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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春分》
作者： 辽京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9月
文学观澜·读书会
中国作家网从全国高校、社会团体的线下读书会出发，集结文学爱好者，聆听文学声音，传递文学思想。无论是新作锐见、好书推荐，还是经典重读、话题讨论，跃然于纸上的都不只是凝固的文字，更是跳动的思维。文章形式多样，既可以是探讨，也可以是评论。欢迎更多的读书会加入我们的大家庭，线上线下，尽情碰撞。
谌幸（主持人）
《白露春分》中，衰老与死亡的叙事是一段生命的终结，又是一场代际关系的校准。当秀梅从家庭权力的中心退居为被照护的对象，我们在非线性叙事中目睹了家庭成员的来来去去，重新审视从“抚养”到“赡养”的家庭养育过程。养育，不仅仅关乎弱者、接受者、被呵护者，更是施予者、养护者的一次生命焕新。祖母和孙辈构成了小说故事的两端，首尾相连，形成回环，而陈家儿女辈则站在悲剧最中心。
对秀梅、佳圆、佳月而言，短暂的快乐都不是在家里，而是在离家的路上。一次次短暂的“在路上”，令她们得以在家之外，感受到新鲜的、蓬勃的快乐，这份微光点缀着整个暗淡的家庭故事。
小说揭示出家庭“养育”的复杂本质——它既包含血缘的传承，又暗含权力的更迭；既是情感的联结，亦是创伤的复现。通过三代女性的视角，辽京将“养育”的错位推向更深刻的哲学维度：当衰老与死亡成为必经之路，代际间的角色倒置能否重构新的互育可能？
死亡被视为“自然的终结”，而这一过程恰恰成为代际“再教育”的契机。秀梅的衰老，迫使家庭成员直面生命的有限性：子辈在推诿中暴露自私，孙辈在照护中重审亲情。例如，年夜饭桌上男人的“烟头明明灭灭”与秀梅的沉默形成对比，暗示传统父权的失效；而佳月通过照顾秀梅，逐渐理解“衰老不是溃败，而是另一种存在形式”。
这种“再教育”本质是代际认知的碰撞：秀梅的衰老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三代人对生命价值的不同理解。面对秀梅的衰老，家庭成员的反应构成“参差多态”的情感图谱：立远的虚伪、立生的冷漠、立民的恶语、佳圆的逃避、佳月的坚持，以及立春、立秋等人的自私与算计。这般差异提示家庭情感的“不可通约性”，因而在小说结尾，秀梅的死亡，对某些人是解脱、是散场，对某些人则是未竟的救赎、是生命另一种可能性的开始。死亡并未弥合裂痕，反而令家庭彻底离散，这无疑是悲剧的，但我们也隐隐感到悲剧背后的慈悲，和慈悲中滋长的某种希望。
《白露春分》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披露养育关系的真实面目，即在不彻底的残酷中藏着不完美的爱，错位养育的达成，依然有死亡，有离散，也在开启代际的成长与突围。本期读书会，“和光”的四位女生，从说体面、说生命、说血缘、说错位四个视角，细述小说最终指向的养育本质。
当时间从白露流向春分，伤痕在季节更迭中，悄然生长出新的根系。或许正是无数次的错位与修正，让施予者与接受者在破碎中得以互相成全。
张晖敏说体面
即便通篇的笔触温和冷静，仍难以掩盖《白露春分》作为一个伦理悲剧的事实。老人秀梅的死亡并非瞬间的事，身体的衰老在日常生活中有迹可循，子孙的谎言叠着谎言，填充她生命的最后一程。从行动、言语到情感、思维，秀梅在多重衡量中从具体的人逐渐剥脱为一个符号——或一个问题，以牺牲品的姿态矗立于原地，直到为这场围绕“体面”议题的反哺闹剧画上句点。
