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工工作主要是做伪军工作，对日军做得不多。1942年冬大“扫荡”以前，以部队敌工部门搞为主。大“扫荡”开始后，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加强日伪军工作，主要由地方来搞，部队的敌工干部分别转到各地区的敌工部门工作。我就是这时候开始调做日伪军工作的。
淮海区敌工工作杂忆
一、敌工部门组织概况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工工作主要是做伪军工作，对日军做得不多。1942年冬大“扫荡”以前，以部队敌工部门搞为主。大“扫荡”开始后，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加强日伪军工作，主要由地方来搞，部队的敌工干部分别转到各地区的敌工部门工作。我就是这时候开始调做日伪军工作的。为什么转到地方上来搞？因为伪军大多是本地人，与地方上有各种复杂的关联，做他们的工作得依靠地方上的这些社会条件。
淮海区敌工部长是地委书记金明同志兼的，副部长是刘述周同志，具体抓这项工作。敌工部下设组织、宣传两个科，蒋复（捷夫）是组织科长，我曾任过宣传科长。对内是地委敌工部，对外叫新四军淮海联络部。开始时只有3个人，后来，才逐步增加了文书、总务管理员、几个干事和武工大队部，有十几个人。各县设有县委敌工处，对外称新四军某某联络处，县委书记兼处长，另有一名副处长具体负责。县里的人手较多，因为大部分具体工作要靠他们去做。县以下，每个敌据点附近都设有一个到两个敌工站（对外称联络站），每个站有三四个人。我还能记得的各县敌工处长：沭阳是刘铁英，涟水是宋杰，淮阴是张一樵，泗沭先是我，后是张高，灌云是陈少新（后叛变），宿迁开始是张高，东海是一个瘦老头，人挺不错，姓刘，名字记不清了。
我们地区敌工部里还有3个日本同志，一个叫板桥，一个叫吉春，一个叫清水，组成了日本反战联盟的一个支部（总部在延安，由野冈野进即野坂参三领导）。他们主要负责做日军工作：包围据点时，向日军喊话；写日文标语传单；审问日军俘虏，以及担任我军的拼刺教练等。这3个同志原来都是日军俘虏。据说，刚抓到时，都很顽强，不肯投降，经过反复教育，都转变过来了，干得挺不错。日本投降后，送他们回国去了。
二、关于帮会工作
1942年，党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帮会工作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帮会工作的政策》两个文件，根据这两个文件精神，黄克诚等同志研究决定，在淮海、盐阜地区开展帮会工作，因为苏北地区是安清帮的发源地，帮会的社会基础较广泛，势力较大。
从杭州到北京的大运河，是清王朝漕运的动脉。安清帮开始是为清王朝运漕粮的船户的组织。那时，漕运有江淮泗、嘉海卫等不同的线路，每一线的漕运船队称为一帮，都有自己的标志。这种组织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法色彩，上船入帮有很多规矩，要拜老头子，认师父。后来，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不只吸收弄船的，还吸收小手工业者、破产农民参加。安清帮与红帮不同，红帮是称兄道弟，入帮者无论老少，皆称“袍哥”，安清帮则讲辈份，按“元明兴礼，大通悟学，万象皈依……”等字排辈，辈份愈高，在帮会中地位就愈高。
我们开始利用帮会的时候，安清帮中最高的是“大”字辈，整个淮海区大概只剩一个两个的。涟水有一个，叫高道衡，那时已经七八十岁了，住在徐州城里。于是，地委派人拿着400块大洋，化装进了徐州，找到高道衡，要求他收两个新徒弟，一个是夏仲芳，一个是我。他就派了两个看山门的大徒弟到我们这里摆香堂，做手续，办仪式。
事先，我们就认真研究了安清帮的经典《通草》，摆香堂时，大家都有意识地专心地看他们如何摆。把他们送走后，我们即着手改造旧《通草》。旧《通草》规定的礼节、仪式、法规一般不变，着重增加了爱国主义的内容，把民族英雄岳飞和岳飞的老师宗泽，还有清朝大侠甘凤池加了进去。这是刘述周同志出的主意。新《通草》也是线装石印，里面又加了一些插图，比旧《通草》搞得漂亮，印刷时间大概是写的民国五年。
新《通草》印好以后，我们就开始到日伪区与根据地的边缘地带摆香堂，收徒弟。收的对象主要是伪军士兵，班长也收，当地与伪军有关系的老百姓也收，伪乡保长也收。我们收徒弟，就是靠的两条：一、我们是“通”字辈的；二、我们都是共产党干部，夏仲芳是共产党县长，我是新四军联络处长，这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是不小的官儿。那些伪军、伪乡保长所以愿意拜我们做师父，不单是由于我们在帮会中辈份高，这仅仅是个桥梁，真正起作用的是我们头上的“乌纱帽”，是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新四军的武装力量。没有这个后盾，他就不可能靠着你。但是，如果没有帮会这个桥梁，他也不信任你。
