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元济故乡海盐的张元济图书馆，我来过三次。2000年左右，我和一些同事一起第一次到张元济图书馆，在这里的来访者留言本上，曾写过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张元济不可追”。
1.我到海盐来过三次
张元济故乡海盐的张元济图书馆，我来过三次。2000年左右，我和一些同事一起第一次到张元济图书馆，在这里的来访者留言本上，曾写过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张元济不可追”。
第二次是2012年，来参加张元济的一次学术研讨会，我提交过一篇文章，更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张元济不可追”这个话题。后来发表时标题就是《张元济不可追》。我在发言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张元济书写的联语：“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我说这并非张元济的原创，因为我在明清时候的安徽民居的题联中见到过这幅联语。后来有人查考过系出清嘉庆四年（1799）状元姚文田的《楹联丛话》。尽管如此，张元济书写的意义也不可低估，一是表明张元济高度认可这幅题联所体现的耕读社会的价值观，二是更为广泛地扩大了这幅楹联在全国尤其是文化知识界的影响。
这一回是第三次。来参加由重庆出版集团出版的新西兰学者叶宋曼瑛的《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作品研讨会。在此之前，我向张元济图书馆赠送了我的一部新著《近代出版史论》。我在这次会议上会再说一句有关张元济的话（见后）。
2.我藏有这本书的三个版本
《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最初是叶宋曼瑛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博士论文。这个博士论文有两个打印本，一个是1982年的，一个是1983年的，后一个打印本增加了一些图片以及顾廷龙先生题写的文名或书名：《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1867-1959》。
博士论文的两个版本
其正式出版是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在1985年出版的英文版，是依据1983年的博士论文打印本来的，但书名没有用顾廷龙题写的书名，而是THE LIVE AND TIMES OF ZHANG YUANJI。曾有说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英文版本，这一说法可能不实。
其后，香港商务印书馆于1992年出版过繁体字版本，书名是《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据张人凤先生说，他们的翻译是依据北京商务的英文本而来的。书名是《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对顾廷龙先生题写的书名有所改易。
北京商务的英文本与香港商务的中文繁体字本
此次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简体中文版在国内出版还是首次。书名回到英文版原名，这个版本有两个功劳，一是改繁体为简体，二是在超附文本上下了力。所谓超附文本，就是全书增加了首尾两个文件可以作为本书的超附文本看。一是在本书的主体内容之前的代序，据称乃是编辑特意约请作者增加的，它以“出版感言”的形式，讲述作者在半个世纪前国内刚刚改革开放之时，前往大陆查找资料、访谈文坛前辈和传主故交的曲折经历与故事。二是增加了一个附录，即《新旧交替时期两位学人的探讨》，两位学人是张元济与胡适。这个有关两位学人的附录对全书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其可贵之处有两条，一是作者所依据的张胡两人1921年-1948年间的信件（张57通，胡27通）系直接由顾廷龙和张树年两人提供，那个时候这批信件还没有整理，是原始件，叶宋曼瑛比其他人的使用与研究要早许多。二是作者依据这些信件的时间线索分成16个专题加一个结语来研究，大致能够反映出张胡二人关系的全貌，主线是从公义到私谊以及思想学术的相交。据了解，此书原还有一些要增加的附文，因为考虑和正文有一些重复而舍弃。重庆版的这一段故事启示当今的出版人：图书的超附文本很重要，得重视。
重庆版似乎也有出版时间相同但封面不同的两个版本，但我仔细看过之后，还是一个版本，只是有一个版本拆去了包封，包封之下还有硬壳封面，这个硬壳封面也做了精美的设计并有条型码与定价，拆去包封也能单独成书，在孔夫子网上大多是去掉了包封的，所以如果要说是两个版本也未尝不可。
重庆出版社的两个版本
从以上来看，通常说这本书有三个版本，实际上连同奥克兰大学的博士论文打印本总共是六个版本。我有其中的三个或者说四个版本，北京商务的英文版我是买的，香港商务的繁体字本和重庆版都是出版社送的。
3.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的商务印书馆的研究，某种意义上说，是由外到内，也就是由海外学者推动的。整体的研究有法国汉学家戴仁先生的《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被认为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第一部研究商务的专著。人物研究则是这本书发始，是张元济研究起步阶段的重要作品。当然，国人的努力也更重要，越来越重要。
这本书出版40年后，重新得以出版并召开这样一个作品座谈会，确实说明这本书的持久价值，既表明张元济研究的起点很高，也说明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几十年了还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与市场需求。
