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两个基本保障温饱的社会中，很多人处理复杂事件的方式，更多的是基于情感，而非理性的思辨，在通过现代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的推送，进一步的在认知茧房中的极化思维，导向了更加普遍的认知困难。
最近，中美两件看似牛马风不相及的事引起了我的思考，事情过去几天了，一直没有蹭这个热度，是想在观察一下社会层面的反应，在下结论。
这两件事，都引发了中美两个差异性很大的社会结构的同样的反应，那就是对立。
在两个基本保障温饱的社会中，很多人处理复杂事件的方式，更多的是基于情感，而非理性的思辨，在通过现代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的推送，进一步的在认知茧房中的极化思维，导向了更加普遍的认知困难。
这两件事情的本身，也就是为了一种极化思维而博取了不同的需求。
一个是为了实现自我理想追求的真实，而另一个是为了流量加身而表现出来的为民请愿的大义。
而反观我们这些吃瓜群众，大多是因为表面的理解，而感性的随风对立。
这就是形成了政治思潮中，经常提到的极左和极右的对立。
极左和极右是政治光谱上的两个极端倾向。极左通常追求绝对的平等，倾向于过度强调集体主义和国家干预，甚至可能采用激进手段来实现其理想中的社会变革；极右则往往强调个人自由和私有制，反对过多的政府干预，有时会走向极端的民族主义或精英主义 。
如果不好理解，我们可以举两个世界历史著名人物的例子，大家可能容易理解一点什么是左，什么是右。
希特勒就是极右，斯大林就是极左。
这两件事情，就是美国人评论的“真MAGA”年仅22岁的泰勒.罗宾逊，枪杀了“假的MAGA”特朗普的政治盟友查理.柯克。
而发生在中国的就是，那个看着憨憨厚厚的罗永浩挑起的“西贝事件”。
这两件事情虽然不沾边，但是都在各自的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和对立。
查理柯克遭枪击身亡后，特朗普指责“激进左派”导致事件发生，将其视为政治暗杀，而民主党人士虽谴责暴力，但也担心共和党将事件“政治化”。美国左右两派的对立叙事在此事件中表现为：保守派认为这是左派暴力行为的体现，是对其政治立场的攻击；而左派可能被无端指责，双方在没有充分调查的情况下就开始互相推诿责任，将事件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在美国经济呈上升阶段，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对立矛盾并不显著，表面来看，是我们经常有人所说的“两党互补政治”，对政策进行纠偏，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但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下行和连续几代人享受着高福利躺平后，社会矛盾必然激增，再加上美国的快乐教育造成的普遍认知低下，和大数据推送的信息茧房，也必然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对立。
这种对立反映了美国政治极端化，极右的保守派强调个人自由、持枪权等，极左的激进派可能采取极端手段来反对保守派观点，双方拒绝妥协与对话 。
国内西贝预制菜争论的对立，是罗永浩吐槽西贝菜品“几乎全是预制菜且价格昂贵”，西贝创始人则坚决否认，称门店没有预制菜 。在这场争论中，一些极端观点认为，西贝这种行为是资本对消费者的欺诈，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商业欺诈，这体现了一种类似极左的思维，将企业的商业行为过度政治化和道德化，认为企业必须完全站在消费者的对立面。
这就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思维，造势者抓住了普通大众关心食品安全的心态，挑起这个话题，来应和一些对预制菜和国家标准的不明晰的人们的关注，提升个人或是事件的热度。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预制菜是餐饮工业化的趋势，企业有权利根据市场需求和成本效益来选择经营方式，批评者是在“仇富”和“民粹”，这类似于极右的观点，过于强调企业的自由和市场的作用，忽视了消费者的合理诉求。
当一方将柯克和罗永浩等人，描绘为“为你的自由而战”、“为你的健康而战”的英雄 ，而另一方则引用他“接受暴力”和“善于用舆情”的言论时，普通人很容易被卷入这种非黑即白的情感漩涡，对于当今的普通民众来说，这已经成为了无可避免的日常。
上述分析揭示了极左与极右对立在不同社会语境下的具体表现，但其背后更深层的逻辑——对立如何被建构、为何能快速蔓延、以及对社会肌理的隐性侵蚀——值得进一步拆解。这种对立并非简单的“观点分歧”，而是一套围绕“身份认同”和“价值排他”构建的叙事体系，其对社会的影响也远超表面的冲突，正在重塑公共讨论规则与社会信任基础。
极左极右对立的核心：不是“观点之争”，而是“身份之战”
无论是美国查理柯克事件中的“左右派标签”，还是国内西贝预制菜争论中的“资本/消费者对立”，本质上都已脱离事件本身的事实判断（如“枪击案是否为政治暗杀”“预制菜是否符合消费预期”），转向了身份阵营的划分。
对极左或极右的支持者而言，立场选择先于事实辨析。在查理柯克事件中，特朗普团队将事件定义为“左派对保守派的政治迫害”，其核心目的不是追究凶手责任，而是强化保守派群体“我们正被敌人攻击”的身份焦虑，进而凝聚选票与支持；国内预制菜争论中，将企业行为贴上“资本欺诈”或批评者贴上“民粹仇富”的标签，本质是通过“非黑即白”的划分，让参与者快速找到“同类”与“异类”，获得身份归属感。
