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据《后汉书・宋弘传》记载，光武帝时期，其姐湖阳公主新寡，想再嫁。光武帝便说：“你在朝中看看王公大臣，看中谁就告诉我。” 公主考察一圈后，羞答答地对弟弟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 她看上的正是宋弘。光武帝说：“我来想办法。” 之后，他与宋弘聊天时提到：“谚

*本文仅在今日头条发布，谢绝转载

今天咱们聊一聊：历史上那些拒绝公主的“西格玛男人们”。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迎娶公主似乎是人生的巅峰理想，但并非所有朝代都如此。在唐朝以前，拒绝公主的人大有人在。这里牵扯到两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明白：唐朝以前这种案例，你比如说宋弘。

据《后汉书・宋弘传》记载，光武帝时期，其姐湖阳公主新寡，想再嫁。光武帝便说：“你在朝中看看王公大臣，看中谁就告诉我。” 公主考察一圈后，羞答答地对弟弟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 她看上的正是宋弘。光武帝说：“我来想办法。” 之后，他与宋弘聊天时提到：“谚语说‘贵易交，富易妻’，这是人之常情吗？”

《后汉书・宋弘传》

宋弘何等聪明，一听就懂了弦外之音，当即回了句：“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我们常说的 “糟糠之妻不下堂” 便出自这里。当时公主正坐在屏风后偷听，宋弘走后，光武帝对姐姐说：“事不谐矣。” 这事成不了了。显然，宋弘拒绝了这门婚事，而从对话中能看出，他已有妻子，一句 “糟糠之妻不下堂” 便表明了态度。

再举一例，据谢承《后汉书》记载，东汉有位士大夫叫杨乔，“容仪伟丽”，不仅相貌出众，还敢于犯颜直谏，是个耿直之人。汉桓帝想让他迎娶公主，结果杨乔 “固让不听，遂闭口不食，七日而死”。难以想象吧？那个年代，有人为了不做帝婿、不娶公主，竟能绝食而死。这在明清是绝无可能的，但在当时却是事实。

此外，到了魏晋时期，帝婿有了专用名称 ——“驸马都尉”。这是皇帝身边的近侍之官。为何帝婿通常被授予这一官职？一般来说，皇上招女婿，又不希望对方因姻亲关系过多干政，而驸马都尉恰好符合 “位高而权不重” 的特点：俸禄高、有荣耀，却无实权，仅是近侍。因此，魏晋以后，帝婿多被授予 “驸马都尉” 之名。不过需说明：魏晋时帝婿可称驸马，但驸马都尉未必都是帝婿，其中不少是普通士人担任，这算是题外话。

魏晋时期拒绝公主的案例也不少。

比如荀羡，出身颍川荀氏这一名门望族。他 15 岁时，皇室提出让他迎娶公主当驸马，他一听便离家出走，后被监司追回，最终被迫成亲。为何拒绝？因为他成婚的年份，恰是名相王导在位的最后阶段。晋成帝强迫他成婚，实则想拉拢荀家，巩固皇室与荀氏的联系，以此对抗王家势力，形成三角平衡。而荀羡很可能不愿卷入这趟浑水，才选择拒绝，只是未能如愿。

另外一个拒绝公主的名人，那就是王献之。王献之一共有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他娶的是郗（也可读作chī）昙的女儿，郗氏女儿叫郗道茂。郗道茂嫁给了王献之，而且夫妻两个人感情相当好。但是好景不长，棒打鸳鸯散。

当时晋孝武帝突然有一天向王献之提出一个要求：要把自己的妹妹新安公主嫁给他。新安公主的前任老公是桓济，我们也知道桓济是桓温的儿子，很有野心。桓温死了之后，桓济曾经密谋要杀害自己的叔父桓冲，这件事被人揭发，然后他就被停职、被流放了。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公主一看，她当然要离婚了，离婚完之后马上就有个问题：我得再嫁人。于是她看上了王献之。为什么看上王献之？第一，琅琊王氏本来就是名门望族；第二，非常重要的一点，王献之风流倜傥，那是一时之绝，于是她就瞅上了。

