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5年春，23岁的阿沙廖夫被调任至一座位于波兰边境的秘密军需库担任哨兵。

他曾是沙俄军队中最不起眼的一名哨兵，却意外被队友遗忘，深埋地下9年。

被人发现时，他仍然坚守军需哭，却已经双目失明。

他是谁？他为何会被深埋地下9年？被发现后他又如何了？

1915年春，23岁的阿沙廖夫被调任至一座位于波兰边境的秘密军需库担任哨兵。

军需库修建在丘陵之下，地面入口仅容两人并行，入口两旁堆满沙袋与枕木，外设有铁门与密码锁。

军方为防空袭，将仓库掘得极深，石墙厚重，通风口仅一拳宽。

阿沙廖夫每日例行检查弹药库存、查看火药湿度、记录进出账目，任务单调重复，却极其重要。

更让他重视的是，库中还存放有数箱高度机密的加密文件。

作为守卫者，他要确保，即便整个阵地被夷为平地，地下的这些机密也不能落入敌手。

刚被调来时，阿沙廖夫每日都会在黄昏时分，写信给远在彼得格勒的未婚妻安娜，他说：

“这地方像坟墓一样安静，但我会站好最后一班岗，等战争结束就回去娶你。”

可谁知，“最后一班岗”，竟成了诀别。

1915年3月27日凌晨，敌军炮火突然袭来，阿沙廖夫刚刚登记完一批弹药，还未来得及上报，整座仓库忽然剧烈震动。

他下意识抱头蹲下，顶棚顷刻崩塌，入口炸毁，厚重的门梁和岩石将地道活活封死。

他醒来时，已是数小时后，他艰难地撑起身体，发现自己还活着，四肢尚能动弹，只是通往地面的梯道已被彻底埋没。

他开始狂奔似地用铁锹、木棍、甚至徒手去扒那堆瓦砾，指甲崩裂、鲜血渗出。

他想大喊，却立刻意识到，氧气稀薄，任何多余的呼吸都会消耗生机。

他强迫自己冷静，蜷缩一角，强忍着泪水，脑中反复回荡的，是安娜最后一封回信：“等你凯旋，我们就办婚礼。”

三日后，储备的火柴耗尽，最后一根火柴熄灭那刻，整个世界陷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

他并没有死，军需库内还有足够的干粮与水源，还有定量分配的罐头、硬饼干和饮用水，足以支撑数年。

他翻阅物资清单，精准计算每一日的口粮与用水。

他将白布撕成条，贴在墙面上记录时间，以衣物缝制日历，用哨兵训练时的节奏坚持每日三次巡逻。

他甚至按照旧时军中作息规律，六点起、八点点名、十二点汇报、十八点熄灯，用机械性的“军规”让自己不至于崩溃。

最初的半年，他还怀着被营救的希望，每听见头顶有异响，他就疯了似地敲击石壁，甚至用弹壳制造声响。

可一次次呼救，都无回应，他不知，地面战况早已变化，这处军需库早被上级划为“全员阵亡”，资料上，他的名字被印成了“牺牲”。

之后的日子里，时间失去了意义，黑仿佛吞噬了知觉，他开始与墙壁说话，自言自语，又突然大笑。

唯有那封安娜的信，是他唯一的慰藉。

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破旧的怀表早已停摆，而他依旧穿着军装、背着步枪，在黑暗里站岗。

1924年春，波兰边境小镇扎莫希奇迎来一次例行军事训练。

一队波兰士兵在丘陵地带演练爆破，任务原本平凡，却因一声爆炸，撕开了历史尘封的裂缝。

当那枚训练用的土制炸弹炸开地表，士兵们发现地面下塌出一个深洞，泥土塌陷间，隐约显露出一道斑驳的石门。

门上锈迹斑斑，却依稀能看出“Имперский склад”—“帝国军需库”几个俄文刻字。

“这是沙俄留下的？”士兵们惊疑不定。

带队军官命人清理洞口，几人爬入其中，他们点燃火把，缓慢前行。

可最震撼的，不是眼前的景象，而是角落中那个纹丝不动的人影。

他站得笔直，背对入口，肩上背着一支老旧的步枪，军装已褪色破损，但扣子依旧整齐。

火光照过去，他缓缓转身，右手举至额前，行了一个标准的沙俄军礼，口中喊道：“阿沙廖夫，帝国军需库哨兵，请示身份！”

