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界从民间信仰角度观照《夷坚志》已有不少成果,由于《夷坚志》的故事发生地涉及大江南北广大地区,而且往往明确书写地名人名,所以近年有不少学者从地域角度展开考察,统计出其中的湖北故事154则[2],四川故事130余则[3],皖江地区故事约百则[4],湖州故事超过5
宋代洪迈《夷坚志》[1]取材繁杂,包罗万象,内容丰富,凡仙鬼神怪、医卜妖巫、释道淫祀、风俗习尚等无不收录,是展现宋代生活的巨幅画卷。
《重刊宋本夷坚志》
学界从民间信仰角度观照《夷坚志》已有不少成果,由于《夷坚志》的故事发生地涉及大江南北广大地区,而且往往明确书写地名人名,所以近年有不少学者从地域角度展开考察,统计出其中的湖北故事154则[2],四川故事130余则[3],皖江地区故事约百则[4],湖州故事超过50则[5],徽州故事30余则[6],等等,《夷坚志》对于宋代民间信仰和社会生活的研究确实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福建的民间信仰渊源久远,早在4000多年前就产生了原始宗教,“好巫尚鬼”的习俗成为区域性文化的重要特征。魏晋至宋元时期,随着北方人口的迁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福建民间信仰发展迅速,宫庙林立,神灵众多,深刻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生产。
洪迈为江西鄱阳人,长期任职闽地,谙熟福建风俗民情、历史掌故、逸闻琐事,《夷坚志》中的福建故事多达167则,其中大量涉及福建民间信仰,有着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基于此,本文拟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略作分析。
一、《夷坚志》呈现的福建民间信仰
《夷坚志》中福建故事所呈现的民间信仰既有起源古老的动物神信仰、巫术信仰,也有在北方文化南迁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佛道信仰和人格神信仰。
动物神信仰。动物神信仰属于自然神信仰的一种,起源于原始社会,福建的动物神信仰包括蛇、山魈、青蛙、狗、老虎、乌龟等数十种,其中最具地域特色的是蛇信仰和山魈信仰。
蛇信仰历史悠久,伏羲氏即以蛇为图腾,传说远古时期黄河流域以蛇为图腾的华夏族战胜了其他氏族,吸收多氏族图腾而成龙图腾,然蛇形仍是龙图腾的主元素。
南方东越多蛇,蛇信仰最为繁盛,闽越族之“闽”即为蛇图腾的象征。《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训》有言:“夫刻肌肤,镵皮革,被创流血,至难也,然越为之,以求荣也。”[7]对闽越族人的纹身图形,许慎作了注释:“越人以箴刺皮为龙文,所以为尊荣之也。” [8]
《夷坚志史话》
越人断发纹身,龙文实为蛇图腾之形纹。干宝《搜神记》之《李寄》篇,反映了东越闽中庸岭的蛇崇拜。《开元录》亦云:“闽州,越地,即古东瓯,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种,有五姓,谓林、黄是其裔。”[9]
福建蛇信仰长期延续和发展,至今犹存,全省境内几乎都有崇蛇民俗和与蛇相关的民间传说,如连江县有品石岩蛇神庙,南平樟湖阪至今还有游蛇灯、赛蛇神庙会等活动,闽中地区有“九使”蛇精传说、闽南地区流行“侍公者”等传说。
《夷坚志》的福建故事中有7则与蛇相关,如《葵山大蛇》《闽清异境》《蒋山蛇》等篇目,特别是《莆田处子》,记叙了政和县民往莆田买一处子,对外宣称是做妾,但却对该女子秋毫无犯,甚至置于别室、饮食供奉,此外,政和县民还随身携带一个笼子,每天对其焚香跪拜,最后该女子发现自己被买并非做妾,而是要用来祭祀大蛇。
