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首届”新古史辨与华夏复兴“论坛于2025年13日召开后，得到湖南日报、潇湘晨报等多家官方媒体报道，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下文是完整的学术综合，供学术界参考：

首届”新古史辨与华夏复兴“论坛于2025年13日召开后，得到湖南日报、潇湘晨报等多家官方媒体报道，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下文是完整的学术综合，供学术界参考：

“新古史辨与华夏复兴”论坛召开：

加快“重写世界史”

新古史辨组委会

2025年9月13日，首届“新古史辨与华夏复兴”学术论坛在长沙岳麓大学城后湖千府国际举行。来自全国的30余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参与了研讨。

9.3阅兵后，多家官方媒体转发《西方历来是东方的拙劣模仿者》一文，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反响。该文指出，西方民族很晚才登上历史舞台。西方的宗教、文化和科学（以及文明本身）都起源于东方。许多世纪以来，野蛮而贫穷的西方只能嫉妒地注视着东方。欧洲人在东方获得了代数、化学、物理和天文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在东方的影响下，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该文对所谓的主流世界历史叙事，尤其对“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历史提出了挑战，不啻是一把锋利的剑刺破了西方叙事谎言，为“重写世界史“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新古史辨与华夏复兴”学术论坛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召开的。论坛紧紧围绕“重写世界史”这个主题，分别从“现代人出东亚说”对文明史书写的重构、炎黄大战对世界历史的影响、青铜科技的源流史、以“稻作·聚落·礼制”重构中华万年文明叙事、以《易经》天下文明观考察江南文明的崛起、基于易理重写以中华文明连续发展为主线的全球史等不同主题展开，都体现了“辨源流、辨真伪、辨范式”的“新古史辨”精神。

1

远在美国的黄石教授给论坛提交了论文《分子进化理论转型中的智人起源与文明史研究》。

文中说，智人现代人有5万年左右的历史，智人最早的起源以及后续文明的发展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智人出自东亚的理论（出东亚说）与出自非洲的理论（出非洲说）分别建立在遗传多样性上限理论与中性理论这两种对立的分子进化范式之上。中性理论虽在西方主导下盛行近六十年，却已被大量实证研究证伪。近年来，古DNA的快速积累为重建人类演化与文明起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但若仍局限于中性理论对DNA分子的分析框架，则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历史的歪曲解读。西方学界及部分受其影响的中国学界，基于中性理论和古DNA所构建的文明史叙事，往往矛盾百出、缺乏科学合理性，并对全球学术界与公众造成误导。出东亚说与上限理论不仅在理论与实证层面上有力驳斥了出非洲说和中性理论的谬误，更为建立科学、真实的中华文明起源史提供了坚实基础。

他指出，西方学者通过把非洲设定为“人类唯一的起源地”，进而将欧洲定位为早于东亚的文明传递链，出非洲说事实上是助长了“文明西来说”的传播，为其提供了某种科学外衣。另外，通过“大家都是一样的非洲人”的叙事，实际上隐性地否定了任何民族有能力创造较为先进的传统文化，从而削弱了坚持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并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华文明复兴的进程。西方有意或无意间构建出对东方不利的人类学或历史学叙事已成为常态，这实际上是一种“思想殖民”。

以“出东亚说”与“遗传多样性上限理论”为代表的新体系正在崛起，这不仅意味着一场生物学与分子进化论上的科学革命，也预示着一场关乎文明史书写方式的根本重构。只有坚守科学理性，抛弃已经被反复证伪的中性理论旧体系，发展以遗传多样性上限理论与出东亚说为核心的新体系，才能重建真实的智人起源史和文明史，也才能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并最终造福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学与人类文明的学术研究不仅关乎真理，更关乎民族乃至人类整体的历史与未来。

2

金华山文化研究院院长施怀德主张“破西方范式迷思，立东方文明新论”，以“稻作·聚落·礼制”重构中华万年文明叙事。他提出以中国新石器时代（古国时代）考古实证为根基，以“稻作（天）·聚落（地）·礼制（人）”三才互构为核心，建构“东方文明范式论”，挑战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起源叙事，系统论证中华文明万年连续性的原生逻辑。

施怀德指出，“新古史辨”应继承顾颉刚学派的怀疑精神，但摒弃其“疏于读书、以西损东”的局限，强调考古实证与文献精研的深度融合。通过“辨源流”（厘清中华文明原生脉络）、“辨真伪”（破除西方标准桎梏）、“辨范式”（提炼东方文明特质）三大路径，揭示中国新石器时代（约11000-4000年前）作为中华文明“根脉时期”的历史地位 。核心突破在于将10000年前的上山文化（中华阴阳二元观念萌发期）与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华原创思想爆发期）定义为中华文明第一个“轴心时代”。这一论断以浙江浦江上山遗址的万年稻作遗存、河南贾湖遗址的龟甲刻符与七孔骨笛等实证为支撑，打破西方“青铜-文字-城市”三要素标准对文明起源叙事的垄断 。