王献之百般无奈，他非常爱自己的妻子郗道茂，但是皇帝逼得很紧，最后王献之没有办法，休妻再娶，娶了新安公主。到了王献之临去世之前，我们知道王献之是天师道的信徒，道士就来给他主持最后的“上章首过”仪式。

什么叫“上章首过”仪式？天师道讲究人到临死之前，要有一个忏悔一生罪过的仪式。当时道士就问他——这是在《世说新语》当中记载的——说：“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由来”是啥意思？这是道教的一个专用术语，指的是7岁以来，意思就是说：7岁你有自主意识之后，你这一辈子干过哪些错事？王献之当时已经病重，可能有点有气无力的，想了一想，最后来了一句：“不觉有余事，唯忆与郗家离婚。”王献之一辈子觉得自己做的最亏心的事、最有愧疚感的事，就是离婚，就是娶公主，对不起郗氏。

我们现在在《淳化阁帖》当中还能够看到王献之的一个书法作品，叫《奉对帖》。这极有可能是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写给前妻的。他在帖中写道：

《奉对帖》

这封帖是写给谁的？内容表达的是什么？他称对方为“姊”，这个人是谁？《法帖刊误》指出：“当是与郗家帖也”，即是写给前妻郗道茂的。也就是说，王献之在生命尽头，很可能给前妻留下了这封绝笔。他在信中回忆两人曾经的欢乐时光，感叹如今再无可能回到从前，“乖别至此”，心中充满无奈与悲痛，“惟当绝气耳”。

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之将死，其言也悲”。你能看得出，王献之对于这段婚姻，坦白地说，他很软弱，他不得不迎娶了公主，但是他心里头十分地不乐意。

我们列举了从东汉一直到魏晋南北朝这么多的例子。当然，这个阶段内，爱迎娶公主的人也大有人在。同样是王家，你比方说那个王敦，王敦就是王献之的长辈，王敦那不就迎娶了公主吗？而且《后汉书·梁冀传》里边记载，跋扈将军梁冀，梁冀家里边“尚公主者三人”，他们家迎娶公主的子弟就多达三人，就用这个方式来进一步地揽权、掌权。

《南史》卷二八也曾经说过，南朝的时候也有些人是相当热衷于当驸马都尉，为什么？说“诸尚主者，并因世胄”，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些名门望族，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巩固自己与皇权之间的关系。人家爱迎娶公主的和拒绝公主的这种人是并存的，甚至可以说，喜欢迎娶公主的大概是多数，但是你必须也要看到，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迎娶公主，而且在社会舆论方面，他们往往还会博得同情，这就是当时引人瞩目的一个社会现象。

除了皇室与大臣之间的通婚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不同民族政权之间的通婚，这里边矛盾也多了去。

咱们举个例子：西魏时期，西魏文帝元宝炬的皇后乙弗氏，生平十分凄惨。她的丈夫元宝炬是北魏的宗室，曾担任大将军，还是孝武帝的心腹。孝武帝后来摆脱了高欢的控制，逃到长安投奔宇文泰，结果又想夺取宇文泰的兵权，被宇文泰毒死。既然把他毒死了，宇文泰就要另立新帝，于是看中了北魏宗室元宝炬，立他为帝，这就是西魏文帝。乙弗氏是他的原配，因此被立为皇后。然而，仅仅三年多，这场婚姻就遭到了无端的搅扰。

当时北方有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 —— 柔然，东魏和西魏都想巴结它。宇文泰巴结柔然的一个手段，就是强迫魏文帝废掉乙弗皇后，迎娶柔然头兵可汗的女儿郁久闾氏。问题在于，文帝与原配感情深厚，但又拗不过宇文泰，最终在大统四年（公元 538 年），被迫让乙弗氏出家为尼，然后迎娶郁久闾氏。