山魈,应该就是《山海经》卷十八《海内经》提到的“赣巨人”:“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则笑,唇蔽其面,因可逃也。”[10]三国吴之韦昭注《国语》云:“夔,一足,越人谓之山缫。”[11]
清乾隆四十三年泾县洪氏刊巾箱本《夷坚志》
《夷坚志》中也有关于山魈的详细记载。如《江南木客》: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禨鬼,其神怪甚诡异,多依岩石树木为丛祠,村村有之。二浙江东曰“五通”,江西闽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独脚五通”,名虽不同,其实则一……或能使人乍富,故小人好迎致奉事,以祈无妄之福……尤喜淫,或为士大夫美男子,或随人心所喜慕而化形,或止见本形,至者如猴猱、如尨、如虾蟆,体相不一,皆矫捷劲健,冷若冰铁。[12]
从《江南木客》中可以看出山魈的神秘,既在于它名称多样,有“五通”“木下三郎”“木客”“独脚五通”等多种称呼,又在于它变化多样,如猴猱、尨、虾蟆等等。因它能使人乍富,所以有民众迎奉祭祀。
但从《夷坚志》的记载来看,山魈化为人形为害一方的传说更多。如《汀州山魈》记载“汀州多山魈,其居郡治者为七姑子”[13],陈通判之女夜间睡觉时,受到化为黑长大汉的山魈侵扰。
《漳民娶山鬼》记叙了漳州一村民上山砍柴时遇见一女子,便娶之为妻,结婚当日村民妹妹发现新娘只有一足,吓得不敢吱声,婚后第二天该村民只剩白骨在床,家人这才知道新娘原来是山魈所化。《汀州通判》亦记叙了汀州推官厅有“七姑子”之扰等等。
由此可见,《夷坚志》记载的山魈崇拜体现出福祸双行的特点:一方面,山魈变幻多样、神通广大,能给人带来横财,因利益驱使民众趋之若鹜供奉;另一方面,山魈作恶多端、为祸人间,令人不堪其扰,使人对其产生本能的恐惧感和敬畏心,不得不通过供奉来消灾和祈求平安。
《洪迈夷坚志综论》
巫术信仰。“信鬼尚祀”“信巫不信医”是福建古代民俗的显著特征之一。蔡襄《圣惠方后序》谓:“闽俗左医右巫,疾家依巫索祟,而过医之门十才二三,故医之传益少。”[14]
《夷坚志》中有不少关于巫师作法为民众除祟治病的记载。如《李氏红蛇》,长溪人李氏中蛇祟行止错乱,后被巫医作法治愈。
《福州大悲巫》中,福州有巫师能以秽迹咒作法为人除祟治蛊,异常灵验。当地有一未婚少女忽然怀孕,巫师通过作法,发现是池塘中鲤鱼精作祟,除去鲤鱼精后祟乃止。
有意思的是,秽迹金刚最初是佛教信仰,阿质达霰汉译佛经《秽迹金刚法禁百变法》在唐代传播后极为盛行,到了宋代,秽迹金刚法已成为巫师作法除祟的主要手段,从这也可看出佛教在我国传播过程中世俗化、本土化、与道教及民间信仰相融合的特点。
巫术还往往被用来害人。如《汀民咒诅狱》,汀州民聂氏与某氏运用巫术互相诅咒,久而久之,竟导致两个家族相继死亡几十人。
明万历唐氏世徳堂刊本《新刻夷坚志》
此外,蛊也属于一种神秘害人巫术。《夷坚志》的福建故事中涉及“蛊”的有4篇。如《漳士食蛊蟆》,漳州一士人在路上拾到用金帛包裹着的蛊虾,夜晚有两个大如周岁儿的青蟆寻到家中,士人杀之而煮食,最终逃过一劫。
《林巡检》篇记叙了泉州官吏林巡检在回家路上拾到价值二百余两的银酒器,回家后才得知这是他人转嫁的金蚕蛊,当晚果然有一丈多长的大蛇找上门来,林巡检既不愿养蛊害人又不想被蛇所害,于是生吃了蛇,竟也安然无恙,众服其勇。
《夷坚志》中对于蛊的记载最详细的当属《黄谷蛊毒》:
福建诸州大抵皆有蛊毒,而福之古田、长溪为最。其种有四:一曰蛇蛊,二曰金蚕蛊,三曰蜈蚣蛊,四曰虾蟆蛊,皆能变化,隐见不常。皆有雌雄,其交合皆有定日,近者数月,远者二年。至期,主家备礼迎降,设盆水于前,雌雄遂出于水中,交则毒浮其上,乃以针眼刺取,必于是日毒一人,盖阴阳化生之气,纳诸人腹,而托以孕育,越宿则不能生。[15]
《黄谷蛊毒》介绍了福建蛊毒的分布、种类、制作过程、施蛊过程、危害程度以及解蛊方法,从中可以较为全面了解福建地区蛊毒情况。
佛道信仰。《夷坚志》中涉及佛道信仰的篇目较多,包括降妖除怪、游历地狱、预言、占卜、炼金术、治病除祟等多种题材。
