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5月25日凌晨三点，李克农压低声音在电话里提醒陈毅：‘老陈，那位能把收音机改成电台的同志，一天也不能耽搁，必须立刻追踪。’”一句简短的嘱托，把陈毅从堆积如山的接管文件中拉回到更迫切的任务——寻找代号“静安”的报务员。那时距离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只剩不
“1949年5月25日凌晨三点，李克农压低声音在电话里提醒陈毅：‘老陈，那位能把收音机改成电台的同志，一天也不能耽搁，必须立刻追踪。’”一句简短的嘱托，把陈毅从堆积如山的接管文件中拉回到更迫切的任务——寻找代号“静安”的报务员。那时距离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只剩不到四十八小时，市政、粮食、治安样样都要准备，可李克农的这通电话却让陈毅二话不说，在作战会议间隙签发了一份极为特殊的“搜人令”。
上海对无线电的监管，在日伪时期已经形成了骇人的网络。四台英国制造的“X型便携监听车”仍在街头游走，车上短波探测仪稍一摆动，就能捕捉到支支吾吾的七瓦微弱信号。能在这种环境下让一台普通收音机随时变身电台并安全发报，这样的同行放在情报战里简直是“活宝”。李克农心里清楚，进入和平接管阶段后，最担心的是对手撤退前“挖坑埋雷”——不论是炸毁仓库，还是销毁档案，都需要实时掌握对方无线电动向；没有李静安，没有他的技术，就像缺少耳朵。
关于这位“活宝”，档案馆里只有一张模糊的登记照：二十二岁那年，他在延安中央无线电训练班结业，名字写的是“李白”。生于江苏如皋，苦读书却交不起学费，十七岁那年在码头装卸工与地下党员接触，随后决意北上。那张照片之外的故事却精彩得多——1939年，他在上海南市租界的阁楼里，用伏特计和旧锡条把一台飞利浦收音机改成了十五瓦的短波发射机。线路板上只加焊了一个晶体管、两只可变电容，外人看还是收音机，可只要外接钥匙和耳机，就能跟延安一线通话。此举让总情报局赞叹：“听不见枪声，却照样可以击中要害。”
复杂的环境，需要一道家庭外壳来掩护。裘慧英就这样出现。她行医出身，懂得急救，也会拉上海口音的家常。组织上安排她假扮李静安的妻子，白天摆弄温度计和听诊器，晚上给丈夫做望风。两人最开始守着“革命友谊”的底线：她睡床，他打地铺；有人登门时，他们会装作“拌嘴夫妻”夺过探子耳朵。有意思的是，这段伪装日久生情。1943年春，部队来电同意“假戏真做”。一纸准许，让这对电台夫妻真正结为伴侣，感情却仍服从纪律——每一次发报，他们约定先聊后事，再说私话。
随之而来的是第一次生死考验。1944年10月，日本宪兵队用新到的扫描仪锁定信号源，南市区黎明前突然被黑影包围。裘慧英冲到窗口，只见三名宪兵正支着耳麦。她来不及喊叫，直接奔上楼梯：“别发了，他们来了！”李静安的回答却异常冷静：“这封电报比命重要。”他抓起机器蹿进阁楼，把那枚关键晶体管用烙铁飞速熔下，塞进鞋跟。随后一阵粗暴撞门声响起，裘慧英以流利的沪语大骂“东洋土匪”，试图拖延一分钟。另一边，李静安补上最后一句：“同志们，永别了！”——这行莫尔斯码最终穿越千里，进入延安收报机的记录纸。
被捕后的八个月里，李静安几乎每天都在面对竹签、吊打和灌水，但始终咬定“这就是收音机”。宪兵拆不出奥妙，放走裘慧英，留下他单独审问。不得不说，李静安在技术细节上做足了功课：功率管已拆，调谐线圈被剪短，收音机外观分毫未损。宪兵试图点播“东京新闻”作为验证，却只能听到沙沙杂音。无奈之下，他们将他转押到公共租界的辟才路监狱。恰好盟军飞机对上海展开轰炸，看守松懈，组织才有机会“挤牙膏”式地收买岗哨，最终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夜撬开牢锁。之后夫妻二人经嘉兴辗转苏北，又投入新的电台组。
抗战结束并没带来安稳，国民党很快用美国援助的“哈里逊HRO”监听机布控整个长江口。李静安总结前次教训，硬是把功率降到七瓦，还在发报时间上极端克制：凌晨一时到一点二十分，仅此二十分钟。技术上，他采用跳频——先在3570千赫跳到6990千赫，再折回原频。遗憾的是，国民党另有一套测向车，专门抓低功率短波。“十二月暗网行动”把整个上海左翼电台一网打尽，李静安再次落入囚笼，这一次是1948年12月30日。
相比日军时的皮鞭和拳脚，戴笠系统显得更系统化：竹签扎甲床、电击老虎凳、辣椒水浸鼻腔，一轮接一轮。审讯官言辞狠辣：“讲出来活，硬扛就死。”李静安却把生死放入抽屉般合上。如此强硬的口供石沉大海，给李克农留下巨大隐患。1949年春节前后，南京国防部保密局拟定“清剿”名单，李静安排在前十。李克农获悉后向周恩来紧急报告，期望能以战场交换方式换回这名无线电专家，但谈判遥遥无期。直到4月渡江战役打响，情报系统却再无李静安任何讯息。
转眼5月，解放军逼近黄浦江，陈毅军部已在外滩大楼中布防。李克农那通电话后，上海市军管会公开组织“失踪人口接待处”，暗地里却把注意力放在提篮桥、清浦桥、漕河泾三大监狱。搜查连续三日，仅查到残损的监号簿——“1949年5月2日，李白（静安）由看守所带往秘密处所审讯后未归”。负责交接的看守在即将投诚前供出真相：5月3日晚，保密局人员在监室内处决李静安，掩埋于狮子林路旧防空洞。死亡时间，比上海解放提前整整二十天。
消息抵达陈毅办公室，他沉默良久，仅写下六个字：“凶手，原地缉拿。”公安部队随后锁定数名行刑者，其中两名在沪郊投案，另一人试图南逃被捕。审讯记录显示，当晚行刑前，李静安拒绝蒙眼，说了一句：“电台在心里，你们装不走。”行刑者讥笑未及两句，便响起短促枪声。
军管会在狮子林路旧洞口起出并排三具遗骸，根据碎布和牙齿确认其一为李静安。裘慧英闻讯，只带走他穿过的那块铜质手表外壳——表芯早在第一次被捕时被他改成震荡电路，后来因搜查拆下，如今也无处寻找。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电台战的成败并非只靠一两台机器，却需要一种近乎固执的技术信仰支撑。李静安一生改装过二十余台收音机，最大功率不过十五瓦，却让上万字军政要报穿过封锁，被延安、北平译电员记录成铅字。从工程角度看，这是频率、阻抗、信噪比的较量；从人生角度看，这是一名技术骨干在暗夜里独自点亮的微光，一旦熄灭，后方便丧失了眼睛。
1949年7月，《解放日报》在内版刊出简短讣告，没有豪言壮语，只一句“上海地下电台李静安同志，殉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份“殉职”来得太晚，也写得太轻，却把一段漫长的潜伏战记录在案。今人徜徉南京路，耳畔再听不见轻柔的莫尔斯点线声，但在档案馆深处，那些交织的短波频谱依然静静躺着，无需回溯也能说明一切——有人用七瓦功率把城市的命运贯通到彼岸，这份执拗，足以让后来者在面对新的黑暗时，多一分笃定。
来源：实说历史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