柯克遇刺后，美国舆论场迅速被两种截然对立的叙事所占据，它们由政治精英和媒体意见领袖所主导，为后续的社会分裂定下了基调。
在右翼的身份认证中，查理.柯克的死被定义为是一场政治谋杀，他是一个勇于挑战的“政治正确”的人权斗士，前白宫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查理·柯克是政治战争中的一个伤亡者” 。这将政治与民愤结合在一起，极大的刺激了辨识度低的底层右翼，意在激发民众强烈的复仇情绪。
而在左翼和自由派的思维中，虽然他们也反对这种政治暴力，但是他们并不能与查理柯克长期以来宣扬的极端言论分割开来对待，他们认为查理柯克的这场悲剧，就是他自己长期煽动相关言论而造成的，所以有人说是“真MAGA”杀了“假MAGA”。
而罗永浩的西贝事件，也是一样的双方身份的对立，很多人在说罗永浩就是一个善意制造热点的高手。一个从小连病死的猪肉都吃的人，刚进城不久，就开始矫情国家标准，和未来工业化饮食服务的趋势。这次打了一个“短平快”，收割一波流量后，立刻收手。
可以说是一个打着“为民请愿”旗号，提升自己为实的表演秀。
还有人一再的跟随罗永浩的方向，一再的支持关于“知情权”的言论。基于对食品安全的焦虑，把社会上一切有关自己认为对的言论，都奉为“真理”，对一切辩解都抱有怀疑，和激烈抵触的态度。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来评判事务本身。
这里就没有对错的问题，而是自己认为的这个人对，我就信。这里还有几个人物，比如于东来、董宇辉、还有那个前两年大家拥趸的，宁可喝死也要喝娃哈哈水的老板宗庆后。但是他们如果翻车了，宗庆后不仅在美国有财产，而且还有好几个私生子，这就不会有人再去提及当时自己坚持支持的蒙昧了。
这就是 “身份之战”的对立。
这两种由双边精英挑动对待指定叙事，迅速框定了公共讨论的边界，迫使普通民众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选边站队，几乎没有留下中间地带和理性反思的空间。
这种身份对立具有“不可妥协性”。当讨论从“这件事该如何解决”（如预制菜的标准制定、企业信息披露义务）转向“你是谁的人”（如“你帮资本说话就是站在消费者对立面”），理性协商的空间便被彻底压缩——因为“背叛身份”的代价远高于“修正观点”，对立双方最终陷入“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循环。
极左极右对立能快速渗透社会，离不开现代媒介环境的助推，尤其是社交媒体的“算法偏好”与“情绪优先”逻辑，与极端立场形成了相互强化的闭环。
两极分化的土壤，为野草般疯长的虚假信息和阴谋论提供了空间。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则为这场舆论乱战提供了新的、更强大的武器，真假难辨的信息是加深和固化民众间认知分裂的有力工具。
社交媒体的“信息茧房”加速立场固化。
人们倾向于认为现代科技的网络比身边的人更少偏见，因此更可能相信AI提供的信息 ，这也使得AI成为了在对立事件后，不同政治势力和意见领袖们向民众快速灌输错误认知、塑造第一印象的有力工具，让底层社会对真相的认知彻底成为幻觉。
算法会根据用户的点击、点赞记录，持续推送符合其既有立场的内容。支持保守派的美国网民，会不断看到“左派暴力事件”的报道；认为“预制菜是资本陷阱”的国内网民，会刷到更多企业“翻车”的案例。长此以往，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事实泡泡”里，将极端个案视为普遍现象，加剧对对立阵营的偏见。
“情绪流量”让极端叙事更有市场。相比理性的分析（如“预制菜的优势与风险需要客观评估”），极端化的表达（如“西贝用预制菜骗钱，是餐饮行业的耻辱”）更能激发愤怒、焦虑等强烈情绪，而情绪是社交媒体最核心的“流量货币”——平台会优先推荐这类内容，媒体和自媒体为了流量也会主动放大极端观点，形成“越极端越传播，越传播越极端”的恶性循环。
一个社会，当“真相”可以被任意剪裁和塑造以服务于党派和个人利益的时候，不理性的情绪压倒理性，成为公众讨论的主流，那么最基本的社会共识也已荡然无存，这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中不应该出现的对立“情绪流量”。
极左极右对立对社会的伤害，不仅是表面的冲突与分裂，更在于它会逐渐瓦解社会赖以运转的信任基础，并导致整个社会“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退化。
健康的社会需要一套基本的“共识框架”——比如相信司法会公正调查案件、相信公共讨论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而非攻击他人。但极左极右的对立会破坏这套框架。
在美国副总统J.D.万斯公开号召民众“打电话给他们的雇主” 来惩罚那些“庆祝”柯克之死的人之后，至此一场全国性的报复运动被推向高潮，这种言论也必定是会加剧社会矛盾，和美国政治的对立和撕裂。
在美国，当保守派认定查理柯克案是“左派政治暗杀”，而自由派认为这是“共和党煽动对立”时，双方不再相信司法调查的结果（无论结果如何，都会被认为是“政治操弄”）。
在国内预制菜争论中，当一方认为“批评预制菜就是反工业化”，另一方认为“支持预制菜就是帮资本站台”时，双方也失去了对“消费者权益”“行业规范”等共同目标的关注，转而将对方视为“必须打倒的敌人”。