如《宗演去猴妖》,福州永福县能仁寺的护山神猴王是生缚猕猴用泥裹塑而成,制成后不仅没有保护村民,反而作祟乡里残害民众,最终被宗演长老用大悲咒成功超度。《福僧法信》,福州僧人法信为西隐寺长老寿正转世投胎,他一出生就不嗅荤味,十五岁出家落发,四十七岁圆寂后众僧忽见他从白光中站起,穿入云霞,往西方而去。
《冥法、菆柩、鬼祟、斋醮:夷坚志之幽鬼世界》
《鼠坏经报》,鼠母把《金刚经》咬碎用来做窝,结果新生鼠皆无足。《范砺无佛论》,建阳人范砺因著书宣扬无佛论,不久后病死,转世投胎后通身生疮,三岁即夭亡。《黄十一娘》《司命真君》《细类轻故狱》等篇目记叙了地府中各种炼狱受难情景。
《道人相施逵》,有道士擅长看相,分别为邵武人吴淑、黄铸、施逵看相算命,几十年后,三人的命运皆如道人所言。《任道元》,福州人任道元,少年慕道,师从欧阳文彬练习天心法,效果异常显著,他在黄箓大醮上作法时“观者云集”[16]。
《张抚干》,延平人张抚干有术使鬼神,既善治病,又能作法驱使神祠中的黄衣小吏为己所用。《孙士道》,福州海口巡检孙士道,曾经遇见异人传授治病符法。《李秀才》,福州人李纶的门客李秀才会炼金术。《朱氏乳媪》,建宁陈天与侍郎之女的乳媪梦中被白衣人带走,后被道士作法召回。
明嘉靖25年清平山堂序刊本《新编分类夷坚志》
人格神信仰。《夷坚志》涉及的人格神种类多,来源于社会各个阶层,有官吏、道教神仙、普通百姓等。
《黄师宪祷梨山》中的建安梨山李侯庙,祭祀的是唐代建州刺史李频。当时正值黄巢起义军过建州,盗贼四起,县政不治,建州局势相当混乱。李频到任后,严肃官规、惩办盗贼、倡礼循法相提并行,使建州社会得以安定,民生安宁。后李频病死于任内,建州百姓建梨岳李侯庙以祀之。
《白石大王》,福州人陈祖安之父,在待缺兖州通判时,梦见黄衣人持符至,任命他为白石大王。
《杨母事真武》中的真武神,又称玄武大帝、祐圣真君、玄天上帝等,是汉族民间信仰神祗之一,流行于南北各地。《义夫节妇》,顺昌县军校范旺在范汝为起兵叛乱时宁死不投降,牺牲后乡人立祠纪念他。
《画眉山土地》,侯官县以卖扇为业的市井小民杨文昌,因为朴实安分又孝顺母亲,死后成为西川嘉州的画眉山土地。有意思的是,有些人格神并非从始至终由一人担任,而是可以轮岗。
《画眉山土地》,杨文昌上一任的画眉山土地公是郑大良。《新广祐王》中,邵武军大乾山的广祐王庙,原本是祭祀唐末欧阳使君之神,但到南宋乾道四年(1168)时,已由浦城县临江丞陈公接任,陈公以进士登第,平生廉正,为乡人所称。
可见,《夷坚志》中福建民间信仰的各类人格神虽然来源广泛,但生前无不是忠臣、良将、义士或造福乡里的积德行善之人,能否成为人格神,有严格的道德评判标准。
《夷坚志》并非专门记录福建故事,也非专门记录民间信仰,但涉及如此丰富的福建民间信仰形态,由此既可见宋代福建民间信仰之繁盛,也可见《夷坚志》对于社会生活之展现具有重要意义。
《南宋の隠れたベストセラー夷堅志の世界》
二、福建民间信仰与地理人文之关系
《夷坚志》记载了如此丰富的福建民间信仰,结合福建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来看,是符合历史情形的。福建位于我国东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森林覆盖率位居全国首位,其山地、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80%以上,素有“东南山国”之称。
同时,海岸线长度位居全国第二,作为东海与南海的交通要冲,由海路可到达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海上商贸的集散地。由于这种“依山傍海”的地理环境,福建的民间信仰融山区因素与海洋因素于一体。
山区因素主要是由于福建山高林密,森林面积广阔,气候又温暖湿润,有利于各种动植物生息繁衍,催生了动物信仰和植物崇拜。
商务印书馆1927年刊本《夷坚志》
同时,山林远离尘世,既适合隐居又充满神秘感,是以福建自古以来就是道家修行隐居胜地,道教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中位于福建的就有霍童山洞、武夷山洞、焦源山、洞宫山、勒溪等,浓郁的道教文化催生出很多仙道传说,极易诞生神仙信仰。