陪伴秀梅的孙女佳月既是旁观者也是参与者，忠实记录下家族成员左支右绌地维护残余伦理规范的过程。这个京郊乡村的大家庭子嗣绵延，在与左邻右舍一干假想敌的对垒中曾一直立于不败之地。生儿育女的秀梅毫不怀疑自己所经受的一切都具意义，五个孩子更是从出生开始便被强势地纳入亲子间“反馈模式”环环相扣的链条之中。子一代享受家庭抚育的同时，需要以对家庭的无条件顺从作为交换，且未来必将按照性别、长幼的次序公平分配反哺的义务。向儿子倾斜的资源和精力抹上道德的光彩，家庭时而出现的暴力和羞辱也成为应当被容让的部分——至少在它们展露出对家庭的破坏力之前，都可被视作无足轻重的细节。
随着时代行进，这一由情感和责任规约的模式逐渐松散。立远为首的第二代人各自成家，辗转在代际夹缝的双重责任具象化为柴米油盐的困窘。上一代的抚育并未提供理想的资源支持。暴力和独断基因的传递加速了秀梅三个儿子婚姻的崩塌，被规训的女儿则截然远行。现实的挤压滋生对原有秩序的逆反，在秀梅事无巨细的窥探和志平阴晴不定的拳头中成长的孩子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一度被压抑的个体以破坏性形式宣布对家族集体主义与宏大叙事的反抗，以工具理性重新打量在合乎伦理传统的“体面”中消磨个性的共同体。
然而，“家本位”逻辑还在发挥作用，尽管失去“体面”不再像童年时期那样使人羞耻，但秀梅子女仍然不自觉地端着被审视的不安。话语和行动间的裂隙由此诞生。向来被维护的儿子积极支持旧有的家庭养老模式——大哥立远以口头承诺体现出长子的道德立场，立生则心安理得地享受次子在赡养责任分配中的这份不僭越。立春和立秋则更清醒地理性计算付出和回报应有的份额。而早早被“家本位”惩处，排除在共同体之外的立民，则暴露不掩饰的恶意，侵吞老人的财产，砍掉树木，否定一切曾经不可否定的东西，以毁灭确认自己此刻的自由和完全。在秀梅的养老问题上，老人本身反而成了博弈中最无足轻重的一环，承接来自不同立场的怨怼。
充斥着矛盾和背反的图景里，以佳月和佳圆为代表的第三代具备了额外的象征意味，在不同侧面整合对旧有伦理规范的困惑。搁置了价值考量的佳月，将对老人的赡养还原为亲情的回馈，却因在家庭系统中的越俎代庖而屡受大伯、父母、姐妹乃至男友的一系列质询。在家暴和精神虐待中成长的佳圆培养出独特的“理性”，与秀梅形成同构性的对照组。正如佳圆在被男友囚禁时仍试图说服自己确认“爱情”的痕迹，并寻找等价交换的可能，深陷谎言漩涡的秀梅亲手遮掩子女的悖逆行为。比起衰老，更让人难以坦然接受的似乎是承认伦理体系的溃败，即一切牺牲被家庭无效化的羞耻。因此，即便意识到家庭的“体面”正蚕食个体的尊严，秀梅也只能带着哭腔，直到在儿子的辱骂中彻底失声，将“一子送终”的谶语以讽刺而充满疑窦的形式落实。
春分白露周而复始，闹剧随着既定的死亡落幕，日子还在继续行进。琐碎的故事还原生活本身的无序和冗长，读者从陈家田野志般详尽记录中，很难翻找到任何后设性的经验，能够抓住的只有一丝摇摇欲坠的哀愁共鸣。传统与当下，理性与情感，价值与伦理纠缠成首尾相接的网，不同的行为逻辑都能在其中找到因果的支撑。“真相是谈不上善恶美丑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一个老人确实被合谋遗弃于时间缝隙。
张琦说生命
这是一个有关生命与衰老的故事。
佳月的生活记忆构成主线，秀梅衰老的进程交织其中，二者反向行进。文中出现大量关于秀梅因死亡临近而力不从心的精准描写。从起床越来越费劲，到大小便失禁，被褥再也无法自己更换，小说如纪录片一般真实展现出秀梅对生活失去掌控的全过程，垂老与健壮两种状态的秀梅交叉出现，家庭、生活与社会难题紧密胶合，生命立体度由此构建。