上山桥头遗址的“天(十六芒太阳纹)-地(田字纹)-人(巫字纹)三才互证纹”与裴李岗文化的龟甲刻符、七孔骨笛，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礼制源头。龟甲“天圆地方”象征、骨笛“中和”音律追求，以及跨流域传播的“十六芒太阳纹”“八角星纹”，形成早期中国文化圈的精神纽带。这种“以玉事神、以礼治国”的传统，比西方“青铜-文字-城市”标准更深刻地揭示文明本质。

东方文明范式论的首要意义在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承认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和多线进化。中国文明以政治权威、礼仪制度和人与自然连续性为特征，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技术经济决定论的文明路径。这种多元文明观有助于消除文化霸权，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何炳棣的“中华文明土生说”从学术根源上批判“西方文明单一起源论”，其“东亚独立农业起源说”被纳入全球农业起源多中心论，为文明多样性提供了关键实证支撑。

东方文明范式强调“多元一体”“互动互鉴”和“五流共生”，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文明基础]。中国文明历来注重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而非冲突对抗，丝绸之路就是明证。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文明观更具现实意义。何炳棣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史前根源分析表明，中华文明从起源阶段就存在不同区域文化的交流融合，这种“和而不同”的发展逻辑，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互鉴”理念的历史原型。

他强调，“新古史辨”学派通过考古实证与理论创新，不仅将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至万年，更以“稻作-聚落-礼制”范式为全球文明对话提供中国方案。未来，该学派计划联合五大流域相关机构，开展“古国时代文明基因解码”工程，进一步揭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深层密码。

3

本次“新古史辨与华夏复兴”论坛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枕戈，提出以“炎黄大战”的视野来重新解释世界历史。他认为，“炎黄大战”发端于环洞庭湖地区，这不仅是理解华夏历史的关键，也是重新理解世界历史的重大开端事件。

中国史书载，炎帝和黄帝为俩兄弟，皆伏羲后人，隐喻着伏羲作为人类始祖，开启了渔猎时代的人类文明，他被称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而后人类从渔猎社会形态分化出来，一部分演进为农耕族群，另一部分演进为游牧族群。农耕族常被称为华夏族，其祖为炎帝；游牧族常被称为戎狄族，其祖为黄帝。华夏与戎狄分分合合，斗争又融合，是世界历史的常态。

《史记》从炎黄大战开始华夏历史叙事。司马迁说炎黄大战的原因是“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黄帝“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最后统一天下，入主中国。这种解释过于简单。历史的真相可能是，炎黄大战的本质是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对生存空间的争夺。虽然神农炎帝族群创造了世界历史公认最早的文明成果，但被黄帝游牧族群征服并抢夺其文明成果。

要理解世界史中的古埃及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必须重新理解神农炎帝。中国史书载，神农多至70世，炎帝8代。整个神农炎帝时代大致在10000-6000年前，农耕文明、天文历法主要是由神农炎帝创造的。两河流域、古埃及地区虽然很早就有人居住，但西方学者研究的结果，认为古埃及文明是受一种“外来精英”影响的，这些“外来精英”来自两河地区，古埃及文明崛起于5500年左右。而两河地区苏美尔人的来龙去脉也是一个历史之谜，来得很突然，消失得也几乎无影无踪。部分学者意识到苏美尔人来自东方的中国，苏美尔文明崛起于6000年左右。无巧不成书，和古华夏一样，这两个文明擅长于农耕技术、象形文字、天文历法，有礼仪制度，有服章之美，推崇“太阳崇拜”即有敬天信仰，信奉宇宙论秩序。古埃及被古希腊哲人称之为““道德秩序的典型”“善良社会的理想”，无疑是典型的华夏。他们的人种也以黄种人为主，苏美尔人自称“来自海上的黑头人”，可见苏美尔人是乘船来到两河地区的，和欧亚大陆骑马的印欧人不同。可以基本判断，古埃及人和苏美尔人都来自中国的南方，当是神农炎帝的后裔。

而要理解世界北方各种游牧暴力帝国包括后来的古希腊罗马文明，重新理解“黄帝”是关键。黄帝极有可能是世界游牧白人的祖先，但也可能是后世史家把白人整合到黄帝体系中——黄帝由“天下共主”变为“天下共祖”。在《史记》中，开篇讲“黄帝名曰轩辕”，黄帝与车辆、战车有关联。又讲黄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体现了战争游牧族群的特色。《山海经·大荒北经》曰：“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西方犬戎的祖先是黄帝。“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北方骑马族狄人的祖先也是黄帝。不管黄帝本人是白人，还是游牧白人被整合到黄帝体系中，都说明白人起源于中国，并曾大量活跃于中国历史舞台。如此，很多世界史问题可迎刃而解。

四川三星堆大立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一脸严肃而暗含杀气的神态，正是白人游牧族群即戎狄的生动写照。中国大西南的彝族中至今有不少白人，大西北的新疆尚多白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白人。

黑格尔之谓“世界历史从东往西”，更确切说是炎黄大战后，黄帝后裔的游牧白人族群驰骋于欧亚大草原，为生存而战，最后在欧洲获得“自由”的真谛，并主导了近代世界历史进程。