几个士兵瞬间愣住，脸色苍白。

“鬼，是鬼！”有人当场丢下火把撒腿就跑，另几人瘫坐在地，惊魂未定。

而那个被误作“鬼魂”的人，依旧站在原地，仿佛没意识到这世界已经变了。

他的双眼已经失明，却依旧对着声音来源的方向挺胸、抬头、等候回令。

他不是幽灵，是坚守岗位九年的哨兵阿沙廖夫，他还活着。

士兵们回过神后试探接近，发现他浑身瘦骨嶙峋，皮肤苍白，面部因多年不见日光而显得近乎透明。

眼球无神、无焦点，微微泛白，他靠听觉分辨方向，靠记忆走路。

“你……你是谁？”

他重复回答：“阿沙廖夫，哨兵编号0178，军需库完好，未遭劫掠，请指示。”

带队军官震惊得说不出话，赶紧将他扶出，医护人员赶来时，他因强光刺激陷入昏迷。

数日后，他在医院醒来，周围都是陌生的语言与面孔，他问第一句话便是：

“物资是否完整？是否按帝国制度重新登记？”

医生沉默片刻，只能轻声回答：“帝国已经不在了，先生。”

消息传回俄国时，许多官员以为这是虚构的战争传奇。

直到一位退役的沙俄将校认出他，证实他确为1915年东线作战部队的编制人员，失踪时确已被列为阵亡。

一时间，阿沙廖夫之名传遍军界、媒体、政坛，被誉为“帝国最后的哨兵”、“战争中被遗忘的守卫者”。

医学检查显示，他因长期黑暗导致视神经萎缩，双目彻底失明。

长年食用罐头与水浸饼干，胃壁严重受损；体内贫血、营养不良已至极限，甚至骨密度低下，一度无法行走。

重见天日后，阿沙廖夫的人生并未迎来想象中的掌声与温暖。

1925年夏天，经过长达一年的治疗与康复，阿沙廖夫身体状况有所恢复。

他拒绝了波兰政府给予的“战争英雄补助”，也婉拒俄方提出的“精神典范宣传典型”安排。

他只是握着一封泛黄的信件，反复请求：“我要回彼得格勒，我要找安娜。”

彼得格勒早已更名为列宁格勒，街道改名，政权更迭，往昔风景已面目全非。

他踏上故土时，几乎凭着记忆与手杖，一步步摸索着走回熟悉的小巷。

可他在邻居口中得知，安娜早在1919年已另嫁他人，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起初她并不信他已战死，每日到邮局询问、到军部写信，甚至自己贴钱登报寻人。

可一年过去，两年过去，杳无音讯，家人看她日渐憔悴，劝她另觅良缘，她抵死不从。

直到第三年，军部回函确认“谢苗·阿沙廖夫列入东线失踪人员名单”，随后改为“阵亡”。

安娜得知消息后不久，决定嫁人，她穿上嫁衣那日，穿的是阿沙廖夫走前亲手为她选的蓝裙。

那天傍晚，安娜发现门口放着一朵风干的雏菊，那是他走前送她的花，象征“等待”。

她呆立门前，泪流满面，却终究没有追出去，两人就这样，在重逢的最近一瞬，错过了此生的最后一个拥抱。

阿沙廖夫没有向政府申请房屋，也没有返回军中，他只身前往乌拉尔山区，在一座盲人修道院外的林地边搭起木屋，独自生活。

他每日仍保持军人作息：六点起床、晨练、敬礼、擦枪、点名。

1928年，政府为他颁发“帝国最后哨兵”荣誉奖章，他拒绝出席，只让人代领了奖章。

他的生活简朴至极，靠村民接济度日，偶尔有人来访，他便泡茶款待，言语温和，却极少提及军中旧事。

1933年，他静静地在小木屋中辞世，他的遗体被修道士们安葬在森林尽头。

阿沙廖夫，用九年黑暗诠释何为坚守，又用余生沉默告别。

他不是传说中的英雄，却用九年黑暗守住了一个岗位、一段承诺、一份信仰。

来源：钎城墨客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