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我正坐在村头晒太阳，抽着旱烟，日头暖洋洋地晃得人直眯眼。邮递员老刘骑着破自行车吱呀吱呀地过来，远远就喊：“老林，有你的信！”我一愣，接过那封信，看着上头的字迹，手竟然有些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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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正坐在村头晒太阳，抽着旱烟，日头暖洋洋地晃得人直眯眼。邮递员老刘骑着破自行车吱呀吱呀地过来，远远就喊：“老林，有你的信！”我一愣，接过那封信，看着上头的字迹，手竟然有些发抖。

信封上，写着“林长河收”，落款却是一个尘封多年的名字：杨丽娟。

这一刻，我的脑袋“嗡”地一下炸了，像被人猛击了一拳，连信都差点掉地上。杨丽娟！这个名字我三十多年没听过了！她是我在部队的女朋友，可我们早就断了联系。她怎么突然冒出来，还给我写信？我心里七上八下，战战兢兢地拆开信，才看了两行，整个人呆住了。

“长河，见字如面。我知道这么多年突然联系你很唐突，但有件事情不得不告诉你——你有个孩子，他今年三十六岁了，如今，还给你生了两个孙子。”

我的手猛地一抖，烟头烫在裤子上，烙出一个黑点。我跳起来，嘴里却像被棉花堵住，半天说不出话来。

孩子？孙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情得从我年轻时说起。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家里穷得叮当响，兄弟姐妹多，爹娘拼死拼活也填不满家里的米缸。1973年，我十八岁，村里下了征兵通知，我二话不说就报了名。我心里明白，留在村里没出路，能当兵出去走一遭，也许能改变命运。

我被分到北方的一支驻军，头一年训练辛苦得要命，冬天冻得耳朵都快掉了，夏天晒得皮开肉绽，可我咬牙挺了过来。因为吃苦耐劳，我当了班长，成了新兵里的尖子。第二年，部队到地方执行任务，那次，我遇到了杨丽娟。

杨丽娟是地方上的一个文艺宣传员，模样俊俏，性格爽快。那时候，部队和地方经常联谊，她带着队员来给我们表演节目，唱歌、跳舞，热闹得很。我第一次见到她，就觉得心里像被小锤子敲了一下，晚上睡觉都忘不了她那双大眼睛。

后来，我们部队驻扎在她们镇上帮忙修路，每天收工后，杨丽娟就带着人给我们送水送饭。她对我特别关心，总是笑着问：“林班长，累不累？多吃点。”我心里乐开了花，可嘴上却憋不出一句好话，只会憨憨地笑。

那一年，我们偷偷好上了。她是个热情大胆的姑娘，常常偷偷跑到我住的营地，跟我坐在路边聊天。我们说着未来的打算，她总是满脸憧憬地看着我：“长河，你退伍后就来找我，好不好？咱们两个安安稳稳过日子。”

我点头答应，可心里却没底。那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弟弟妹妹都指望我寄钱回去。我知道，退伍后，我肯定得先回家，哪有资格谈什么未来？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1976年，我退伍回乡。临走前，杨丽娟哭着送我到车站，紧紧拉着我的手，塞给我一块手绢，上面绣着她的名字：“长河，你一定要来找我，别让我等不到你。”

我当时眼眶也红了，嘴上答应得好好的，可心里却清楚，回了农村，这事儿八成黄了。

果然，回家后，现实像一盆冷水，把我的热情浇了个透心凉。爹娘见我空着手回来，脸色难看得紧，二话不说就安排我下地干活。我挣扎着想出去闯一闯，可家里不肯，说家里穷，没人照顾，我是家里的顶梁柱，不能丢下他们不管。

杨丽娟给我写了好几封信，可我都没回。我不敢回，因为我知道，回了信，她就会等着我去找她，可我根本没办法给她一个交代。后来，她的信渐渐少了，我心里清楚，她可能已经死心了。

没多久，家里逼着我娶了村里的一个姑娘，亲事是爹娘定的，姑娘叫张翠花，性格泼辣，但人勤快，倒也能过日子。我这一生，就这么被按在了村里那几亩地上，像个钉子一样，再也没拔起来。

这些年，我以为杨丽娟早就忘了我，甚至可能早已嫁人生子。可谁能想到，三十多年过去，她竟然突然来信，说我有个孩子？！

这一天，我坐在家里，信摆在桌上，眼睛却不敢看。妻子张翠花发现了异样，走过来看了一眼，立刻炸了：“林长河！这谁的信？啥意思？啥孩子、孙子的？你说清楚！”

我脑袋嗡嗡的，支支吾吾半天，没能说出个所以然。张翠花火气更大：“你是不是在外头干了啥见不得人的事？我跟你拼了！”说着，她抓起扫帚就往我头上招呼。我急忙躲开，边躲边喊：“你别急，别急！我也不清楚咋回事，我得问清楚啊！”

翠花停下手，喘着粗气瞪着我：“问清楚？好啊，现在就问！你给她回信，让她把事情说明白！”

我点点头，心里却直打鼓。这事儿搁谁身上都扛不住啊！我咬咬牙，写了回信，问杨丽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几天后，杨丽娟的回信来了，信里写得清清楚楚：当年我离开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但因为怕拖累我，就没告诉我。孩子生下来后，她一个人咬牙把他养大，后来儿子结婚生子，她成了奶奶。最近，她身体不好，总觉得自己对不起我，才决定把事情告诉我。

看完信，我整个人瘫在椅子上，脑子里一片空白。

翠花看出了门道，冷笑着说：“好啊，林长河，这都三十多年了，你竟然在外头还有个儿子！现在咋办？你打算认不认？！”

