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华“支那”一词的前世今生：日本为何这样称呼中国？

摘要：“支那”一词在日本的使用，历经从佛教语境的小众称谓，到近代成为中国代称，最终因蕴含歧视性而被废弃的演变历程，其背后折射出不同时期中日关系与认知的变化。

“支那”一词在日本的传入与演变

日本一家拉面馆的“支那荞麦”招牌

“支那”一词在日本的使用，历经从佛教语境的小众称谓，到近代成为中国代称，最终因蕴含歧视性而被废弃的演变历程，其背后折射出不同时期中日关系与认知的变化。

空海

唐代，随着中日学问僧的交流往来，“支那”一词传入日本。例如，空海在其诗文集《性灵集》中已使用该词；镰仓南北朝时期，僧人虎关师炼所著《元亨释书》等佛典中，也能见到相关记载。不过，这一时期“支那”尚未广泛流行，仅在佛教语境中偶尔出现。从日本古籍中“日本与中国”并列的表述可见，当时日本对中国的地理与文化认知仍较为清晰。

明末遗臣朱舜水流亡日本，传播儒学经典，并将中国汤面带入扶桑，后世演化为日本拉面，影响深远。

江户时代以后，“支那”作为中国代称的用法逐渐传播。相传朱舜水东渡时带来的“拉面”，当时便被称作“支那面”。与此同时，江户时期部分思想家对中国自居“中华”、视外族为“夷狄”的观念提出质疑。浅见䌹斋、德川光圀、山鹿素行等人认为，日本才符合“中国”的定位，德川光圀更提出可用“震旦”“支那”“唐山”来指代唐国。

日本的中国地方

另有说法称，日本国内部分地区本就称作“中国”，为避免混淆，开始尝试用“支那”称呼中国，但此时该词的使用范围仍主要局限于佛典，如日僧大玄的《净土颂义钞探玄钞》。

绘画“和汉洋三贤人图”，十八世纪，司马江汉。“兰学”，其字面意思为“关于荷兰的学问”。

18世纪初兰学兴起后，“支那”的使用场景进一步拓展。兰学”，其字面意思为“关于荷兰的学问”。通过兰学，日本人能够了解到西欧正在发生的科学技术变革。当日本在1854年佩里叩关后再次开放与西方的贸易之时，这些知识能协助日本快速发展现代化。

桥本宗悦的《荷兰Elekiteru的原始研究》中的Elekiteru实验场景

新井白石在与意大利传教士交流时，将对方口中发音接近意大利语“Cina”的“チイナ”理解为“支那”。此后，杉田玄白、大槻玄泽等兰学者效仿荷兰等欧洲国家的用法，以“支那”称呼中国，并主张中国并非世界中心、也非文明最高之地，借此反对当时日本国内尊崇中国的风气。

幕末至明治维新时期，“支那”一词开始广泛流行。兰学者的观点经福泽谕吉整理，成为“脱亚论”的思想基础，高杉晋作等人也在诗文中使用“支那”。但需注意的是，明治政府早期在正式外交称谓中，仍以“大清国”或“清国”为主，并未用“支那”指代清朝，甲午战争当时也称作“日清战争”，清朝民众则被称为“清国人”或带有贬义的“清国奴”。

1904年日本《滑稽欧亚外交地图》，以“支那”标中国部分区域，还单列西藏、突厥斯坦，藏分裂野心。

1912年清帝逊位、中华民国成立后，日本政府于1913年5月至6月间讨论对华称谓问题，最终决定以“支那”指代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其给出的理由是：参照欧美各国惯例，“支那”可作为历代中国政权的地理统称；且在日本国内，“支那”的使用已较为普遍。

1914年日本印制“滑稽时局世界地图”亦标明支那

1913年11月日本承认中华民国时，对华外交照会中仍使用“中华民国”这一正式名称，但在奏请大正天皇批准的日文上奏文中，却称其为“支那共和国”，这一做法为日后日本政府在公文中使用“支那”定下基调。

1937年日本所绘制地图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日本侨民言论界中，“支那”与“中国”并行使用。二战期间，日本所说的“支那人”，不仅指代中国大陆民众，还包括马来亚、新加坡、荷属东印度及香港等地的海外华人。

日本二战中国地图

二战结束后，盟军占领当局（GHQ）政治顾问团经调查发现，“支那”一词带有歧视与仇视意味，随即要求日本政府改用“中华”“中国”称呼中国。

1940年日本与伪满洲国两大红星合作主演的《支那之夜》，以支那指称中华民国（电影以上海及周边为舞台）

此后，日本官方及各类团体全面废止“支那”的使用，教科书与战时作品中的“支那”均统一改为“中国”；地理名词方面，“南支那海”也被改记为“南シナ海”。1947年，《支那学》杂志停刊并更名为《中国学》，标志着“支那”在日本学界彻底成为“死语”。

日本汉学家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文版序言中明确表示：“时至今日，这个非常令人厌恶的名称（支那）已从日本语言中消失。”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日裔史学家若林正则指出，若当代中国人认为被称作“支那”或“支那人”是种伤害，从礼貌角度出发，就不应再继续使用该词。历史学者傅佛果也举例说明，美国黑人曾要求废弃含贬义的“Negro”一词，同理，若中国人反对“支那”，日本人也应予以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