人类共有一个源头。从时间序列上来看，两河地区、地中海周围的人类和文明，都是中国炎黄大战后“溢出”来的。某种程度上，6000年前后的炎黄大战就是世界历史之始——农耕族和游牧族为争夺生存空间而爆发世界性大战。司马迁的《史记》从炎黄大战开始历史叙述包含了深刻的智慧。炎帝有8代，黄帝有10代，炎黄大战在中国本土可能爆发多次，延续多个世纪。但司马迁为了方便叙事，把这个过程简化为一次。一直到今天的中美之争，也可看作是炎黄大战。

沃格林认为“有多个平行的天下”，黑格尔说“世界历史自东向西”，把两者结合起来，可认为世界历史是自东向西展开的“多个平行的天下”， 依次为中国天下、两河天下、地中海天下。每个天下都包含了“华夏一戎狄”斗争又融合的互动模式。古华夏、苏美尔、古埃及是依次展开的华夏世界，主要是黄种人从事农耕和历法制作，信奉宇宙论秩序；而中国西北方的羌狄、两河的印欧人闪米特人、地中海的希腊罗马人犹太人等，依次展开为戎狄世界，主要是白种人从事游牧和战争，建立暴力帝国或创建一神宗教信仰。在这样的大框架里，不断完善细节，会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历史。

4

周行易先生参与论坛的主题也是“炎黄大战”，由此引发对“炎、黄、蚩”三祖地望的溯源问题。

他认为，“涿鹿之战”是我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场战争，大约发生在公元前三千纪。战争的双方是黄帝和炎帝、蚩尤，包括“阪泉之野”与“涿鹿之野”两次战役。关于这场战争的记述，见于《逸周书》《山海经》《左传》《史记》《列子》等诸多典籍。长期以来，学界大都认为这场战争发生在今河北涿鹿，然而这个认识是不正确的。

据有关材料显示，这场战争发生在长江中游大冶铜绿山一带，其动因是为了争夺铜绿山的铜矿资源。因此，这场战争的性质便已不再是两个族群为了传统生业而展开的战争，而是铜器时代和石器时代的第一次文化大碰撞，它预示着我国青铜时代的到来，其意义十分重大。

他指出，黄帝大战炎帝蚩尤的涿鹿、阪泉，在湖南湖北江西交界的幕阜山一带。《世本•居篇》记载：“涿鹿在彭城。”与铜绿山毗邻的阳新县大路铺遗址附近，犹有“彭城山”“彭城”“上彭城”“下彭城”等古村落名。“涿鹿”在不同文献中又记作“蜀鹿”“蜀禄”“独鹿”。在距离铜绿山不远的洞庭湖至梁子湖一带，今犹有蜀江、蜀湖、蜀山、独山、鹿山、鹿门等古地名。

他在该文中还论证了鲁和曲阜的地名都源于长江中游，湖北安徽江苏一直到山东皆有“鲁山”，曲阜实为长江南岸的幕阜。古地名有一个总源头，随人类迁徙而传播到四方。周行易认为这个总源头就在长江中游，即环洞庭湖地区。

比较距今7000年至5000年时所谓“仰韶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南方长江中游的高庙文化、柳林溪文化、大溪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凌家滩文化的文明程度，明显高于北方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彩陶的优势只是以其色彩艳丽的图案在视觉上给人以强烈震撼，其文化内涵远没有高庙文化、柳林溪文化、凌家滩文化的丰富与深刻。高庙文化、柳林溪文化、凌家滩文化所拥有的天文历法图像系统，代表着同时期东亚大陆文明的最高成就，是仰韶文化所无法企及、无法比拟的。仰韶文化亦并非一种游离于高庙文化之外的异质文化，在其艳丽的彩绘陶衣上，依然烙着高庙文化的八角星太阳历标志。

从城市文明视域看，仰韶文化的差距更为明显：东亚大陆最早的城址、中心城址和城址群，都是先在长江中游两湖平原出现，然后再向黄河中原地区推进的。黄河中原直至距今5300年时，才有了第一座城——郑州西山古城，其比长江中游的城头山古城足足晚了1000年。而且“规模甚小，毋宁视为一座设防的村寨。”

齐家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并非当地本土文化的自然延伸与发展，其玉器形制、猪骨葬俗、石头雕像，无不本自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传统。在中原地区，其时中原本土文化已褪去仰韶文化彩陶外衣，而多见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影子。

最后，他得出结论，最后自我消亡、没有参与中原文明进程的是仰韶文化彩陶——庙底沟文化的“玫瑰花”没有一朵存活在三代文明的土壤上，全部枯萎凋零。三代文明的玉器、青铜器承载的是中华先祖在南方悟到的“道”，铭记的是长江文明高庙文化图像系统的“祖神像”及其文化标识。因此，以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去生硬对接“炎、黄、蚩”三祖地望，是会出大问题的。对此，我们应当深刻反思。

5

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理事周洲基于《易经》天下文明观，考察江南作为华夏文明中心的崛起。

