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火车开了两天两夜，窗户上结着厚冰，我哈口气擦出个小缝，能看到外面的白杨树光秃秃的。​

72 年冬天，我跟着一批知青坐火车去兵团。​

火车开了两天两夜，窗户上结着厚冰，我哈口气擦出个小缝，能看到外面的白杨树光秃秃的。​

下车的时候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

接我们的是辆解放牌卡车，车斗里铺着干草，我们十几个人挤在上面，身子随着卡车颠簸，冻得手脚发麻。​

到兵团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远远看到一排土坯房，窗户里透着煤油灯的光。​

领我们的是个姓王的干事，他嗓门大，说话带着本地口音，说以后这就是我们的住处。​

我被分到了女知青宿舍，一间房住六个人，土炕占了大半空间，墙缝里塞着干草，风一吹就呜呜响。​

晚上睡觉，我盖了两床被子还是觉得冷，缩成一团，想起家里的暖炕，眼泪忍不住掉下来。​

第二天一早，哨子一响我们就得起床，先去操场跑两圈，再去食堂吃早饭。​

早饭是玉米糊糊，就着咸菜，我没什么胃口，只喝了小半碗。​

吃完早饭就开始干活，第一天是平整土地，我们拿着锄头，跟着老职工学怎么翻地。​

我在家的时候没干过重活，没一会儿就累得胳膊酸，手心磨得发红。​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坐在田埂上，看着远处的戈壁滩，心里空落落的。​

同屋的知青叫李娟，跟我是一个城市来的，她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慢慢就习惯了。​

我点点头，可心里知道，这日子不知道要熬到什么时候。​

大概过了半个月，我第一次见到老连长。​

老连长姓周，四十多岁，个子很高，皮肤黝黑，脸上有几道皱纹，看着很严肃。​

那天我们在地里割麦子，天很热，我割得慢，落在了后面，不小心摔了一跤，麦子撒了一地。​

我急得快哭了，这时候有人把我扶起来，是老连长。​

他没说话，只是帮我把麦子捡起来，然后递给我一瓶水。​

我接过水，说了声谢谢，他嗯了一声，就去前面跟老职工交代事情了。​

后来我才知道，老连长是本地人，早年参过军，后来转业到兵团，在这里待了快二十年。​

他话不多，平时很少跟知青说话，但对我们还算公正，分粮食的时候不会克扣，看到谁累了，会让歇一会儿。​

日子一天天过，转眼到了 73 年夏天。​

有一天，广播里说团部给了一批回城指标，让各连统计家里有特殊情况的知青。​

我听到这个消息，手里的镰刀都掉在了地上。​

我家在城里，母亲去年得了肺病，一直不好，父亲去世得早，家里就母亲一个人。​

我之前写信给母亲，她说身体越来越差，我一直想回去照顾她，可没机会。​

现在有了回城指标，我觉得看到了希望。​

我赶紧跑去找文书，问怎么申请。​

文书说，指标少，全连就三个名额，得先紧着家里有重病号或者独生子女的。​

我把母亲的情况跟文书说了，他让我写份申请，交上去等消息。​

接下来的几天，我天天盼着消息，可等了一个多星期，还是没动静。​

我去问文书，他说申请的人太多，连里要开会讨论，让我再等等。​

我心里着急，托李娟帮我打听。​

李娟有个表哥在团部，她问了表哥，表哥说指标很紧张，好多人都在托关系，让我别抱太大希望。​

我听了这话，心里凉了半截。​

我在兵团没认识什么人，家里也没什么关系，怎么跟别人争。​

那天晚上，我在宿舍里哭了很久，李娟劝我，说再想想别的办法。​

可我想不出什么办法，只能每天等着。​

又过了几天，老连长找我谈话。​

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小，就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张兵团的地图。​

他让我坐，然后给我倒了杯茶。​

我很紧张，不知道他找我有什么事。​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团部的回城指标，连里已经定了两个人，还剩一个名额。​

