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维汉，这位从湖南长沙县清贫知识分子家庭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非凡的智慧与坚韧的毅力，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多个关键阶段留下了深刻印记。从早年投身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到回国后迅速成长为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他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沿。作为统战工作的杰出领袖，他
李维汉，这位从湖南长沙县清贫知识分子家庭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非凡的智慧与坚韧的毅力，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多个关键阶段留下了深刻印记。从早年投身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到回国后迅速成长为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他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沿。作为统战工作的杰出领袖，他不仅在抗战时期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更在新中国成立后，力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成西藏和平解放，为国家的统一与民族团结立下不朽功勋。即便历经“文革”磨难，他依然坚守信念，晚年仍心系统战事业，以回忆录与调研成果为后人留下宝贵财富。李维汉的一生，是追求真理、服务人民、促进团结的一生。
1896年6月2日，李维汉诞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以开办私塾教书维持生计，尽管家境并不宽裕，但家中浓厚的文化氛围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李维汉求知的道路。在父亲的引领下，幼年的李维汉开蒙读书，早早便目睹了封建社会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
可底层人民在封建压迫下的悲惨遭遇，如一把重锤狠狠敲击着李维汉幼小的心灵。他看到了百姓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凄惨模样，看到了他们在苛捐杂税和地主剥削下的无奈挣扎。这种早年的经历，如种子一般在李维汉心中种下了对公平与正义的渴望。他内心燃起了改变现状的火焰，这火焰不仅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更成为他日后投身革命的强大动力。可以说，童年的苦难经历是李维汉革命思想的源头，促使他不断思考如何为劳苦大众谋福祉，如何打破旧世界的不合理秩序。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维汉对知识的渴望愈发强烈。1910年，他进入清泰乡作民学校学习，两年后转入长沙湘军工厂艺徒学校，开始学习翻砂和铸工技术。然而，技术的磨砺并未能完全满足他对真理的追求。1916年，在族人的资助下，李维汉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成为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蔡和森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列强的侵略、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让国家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李维汉深知，只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才能拯救国家和人民。在一师，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热切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像一块干涸的海绵，不断吸收着新思想的养分。在这里，他结识了毛主席、蔡和森等志同道合的青年。他们一起探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共同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法。这种志同道合的交流与碰撞，如同火花四溅的燧石，进一步激发了李维汉的革命热情，也为他日后在革命道路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8年，李维汉与毛主席、蔡和森等同志一道，在长沙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这个学会，后来成为了湖南地区共产党建党的萌芽组织。在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新民学会的成立，为湖南地区的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团结奋斗的平台。
蔡和森和妻子
李维汉在新民学会中积极参与组织活动，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和领导能力，将众多有志青年凝聚在一起，共同为湖南地区的建党工作做准备。他深知，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才能更好地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新民学会就像一座灯塔，在黑暗中为青年们指引着前进的方向，而李维汉则是这座灯塔的守护者和引航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大地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同年，李维汉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征程。在法期间，他努力学习新知识、新思想，积极参与勤工俭学活动。他的勤奋和才华，赢得了法国友人的赞赏和尊重。
李富春
1920年，李维汉与李富春、张昆弟等同志一道，组织成立了勤工俭学励进会（后改称工学世界社），为留学生提供了一个团结奋斗的平台，进一步推动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力量的凝聚。他就像一位辛勤的播种者，在留学生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让这些种子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
1922年，李维汉同赵世炎、周总理等同志一道，组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负责组织工作。同年，他受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委托，回国申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终，在毛主席、蔡和森的介绍下，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党组织后，李维汉迅速投身到革命浪潮中。
1923年4月，他接替毛主席，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后改称中共湖南省委员会）书记。湖南地区，作为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此时正面临着复杂的革命形势。军阀割据、民不聊生，革命力量急待发展壮大。在领导农民运动时，李维汉深入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亲自起草了《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农民运动，实为本区急切重要的工作”，为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深知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只有发动农民，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他的这种深入基层、了解实际情况的工作作风，像一场及时雨滋润了湖南农民运动这片干涸的土地，为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7年，大革命遭到失败。但李维汉并没有被打倒，他赴武汉参加了中共五大，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在八七会议上，他更是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了会议主席。在八七会议上，他与其他领导人一起，果断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为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拉开了序幕。这种在危机时刻的果断决策和坚定信念，体现了李维汉作为一名革命家的担当和智慧。他没有被失败打倒，而是迅速调整策略，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像一位在暴风雨中掌舵的船长，引领着革命的航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破浪前行。
1928年，李维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巡视湖北、湖南等地，指导当地的革命斗争。在武汉，他不得不扮作上海商人模样，与同志们假借搓麻将商量工作，以躲避敌人的追捕。这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日子，充分展现了李维汉的机智与勇敢。
尽管环境险恶，但李维汉从未放弃对革命的信念。他积极参与组织各地的起义和暴动，为红军的发展壮大贡献了力量。同时，他还注重党的建设和干部培养，为革命队伍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他深知，革命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因此他致力于培养和选拔优秀的革命人才，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他就像一位辛勤的园丁，精心培育着革命的幼苗，让这些幼苗在风雨中茁壮成长。
