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唐朝近300年的历史长河里，经济的繁荣曾如璀璨星辰，杜甫笔下“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把开元盛世的富足描绘得活灵活现。可安史之乱这阵“狂风”刮过，唐朝的经济“家园”就变了样：户口像潮水般逃逸，土地兼并成了“流行病”，

在唐朝近300年的历史长河里，经济的繁荣曾如璀璨星辰，杜甫笔下“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把开元盛世的富足描绘得活灵活现。可安史之乱这阵“狂风”刮过，唐朝的经济“家园”就变了样：户口像潮水般逃逸，土地兼并成了“流行病”，社会矛盾尖锐得像拉满的弓弦。就在这时，两税法登场了，它如同一场革新风暴，搅动了大唐的赋税江湖。

提到两税法，不少人会觉得它名字里的“两税”，肯定是户税和地税这两种税加起来的简称。但其实，在唐代，只要是一年收两次的税，都能叫“两税”。杨炎搞出来的这个税收制度，户税分夏秋两次收，地税也分夏秋两次收，所以就叫两税法啦。

那这“一年两征”的户税和地税是同时收吗？史料说“夏税六月内纳毕，秋税十一月内纳毕”。旧历六月是夏收后，十一月是秋收后，这时候户税和地税会一起收。不过，这规定也不是铁板一块，各州府有弹性，能根据当地情况安排征纳时间。

在两税法之前，税额是全国固定的。可两税法不一样，它没有全国统一的税额。陆贽说两税有弊端，因为是“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简单说，就是以大历时各州府收的户税、地税最高额，作为当州府户、地税的固定总额，然后把户税总额按户数、户等摊到每户，地税总额按垦田亩数摊到每亩，这就是典型的摊配税制。后来农田荒芜，地税摊派不均，又得重摊。就像黄永年先生说的，因为是摊派，所以两税法下没全国统一税额，各地的税就跟不同摊位的商品似的，价格（税额）五花八门。

两税法的核心，是征税依据变了。《册府元龟》说“察以资财”，唐史专家王仲荦解释，封建社会里土地是主要生产资料，定户等得把土地当财富算进去。吐鲁番文书也证明，户等是按土地数量和质量定的。这可和以前以人丁为主要依据的赋税方法大不一样。

为啥要变呢？当时中央被土地兼并、农民逃亡搞得头疼。农民都跑了，谁来承担按法定成年男子数量收的赋税和徭役呀？所以就得换个法子，看土地和资财来收税。

两税法挺有创新意义，可它到底有没有减轻百姓负担呢？这问题过去很少有人直接回答。因为两税法没定额，很难和租庸调制度对比。但从制度制定和实施看，能发现些线索。两税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把原先的租庸调总额加到户税和地税里，而且额度参考大历年间征收最多的情况，这样摊到个人身上的剥削就加重了。

到了唐代中晚期，藩镇州县还私自非法收税，打破中央规定额度，扩充地方财政。这和藩镇割据密切相关，百姓被超额榨取，负担更重了。两税法就像唐王朝的暮年，人民负担没减轻，反而加重了。

另外，两税法施行时，租庸调制度也没一刀切废止。租庸调没全面废除，按“丁”征发徭役的现象还存在，算是两税法的补充。就像新规矩实行了，老规矩还留了个小尾巴。

两税法在唐朝赋税史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它的出现是为了应对当时的经济困境，可实施过程中又带来新问题。从它的兴起到影响，能看到大唐经济制度在时代浪潮中的调整与挣扎。

来源：杂家归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