我赶紧说，我母亲身体不好，需要我回去照顾，能不能把这个名额给我。​

他看着我，说你的情况我知道，可申请的人里，还有两个知青家里情况也很特殊，一个是父亲瘫痪，一个是家里没人照顾弟弟。​

我听了，心里更急了，说我母亲真的快不行了，我要是不回去，可能就见不到她最后一面了。​

老连长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有个办法能让我拿到指标。​

我赶紧问什么办法。​

他看着我，很认真地说，他没结过婚，一直一个人过，要是我愿意跟他结婚，他能想办法把回城指标给我。​

我听到这话，脑子一下子懵了。​

我看着老连长，他比我大二十多岁，我对他没一点感情，怎么可能跟他结婚。​

我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老连长说，我知道你不愿意，可这是唯一的办法。​

你要是不跟我结婚，这个名额肯定轮不到你，你就只能在兵团待着，什么时候能回城，不知道。​

我低着头，眼泪掉了下来。​

我想回去照顾母亲，可要是跟老连长结婚，我这辈子就毁了。​

老连长见我哭，没再说话，只是说让我回去想想，明天给他答复。​

我回到宿舍，一夜没睡。​

我想起母亲的样子，想起她在信里说想我，想起她咳嗽的声音。​

要是我回不去，母亲怎么办。​

可要是跟老连长结婚，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李娟知道了这件事，她劝我，说要是真能回城，也许是个办法，总比在兵团待一辈子好。​

她说，老连长人不坏，就是话少，跟他结婚，至少能拿到回城票，回去见母亲。​

我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去找老连长，说我同意。​

老连长看到我，没什么表情，只是说，那我去跟团部说，尽快把指标办下来。​

结婚的事没办什么仪式，就是跟老连长去团部领了证。​

领证那天，天阴沉沉的，团部的办公室很冷。​

工作人员给我们递过结婚证，我看着上面的照片，照片里我没笑，老连长也没笑，两个人看着很陌生。​

回到连里，同屋的知青给我煮了碗面条，卧了个鸡蛋，算是庆祝。​

晚上，我跟老连长住到了他分的小屋里。​

小屋比宿舍大一点，有一张炕，一个桌子，一个柜子，还有一个小灶台。​

老连长没多说什么，只是说让我睡里面，他睡外面。​

然后他坐在桌子旁看报纸，看到很晚才上炕。​

夜里我没睡着，听着他的呼噜声，心里又酸又涩。​

我不知道这步走得对不对，可我没办法，为了回城，为了母亲，我只能这么做。​

婚后的日子很平淡，老连长还是每天去地里干活，早出晚归。​

他很少跟我说话，早上起来会把早饭做好，是玉米糊糊或者小米粥，晚上回来会带点菜，有时候是土豆，有时候是白菜。​

我除了跟大家一起干活，就是在小屋里收拾屋子，洗衣做饭。​

知青们知道我跟老连长结婚了，看我的眼神有点不一样，有人同情，有人议论。​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只想着赶紧拿到回城票。​

大概过了一个月，老连长从团部回来，把一张纸递给我。​

我一看，是回城证明，上面写着我的名字，盖着团部的章。​

我手里拿着证明，手都抖了，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

老连长看到我哭，没说话，只是拿了块毛巾递给我。​

我擦了擦眼泪，想说谢谢，可话到嘴边，又说不出口。​

他说，收拾收拾东西，下周有趟火车去城里，你可以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忙着收拾东西。​