收徒弟主要由夏仲芳出面，因为他年龄较大，又是本地方很出名的士绅。我太年轻，才二十三四岁，嘴上没有胡子。我做他的师弟，替他组织。人家认他做师父，我就是当然的师叔了。拜师父时，有本名师、执堂师、穿师之别。本名师是所认的本师；执堂师是主持拜师仪式的长辈，我是经常做执堂师的；穿即搭跳板，穿师大概是拜师时的搭桥人物吧。
开始，我们在泗沭县搞试点，收徒弟不好公开号召，得慢慢串连，串上十个八个的，就摆香堂。试点成功后，立即在各县推广。发展到后来，把伪军大队长胡立敬都收下了。胡立敬是作为学生收下的，因为他已拜过师父了。安清帮有这么一条帮规：只能拜一个师父，认了张三做师父，就不能再认李四，实在要认，也只能做李四的学生，拜李四做先生。收学生，同辈份的也可以收。后来，县城里的伪军头头，竟然向金明、刘震等同志递起学生帖子来了。沭阳城里的伪军第一号头头都把帖子递来了。
做徒弟的要听师父的话，做学生的得听先生的话，得为师父、先生效忠尽力。你收他做徒弟、学生了，给他个任务，他得完成。当然，要是力所能及的任务。有一天晚上，我到一个镇子上去摆香堂，那一次到的人真不少，有百把人光景。摆完香堂，我发现派克钢笔丢了。于是惋惜地自语道：“糟糕，我的派克钢笔丢啦！”说完也就算了，没有再找，谁知徒弟们听了，却很当个事情。第二天天不亮，就有人替我在路上把钢笔找来了。从这件小事可以想象出，利用帮会去瓦解和打击敌人，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记得大“扫荡”时，我们的干部家属和女同志就住到据点旁边，让伪军掩护她们。我们的经验，后来推广到了盐阜等地区。1945年夏天，我们到江南去，尽是走据点旁边，因为那里有伪军掩护我们，反而更安全。
和我们建立师徒、师生关系的伪军，可以说都是我们的情报员。在泗阳八集以西的庄滩周围，有几十支零散的反动武装，有伪军，有顽军，多的百十人一股，少的二三十人，总共有六七百人吧。我们就通过徒弟、学生搜集情报，情报十分准确。我们即趁天亮前，分别对这些队伍发起突袭，很迅速地把这几十股敌人全歼了。
关于帮会工作的作用，攻新集据点是最典型最有说服力的一例。新集据点里住的是大汉奸郝鹏举的队伍，那里面的伪军士兵、班长都被我们收为徒弟了。攻据点前，我们对那些徒弟分别布置了任务，那个负责放吊桥，那个负责开碉堡大门，那几个负责看住团长、营长。攻打时，一枪未放，几百名伪军官兵就全部做了俘虏。后来，我们对伪军团长、营长做了些工作，又放他们回去为我们办事了。
1944年冬，泗沭县联络处（敌工部）敬献给泗沭县抗日烈士纪念公墓墓园的纪念抗日烈士匾额。
三、补充几个片段
（一）为了瓦解日军斗志，我们曾在新浦那边组织过一次“慰问”，是在过春节的时候，那一年是猴年。我们在日军必经之路上用松柏扎了一个牌楼，牌楼上挂了很多慰问袋，袋里装有糖果、糕点等，还有用日语写的传单，其主要内容是：你们远在故国的父母妻儿都很想念你们，你们却在这里替日本军国主义者、替日本资本家卖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没有出路的等等。那一次，日军出动，就比较老实，没有什么军事行动。另外，1944年底，有9个日军士兵从徐州据点里跑出来，向我们投诚。这9个都是朝鲜籍人，都是大学生。他们投诚，不一定完全是做敌军工作的结果，因为那时形势已与抗战初期不同了，日本失败的大局已定了。不过，敌军工作也起了一定作用。
（二）对伪军，我们还用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故事，画了一幅“关羽读史记”的宣传画，并散发了有关的传单，启发伪军的民族主义觉悟，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三）在敌人准备对淮北大“扫荡”、向淮北调兵的时候，我们为了拖住敌人，除了大造对敌人反攻的舆论外，还故意准备担架队，摆出要向敌进攻的架势。刘述周同志还出了个主意：用矾水写成传单，看上去是一张白纸，一沾上水，就现出“日本必亡”等字样，日伪军一般不知其中奥妙，以为是天意，所以都很害怕，就不敢轻易出动了。
（四）为了提高敌工人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淮海区敌工部门干部整风班先后办过三期。第三期是与其他部门一起搞的，敌工与公安编在一个大组中。1943年春天和夏天，先后办过两期敌工训练班，培训各县派来的青年学生每期30多人，有效地充实了敌工队伍。
（五）1943年下半年，召开了一次各县敌工处长会议，主要是学习对敌斗争政策，研究对敌斗争策略，总结交流对敌斗争经验。那次会上，我们把对敌斗争的经验总结为“三十六计”，我记得里面有“敲山镇虎”“落井下石”等等，这对于提高斗争艺术，进一步做好敌工工作，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有着重要的意义。（原载《淮阴党史资料》总第6辑）
来源：赵连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