然而，文帝对这桩婚事并不情愿，始终对乙弗氏念念不忘，还暗中派人到秦州 —— 因为离婚后乙弗氏去投奔在那里做官的儿子 —— 悄悄联系她，让她重新蓄发，显然有接她回来的打算。新皇后郁久闾氏当时虽只有十四五岁，却性格强势，得知此事后极为不满，引发轩然大波。

到了大统六年春，柔然举兵南下，兵锋已过夏州，天下震动。当时有传言说，柔然出兵是为了给皇后撑腰，逼文帝杀死乙弗氏。文帝本就寄人篱下，受制于宇文泰。在宇文泰看来，岂能为了一个女子破坏与柔然的关系？

于是文帝无奈之下说：“岂有百万之众为一女子举兵的道理？然而，既然舆论如此，朕又有何颜面去见将帅？” 这里的 “将帅” 恐怕就是指宇文泰。

最终，文帝不得不下旨赐死乙弗氏。乙弗氏接到消息后，无奈地说：“愿至尊享千万岁，天下康宁，死无恨也。” 她叫来儿子，留下遗言给太子，又亲手为身边几十个侍女剃度出家，然后自尽而亡，年仅 31 岁。她的儿子武都王将她安葬在麦积山石窟，学界一般认为就是 43 号窟，即当年她的安厝之地。

这桩婚姻同样是一场迎娶异族公主的政治交易，过程充满了无奈，完全被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权臣所左右。

另一个类似的故事发生在北周武帝时期。北周武帝我们知道，他本人很强势，但也有无奈的时候。当时他想讨好北方草原的霸主 —— 突厥，于是迎娶了突厥木杆可汗的女儿阿史那氏。那时突厥实力极强，拥有数十万雄兵，虎踞北方，北周、北齐都不敢得罪，争相讨好。所以他钵可汗曾得意地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 他把北周、北齐都称作 “儿子”，可见当时双方的地位悬殊。因此，北周武帝不敢得罪突厥，只得迎娶阿史那氏。但他对阿史那氏十分冷漠：一方面本就没有感情；另一方面，他认为阿史那氏可能是突厥安插在自己身边的眼线。

这件事很快被他的外甥女窦氏看在眼里。窦氏当时不到十岁，却深明大义，劝舅舅说：“你这样做不对。” 原因很简单：“你要以苍生为念。咱们迎娶阿史那氏，是为了对付东边的强敌北齐，不能得罪突厥。” 所以，这不是讲个人感情的时候。北周武帝听后觉得外甥女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开始善待阿史那皇后。

当然，这与一般士人迎娶公主不同，这是皇室之间的通婚，但其中也存在个人感情与国家利益冲突的现象。

到了隋唐时期，“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这句话根本不成立。当时人们最看重的是门第，但并非皇室门第，而是山东旧世族的门第，即所谓 “崔卢李郑王” 五姓七家，这才是真正高贵的婚姻对象。因此，那个年代的人，迎娶天子之女并不以为喜，相反，能娶到崔卢李郑王家族的女子，才是人生的最高荣耀。而且这五姓七家也极为高傲，不是谁求婚都肯答应，即便是宰相之家，也常被拒绝。

这一风气甚至惹得武则天专门加以打击，禁止五姓七家互相通婚。因为他们既瞧不起外人，就只在家族内部联姻，武则天为了打击这种势力，曾下令禁止。尽管武则天本人对门第观念深恶痛绝，但她自己也深受其害 —— 她嫁女儿时，就出现了士人不愿迎娶公主的情况，这与门第观念密切相关。这位公主，就是最有名的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当时想嫁人，便穿着一身男装在高宗和武则天面前来回走动，引得父母哈哈大笑。太平公主指着这身男装说：“您看这身衣服以后赏给驸马行不行？” 这显然是暗示自己想结婚了。结果选了谁呢？皇帝选中了河东薛氏的薛绍。河东薛氏是名门望族，历史上多次与皇室通婚。

