御麦…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异谷也。”

因其适合山地丘陵种植，不与其他主粮争地，迅速成为重要的补充粮食，为开发山区土地和养活更多人口立下了汗马功劳。

来源：美食征途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