孙女佳月的生命与秀梅紧密关联。佳月憨厚又内敛，像沉默的影子，却敏锐地窥探家庭的裂隙，见证秀梅生理性衰老的同时，也看到了秀梅如何作为“多余人”被逐步排除。陈家认定最有出息的孩子是能为家族创造荣耀的人，秀梅忠实地按照这一模板养育子孙，她对佳圆和立远曾寄予厚望。然而佳圆中断学业回国，糊里糊涂嫁人，始终自顾不暇；立远失业，日日打牌鬼混。后辈人生轨迹的滑坡也意味着秀梅的失能，儿女对养老责任的逃避更印证她的“多余”。格外在意外人眼光的秀梅依然恪守虚幻的原初期待，不仅拒绝接受后辈的平庸，更不愿意承认亲情的虚伪面目，试图继续呵护她设定的家庭形态。心理的矛盾与压抑消耗着她的生命，加速了她的衰老。
除去内在的衰老，更存在一重外力。秀梅去世后，佳月翻看其记事本，上面写着“佳圆怀孕了，我想看见重孙子。”老人似乎在用对新生命的期待抵抗衰老。然而除了佳月，其余家人都有意地忽视了这一求救信号。赡养问题交叠着更多的利益计算，自然的衰老在融入“养老”的社会问题后，成为了被迫的衰老。从无力决定是否去养老院，到无力阻止庭院中的树被砍伐，秀梅“多余”的生命被蚕食，一次次陷入被抛弃的境地而无力自救。
小说之中，佳月和佳圆都极度渴望睡眠，她们迫切需要以此消减心中深埋的所有痛苦。秀梅的死亡投下阴影，消耗着年轻世代的生命力。过去和现在的时间里，陈家几代人都陷于黑洞，左突右奔，遍寻不到出路，只能在周而复始的彼此折磨中消耗人生而走向衰老。这一充满痛苦的进程没有悬浮或远离人群，它如此贴近生活。故事的结尾，下一代的降生展示了开放的可能性。佳圆的孩子是否能为这个渐朽的家庭带来生机？关于生命的议题还在不断地迭代书写着。
王闻语说血缘
《白露春分》饱含关于“血缘”的隐喻，文本以细密、饱满的细节，均质生长出三代人的血缘关系。故事似一片池塘，既有旧水，又泛涟漪，更涌出新源。
“血缘”借沉淀于意识深处的认知图式呈现，辽京将其诉诸于姊妹俩熟悉的“幼年记忆”情感空间。诺伯格·舒尔兹将这种稳定的、熟悉的、富于情感链接的空间阐释为“存在空间”。通常情况下，故土是一种“存在空间”，它是写作者对某一特殊空间的追忆和重构。《白露春分》的“存在空间”并非仅存留在物理层面，它以创伤的形式表现出来——佳月抬眼看到的老兔子皮，佳圆梦里出现的奔跑兔子，实际皆是幼年“存在空间”的记忆闪现。无论家庭事件引发的情感是否愉悦，故事里压实了一个稳定的祖孙小世界。
情感结构里隐含三代之间血脉离合的暗影。作者着重姊妹二人从“形”与“影”到“雨”与“泥”之间关系的转变，构建一种更稳定且复杂的同性情感结构。“从前，佳月总像是她的影子，她从来不关注影子，现在，影子忽然变得丰富立体，层次分明。”随着秀梅状态的每况愈下，亲缘网络的第二代确定悖逆，佳圆又“逃离”式出国，既定的祖孙小世界即将分崩离析。在佳月“向外走”而佳圆“向内停”的过程中，姊妹形成“背靠背”的情感黏合：“她懂了，理解了，她能够安慰佳圆……她再也不是那个跟在姐姐身后的，一无所知的小女孩了。”
“父亲”形象的加入呈现血缘的“惯性”。作品中多次暗示佳圆始终未走出“巨大的我”，立生无意间一句“佳圆那孩子，真是没办法，跟她爹一个样”总结出父女行为的某种相似性。不仅佳圆前男友良晨身上隐现父亲侧影，她本人更是不经意地以父亲的立场检审自己。小说并非斥责父辈作为，而是客观陈述血缘“惯性”的拉扯，尝试透过不对等关系的存在，理清所谓爱与美好背后的隐患。
辽京令人物回归个人空间，坚持用角色本名行文叙事，拆解高密度的亲缘关系，如秀梅作为一位老人的“不娴熟”，佳月作为小辈的“苍老”，以及佳圆虚张声势的“矫作”。无论是两性描写，抑或是三代冲突，辽京都放弃强化剑拔弩张的对立关系。人物性格的嬗变都是缓慢的、不自觉的、缄默的，同时又具有普遍性，亲缘属性被弱化，文本专注于展现血缘导致的“向心力”与“离心力”。
齐萍瑜说错位