《夷坚志》福建故事中就有几则“山中遇仙”的故事。《仙弈》,尤溪县浮流村村民林五十六上山砍柴,偶遇二人对弈,观棋时吃了两颗仙鹤所食的杨梅,归家后即辟谷不食。《武夷道人》,有道人至武夷山访洞天,经历千辛万苦跋涉,终于找到“宫殿崔嵬,金铺玉户”[17]的仙境。
《石溪李仙》,顺昌县石溪村村民李甲,入山伐木时遇见两士对弈,吃了弈者赠药后归家不复饮食,只吃山果,被同乡人称为“李仙”。
海洋因素主要由于宋代福建海运贸易发达,北宋中期泉州就是一个“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18]的繁华港口,祝穆《方舆胜览》记载,“泉州土产蕃货: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致象犀、玳瑁、珠玑、琉璃、异香、胡椒之属”[19]。可见当时泉州所拥有的舶来品种类的丰富。
但总体而言,宋代海商出海风险较大,《夷坚志》中《陈公任》《林翁要》《无缝船》《岛上妇人》《泉州杨客》《王元懋巨恶》等篇目都记叙了海商出海时遇到海难。为祈求出海平安归来,于是诞生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妈祖崇拜。
《夷坚志》中关于妈祖崇拜的故事有2篇,其一为《林夫人庙》:“兴化军境内地名海口,旧有林夫人庙,莫知何年所立,室宇不甚广大,而灵异素着。凡贾客入海,必致祷祠下,求杯珓,祈阴护,乃敢行,盖尝有至大洋遇恶风而遥望百拜乞怜,见神出现于樯竿者。”[20]
《〈太平广记〉与〈夷坚志〉比较研究》
其二为《浮曦妃祠》,福州人郑立之从广东番禺泛海还乡时,在莆田浮曦湾遭遇海盗,危在旦夕之际,获得崇福夫人庇佑,得以脱困还乡。
林夫人与崇福夫人均是指妈祖,妈祖是以我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海神信仰,又称天妃、天后、天上圣母、娘妈等,该信仰肇于宋,经歴宋元明清,至今繁盛,历史上获得 36次褒封,封号从“夫人”“妃”“天妃”直至“天后”“圣母”,并列入国家祭典。
此外,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貌特征,使得人稠地少,耕地更加珍贵。《宋史》对福建路的描述是:“而土地迫狭,生籍繁伙;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亩直寖贵,故多田讼。”[21]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水旱等自然灾害更加关注。
《宋史》载:“元符元年,东南旱……(隆兴)二年,台州春旱。兴化军、漳、福州大旱……(隆兴)六年夏,浙东、福建路旱,温、台、福、漳、建为甚……(淳熙十六年)至于八月,兴元府、吉、赣、福、泉、汀、漳、潮、梅、循、邕、宾、象、金、洋、西和州、建昌军皆旱” [22]。
可以想见这些自然灾害给生产生活带来的破坏,为此,官民皆热衷于祈雨,崇拜供奉掌管降雨的龙神,《夷坚志》中也有相关记载。
《夷坚志》英文版
如《黄蘗龙》,福州黄蘗寺山中有龙潭,寺僧曰“此福德龙也。常时行雨归,多闻音乐迎导之声,或云云雾中隐隐见盘花对引其前者” [23]。《杉洋龙潭》记载淳熙甲辰岁福州盛夏不雨,古田县杉洋山中的龙潭内有龙,邑丞陈某对其祈雨有验,郡中将此事上奏朝廷,龙潭被加封立庙。具有降雨功能的,除了龙神,还有螃蟹,如《龙溪巨蟹》,福州长溪县之东二百里的龙溪内有一只巨蟹,对其祈雨必应。
福建民间信仰的地域性特征不仅受自然环境影响,也与人文环境息息相关。宋代是福建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在全国佛教道教兴荣、文教昌盛的背景下,福建以经济繁荣为基础,民间信仰与科举文化皆发展迅速。