他指出，在20世纪考古学取得重大进展前，中华文明的宏大历史叙事长期受“中原中心论”支配——黄河流域被看作文明唯一的发源地，而江南地区则常被冠以“南蛮”之称，处于历史书写中的边缘位置。然而，随着郧县人、玉蟾岩、上山、良渚等遗址的不断发现，并结合《周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蕴含的动态文明观念，一幅更为宏大且多元的文明图景徐徐展开：江南凭借其延续百万年的人类活动史、领先万年的农业革命、独立成熟的神话政治叙事，以及开放包容的礼制创造，实现了从“文明源头之一”到“华夏中心区域”的全面演进。该地区不仅成为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结构中的重要支撑，更以“离火之明”般的开创性力量，推动中华文明不断向前发展。这一历程并非偶然，而是生动体现并践行了《易经》中“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天地之大德曰生”所揭示的文明发展逻辑。

《易经·既济卦》卦辞称“亨通，小而宜守正，初吉终乱”，描绘的是水火交融、各安其位的和谐状态，恰好对应江南先民利用自然的智慧：他们既依靠“坎水”灌溉稻田，又利用“离火”烧制陶器、清理田地（如“火耕水耨”），在“水”与“火”的动态平衡中实现了对自然资源的初步驯化。这类“坎离相济”的生态适应，为后来江南农业革命的展开埋下伏笔，也使其成为中华文明以农为本传统的重要发源地。

以《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动态文明观回望，江南作为华夏文明中心的兴起，并非历史偶然，而是天时（气候）、地利（地理）、人和（技术与信仰）共同催生的必然。它以百万年人类演进印证乾卦的生生不息，以万年农业革命诠释鼎卦的秩序构建，以帛书神话确立离卦的火德正统，以青铜玉礼践行泰卦的和而不同，最终在于中原的互动融合中，实现多元一体的文明升华。

江南文明的崛起，突破了“中原中心论”的单一历史叙事，证明中华文明是“多源共生、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江南并非中原文明的翻版，而是具备独立起源、完整脉络的文明主脉之一。从宋代理学（周敦颐、张栻、朱熹皆与江南深有渊源）的“太极图说”，到明代心学（王阳明生于浙江余姚）的“心即理”，再到明清江南经济重心（苏湖熟，天下足），江南文明的创新活力历久不衰，这正是《易经》“文明以止，人文也”的精义——文明非静止结晶，而是动态进程，于刚柔相推的变易中，持续实现自我超越。

6

《大易春秋》作者谷泽奇分享了他的“以易理分析的全球史”。

他认为，中国适中纬度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一带就是大陆与海洋相交的全球地理重心，阴阳二气相交汇融结之地，可以类比于来氏太极图中心那个圆点。亚欧大陆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活动舞台，可以类比于一个适合不同植物的大植物园或大果园，这个大植物园或大果园可以大致从中间两分为东半边、西半边，这个最大的植物园东半边先接受太阳的阳光照耀，阳气生发，西半边后接受太阳的阳光照耀，类似于一个大植物园或大果园下午的阳光照射的地方，相对阴性。所以，文明应该从东方大地先生长出来，传向西方，《易经》有一段“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其中第一句就是文明之光“光从中华来”的易理根据。

在大自然中有普遍的阴阳相对相成现象，如日月、昼夜、寒暑、男女等等，现代科学中有所谓双螺旋结构，实际上高度概括都是阴阳关系，形成的运动都是太极运动。人类文明也不例外，人类文明是从自然向社会延伸，是参赞天地化育。所以，既然地理上可以把亚欧大陆从中间二分为东半边和西半边，那么，东西方文明的互动生长就是人类文明的双螺旋结构，所以人们讨论文明总是东西方并提对举，现代又有伟人从《红楼梦》中引出一句，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

不过，东西方之间虽然地理上可以大体对半二分，发挥的作用却是有先后主次的，总体运动规则是从东方发生向西方运动，再回到东方螺旋上升，其间的兴衰可以类同于十二地支的生旺衰绝，不同地域国家就类同于不同地支的性质。而东方木火及中土有可再生性文明，发展有连续性，西方金如金属矿不可再生，国家衰败了不可复兴。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东方有一个文明大国，文明发展早又有连续性，总体趋势是螺旋上升不断壮大的。而西半边的民族兴衰是没有明显连续性的，即使照西方人写的历史看，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兴起了，衰败后基本就消失了，如所谓苏美尔、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

枕戈回应，“华夏一戎狄”斗争又融合的互动模式也可以看作一个阴阳太极互动模式。黑格尔说世界历史从东往西。他的逻辑出发点是“自由”。认为我们中国虽然是世界历史之始，但却是静止的，是“专制的”。而西方是“自由”的，越往西边越自由。他就是靠这么一个逻辑来叙述世界历史的。但我发现一个问题，他所说的“自由”，其实是游牧民族从东往西迁徙所体现的“自由”，游牧民族把“自由”看得最重要，没有迁徙怎么有自由？而华夏是讲“秩序”的，后来儒家发展出礼仪秩序。所以他说对了一面——世界历史是从东往西，但他完全用“自由”这个概念来主导世界历史的叙述，是有缺陷的。

回到《易经》里的阴阳互动理念，历史演进的逻辑根本不是全部围绕“自由”展开的，而是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耕民族之间形成了一种阴阳互动。而且这个模式也适用于两河流域，同样存在着阴阳互动——苏美尔人是农耕民族，北边的族群是游牧民族；古埃及地区也有这样的模式，是华夏和戎狄的互动。我们看到的世界历史发展，是依靠阴阳太极互动形成的螺旋式发展，也是从东往西推进。而这个动力源在中国的南方或大西南，具体说就是“炎黄大战”。