但这一次，薛绍其实并不愿意迎娶太平公主，原因有二：第一，武则天势力强大，太平公主性格强势；第二，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迎娶公主极有可能惹来麻烦。

当时薛家辈分较高的长辈薛克构，在家族会议上反复讨论，认为不得不娶，但说了这样一句话：“帝甥尚主，国家故事，苟以恭慎行之，亦何伤？” 接着又引用民谚说：“娶妇得公主，无事取官府，不得不为之惧也。” 意思是：还得娶；但娶了公主，就等于把官司娶回家，必须小心行事。

后来果然，还没成婚，武则天就先给了薛家一个下马威。她打听薛家的婚姻情况，发现薛绍的兄弟薛顗之妻萧氏，以及薛顗弟弟薛绪之妻成氏，都被她认为不是名门望族，于是说：“我女岂可使与田舍女为妯娌邪？” 意思是，怎能让我的女儿和农家女做妯娌？因此她要求薛家先休掉这两人。有人劝她说：“先不说成氏，萧氏可是国家旧姻，南朝萧氏也是名门望族，不能这样说。” 武则天这才打消了念头，但这件事也为后来薛顗等人的谋反埋下了伏笔。坦白说，薛家对迎娶太平公主这件事，心里的疙瘩始终没解开。

另外，唐代之所以有很多人不愿娶公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唐代的公主普遍强势。“公主脾气” 不是白来的，太平公主就是典型。比如裴巽迎娶唐中宗的二女儿宜城公主后，不爱公主而宠爱小妾，公主得知后勃然大怒，派人割掉了小妾的耳朵和鼻子，手段极其激烈。更不用说唐代的公主即便嫁人，私生活也相当自由，驸马都尉们头上常常飘着 “绿云”，虽然不是全部，但也不在少数。因此，公主的整体形象并不佳。

唐代最有名的公主婚姻案例之一，就是 “打金枝”。功臣郭子仪的儿子郭暧迎娶了升平公主，公主脾气很大。有一次，郭暧打了公主，还说：“你仗着你爸是皇帝才这么骄横，我爸郭子仪要是想当皇帝，早就当了。” 这可是大逆不道的话。郭子仪一生最怕别人有这种联想，急忙负荆请罪。唐代宗也很会做人，亲自迎接郭家父子，并说：“不痴不聋，不做家翁。” 意思是当家长的要学会装聋作哑。两人各让一步，既顾及了感情，也考虑了政治平衡。

但这并非孤例，唐代拒绝与公主成婚的人比比皆是。唐文宗就曾气愤地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当天子二百年，婚姻市场上的地位竟然还不如山东旧世族崔氏、卢氏！”

唐宣宗时，想把女儿万寿公主嫁给新科状元郑颢。郑颢当时正准备迎娶范阳卢氏，双方已初步达成意向，正是人生的高光时刻。却突然接到圣旨要他当驸马，人生瞬间崩溃。后来得知是宰相白敏中出的主意，从此对他恨之入骨。白敏中后来要外任，担心郑颢在皇帝面前进谗言，唐宣宗却拿出一大摞郑颢弹劾白敏中的奏书说：“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年他一直弹劾你，但我从未相信过。” 白敏中这才安心赴任。

唐朝皇帝对于把公主嫁给士人，但凡明事理的都很谨慎。比如唐宣宗最初想将永福公主嫁给于琮，结果婚前一次家宴上，公主不知何故发怒，折断了餐具。宣宗见状大怒：“此可为士人妻乎？” 最终决定临时换人，让广德公主嫁给了于琮。可见即便是皇帝，在选驸马时也得考虑士人感受，生怕人家不高兴。

