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5年秋天，延安文艺座谈会旧址外，一位中年男子抱着厚厚的手稿站在风里。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85年秋天，延安文艺座谈会旧址外，一位中年男子抱着厚厚的手稿站在风里。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呢子大衣，脸色有点苍白，眼神却亮得扎眼。

那年他37岁，名叫路遥。

谁也想不到，就是这份手稿——《平凡的世界》，后来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之一。

而在那之前，它被不少文学圈的人轻描淡写地贴了个标签：太土，太直白，太过时。

可这事儿啊，还得往前说。

说到1975年，陕北清涧，黄土高原腹地，一个叫王卫国的青年，刚从延安大学毕业，分配到《陕西文艺》编辑部当编辑。

那时候他还没改名叫路遥，住在单位分的筒子楼里，靠着几块煤球过冬。

一天能吃上一顿饱饭就算运气不错。

可到了晚上，他就点着煤油灯，趴在书桌上写东西，写得手指冻得发紫，还不肯停笔。

那会儿社会氛围刚松动点儿，文革的阴影还没散干净。

文坛上流行的是英雄豪杰、革命叙事，要么就是先锋实验。

可路遥觉得，那些东西离他太远。

他更关心的是村子里那个吃了上顿没下顿、却还想读书的少年；是那个在矿井下干活、脸都看不清的工人。

1980年，他写了一篇中篇小说，叫《惊心动魄的一幕》，拿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一下子在文坛出了名。

再后来，又写了《人生》，被改编成电影，火得一塌糊涂。

按理说，他可以顺势再写几部“青春励志”小说，稳稳当当吃文坛这碗饭。

可他偏不。

“我要写一部真正的大作品，三部，几十万字，四十岁之前完成。”这是他在日记里写下的。

当时没人当回事儿，觉得他疯了。

可他真干了。

从1986年开始，路遥几乎与世隔绝。

他把自己关在西安华清池附近一间不到20平米的砖房里。

白天写作，晚上修改，吃的是泡面、馒头、咸菜。

他有胃病，常常痛得弯腰，可他不肯去医院。

有人劝他别这么拼，他说：“写完这书之前，我不能倒下。”

有一次，朋友去看他，敲了半天门没人应。

以为出事了，破门进去才发现，他瘫在地上睡着了，手上还拿着笔，稿纸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字。

他几乎是靠意志力在撑着。

那段时间，他的女儿刚上小学。

有同事回忆，他几乎不去接孩子放学，也很少参加家长会。

有人说他太冷漠，他自己却说：“我对不起她，但我得完成这本书。

她以后会明白的。”

书写到第三部，人物线索多得像乱麻。

孙少安、孙少平、田晓霞、田福军……每一个人都得有血有肉，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假。

他把每个人的生活轨迹单独画在图纸上，用线连起来，墙上贴满了便签和人物关系图。

有人调侃他像刑警破案，他却说：“他们不是人物，是活人。”

书中人物说话有时候带着陕北方言。“相跟着”“美气”这样的词，编辑建议删掉，说不标准。

他坚持留下：“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写。”

1988年，书的第一部出版。

没宣传，没营销，连封面都是黑白的。

可没想到，一下子火了。

书店排长队，图书馆借不到，甚至有人抄写整本小说手抄本传阅。

到了1991年，《平凡的世界》三部完结，拿了当年的茅盾文学奖。

评委会上，有人说：“这部作品的文学性不够。”也有人反驳：“你可以不喜欢，但你不能否认它的价值。”

获奖后，他没去领奖。

那会儿他身体已经垮了，肝功能严重衰竭，医生让他住院，他却说：“让我把书稿再校一遍。”1992年，他在西安住院，身边带着书稿和红笔。

护士回忆，他有时候半夜醒来，还在改错别字。

1992年11月17日凌晨4点，他在病床上停止了呼吸。

年仅42岁。

他的书桌上，还摆着那支用断的钢笔。

稿纸上最后一句话是：“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他没能看到《平凡的世界》后来成了畅销书，也没看到它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教材。

但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说他“太土”了。

参考资料：

路遥，《路遥全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

陈忠实，《路遥传》，作家出版社，2000年。

李建军，《中国当代文学史（1978—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贺绍俊，《茅盾文学奖与中国当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来源：善良说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