1931年7月，李维汉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征程。在共产国际“国际列宁学校”，学习，他在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精神，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为他此后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年后，李维汉带着满腔热血与学识学成归国，迅速投身到紧张的革命工作中，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干事，后荣升组织部长。彼时，红军的发展壮大正面临着兵源补充的严峻挑战，兵源的匮乏如同沉重的枷锁，严重制约着红军的战斗力和发展规模。
李维汉深知兵源对于红军的重要性，他毅然立下军令状，以头颅担保，全身心投入到为中央红军扩充兵源的工作中。他深入基层，走村串户，就像一位耐心的使者，向广大劳苦大众宣传红军的宗旨和革命的意义，用真诚的话语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他组织动员工作队，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通过文艺表演、诉苦大会等形式，让群众深刻认识到红军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队伍。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成功为中央红军扩充了五万人。这五万名战士，如同新鲜的血液，为红军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不仅缓解了红军的兵源危机，更为后来的长征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们在长征途中历经艰难险阻，以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勇气，为革命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李维汉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担任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长征途中，红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敌人的围追堵截如同汹涌的潮水，一波接着一波；恶劣的自然环境如雪山、草地等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物资的极度匮乏让战士们的生活举步维艰。
长征照片
然而，李维汉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高昂的斗志。他积极参与军事决策，凭借着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经验，为红军的胜利进军出谋划策。在每一次战斗前，他都会仔细分析敌情，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鼓舞士气，就像一面旗帜，引领着战士们奋勇向前。同时，他还负责地方工作，每到一处，都与沿途的民众建立联系，宣传党的政策，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他组织战士们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爱戴，为红军在长征途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1935年，瓦窑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李维汉在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代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如何正确处理富农问题，是关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顺利建立的关键问题之一。李维汉经过深入调研和思考，强调应联合整个农民，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这一决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策略上的灵活性和务实性，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奠定了理论基础。像一场及时雨滋润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壤，让更多的力量汇聚到抗日的旗帜下。
1936年，随着国内局势的日益紧张，中共中央决定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领导力量。李维汉被任命为中共陕甘省委书记，这一任命既是对他过去工作的肯定，也是组织上对他未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中寄予的厚望。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重要革命根据地，面临着诸多挑战，经济困难、民族关系复杂、敌后斗争激烈等问题相互交织，给边区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
李维汉上任后，迅速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深入基层，了解民情，与各族群众打成一片。他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积极推动民族团结。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李维汉组织起草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等重要文件。这些文件经中央批准后，成为党开展回族、蒙古族工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性文件。在这些文件的指引下，党在民族工作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各民族群众团结一心，共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干部教育工作，为抗战输送更多的人才。李维汉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兼任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中央党校，李维汉致力于党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他亲自授课，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学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的授课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就像一位智慧的导师，深受学员们的喜爱。
抗日战争图
同时，他还负责编辑出版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为党的理论宣传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李维汉还积极推动陕北公学的发展。他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的方针，将教育与政治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他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到学校讲学，组织学员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为陕甘宁边区和全国抗战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这些人才在抗战的各个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了推动抗战胜利的中坚力量。
1942年，李维汉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兼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当时的陕甘宁边区，经济困难重重，生产落后，人民生活困苦。李维汉上任后，积极推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他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鼓励群众发展生产，自给自足。他组织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为农民提供种子、农具等支持，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实际困难。
同时，他组织起草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等文件，按照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方针，对边区的政府机构进行了精简和调整。通过精简机构，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边区的经济得到了逐步恢复和发展。在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李维汉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推动边区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兴办学校、医院，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他还积极参与组织边区的统战工作，与各民族、各阶层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合作，为边区的稳定和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随着抗战的胜利，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1946年，李维汉被选为中共和谈代表团成员，前往重庆参与国共谈判。在重庆谈判期间，李维汉主要负责研究宪法问题，并草拟了“五五宪草修正案”。他凭借着自己深厚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对宪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和建设性的意见。