但是这个现象到了后来就越来越罕见。宋朝以后，你要想找到这种士人拒绝当驸马这种事，那就少而又少。相反，热衷于当驸马成了社会主流。刚开始明朝初期，都是选功臣子弟来当驸马，当时朱元璋与徐达、常遇春、郭英等这些勋贵家族都有联姻关系，史学界把它称之为：洪武和永乐年间24位驸马当中，11位出身于公侯之家、5位出身于武职之家，也就是勋贵子弟占了绝大多数。但是后来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宣德以后，驸马的身份、出身明显地降下来，一般就选外貌好、品行好的平民子弟。

原因就是：明朝初期铲除了这些功臣集团之后，再通过婚姻培养一个勋贵集团，这个就很不明智，因此选女婿就再也不强调门第背景，而是看个人的才貌品质。所以宣德以后，驸马多来自于民间，尤其是京城、京畿八府、山东、河南等地，绝大多数都是平民出身。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以唐朝为界限，唐朝以前那帮“西格玛男人”多得很，唐朝以后就少而又少。有一个重要的缘故，就是皇权的形态，尤其是皇权与这些士大夫、与这些功臣集团之间的关系。

唐朝以前，中国的皇权与贵族政治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微妙。先秦是贵族政治的一个高峰，结束于战国时期的变法。那么到了东汉，随着大庄园、大土地所有制的建立，世家大族势力重新抬头。而这个时候儒家思想的敬仰，又使得士大夫颇有一种独立的精神，他们就觉得：我们是上应天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对皇帝要有一个规劝、要有一个辅佐这样的一个职责。

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有这种独立的精神。尤其到了魏晋以后，那简直就是中国政治的第二次高峰，在这种门阀政治的这种背景之下，这些士大夫当然更有底气，而皇帝也不能轻易地去得罪这些世家大族、得罪这些功臣集团。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娶不娶公主这个个人意志，在这里边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至于我们说的北朝时期迎娶异族公主的那两个事例，那个纯粹就是不同政权之间的政治博弈，所以说事出有因。

到了唐代，虽然贵族政治已经开始走向了瓦解，但是问题就在于：经过几百年的贵族政治，到了唐代社会观念一时之间还难以扭转，尤其那时候的士大夫集团也还多多少少有些独立的这种精神，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与南北朝没有太大的区别，不愿意迎娶公主的人也大有人在。但是宋朝以后就不一样，宋朝以后中国的皇权走向了强化，君主专制独裁的色彩就越来越浓厚。宋朝尚且有一种观念，就是士大夫与皇权“共治天下”，它有这样一种责任感。但是这个与贵族政治时期“王与马共天下”并不一样。

“王与马共天下”属于皇权与士人集团、与世家大族之间是一种平行的这种关系：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共同支撑起政权。但是宋朝以后，所谓与皇帝“共治天下”，说白了是依附于皇权，只不过他们有儒家的那种精神、有理学的这种思想，所以他们就讲究的是：我通过种种的犯颜直谏、通过种种的行为，与皇帝“共治天下”。他仍然是首先认同自己是低于皇权，但是我是在皇权之下，好比说皇权是上边的大梁，我就是底下这个柱子，咱们共同支撑起这样一个房子，这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那个时候，宋朝的知识分子看似独立，但实际上已经是皇权的附属品。到了明清更不要说了，中国的君主专制独裁就达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这样一种地步。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中间阶级，有贵人而无贵族政治。贵人、贵族和贵族政治这是不同的观念：贵族形成独立的势力与皇权之间展开掣肘，政治两极当中一极，这种现象在明清是不存在的。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那个年代迎娶公主那不就是靠近皇权？而靠近皇权就意味着人生的最高光时刻。那个时候，是没有人去通过这种方式与皇权之间保持距离的，不大可能的。所以“西格玛男人”在那个年代就少而又少。

从这个角度来看，拒绝公主这件事背后，其实折射出来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历程。

来源：于赓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