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读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总能在字里行间撞见太平天国留下的痕迹 —— 不是史书里 “金田起义”“定都天京” 的宏大叙事，而是一个浙江人藏在笔记缝隙里的家仇，一个广东知县写在判案文书旁的官忧，是那些被战火揉碎的日常，在日记里堆成了沉甸甸的记忆。
读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总能在字里行间撞见太平天国留下的痕迹 —— 不是史书里 “金田起义”“定都天京” 的宏大叙事，而是一个浙江人藏在笔记缝隙里的家仇，一个广东知县写在判案文书旁的官忧，是那些被战火揉碎的日常，在日记里堆成了沉甸甸的记忆。
杜凤治生在嘉庆末年的绍兴，那是江南文脉鼎盛之地，可咸丰年间太平天国的战火，把他的家乡搅成了烂泥。日记里他没少提这段往事，字里行间全是咬牙的疼：“家乡九遭兵燹，幼子桐亡，家产荡尽，赋闲八载，日食不继，欲死不能”。
他是举人出身，本可守着几间瓦房、几亩薄田过安稳日子，可太平军一来，“屋焚书散，父老家眷流离”，他只能背着破行囊四处逃难，从绍兴躲到杭州，又从杭州躲到上海，靠给人抄书、代写书信混口饭吃。那段日子里，“长毛” 在他嘴里从来都不是什么 “义军”，是 “贼”，是 “毁我家园、害我亲人” 的祸根 —— 这种恨不是我们从书里能读来的，是从失去孩子的哭声里、从烧毁的祖屋灰烬里长出来的，比任何官样文章都真切，任再华丽的辞藻也描摹不出那份浸透骨髓的痛。
后来他 52 岁得官，去广东广宁当知县，离家乡千里之遥，可太平天国的阴影还是追着他。广宁虽没直接被太平军攻占，却成了 “余孽流窜” 之地，日记里满是 “盗匪持洋枪劫村”“会党借天国名号聚众” 的记载。
有次他下乡催粮，遇上一伙 “自称太平余部” 的劫匪，差役被打得头破血流，他自己也差点被掳走，最后靠当地乡勇拼死相救才脱身。事后他在日记里骂：“此等残寇，借天国之名行劫掠之实，百姓苦之，官府忧之”。
他眼里的太平天国余党（其实多是如天地会、三点会这样的南方会党借天国名号起事），早没了 “反清” 的旗号，只剩 “烧杀抢掠” 的本质，而他这个知县的首要任务，就是 “剿匪安境”—— 不是为了效忠清廷的宏大目标，是怕自己管辖的地盘再遭家乡那般劫难，怕手里的乌纱帽保不住，更怕再经历一次 “欲死不能” 的绝境。
作为浙江人，杜凤治对太平天国的看法，还带着点地域视角的特殊。他在日记里写过，广东人聊太平天国，多是说 “洪逆据金陵，扰及粤西”，可他一开口就会扯到 “绍兴城破时，我家祖祠被焚，族中叔伯殉难者七人”。
他跟广东同僚聊起战事，总忍不住强调 “江南遭祸更烈，苏杭富庶之地，数年之间白骨露于野”—— 那种 “我亲历过，你们没见过” 的沉重，让他对 “太平” 二字格外敏感。有次南海县有个秀才写文章，提了句 “天国初起时，亦有救民之心”，杜凤治见了直接把文章扔了，骂道：“此等腐儒，未遭兵祸，不知百姓之苦，妄谈‘救民’，何其可笑！” 在他心里，太平天国带来的只有破坏，没有建设，所谓 “理想”，早被战火烧成了灰烬。
不过身为官员，杜凤治的看法又不止于私人恩怨。他在日记里分析过太平天国能闹大的原因，不是简单归罪于 “贼势浩大”，而是点出了 “官府苛政”“吏治腐败” 的根子。他写广宁百姓 “赋税苛重，岁输粮银倍于往时，民不聊生，易为贼诱”，还说 “前时州县官，多借剿匪之名横征暴敛，百姓宁从贼，不从官”。
这种清醒，让他不像有些官员那样只会喊 “剿贼”，反而在任上尽量减轻赋税，甚至在灾年开仓放粮 —— 他怕的是 “民怨积深，再有人借天国之名起事”。有次他处理一起会党案件，审出为首者是因 “欠赋被拘，走投无路” 才入伙，他没按律严惩，只是罚了些银子，还免了那人的欠赋，日记里写：“与其剿之，不如安之，百姓不饥不寒，谁愿从贼？”
他对太平天国的武器、战术也格外上心。日记里详细记过 “贼匪所用洋枪，多为五响，远胜官差鸟枪”“贼众善设伏，常袭粮道”，后来为官还特意让手下人仿制洋枪，训练乡勇攻防之术。他甚至跟广东按察使建议，“剿匪当学淮军，购洋枪、练新军”—— 这种关注不是出于军事爱好，是怕 “贼势再张，官府无力抵御”。有次他见邻县知县因 “贼匪持洋枪拒捕，畏缩不敢进”，在日记里骂其 “无能”，可转头又叹 “官差器械窳劣，非不愿战，实不能战”，字里行间全是乱世里官员的无奈。
淮军
到了同治后期，太平天国早已覆灭，可杜凤治还是没放下这份警惕。他在南海任上，见有商铺卖 “太平天国钱”，立刻下令查抄，说 “此等逆物，留之必惑民心”；见有说书人讲 “太平军攻长沙” 的故事，也勒令禁止，怕 “少年闻之，误认逆贼为英雄”。有人劝他 “天下已定，不必如此严苛”，他却在日记里反驳：“贼虽灭，其势尚存于人心，稍有不慎，恐复燃矣”。这种近乎偏执的谨慎，藏着他对乱世的恐惧 —— 他见过战火的可怕，再也不想经历第二次。
日记读到最后，会发现杜凤治对太平天国的看法，有着当时官员难得一见的清醒，他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评判。他恨太平天国毁了他的家，却也承认官府的腐败是 “贼乱” 的根源；他全力剿杀太平天国余党，却也在任上尽量安抚百姓，怕再逼出 “新贼”；他是受害者，是官员，也是乱世里的普通人，他的看法里没有宏大的历史定论，只有切身的伤痛、现实的考量和一点点身为官员的责任感。
就像他在日记里写的那句：“余恨长毛毁我家园，亦忧吏治不靖复致民乱。为官一任，不求青史留名，但求辖境无兵戈，百姓能安食三餐耳。” 这不是什么高尚的宣言，却是一个从战火里走出来的浙江籍知县，对太平天国最真实的态度 —— 没有史书里的褒贬，只有乱世里的生存与担当。
（文中细节均源自《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太平天国对江南地区的破坏、战后广东社会的 “匪患” 问题，结合了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茅家琦《太平天国兴亡史》等著作中的历史背景考证）
来源：六得飞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