重庆谈判毛主席与老蒋
他还主编了《群众》杂志，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尽管谈判最终破裂，但李维汉的统战工作却取得了巨大成功。他通过与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和交流，宣传了党的和平民主主张，揭露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本质，为后来的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提上日程。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组为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筹备召开新政协。李维汉因其丰富的统战经验和卓越的领导能力，被任命为统战部部长。
毛主席和李维汉照片
此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解放，但国民党残余势力仍在部分地区负隅顽抗。新政协的筹备工作面临着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艰巨的任务。李维汉担任统战部部长后，迅速投入到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他广泛接触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沟通政策思想，消除疑虑，为新政协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同时，他还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单。这是一项极其复杂和敏感的工作，涉及到各方的利益和诉求。李维汉以其非凡的智慧和耐心，成功协调了各方利益，确保了新政协的广泛代表性和政治标准的严肃性。在他的努力下，新政协顺利召开，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民族问题如同一座大山横亘在所有人面前。李维汉身兼统战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重要职务，深感责任重大。他深知，妥善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巩固新政权的关键所在。于是，李维汉深入基层，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与各民族同胞亲切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愿望。在大量的调研基础上，他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建议。这一建议犹如一盏明灯，为解决我国复杂的民族问题指明了方向。后来，这一建议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采纳，成为我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各民族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
1950年，李维汉又肩负起了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西藏地处偏远，情况复杂，谈判之路充满了荆棘和挑战。但李维汉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尊重西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耐心倾听西藏代表的意见和诉求。他巧妙地运用谈判技巧，在双方利益之间找到了平衡点，最终促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这一壮举不仅避免了战争的硝烟，实现了祖国的和平统一，更赢得了西藏人民的尊敬和信任，为西藏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李维汉继续深耕民族事务和统战工作。他深入研究我国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提出了通过公私合营等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利用、限制、改造和和平赎买的政策。这一政策犹如一场及时雨，为我国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撑。在改造过程中，既避免了社会的剧烈动荡，又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李维汉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他主持制定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大量培养民族干部。这些民族干部就像一颗颗种子，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生根发芽，为当地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
1954年，李维汉被任命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12 月又当选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职务的不断变动，并没有让他迷失方向，反而为他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他以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卓越的组织能力，迅速适应新角色，积极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和决策。在政协的舞台上，他深入基层，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倾听他们的声音和诉求，为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然而，随着国内政治气氛的变化，1962 年，统战工作领域成为了“左”倾思想批判的重灾区。李维汉关于统战工作的许多理论与政策性主张被错误地解读和批判。面对突如其来的批判，李维汉没有选择抱怨或消沉。相反，他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冷静与坚持，坚信真理终将战胜谬误，历史终将还他一个清白。他没有被不公的批判所打倒，而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继续深入研究统战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这种在逆境中坚守信念、不懈探索的精神，正是李维汉作为共产党人的光辉写照。
1964年，李维汉被撤掉了中央统战部部长的职务，同时在全国人大和政协的相关职务也被撤掉。这无疑是对他的一次沉重打击。然而，即使身处逆境，李维汉依然没有被打倒。他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坚定的信念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文革”期间，李维汉更是遭受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折磨。他被批斗 40 余次，关押长达 8 年之久。这段黑暗的岁月，是对他身心的巨大考验。然而，他始终保持着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坚信光明终会到来。
1977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对李维汉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并为他恢复了名誉。鉴于他在统战工作中的卓越贡献和丰富经验，中央决定任命他为中央统战部顾问。李维汉不顾年事已高，积极为统战工作出谋划策。他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统战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邓公和李维汉握手照片
从 1980 年开始，李维汉开始着手撰写革命回忆录。他的回忆录不仅记录了他个人的革命历程，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奋斗与探索。这部回忆录的出版，为后人研究中国革命史提供了重要资料，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投身革命事业。
1982年，李维汉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在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期间，他积极参与中央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他凭借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为中央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他的工作不仅推动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也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83 年，李维汉因病重住院。然而，即使躺在病床上，他依然心系工作。他多次向中央提出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建议，并关注着国家的发展大局。1984年8月11日，李维汉因病逝世，享年88岁。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担当、什么是奉献，他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李维汉的一生，是革命与建设历程的生动写照。他早年历经苦难，却心怀正义，投身革命，在诸多关键历史节点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长征途中的坚定，还是统战、民族工作上的智慧，都令人钦佩。面对不公与困境，他坚守信念，尽显共产党人的风骨。他的回忆录与调研成果，为后人留下宝贵财富。他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民族团结不懈奋斗的一生。你对李维汉哪个阶段的经历印象最深刻呢？快来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吧！
来源：大帅讲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