黑格尔作为西方哲学大家，说的话肯定有一定道理。他意识到文明确实起源于东方，然后再传到西方，但他把历史发展过于简化了，用“自由”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而且采用线性叙事。我们可以在他的基础上，借助我们的太极图、《易经》里的阴阳互动理念，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去丰富世界历史叙述的内容。原来我们中国有阴阳互动的模式，两河流域也有，地中海地区也有。这样，世界历史的叙述就更立体、更丰富了。

7

湖南工商大学王佩良教授通过青铜文明的起源和传播，阐述了他通过世界科技史展示的世界历史。

中国出土青铜器数量之巨大、种类之丰富、工艺之精湛，在全球独一无二，从铜矿遗址、冶炼炉埚、模范制作、冶炼配料、铸造方法、装饰工艺等方面可找到丰富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中国确实有过漫长而辉煌的青铜时代。

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出土的古代青铜器寥寥可数，相形见绌。有人曾戏言“西方出土的所有青铜器重量之和，不及中国一件鼎”，这一说法虽有夸张之嫌，也反映了中国与西方在青铜器出土数量上的显著差异。追溯历史，古埃及文明所在地区铜矿资源匮乏。在下埃及的马阿底文化中，出土了公元前4000年至3500年间的刮刀、鱼钩、别针和锛子等简易铜质工具。在上埃及的涅伽达文化II期中，发现了公元前3500年至3200年间的鱼叉、短剑、刀和针等实用铜质工具。古埃及本土出土的青铜器文物多为工具模型、发簪、挖耳勺、戒指和勺子等小型物品，总重量不超过3公斤。许多古埃及文物分散于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等，青铜器以小型雕像和工具为主，鲜见大型青铜器物。据统计，欧美各国博物馆现存古埃及青铜器4000多件，约为中国现存青铜器数量的0.3%。这说明在古埃及文明的生产生活中青铜器未占主导地位。

西方著作记载，两河流域在公元前六千年晚期进入铜石并用时代，5000至4000年前进入锡青铜使用阶段，即青铜时代。该地区既无铜矿也无锡矿资源，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少，体积小，类型简单。在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址中也未见坩埚残片、熔炉、炉渣等冶炼遗迹。西亚地区也未发现古锡矿。西方学者推测，西亚的锡矿石可能来源于阿富汗、英国、西班牙等地。然而，在车辆和畜力尚未普及的古代，人力运送数千公里以外的矿石显然不可能，而5000年前的长距离商业贸易更是难以想象。伊拉克的铜器文物同样稀少，欧美博物馆中的伊拉克文物多以泥板、浮雕、陶器为主，青铜器不多见。一个缺乏铜冶炼技术和资源的地区，自然难以将青铜器作为生产生活的主要器具。

在里海、黑海沿岸以及中亚地区所谓“青铜时代”的青铜器局限于武器和饰物等小型物件。这些青铜器在民众生产中未占核心地位，在上层社会生活中也不具备主导性。众所周知，西方出土的青铜器主要集中在武器、装饰品以及少量人像和动物雕塑上，而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类青铜器少见。由此可见，在西方古文明中并不存在一个青铜器在生产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时期，西方从未有过“青铜时代”。即使有一些小型零散的青铜器，也可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或者是西方模仿借鉴中国青铜冶炼工艺，而不是其原生发明。西方青铜冶炼工艺和青铜文化源自中国，西方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青铜时代”。

青铜文明的起源和传播，和黑格尔所说“世界历史自东往西”的方向也是一致的。

8

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肖敬东分享了“建木通天：伏羲文化从南方起源到北方融合”的主题。

近几十年湖南地区丰富的考古发现，特别是白陶祭祀礼仪用具的刻画符号体系进一步夯实了伏羲文化的南方根基。一直认为中国缺失5-10万年的现代人类活动化石遗迹，但早几年道县福岩洞发现的8 - 12万年前的完全现代形态人类牙齿化石，具有重大意义。在冰河期（7.7 - 1.2万年前），北方气候严酷，西伯利亚寒风肆虐，冰川广泛覆盖，人类难以大规模居住。而湖南地处北回归线附近，属于热带或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为早期人类活动提供了适宜的环境。福岩洞人类牙齿化石的发现，充分印证了冰河期时湖南作为人类核心活动区的地理优势，表明南方地区在人类演化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道县玉蟾岩（1.4万年前）出土的世界最早栽培稻和陶器，以及澧县八十垱（8000年前）、城头山（6500年前）形成的成熟稻作灌溉系统，为伏羲“定农时、创文明”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稻作农业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使得人类从采集狩猎生活逐渐转向定居农业生活，促进了人口增长和社会分工的发展。湖南作为“稻作之源”，拥有如此悠久且成熟的稻作文明，与伏羲传说中解决吃饭问题、奠定文明基础的事迹高度契合，进一步支持了伏羲文化南方起源的观点。