《宋史》中关于福建佛教兴盛的描述是:“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与江南、二淛略同。”[24]与前代相比,宋代福建佛教得到长足发展,以僧人数量为例,宋天禧五年(1012),全国的僧人共40余万人,福建路僧人数量达71080人,占全国总数的六分之一,为全国之最[25],甚至出现“山路逢人半是僧”的现象。寺庙数量方面,以福州地区为例,“庆历中,通至一千六百二十五所,绍兴以来,止一千五百二十三。今州籍县申犹一千五百四”[26]。
宋代尊奉道教,真宗、徽宗时最盛。宋真宗策划了“天书降临”的故事,宋徽宗更是自称“教主道君皇帝”。
“迨徽宗时而崇奉名色益繁,政和三年,诏求道教仙经于天下。四年置道阶,有先生处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将仕郎,凡二十六级。后又置道官二十六等,有诸殿侍宸,校籍授经,以拟待制、修撰、直阁之名(后改为大夫等名,使与文武官阶同)。”[27]
《〈夷坚志〉的故事类型与传播研究》
在此时代背景下,宋代福建道教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从道观数量来看,宋代福建新建的道观有78所,是隋唐时期的三倍之多。[28]在刻录道经方面,宋代福建也刊刻了大型道藏,如540函的《政和万寿道藏》。
佛教道教的发展,与地域经济文化水平密切相关。
据笔者统计,《夷坚志》福建故事中提及僧人、佛或佛寺的故事42则,其中福州16则,闽清2则,永福2则,福清1则,南剑1则,浦城2则,建州2则,光泽2则,崇安1则,建阳2则,邵武3则,泉州2则,仙游1则,汀州2则,泰宁2则,长溪1则。
从数据上看,福建佛教故事虽然分布较广,但主要集中在福州与闽北地区,这当然跟作者洪迈任职福州、建宁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则是这两地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福州是福建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闽北作为中原和江南移民入闽的前沿地带,不仅世家大族云集,建阳还是当时全国的刻书中心,闽北亦是全国文化中心之一。
《夷坚志》中提及道士、道教法术、道观或道教神仙的故事共有26则,其中福州11则,邵武3则,延平1则,建州1则,武夷山1则,顺昌1则,浦城1则,泉州2则,建宁1则,清流1则,宁化1则,泰宁1则,尤溪1则。
汉英对照《夷坚志选》
《夷坚志》道教故事中的道士多使用五雷法、天心法等法术与符咒,显然与临近江西道教区有关,都属于符箓派。
宋代福建教育和科举的兴盛,对福建民间信仰也有较大影响,从《夷坚志》中亦可见一斑。《夷坚志》记载了23则士子科举考试的故事,有向神祈梦、术士看相、诗谶、因果报应、命定论等多种类型。
如《威怀庙神》《邵武秋试》《邹状元书梦》《大乾庙》都记叙了士子们在应试前向神祈梦的故事。宋代福建科举极盛于邵武和莆田,由此形成了大乾庙和九鲤湖两大科举祈梦中心。
大乾庙位于邵武市大乾村,供奉的是隋代欧阳佑,传说异常灵验,在《夷坚志》中被反复提及。《卢熊母梦》《郑侨登云梯》《鬼呼学士》《冯尚书》《林子元》《张注梦》等篇目,或通过梦境,或通过鬼物之口,证明登科与否是命中注定,非人力所能及也。
《叶丞相祖宅》《黄戴二士》《俞翁相人》等篇目,则是术士通过看相,精准预言士子们的科举结果和仕途前程。《天宝石移》《金溪渡谶》《许氏诗谶》通过诗谶的方式,预告当地出状元,有的士子为了应谶特意改名,却无济于事,诗谶的特点是保持了神秘感,直到水落石出众人才恍然大悟。
而《不葬父落第》《陈元舆》等篇目则讲述了因不孝、枉害他人性命而落第或仕途不顺的故事。
《夷坚志》福建故事中科举题材较多的现象,与宋代福建文教事业发达有关。据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统计,宋辽金时期,福建文学家人数达114人,位居全国第三;宋代福建书院有85所,数量位居全国第三。[29]