4.张元济研究的新进路
张元济研究开展很充分，和叶宋曼瑛研究张元济那个时候已不可同日而语。张元济研究，在人物研究里至少在出版史人物研究中算是最为充分的，整理的资料很丰富，有全集，有年谱，有几十年里形成的二三十种传记，以及其他相关的资料，论著也很多。现实的情况是，一方面进行得很充分，成绩巨大，另一方面也表明研究热闹而不深入，持续性遇到了瓶颈。怎么样才能把张元济研究推上一个新的高地，更深入下去，换句话说，张元济研究如何实现新的突破，张元济研究的新进路是什么。这是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有人建议我问deepseeK，我也作了尝试，它的回答虽有可取之处，但我觉得那个回答很抽像，过于玄乎，也有不准确之处。我还是说一点具体的可操作的浅见——
（1）新观念的引入。这个新观念有大小两个范畴。大的范畴指的整个学术研究的新观念。小的范畴是具体到张元济研究领域的新观念。往大的方面说，新观念是对世界潮流的把握和对学术大势的领悟，也就是陈寅恪说的要“预流”。从小的方面，什么是张元济研究中的新观念，恐怕核心在于跳出行业畛域来认知张元济，将这位行业的“出版巨子”，定格为自觉参与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启蒙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性枢纽人物”。这是要全方位地走近张元济，给张元济研究注入新的内涵。要扣住这一点来做研究，才能真正提升张元济研究的水准。
（2）新传记的撰写。张元济的传记已有二三十种，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时代都会有新的认知，依凭新观念与新的认知推出新的传记，是一条可行的路径。这些新的传记不能停留于过往的已有认知，要有新路子、新材料、新观点和新内容，要写出这个时代的新的高度与水平。
（3）新材料的发掘。张元济的材料已然很丰富，但总会有新的多方面的发现的。每次新材料的发掘，都会引发新课题的产生。比如商务董事会纪录尚未整理完毕，比如前两年叶新教授对张元济海外资料的搜寻，比如我手上有一方与张元济有关的砚台。就这方砚台说，张元济在上面有题名。我了解到它是从日本收集回来的。这有两个问题，其一是否系从中国流向日本的，那么是给哪一个国人题写的，又是如何流出去的。其二如果系给日本朋友题写的，又是给谁题的。现在都还不太明确。这给我启示，或许可以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即与张元济有关的物品的研究。
（4）新视角的建立。新视角可以产生新课题，可能是未来张元济研究的新突破口。近来学者注意张元济的人际关系与社交网络，既有单篇的论文，从张元济书信和日记中整理张元济的社交圈；也有较系统的著作，如卢仁龙先生的著作《走进文化怿园——张元济和他的朋友们》，分八辑从8个方面探索张元济与同时代名流的交往，即将出版。
（5）新丛书的组编。张元济编辑过许多新式丛书，似乎可以编辑一套张元济研究丛书，来纪念新式丛书的出版若干年。确实有必要，有关张元济的书，几乎出尽了，但还没有一套张元济研究的丛书。丛书一向具有集束效应，可以好好地擘划一下这套丛书的规模和结构以及具体的选题，从目前还没有涉及到的领域，如张元济的内心世界（我们对于他的事功着眼比较多而审视其内心比较少）如张元济经历了四个“朝代”，朝代对他的影响以及他与朝代的关系等。还比如应该有一本《张元济研究年谱》，以年谱的形式对几十年来与张元济研究有关的事件和图书等，进行回顾总结。从这此方面着手编纂这样一套丛书。
《张元济研究》（内刊）
（6）新平台的搭建。这个新平台有两个方面，一是刊物发新颜，我说的刊物是海盐方面编辑有《张元济研究》。我曾经呼吁要有一个《商务印书馆研究》的专门刊物，商务印书馆学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但进展不大。现在海盐有一个实体的张元济图书馆，有一个专门的《张元济研究》，虽然是内刊，但大胜于无。怎么样让这个内刊能够提高档次和质量，要下大的功夫。二是数据大平台。我前些年曾呼吁商务印书馆要做商务印书馆研究的数据平台，但效果不大。张元济研究的数字平台，包括张元研究的数据库、公号或网站，都可以由张元济图书馆来做，这比商务印书馆做更合适更专题，或许海盐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两家合作也是一种路径。
以上六条浅见，我简称为“六新”，是张元济研究的新进路。最后，我要说，会议主办方将会议的主题定为“学习张元济的精神，继承张元济的事业”，是一个很好的命题，让我们就从进一步推进张元济研究做起，来全方位走近张元济。“全方位走近张元济”，便是我这一回到海盐张元济图书馆要说的一句话，也是我这个发言的题目。
（“学习张元济的精神，继承张元济的事业——《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作品研讨会”，于9月19日在浙江海盐张元济图书馆举行。会议由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重庆出版社主办，张元济图书馆、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本文系根据在会议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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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建辉，出版人，编审，出版韬奋奖获得者，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著有《人在书旅》《荆楚文化》《读书人生》《新编辑观的追求》《书评散论》《思想的背影——王建辉书评文录》《名流随笔》《王建辉自选集》《出版：商务与文化》《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教育与出版》（陆费逵专题研究）《老出版人肖像》《出版与近代文明》等书。
来源：炽羽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