这种“去共识化”会让社会陷入“一切皆可政治化”的泥潭——任何公共事件、商业行为甚至个人观点，都可能被贴上“左”或“右”的标签，最终导致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信任彻底瓦解。
极左极右对立的本质是“立场优先”，这会让“解决问题”沦为“证明立场正确”的工具，导致真正的问题被搁置。
这就是一般人的情绪控制大脑的现象，你和他谈认知，他和你说情绪，你和他谈历史，他给你断章取义，你和他聊现实，他给你说虚无，你和他谈宏观，他说“和我3000元工资有关吗”，你和他聊微观，他和你说“我还有车贷房贷”。总之，他们只会用他们固执的立场来看待各种他自己未知的问题。
在查理柯克事件中，真正需要关注的是美国枪支暴力的治理、政治极化下的暴力风险，但对立双方却将精力放在“指责对方”上，枪支问题依然无解；
在西贝预制菜争论中，真正需要讨论的是“预制菜的行业标准如何制定”、“企业如何做到信息透明”“消费者的知情权如何保障”，但极端观点却将讨论引向“资本是否邪恶”、“消费者是否该抵制企业”，最终既没有推动预制菜行业的规范，也没有解决消费者的担忧。
而实质性的问题并没有人关注，比如预制菜的定义，预制菜真的不值钱吗？向罗永浩这样有身份的人，去高消费场所真的就是为了吃地道的味道吗？我们老百姓吃预制菜和现做的菜，是否影响“我们3000元的工资”？等等底层的问题，大家都不是很关心，而是被挖空心思构建的一个，关心了“透明度”的问题。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你去西餐厅，点了一份“法式鹅肝”、一份“大马哈鱼子酱”，这都是预制菜，你是关心价格、还是关心味道、关心面子，还是关心餐厅是否告诉你是否是预制菜？
因此，长此以往，社会会陷入“只谈立场，不谈问题”的怪圈——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解决”，而是“这是谁的问题”“该攻击哪个阵营”，整个社会的治理效率、行业进步、公共利益都会因此受损。
因此，我们要回归“问题导向”与“多元包容”
要跳出极左极右的对立陷阱，核心是要重建“问题导向”的讨论逻辑，而非“身份导向”的对立逻辑：
对个体而言，需要警惕“标签化思维”，学会区分“观点”与“身份”反对某家企业的行为，不代表要反对整个行业；不认同某个群体的立场，不代表要否定这个群体的所有观点。
关于标签化可以举个例子，比如村东的竹林中有人被蛇咬了，如果全村都认为进这个竹林就会被蛇咬，这就是给这个片竹林标签为“咬人的竹林”。我和别人说你是一个聪明人，你的标签就是“聪明人”，我说你是一个鸡贼，那你在我心目中的标签就是“鸡贼人”。
在判断一件事和一个人时，我们要先关注“事实是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而非“我属于哪个阵营”。
对媒介和社会而言，需要警惕“情绪流量”的负面影响，有意识地为理性讨论创造空间——平台可以调整算法，减少极端内容的推送；媒体和自媒体应承担起社会责任，避免放大对立叙事；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应回归“公共利益”，而非被极端立场绑架。
极端的观点和对立可能导致政策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影响企业的投资和经营环境，进而阻碍经济的发展。例如，国内预制菜争论中的极端观点如果影响到相关政策的制定，不仅可能会对餐饮行业的工业化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也有可能影响整个产业链的生存，尤其是从业者的利益。
无论是美国查理柯克被杀事件引发的左右两派对立，还是国内西贝预制菜争论中的极端观点对立，和制造这种对立的人或是势力，都容易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分裂和冲突。
不同立场的人相互指责、攻击，难以达成共识，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归根结底，极左与极右的对立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而是社会内耗的根源。
但是，作为全体社会，不仅要避免这种极端的左右对立，更要注意的是，不能“将枉过正”。美国查理柯克事件后，很多人心目中的民主和人权的灯塔和自由的天堂，利用此事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网络大清洗，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兰道于9月11日在X发文称：他要求对持有或申请美国签证的外籍网民提出要求，不得就查理·柯克遭枪杀一事在网上发布“不当言论”，否则将面临吊销签证或拒签。
同时，他还鼓励大家提交任何对查理·柯克不敬的帖子，目前已有1万多个举报帖了。
美国这么做，请问你们信吗？
罗里吧嗦，说了这么多，不代表猫哥有立场观点，只是就事论事分享此种事情对社会和生活的影响，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去辨识，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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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猫哥知识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