高庙遗址的白陶八角星纹、凤鸟獠牙符号，与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战国）的伏羲女娲图形成了一条清晰的符号传承链，证实南方是伏羲信仰的发源地。白陶八角星纹寓意着宇宙的神秘秩序，凤鸟和獠牙兽面符号则可能与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有关，这些符号反映了高庙文化时期人们的精神世界和信仰体系。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的伏羲女娲图及相关创世文字记载，是目前最早记载伏羲的文献之一，其出土于湖南，进一步表明南方地区在伏羲信仰传承中的重要地位。这些符号和图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承，展示了伏羲信仰在南方地区的深厚底蕴和广泛传播。 而马王堆汉墓的帛画伏羲女娲造像则更进一步证明了湖南作为伏羲源地的多维论证。

从高庙木梯到侗族鼓楼，从北斗星图到《周易》八卦，“建木精神”以“垂直超越性”贯穿中华文明史，成为“天人合一”观的物质与哲学基石。北方伏羲传说虽然在后世得到广泛传播，但其实为文化整合的结果，其根源仍在南方。伏羲文化的南北融合，展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体现了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9

民间学者杨文音认为，“冀州中土”是研究上古史的绝佳切入点。《史记》载：“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

上古时期，冀州代表中央之地，对应现代哪里？首先，中国古人认为“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九州之内，名为赤县；赤县之畿，起自冀州”。《淮南子·坠形训》明言，“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古籍明确记载，尧舜禹都住和定都在冀州，什么时候即位的都写得清清楚楚。同时又可以看到，尧逊舜、舜逊禹，都在“洞庭之野”。也就是说，舜即位是在洞庭之野。这就相当清晰了。

《庄子·天运》“（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路史》“虞帝逊禹于洞庭，张乐成于洞庭之野。”定位就在今天的湖南汨罗磊石山，同为中央土德的黄帝和舜帝不约而同地在这里奏乐。

上古讲究“以天象地”，这也是最科学的、符合当时华夏就是全球的事实，即天上的星名跟地上的地名是一一对应的，天上的翼宿对应地上的冀州（上古“冀”通“翼”）。翼宿的分野主要对应湖南湖北一带，如《滕王阁序》中所说的“星分翼轸，地接衡庐”。

华夏每逢最大级别的劫难，都是靠冀州承托起来的。清代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二》引《尚书正义》“古天子长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东汉卢植《冀州风土记》云，“唐虞以来，冀州为圣贤之泉薮，帝王之旧地”、“王畿所在”。冀州，是华夏的希望之地。

巧合的是，就在一百年内的世界大战，中华面临亡国灭种之灾的时刻，走上历史舞台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确实是洞庭湖湘江一带的湖湘文化滋养的人们。湖南今天是中国的心脏位置，上古时期也是冀州的主要构成之一。

10

著名自媒体大V、北京大学博士王诚提出，要从传统“华夷之辨”也就是天下世界观的视角，去观察当下的世界格局。他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新三国演义”，而应当用“中华与蛮夷”的视角来看待现在的时代——不是中美俄三国鼎立，而是中华与其他势力的区分。

若把今天的天下形势放在中国历史阶段里类比，非常像战国时代。战国有七雄，现在世界上的主要力量，也能大致对应“七雄”：中国如今好比“大秦”，美国好比“齐国”，日本国土较小，好比“燕国”；英法德这三个欧洲国家，类似“魏韩赵”——就像历史上“三家分晋”，从晋国分出来的三个诸侯国；印度则好比“楚国”。

在这七个“大国”里，中国经历了最彻底的革命，就像战国时代的秦国经历了最彻底的变革。中国近代革命史极其艰苦卓绝，100多年里牺牲了几千万烈士，这样的革命彻底激发了国家和人民的潜力，所以中国拥有最远大的前程和最大的潜力。而英法德是老牌帝国，虽已垂垂老矣、气数将尽，但目前仍有一定能量；日本则是“国虽小，心不小”，贪心不足，像“七十之虫，僵而不死”；印度历史悠久但存在腐败问题，不过人口众多，不可小视，印度可能是21世纪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或许再过10年就不再是中国的对手了。

首先要辨析的是“三国杀还是七国杀”。“新三国演义”的说法延续的是冷战思维，随着中华文化复兴、中国崛起，我们应该回归自古以来的“华夷之辨”与天下观。中国人从来不认为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这是近代才有的概念——从《诗经》《尚书》开始，《尚书》讲“协和万邦”，《诗经》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了汉代，也有“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的认知。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是近200年西方强加给中国的。

比如有个故事，19世纪80年代，李提摩太在山西传播西方文化（其实也是在窃取中国文化传到西方），他和一位卢生争辩鸦片战争相关话题，卢生把英国看作“蛮夷”，认为英国是叛逆、大逆不道，背叛了中国这个“宗主国”。但李提摩太无法理解，甚至把中国当作他的“半殖民地”，这就是两种完全不同价值观的冲突。

从文明源头来讲，真正的文明源头只有中华。当中华文明走向盛世时，文明的薪火会向遥远的地方散播；当中华走向衰势，或是王朝更替时，周边的“蛮夷”就会显得相对强大，进而进攻我们，但他们也可能保留一些中华此前的文化——就像孔子说的“礼失求诸野”。比如日本现在还保留着很多古老的文化，有些甚至是中国本土已经消失的：日本京都一半模仿长安、一半模仿洛阳，是按比例缩小后融合成的城市，而唐代的长安、洛阳早就消亡在战火中了。