我没什么东西，就一个箱子，装着几件衣服和几本书。​

李娟帮我收拾，她看着我，说以后回去了，要好好照顾母亲，有空给她写信。​

我点点头，说会的。​

临走那天，老连长去送我。​

他帮我提着箱子，送到了卡车旁。​

卡车要开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五十块钱，递给我。​

我不要，他说拿着，路上用，回去给你母亲买点营养品。​

我接过钱，眼泪又掉了下来。​

我看着老连长，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说，到了家，给我写封信，报个平安。​

我嗯了一声，卡车开了。​

我从车窗里看着老连长，他站在原地，看着卡车走远，直到看不见。​

火车开了两天两夜，我终于回到了城里。​

下火车的时候，我看到母亲在站台上等我。​

她瘦得不成样子，头发白了很多，看到我，一下子就扑了过来，抱着我哭。​

我抱着母亲，也哭，说妈，我回来了，以后我照顾你。​

回到家，家里还是老样子，只是更冷清了。​

母亲的身体比我想象中还差，走几步路就喘，晚上咳嗽得睡不着。​

我每天给母亲熬药，做饭，陪她说话。​

母亲问我在兵团的事，我没敢说跟老连长结婚的事，就说运气好，拿到了回城指标。​

母亲信了，没多问。​

后来，我在街道办找了个工作，在粮店卖粮食，每个月有工资，能养活我和母亲。​

日子慢慢稳定下来，母亲的身体也稍微好了一点。​

有一次，我收到一封来自兵团的信，是老连长写的。​

信很短，就几句话，问我到家了没有，母亲的身体怎么样，让我好好照顾母亲，不用给他回信。​

我拿着信，心里很愧疚。​

我没给他回信，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了两年，母亲去世了。​

母亲走的时候很安详，握着我的手，说让我好好过日子。​

母亲去世后，我一个人过。​

有时候晚上睡不着，会想起兵团的日子，想起土坯房，想起割麦子的日子，想起老连长。​

我想给他写封信，问问他的情况，可每次拿起笔，又放下了。​

我跟他的婚姻，本来就是一场交易，现在我回城了，母亲也走了，我跟他还有什么关系。​

又过了几年，我碰到了李娟。​

她后来也回城了，是因为父亲退休，她顶替父亲的工作。​

我们一起吃饭，聊起兵团的事。​

李娟说，老连长没再娶，还是一个人住原来的小屋。​

他去年退休了，本来可以回老家，可他没回去，还在兵团待着，帮着年轻人干点活。​

我听了这话，心里不是滋味。​

我问李娟，老连长身体怎么样。​

李娟说，还行，就是有点高血压，平时很少生病。​

我没再问什么，可心里一直想着老连长。​

又过了几年，我出差去兵团那边的城市。​

办完事后，我特意绕路去了以前的兵团。​

兵团变了很多，土坯房拆了，盖了新的楼房，以前的地也种上了果树，再也看不到成片的麦子地了。​

我找了个以前认识的老职工，问他老连长在哪。​

老职工说，老连长去年回了老家，老家在山里，交通不方便，他走的时候没跟多少人说，就带了个小箱子。​

我没见到老连长，站在原来的小屋位置，看了很久。​

那里现在盖了个小卖部，老板娘在里面收拾东西，我不知道，老连长走的时候，有没有想起过我。​

后来我回了城，还是过着一个人的日子。​

有时候跟邻居聊天，说起年轻时候的事，他们说我那时候不容易，能从兵团回来，是运气好。​

我没跟他们说跟老连长结婚的事，这件事，我藏了一辈子。​

现在我老了，头发也白了，有时候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会想起 73 年的夏天，想起老连长在办公室跟我说的话，想起那张回城票。​

我不恨老连长，也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要是不那样做，我可能回不来，见不到母亲最后一面。​

只是有时候会想，要是那时候有别的办法，会不会不一样。​

不过想也没用，日子还是要往前过。​

去年，我整理旧东西，翻出了那张结婚证。​

照片上的我，很年轻，眼神里满是迷茫，老连长穿着军装，表情严肃。​

我把结婚证放在抽屉里，没再拿出来。​

有些事，放在心里就好，不用时常提起。​

今年春天，我去公园散步，看到一群年轻人在拍照，他们笑得很开心。​

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要是没去兵团，没跟老连长结婚，我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

可人生没有如果，每一步都是自己选的，不管好与坏，都得走下去。​

现在我每天早上起来，去公园遛遛弯，买买菜，晚上看看电视，日子过得很平静。​

有时候会想起老连长，不知道他在老家过得好不好，身体怎么样。​

我希望他能好好的，就像他当年希望我能好好照顾母亲一样。​

这就是我的故事，一个关于回城票和婚姻的故事，一个属于那个时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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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