我被她问得头皮发麻，是啊，这孩子我认不认？如果认，我该怎么面对妻子、家里人？如果不认，我又怎么对得起杨丽娟？

这事儿像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我挣扎了好几天，终于决定去一趟杨丽娟的家，亲自问个清楚。我没敢告诉翠花，就说出去办点事，坐着长途车去了她信上写的地址。

到了地方，我敲开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男人，看着四十岁左右，眉眼间有几分像我。他愣了一下，问：“您是林长河吧？”

我点点头，心里一紧：“你是……”

他咧嘴一笑：“我是杨建国，我妈是杨丽娟。”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震，愣在门口说不出话来。杨建国笑了笑，把我让进屋，屋里有个老太太坐在沙发上，满头白发，正是杨丽娟。

杨丽娟看到我，眼圈立刻红了，颤着声音叫了一声：“长河……”我心里五味杂陈，张了张嘴，却不知该说什么。

我们聊了很久，杨丽娟告诉我，这些年她过得很苦，但从没怨过我。她只是希望，在她走之前，能让我知道这件事。她还说，孩子从小就知道我的存在，也很想见我。

我看着杨建国，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他是我的儿子啊，可我却一点都没参与过他的成长。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跟翠花交代。

回到家后，我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翠花。她气了几天，但毕竟我们夫妻几十年，最后也没再说什么。后来，我偷偷给杨建国寄了些钱，也去看了几次两个孙子。他们叫我“爷爷”的时候，我的眼眶总是湿的。

这件事虽然成了我的秘密，但我心里却多了一份牵挂。人这一辈子，谁没点遗憾呢？重要的是，学会面对，学会承担。

我还记得第一次去看两个孙子时的场景，那是个冬天，天冷得厉害，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脸。我带着些特产，坐了一夜的火车，换了两趟长途车才到杨建国家。他住在县城边上的一个小区，房子不大，但很干净。刚进门，就看到两个小家伙趴在沙发上玩积木，一个四五岁，另一个还不到三岁，胖嘟嘟的，脸蛋红扑扑，像两个小苹果。

“爷爷好！”他们奶声奶气地喊了一声。我心里一颤，鼻子发酸，差点掉下泪来。这是我从未想过的情景——两个孙子，亲亲热热地叫我爷爷。可转念一想，我却连他们爸小时候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心里又是一阵刺痛。

杨建国倒是像见老朋友似的，招呼我坐下，给我倒茶。他的态度很自然，甚至带着点亲近，让我又感动又忐忑。我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看我的，毕竟，我这个当爹的缺席了他的人生。

“爸，您身体还好吧？”他突然开了口，那一声“爸”叫得我心头一跳，差点没接住。我忙点头：“好，好啊！你……你也别太忙活，别太累，身体最重要。”

杨建国笑了笑：“不累。其实，我妈以前常跟我提起您，说您年轻时是个好人，家里穷，没办法。我不怪您，真的。”

听他说不怪我，我心里松了口气，又有些说不出的愧疚。是啊，他不怪我，可我自己能原谅自己吗？这么多年，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更别提为他做过什么。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两个孙子叽叽喳喳地玩积木，眼眶湿了好几次，赶紧低头抹了抹，装作揉眼睛。

杨丽娟坐在一旁，没怎么说话，只是笑着看着我们。她老了很多，脸上满是皱纹，身体也不太好，走路都得拄着拐杖。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这个女人，当年为了不拖累我，独自扛下了一切，把孩子拉扯大，如今却还惦记着要让我知道真相。她亏欠我吗？不，她欠的只有她自己。

回到村里后，我把孙子的事告诉了翠花。她刚开始气得不行，骂我“老不正经”、“早晚得让人笑话死”，但骂完之后，眼里却透着复杂的神情。三天后，她突然问我：“那两个孩子，长得像不像你？”

我愣了一下，笑着说：“像，特别是大的，眉眼跟我年轻时一模一样。”

她冷哼了一声：“像你也没用，咱家可不给人家添麻烦。你要是想贴补他们，别动家里钱，自己想办法！”

我点点头，心里知道，虽然嘴上硬，但翠花心里也在慢慢接受。

从那以后，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去看杨建国一家，偶尔给孙子买点衣服、玩具。有时候杨建国也带着孩子来村里看我，村里人问起，我就说是远房亲戚，没人多疑，但翠花每次看到他们，脸色总有点不自在。

去年除夕，我在家里贴春联，杨建国突然带着两个孩子来了。他提着两大袋东西，进门就喊：“爸，妈，过年了，来看看你们！”翠花听到“妈”这一声，愣了一下，眼圈竟然有点红。

饭桌上，两个孙子闹腾得不行，翠花却破天荒地没发火，还不停给他们夹菜。吃到一半，大孙子抬头问：“奶奶，你怎么都不去我们家玩？爷爷每次都去的。”

翠花愣住了，半天才笑着说：“奶奶腿脚不好，哪儿也去不了。”说完，她瞥了我一眼，我心里一紧，赶忙低头喝酒。

那顿饭吃得热热闹闹，两个孙子搂着翠花撒娇，她嘴上骂着“别闹”，脸上却带着笑。我看着这一幕，心里一阵踏实。虽然绕了这么大一个圈，但我知道，这个家算是真正完整了。

人这一辈子，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年轻时，我没能给杨丽娟和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如今，我只想弥补一点是一点。虽然翠花嘴硬心软，杨建国也不计较，但我心里清楚，这一切来得不容易。

有些遗憾，注定无法弥补；但有些遗憾，可以用后半生去慢慢修补。如今，两个孙子最爱缠着我玩，我只要听到他们喊“爷爷”，心里就觉得，这辈子也没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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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郑州楼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