若把人类历史比作天空，中国就是恒星、是太阳，韩国、越南、日本、缅甸等周边国家就是围绕太阳旋转的行星——这就是“中国中心论”，是“在中国发现文明”。丝绸之路就是这些“行星国家”围绕中国旋转的轨迹，千百年来，文明从中国不断洒向周边的“藩属国”“朝贡国”。丝绸之路不只是商业之路，更是征伐之路、教化之路：历史上，只要中华文明处于盛世，丝绸之路就会畅通，天下秩序稳定，商人、文人都能自由通行，没有盗匪；而当中国衰落时，丝绸之路就会关闭，沿途盗匪横行，各国还会设置关卡截留物资。

陆上丝绸之路对西方产生巨大影响，其实是在蒙元时期——蒙古西征把大量中国文化传到西方，成为西方后来崛起的基础；到了郑和下西洋，海上丝绸之路又给西方送去了世界地图、指南针、造船技术，这才让他们有了“发现新大陆”的可能。但“发现新大陆”这个说法本身带有殖民色彩和西方中心论，因为中国早就发现了那些地方，而且当时西方人连中国和印度都分不清，他们把整个远东统称为“印度”，哥伦布以为到了印度，才把美洲土著叫做“印第安人”，实际上他想找的是传说中“遍地是黄金”的中国（源自马可·波罗等人的描述）。

王诚认为，如果说中华是人类历史天空的恒星，那么西方列强就是人类历史天空的流星。而英国和美国只不过是这些流星里面最亮的两颗。早在西方崛起的启蒙时代，西方人巧妙地篡改了世界历史，以公元1500年为起点，将人类历史划为两载。前半段他们虚构了希腊和罗马帝国的辉煌历史，后半段则虚构了大地理大发现到文艺复兴、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历史，颠倒了世界历史。胡适之将历史视为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就是从西方引入过来的历史观，这是对历史的极不尊重。那么西方人这么处心积虑篡改人类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想要像中国一样做人类历史天空里的恒星。然而，一切都不过是徒劳，德法也好，英美也罢，终究不过是历史天空里的流星，一阵流星雨下过，我们看那天空，太阳还是太阳，仍然光芒万丈，而流星却不在了。流星雨和乌云永远也遮档不住太阳的光辉。

11

著名学者黄守愚认为，“湖南中心论”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但“中心论”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它的合理性在哪？ 之前看过一本书叫《信仰时代的文明》，里面专门研究上古时期，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神话里，都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2002年他在日本出过一本书，叫《生殖崇拜与中国青铜时代》，考证过“中国”的“中”的内涵意义。国内不少大学的所谓“正规学者”，特别推崇《剑桥中国史》，把它当经典，对那些研究本土历史的人根本不重视。这就是文化话语权、历史话语权的问题啊。我们探讨历史，不是要强迫什么，而是要追求真相、追求人类文明的真理，目的是昭示当代、引领未来。

之前日本学者沟口雄山评价中国古代文化，全用西方理论套中国文化，说“中国的天如何如何”。这么有名的学者，居然用西方体系评价中国文化，很麻烦。还有余英时，最不地道——马克思•韦伯写了资本起源相关的内容，他就照着模子抄，讲儒家和资本的关系，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算什么一流历史学家？

他强调，书写世界历史的意义太重大了，能给我们以信心和希望。过去，尤其是近代以来，身边很多人崇洋媚外。不少人现在对蒋介石翻案，可要是看了民国时期的报刊，会恨死他——1927年汪精卫他们“革命成功”后，第一件事就是禁止“过年”，“过年”就抓，商店关门过年就砸店、罚款，从1927年到1949年一直这么搞。后来才改成“过春节”，否则过年就是违法。还有废除中医、改革文字、取消旧礼，都是他们搞的，当时很多一流知识分子对中华文化根本没信心。鲁迅甚至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些事对我们的损害太大了，幸亏有电脑救了汉字——要是靠打字机，26个字母效率高，汉字这么多偏旁部首，早就被废掉了。

现在我们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太差了，身边搞理工科的人总说“物理学来自西方”“化学来自西方”。“我最近研究近代化工先驱范旭东，发现他那时候就说‘化学起源于中国的炼丹术’，西方的炼金术其实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化学、物理学的源头都在中国，只是这几十年来我们太被动，丧失了文化自信，言必称古希腊。我们希望将来有一天，能自豪地说‘言必称中国’，就像王佩良说的‘光从华夏来’，甚至‘光从湖南来’。”

12

广西学者李爱军认为，东方之根人文之源在“昆仑山”，而最早的昆仑山在广西恭城县一带。

他认为，关于中国现代人，西方学者一般认为距今6万年前非洲大陆的晚期智人走出非洲而来到东亚。而事实相反，湖南省南部都庞岭北的道县乐福堂乡福岩洞的现代人牙齿，距今约8万—12万年，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现代人遗牙。这里才是真正的现代人发源地。道县福岩洞处于远古昆仑山昆仑墟的北边一带，远古昆仑山昆仑墟的山川地理气候等，比道县福岩洞一带更优越，远古昆仑山昆仑墟的现代人，应该不会晚于昆仑山外的道县福岩洞人。