《夷坚志谫论》
《宋史》中也有关于福建教育及科举盛况的记载:“然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30]两宋近三百年间,福建进士及第者共5986人,这还不包括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以后38年间11科所取进士,但这个人数已是唐代福建进士57人的105倍。
此外,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者众多也是宋代福建科举的一个特点,宋代118次科举考试中,有籍贯记载的状元总共是113位,其中福建籍状元19位,占比达16.8%之多。[31]
宋代福建民间信仰既继承与发展了闽越族时期的古老信仰,又与汉唐以来不断吸收中原文化和佛道信仰、人格神信仰密切相关,是闽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的结果。又由于宋代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福建的地理人文环境,福建民间信仰颇有其地域性特征。
中华书局整理本《夷坚志》
三、《夷坚志》所体现福建民间信仰特征
宋代民间信仰多具有继承与发展、融合与竞争、功利与劝善相辅相成的特征,《夷坚志》福建题材所涉及民间信仰的记载恰为印证。
福建民间信仰的继承性主要体现在对早期信仰的延续,如闽越时期就已出现的一些动物神信仰和巫术信仰,这些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信仰在宋代福建仍然占据着一席之地,同时,它们也具有浓厚的地域性色彩,是区别于其他地区民间信仰的重要标志。而福建民间信仰的发展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唐宋时期福建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快,民间信仰也随之迅速兴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特别是宋代官方对民间信仰采取“唯灵是取”的宽容态度。
《宋史》载:“自开宝、皇祐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民生,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32]
在造神运动的影响下,妈祖、临水夫人、保生大帝、三平祖师、定光古佛等信仰都肇始于这一时期,《八闽通志•祠庙》收录的119位民间俗神中,建庙时间在唐宋时期的有86个,占比72.2%。《夷坚志》中由官方立祀或民众自发建祠的各类俗神数量很多,如王通直祠、威怀庙神、广祐王、土地神、大乾庙神等。
另一方面,如梦兆信仰,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也是民间信仰的发展性特征。梦兆信仰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盛行,《左传》中有不少关于预示梦的记载。
《夷坚志》福建故事中有30则预示梦,除了《泰宁梦牛》《张一偿债》《四眼狗》等少数几则外,大部分都跟科举考试相关,这是由于宋代科举文化兴盛,反映到民间信仰中,梦兆信仰的内容也更多反映科举考试的主题。
《夷坚志新说》
福建民间信仰的融合与竞争,与中国近世佛道教融合的过程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佛教在传入我国本土化过程中与道教互相利用、融合发展,佛道二教的相互融合,在《夷坚志》中也有明显体现。
如《宗本遇异人》,邵武僧人宗本原先只是一个普通农民,因偶然吃了道人所赠三颗红药,就不复归家,出家为僧,游历四方,成为有预知能力的名僧。