“错位”作为一种精神意象，几乎贯穿小说。它在作品中指向包含身份认同、情感纠葛、时间流转等在内的多层次。辽京以钝刀慢割的笔法，搭设以“圆满”为执念和以“爱”为祭品的“错位”世界。
故事始于一次出游和一场团聚。辽京从一场旅行切入，秀梅、佳月率先出场，涉及被反复提及却不在场的佳圆。下一场景便接入年夜饭，穿过语言，从人物推杯换盏的动作中牵引出家庭其他成员。由亲情矗立的棱镜拥有正反两面，一面投射两位少女的成长，一面倒映长辈的衰老。处在不同人生节点的女性，越过时间默契地打了照面。
“错位”首先存在于主角们长期游移的身份认同。衰老的秀梅、无力的佳月、逃跑的佳圆、荒谬的三兄弟、有着不同选择的立春立秋，他们的自我定位皆处于“未完成”状态。秀梅的认同依赖于“体面”，错位是其“体面”丢失后的连锁反应。“儿女的出息，对自己的孝敬，尤其是大儿子，从小聪明出众的大儿子，维护长子的面子也是她自己面子的一部分。”对秀梅而言，衰老与体面此消彼长，辽京抓住秀梅要强的性格底色，渲染她的故作坚强，可“体面”不仅盖不住秀梅的不堪，更难以掩盖家庭内部的沉疴。衰老表达出羞耻和示弱共生，也意味着失去尊严和体面。她渐渐学会忍耐，不再“动摇这个家的面子”。但在家庭的“权力真空”期，一味隐忍则是纵容暴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秀梅的主体性由此陷入混沌。
情感的“错位”随即释出。辽京深刻描绘出秀梅在衰老进程里的心理微变。当秀梅的话逐渐失去效力，甚至被视为“老糊涂”时，她开始领悟衰老是残忍的“去中心化”过程，它逼迫人接受情感的被边缘化。对佳圆佳月而言，情感错位难以言说却又彼此知晓。辽京借“瓷鸳鸯”意象展示佳圆的价值观。“瓷鸳鸯”是立远和杨桂思的定情信物，是忠贞爱情的象征。立远离婚，“瓷鸳鸯”破碎，佳圆小心翼翼地将其复原，在其心里，“瓷鸳鸯”是爱情的神圣载体，但在丈夫沈慕眼里，不过是盛放避孕套的容器。佳圆本渴望在恋人身上寻找温暖和慰藉，却又受困于对方的极端控制欲。不同于姐姐的“寻求”，佳月选择“沉淀”，成长的隐痛令姐妹从各自为战到互相扶持。比起激烈反抗命运，佳圆和佳月在静默中接受变轨。
标题“白露春分”更蕴含时间的错位。辽京从此刻着笔，写出那些“不被承认的真实”和“不被看见的日常”。日常并不等同于啰嗦，琐碎并不代表稀松，作者有对时间的跳跃，她站在四维空间，以俯视和亲历，在线性故事中插入意外，再触发一个个释然时刻。白露，是秋意渐浓的象征，而春分，则是生机初显的节点。白露和春分直指衰颓时刻的秀梅奶奶和年轻时刻的佳圆佳月。两个节气本应处于对立两端，此时被并列，构成时序的交错，隐喻两代人的不同生命体验。
佳圆、佳月和飞凡一同前往古猿人遗址公园，遗迹、火光、鲜花令三人对时间、生命和记忆有更深刻理解。佳圆虽时时“回望童年的自己，化身于此，葬身于此”，醒悟“应该原谅自己”。“春分”时刻的年轻一代试图宽宥过去，爬上希望的山头，“透过破裂的玻璃窗往里面瞧”；而“白露”时节的老人，则多从自身的存在出发，“往旧的地方张望”。
“错位”的尽头，故事更想探讨的是如何在失真中自洽，在离散中圆满。佳圆的孩子出生，佳月释怀，秀梅“觉得自己已经完成全部的任务”，子辈在葬礼上“急着各自散去”。“时间像一个开着净水循环系统的观赏鱼缸”，“死掉的鱼要及时捞走，时间要保持它的清洁，顺畅，轻快地流淌不休”。时间终带领我们疾驰过隐痛与不堪。
祖孙三代缔结的亲情之网，以扭曲象限的拓扑形式，在永恒循环中达成成长-衰老-死亡的循环隐痛。生命会以新陈代谢的方式，生发出别样的圆满。辽京写死亡“像一只倦鸟停在鼻尖”，一切不再是难以言说，而是欣然接受。
来源：十月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