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苯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甚至早于文字的产生。约公元前5世纪，由古象雄王子辛饶米沃且在象雄原始宗教的基础上创建雍仲苯教 ，这是苯教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苯教在青藏高原广泛传播，是当时各部落普遍信仰的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核心
苯教作为西藏本土古老宗教，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藏族文化发展历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与藏传佛教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
苯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甚至早于文字的产生。约公元前5世纪，由古象雄王子辛饶米沃且在象雄原始宗教的基础上创建雍仲苯教 ，这是苯教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苯教在青藏高原广泛传播，是当时各部落普遍信仰的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从精神信仰到日常生产生活，都深深打上了苯教的烙印。
苯教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早期苯教多是一些祈福消灾、祓邪祛祟的原始仪式，崇拜鬼、神、天、地、日、星、雪、电、冰雹、山川、土石、草木等，秉持着“万物皆灵”的观念，将世界分为三界：天上的神叫“赞”，地上的神称为“念”，地下的神称为“鲁”（即常说的龙）。掌管人的疾病的是“龙神”，掌管自然灾害的是“念神”，例如念青唐古拉山就被视为一尊大念神。在这一时期，苯教的宗教活动主要靠口传心授和群众的传统习惯维系，没有形成系统的教义和教规。
随着时间的推移，苯教不断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系统化的理论和教规。在象雄文明鼎盛时期，苯教成为象雄的国教，达到了发展的高峰。苯教不仅在象雄地域广泛流传，直到公元七世纪，它都是整个吐蕃的唯一宗教和信仰基础。当时，每位赞普（相当于国王）登基后，都会推举一名苯教高僧（“古辛”，相当于国师或法王），并为其建立一座“赛康”寺庙以供养，赞普处理军政大事甚至王位继承，都离不开古辛的参与，例如吐蕃第一位赞普聂赤赞普就是由苯教僧团认证并加冕的，足见苯教在当时社会中的崇高地位和强大影响力。
然而，自公元5世纪初，佛教传入藏区后，苯教的发展遭遇了重大挑战，开始进入与佛教长期的冲突与融合阶段。
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受到王室的扶植，此后佛苯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赤松德赞即位后，组织佛教和苯教代表人物辩论宗教优劣，最终倾向佛教，对苯教采取压制措施，给信奉苯教的人三条出路：
改信佛教；放弃宗教职业，做纳税百姓；
不愿意改教又不当平民的，流放到边地。这使得苯教受到沉重打击。
到了公元9世纪，朗达玛即位赞普后实行禁佛运动，苯教一度复兴，但随着朗达玛被刺，苯教再次遭受重创，此后一百多年未能复兴。
直到大约9 - 10世纪，三位尼泊尔香客在桑耶寺意外发现大量苯教经典，才揭开了苯教复兴的帷幕，进入苯教发展的后弘期。18世纪安多喜绒的苯教学者贡珠扎巴将苯教“伏藏”汇总编目，撰有《雍仲苯教遗训目录·十万日光》；19世纪后藏学者尼玛丹增又将其分成《甘珠尔》《丹珠尔》两部，统称“苯教大藏经” ，进一步推动了苯教的传承与发展。
苯教对藏族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深层次的，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藏族文化的重要根基。
在文化习俗方面，苯教的许多元素已经深深融入到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例如，藏族的转神山、拜圣湖、磕长头、撒隆达、挂五彩经幡、堆石供、火供、水供、会供、煨桑、朵玛、酥油花、擦擦、金刚结等习俗，都源自古老的象雄文化，与苯教紧密相连。苯教的自然崇拜与万物有灵观念，培养了藏族人民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维系了高原生态伦理传统，深刻影响着藏族的环保意识，使得他们在生活中注重与自然和谐相处。
在医学和历算领域，苯教也有着卓越的贡献。苯教在奠基藏医学方面打下了坚实基础，初步形成了独特的藏医药学体系。据藏医学记录，高原藏人认识的第一种病是消化不良，第一种药是开水，在游牧生活中，人们还学会利用乳制品进行食物疗法，如酥油不仅是日常饮料，还可治疗肠胃和外伤疾病。从敦煌出土的《藏医针灸法残卷》中，能看到与中医不同的针灸内容，体现了苯教医学的独特性。在历算方面，苯教创制了最初的藏历，藏历中的“尼玛”（太阳）、“达瓦”（月亮）、“洛”（年）等概念，以及对方向的称呼，都有着苯教的印记，苯教的物候历为人们的生活生产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 。
在法律和文字方面，苯教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西藏最早的法律雏形是苯教文化的产物，它将伦理道德、等级观念、奴隶制社会关系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为后来吐蕃法条的丰富奠定了基础。从古象雄王国时期就有了初具规模的习惯法，传说第一赞普聂赤赞普时期，苯教徒就参与制定法律来治国，到松赞干布时，法律已全面建置。在文字方面，苯教为藏文的形成提供了模式和范文，最初的苯教师们通过象雄文字抄写、学习苯教经典、传播苯教，虽然象雄文字有局限性，但可以断定苯教时期就有藏文的原形，现在的藏文是后来吞米·桑布扎改造的象雄文字，苯教对藏文的发展起到了开拓性作用。
苯教与藏传佛教的关系是西藏宗教史上的核心脉络，二者经历了长期的对抗、融合，最终形成了共生的局面，共同塑造了藏地宗教文化的精神内核。
从对抗角度来看，在佛教传入西藏初期，苯教作为本土宗教，在吐蕃社会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势力，对佛教的传入产生了强烈的抵制。佛教为了在西藏立足和发展，也与苯教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双方在教义、仪轨、寺庙建设、信众争夺等方面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如前面提到的赤松德赞时期组织的佛苯辩论，就是双方矛盾激化的一种表现，这场辩论以苯教的失败和被压制告终，此后苯教在与佛教的竞争中逐渐处于劣势。
但在长期的接触过程中，苯教和藏传佛教也相互吸收、融合。苯教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直接或变相吸收了大量藏传佛教的内容和形式，包括佛教的一些教义、经典、修行方法等；而佛教为了实现本土化，更好地融入西藏社会，也从苯教那里借鉴了不少祭祀仪轨、神灵崇拜等内容。例如，苯教也转经、转玛尼、捻念珠，但方向与佛教相反；诵“六字真言”，但咒文不同。在神灵体系方面，双方也有融合，一些苯教的神灵被纳入佛教的护法神体系，这种相互融合形成了“佛中有苯”“苯中有佛”的独特局面。
到了后期，苯教和藏传佛教进入共生阶段。在藏地，至今存在“逆时针转经为苯教，顺时针转经为佛教”的现象，新年仪式中同时进行苯教煨桑与佛教供佛，两种宗教信仰在藏民的生活中和谐共处，共同影响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苯教和藏传佛教的这种互动融合，形成了藏地宗教“一元多体”的独特格局，丰富了藏传佛教的内涵，也使得苯教在与佛教的交融中得以延续和发展 。
来源：棱镜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