《张圣者》,福州僧圆觉本是水西双峰下居民,入山砍柴时偶遇钟离子,予之笋,食后能预言人之福祸死生,并出家为僧。但佛教、道教毕竟不同,尤其是随着佛教蒸蒸日上,佛道之间互相竞争与排斥是不可避免的,这从佛教徒所作的《笑道论》和道教徒所作的《道笑论》的互相攻讦排诋中可见一斑。
《夷坚志》中最能反映佛道二教竞争的篇目是《王侍晨》,讲述道士王侍晨初入闽时不受人敬重,居住在福州庆城寺时还被寺僧捉弄,王侍晨一怒之下作法整死了寺僧们。
当时福州僧人圆觉正以法术出名,郡中有人请求圆觉作法祈雨,王侍晨决定“当作哄这秃一场”[33],便与圆觉互相斗法,最终战胜圆觉成功祈雨,自此声名大噪,道教在福州城中也信徒剧增。《夷坚志》所呈现的佛教、道教既融合又竞争的关系与佛教、道教的现实发展轨迹相一致。
洪迈手迹
宋代福建民间信仰神灵众多,都具有祈福消灾的实用功能,民众对于神灵所求广泛,如祈雨抗旱、避灾降福、祈求发财、祈求平安、祈求子嗣、祈求中举、祈求官运亨通等等,皆是民众以自己的需求寄予不同的神灵,功利心理明显,“有求必应”和“有应必酬”是福建民间信众的普遍心态。
《夷坚志》中的福建民间信仰故事也体现出这种功利性特点。如《林翁要》,福州南台寺塑新佛像后想将旧观音像销毁,渔民林翁要及时将旧观音像请回家中供奉,后林翁要遭遇危难时急呼观音求救,最终幸免于难。
《泰宁狱囚》,泰宁狱囚邓关五殴杀一桶匠后拒不认罪,死者家属长期信奉广祐王,于是赴光泽请广祐王携神吏击打邓关五,最终邓关五认罪伏法。
此外,这种功利性还体现在同一个神灵职能的不断拓展上。如妈祖最初只是能预言祸福的巫女,后被奉为掌管海上航运的保护神,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兼掌祈雨、治病、御寇弥盗等职能。
福建民间信仰也具有明显的劝善性,“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天道观念,而各种信仰活动中的道德实践,具有引导民众向善、从而推动“善世”形成的伦理价值和社会功能。民间主要是通过“因果报应”的故事来劝人行善,《夷坚志》中的故事也是如此。
《三士问相》,建州士子黄崇因溺杀父妾所生幼弟,导致自己的三个儿子相继夭折,妻子改嫁,其嗣灭绝。《李氏乳媪》,建州丰国监官员李元佐之女的乳母陈氏生前性格悍戾,常与人争吵,口业深重,死后骨灰中却有舍利子,皆因生前几十年如一日诵读《莲花经》。
《夷坚志论稿》
《夷坚志》是一部志怪小说集,洪迈既明确认识到小说文体的虚构性,但又写得“表表有据”,大部分故事时间地点人物都很明确,有的故事源于亲友传闻寄赠,也标明了传闻来源。
这样的写作方式既源自六朝以来志怪以发明神道之不诬的传统,又切合宋代小说艺术和小说观念之发展,志怪小说的“实录”已从“实录精神”发展成了“实录方式”,标明真实时间地点人物的方式已更多地具有了“形式”的意味。
但是,洪迈“萃《夷坚》一书,颛以鸠异崇怪”[34],未尝不是一种补史阙的方式,如其狡黠之言:“夫齐谐之志怪,庄周之谈天,虚无幻茫,不可致诘。逮干宝之《搜神》,奇章公之《玄怪》,谷神子之《博异》,《河东》之记,《宣室》之志,《稽神》之录,皆不能无寓言于其间。若予是书,远不过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谓予不信,其往见乌有先生而问之。” [35]
洪迈墓
“乌有先生”固不可寻,但博采杂收、卷帙繁浩的《夷坚志》却是从“鸠异崇怪”的角度保存了宋代社会生活史的丰富资料。民间信仰是了解宋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本文讨论福建故事所体现的民间信仰,正是宋代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
不同地域之间的民间信仰往往相互影响而表现出很大的共性,而福建由于山水分割自成格局且又濒临大海等地理特征,产生了不少独具地域特色的民间信仰,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注释:
