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扬之水先生的《诗经别裁》和《先秦诗文史》，反复读过两三遍，写得真好，不仅因为对每个问题解释得都很清楚，更因为对古人字纸背后诗意文心的“贴心”体会，鞭辟入里又意味悠长。“字词的训诂，依凭网络检索寻源讨本，可得前人不可想象的快捷之便，然而去伪存真，抉发诗意文心，究

扬之水先生的《诗经别裁》和《先秦诗文史》，反复读过两三遍，写得真好，不仅因为对每个问题解释得都很清楚，更因为对古人字纸背后诗意文心的“贴心”体会，鞭辟入里又意味悠长。“字词的训诂，依凭网络检索寻源讨本，可得前人不可想象的快捷之便，然而去伪存真，抉发诗意文心，究竟还要靠学者的综合修养。”这样的书，或许正可以缓解当下人们对于AI写作的焦虑。

《问学记》是一部回忆性散文集，其中几篇自传性文章，围绕的当然是读书与治学。扬之水先生的读书历程，堪可谓爱书人的“典范”。她年轻时开过卡车，蹬过三轮，送过白菜，卖过西瓜，1977年参加首届高考，成功考取大学，却阴错阳差未能入学，只能通过自学完成学业，最终成为一代著名学者。在没有书读的时代，手边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也能成为她“随便翻开任何一页都有兴趣看下去的书”。1979年调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进入疯狂读书”的阶段，并由读钱钟书《管锥编》获得了一种读书的眼光，“从此就不再一本一本读书，而是一片一片读书。”1986年到1996年十年《读书》杂志编辑生涯，她的读书进入“为组稿而读书，广结书缘”的阶段，“写一篇两千字的书评，往往要买来一大堆相关的书”。也是这一时期，在“《读书》标准”的影响下，“一面训练了鉴赏的眼光，一面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第三阶段，是“师从孙机先生，开始名物研究之后”，无论读书还是读“物”，都围绕着一个目的，“在实物、图像、文献三者的结合处揭发研究对象的本质”。

在自传性的读书和治学文章之外，《问学记》最大的篇幅留给了追忆与徐梵澄、谷林、孙机、赵萝蕤、杨成凯等良师益友长期交往的点点滴滴。在这些文章中，扬之水用精致传神的文笔娓娓道来，定格了那些学人的渊博与风雅，令人动容。这些文字让人深刻体会到，所谓“问学”远不止于“疯狂读书”，还在于在和良师益友的交往中获取为人、为文的生命滋养。在学问的具体方法之外，其中最重要的滋养，恐怕是一种无以名状的读书人的风度。《问学记》中《关于梵澄先生》一篇长达79页，是扬之水“《读书》十年日记摘抄”。如果我们把这一篇和《爱书来——扬之水存谷林信札》一书合起来读，就可以更完整领略老一辈读书人的日常生活和风雅气度。如扬之水所说：“如果说先生是在此中寄寓了经营文字之乐，那么他人所感到的便是由文字溢出的书卷气以及与信笺和字迹交融在一起的那般顿挫环荡之情味了。……这一束书简里要紧的并不是保存了怎样的史料，而是特别有着文字的和情意的好，也可以说，它同先生的《答客问》一样，是为去古已远的现代社会保存了一份触手可温的亲切的古意。”

萦绕在《问学记》中的，还有一种读书人之间惺惺相惜的深情，时时令人感动。1987年6月27日扬之水访赵萝蕤，赵萝蕤对她说：“你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自学使你有思想，头脑很清楚，而且没有世俗气，说话从来不打官腔，所以我以为我们两个竟是很投合的，很愿意和你一起聊。”金性尧也把扬之水视为“文章知己”，在一封信中他曾特别谈及自己与扬之水的“共同特点”：“自学出身，聪明，有才气。……厌凡庸，厌头巾，厌婆子嚼舌。有审美力，感情质，无理论基础。喜博览，爱书如命，手不释卷。喜收藏，近于贪婪，几日不到书店，茫茫然如有所失。……对学问穷根追底，一篇一两千字小文必遍阅资料，准备时间多于写作时间。”

读这些读书人之间的交往点滴，字里行间立起“秉性”二字。在“秉性”之下，读书、做学问的具体方法，自然如盐入水，化于其中了。在写孙机先生的《以“常识”打底的专深之研究》《仰观与俯察》等文章中，我们都可以清晰看到扬之水对老师学问之道精准、深刻的体会。其中写到孙机先生针对巫鸿《武梁祠》一书对汉画像石的诸般误读而写的文章，《武梁祠》影响巨大，几成“经典之作”，然而孙机先生的文章却令人信服，扬之水由此深感“竦惕”，并感叹：“独特的视角，新颖的思路，固然启人思智，然而如果这一切是在对图像连带基本史料误读的基础上，则未免偏离学问之正途。”

扬之水将自己的名物研究视为一条“偏僻的细窄小路”，“它从来不是主流，也没必要成为主流。但这里有我喜欢的能够激发创造力的东西”。《问学记》让我们领略了扬之水走在“小路”上的生命风景，这份孤独而纵情的行走，或许也是喧嚣时代中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向往。

记者:钱欢青 编辑:徐征 校对:汤琪

来源：济南时报-新黄河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