[1] 本文所引《夷坚志》原文,均出自(宋)洪迈:《夷坚志》,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2] 杨宗红:《<夷坚志>所见宋代湖北的民间信仰》,《区域文学与文化研究集刊》,2019年第2期,第205页。
[3] 杨宗红:《南宋时期四川的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以<夷坚志>为中心》,《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268页。
[4] 陈思瑞、李梦圆:《从<夷坚志>看南宋皖江地区民间信仰》,《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4期,第96页。
[5] 蔡圣昌:《<夷坚志>里的湖州故事》,《书屋》,2019年第1期,第78页。
[6] 程诚:《从看南宋徽州民间信仰》,《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79页。
[7](汉)刘安着,陈广忠译注:《淮南子》,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204页。
[8]《淮南子》,第1205页。
[9](宋)乐史着,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991页。
[10] 方韬译注:《山海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76页。
[11] (三国)韦昭注,明洁辑评:《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2页。
[12] 《夷坚志》,第695页。
[13] 《夷坚志》,第240页。
[14](宋)蔡襄着,(明)徐[火勃]等编,吴以宁点校:《蔡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19页。
[15]《夷坚志》,第1761页。
[16]《夷坚志》,第1090页。
[17]《夷坚志》,第288页。
[18] (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632页。
[19](宋)祝穆编,祝洙补订:《宋本方舆胜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41页。
[20]《夷坚志》,第950页。
[21]《宋史》,第2210页。
[22]《宋史》,第1442-1444页。
[23]《夷坚志》,第296页。
[24]《宋史》,第2210页。
[25] 徐晓望:《福建通史》(第三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39页。
[26](宋)梁克家修纂,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三山志》,福州:海风出版社,2000年,第512-513页。
[27] 傅勤家:《中国道教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33页。
[28]《福建通史》(第三卷),第453页。
[29]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71-373页。
[30]《宋史》,第2210页。
[31] 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3- 65页。
[32]《宋史》,第2561页。
[33]《夷坚志》,第1049页。
[34] 洪迈:《夷坚丙志序》,《夷坚志》第363页。
[35] 洪迈:《夷坚乙志序》,《夷坚志》第185页。
来源:古代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