现代文明的出现特征有两大点：实物为陶器和稻作，文化为“易道”。

在烧制陶器方面，虽然道县玉蟾岩洞及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有距今2万年的陶出现，但昆仑墟人写的《山海经》载述，昆仑墟中先有熏土的壎民国，而后熏土的壎民易人迁至戏地才产生有摇民（即烧陶摇民，见《大荒东经》中），壎民国的壎民比烧陶摇民出现早，所以昆仑墟中的陶器，不会晚于道县玉蟾岩洞及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的陶物。这些陶器在多地岀现，说明当时人类已在迁徙交流中。壎民中的易人，即是有易理思维的有易人。

在稻作方面，湖南道县广东英德县都出现了距今1.4万年前的人工稻作，浙江上山遗址也出现了距今1.1万年前的人工稻作，这些多地稻作的出现，说明当时人类已在频繁迁徙交流。湖南道县至广东英德县的平坦水路是现在的茶江漓江桂江（珠江主干河道），远古昆仑墟处于茶江流域。昆仑墟的人工稻作，不会晚于湖南道县广东英德县的人工稻作。

中国南方远古昆仑墟为什么会成为东西方人类及文明发源地呢？近冰末时期距今约3万年左右，古人类都聚集在中国南方即昆仑山上。昆仑山人首先开始认识自然万物，明白了宇宙万物有正反阴阳两面性，故发明了《易》道哲理；在距今约2.5万年前左右 ，从树木树根中火后的泥巴获得启发，火后泥土会变硬，就用水合泥制成一些简单泥制品，放在柴草中熏烧，《山海经》 将此描述为壎民。距今2万年前有易道哲理的有易人迁居到昆仑墟中心，发明了摇动制陶，《山海经》 将其描述为“摇民”。地球上现代人类最早的《河图洛书》，在1.5万前就产生于昆仑墟中了，《河图洛书》是依昆仑墟渊呈四方形（今广西恭城县北四方形盆地），以《易》道哲理而创画出的。

远古昆仑山昆仑墟的“山海经”，即将以恭城版的《山海经》面世。这本书不仅揭秘东方现代人类文化之根，也涉及西方现代人类的文化之根文明之源。

13

湖南民间学者熊剑文认为，上个世纪顾颉刚主导的“古史辨”有负能量，即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以西损东，许多结论不合事实。“西方伪史论”是正能量超标，方向是对的，但过份地否定一切，也与事实不符。

当代的“新古史辨”，主要针对西方历史。起初，“西史辨伪”者，通过深入外国图书馆搜集大量一手资料，铁证“东学西渐”和西方人据东史而伪造西史，有理有据，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是后来的“西方伪史论”，全盘否定，视西史一切皆假，甚至认为古希腊及其历史人物都不存在，这就太偏颇了，怪不得被媒体封杀。

他提出“新古史辨”的几条重要原则。一是以习总书记“我国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之三史为纲领。二是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两个工程考古为框架。三是以王大有先生《三皇五帝时代》，枕戈先生《重写世界史》，和黄石教授“现代人出东亚说”，这三家之说为行动指南。总的目标不光辨伪还要证真，不仅辨证古史，还要延续今史，要在此基础上，重修一部以中华为主线的世界万年编年体史书（可先出简本）。

汉心教授认为，所谓“西史辨伪”可理解为互联网信息平权时代的“反建制和反西学主流”社会思潮，属于政治而非科学问题，揭批者的认真与严谨值得尊敬，但用力过度，跟撒谎成性的集团和玩家较劲则大可不必。

亨廷顿的预言需要严肃对待，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西史辨伪”思潮尽管不被一厢情愿、靠搬弄“洋奴哲学”讨生计的中国学者广泛承认，但肯定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据此，后来居上的中国既无须抄袭西式“殖民体系”跟风学坏，更不能悖逆中国政教文明扶困济弱、替天行道的历史正义，拧着其历史文化真假消耗太多。看清了列强擅用怪力乱神欺世盗名的把戏，更要肩负起黑暗的闸门，穿透时空，以中华实事求是之精神，再次担起重建新世纪文明系统的大使命。

总结

“新古史辨与华夏复兴”论坛由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金华山文化研究院、大同思想网等单位发起举办。

“新古史辨”针对的是20世纪“古史辨”运动。“古史辨”学派以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为核心，以疑古精神推动古史研究范式革新，但该学说在后世引发诸多异议，过度疑古割裂了中华文明的传承脉络。“新古史辨”是对“古史辨”的反动。

“新古史辨”，既针对顾颉刚的“古史辨”，梳理华夏历史文明的来龙去脉。而华夏历史就是世界历史之枢纽，故“新古史辨”也对世界历史辨伪存真，“重写世界史”。所以“新古史辨”和当今的“西史辨伪”也有内在关联，也可以说一源二流，有合有分，2017年长沙召开“古希腊文明是虚构还是中国移民创造”的主题活动，开了质疑西方历史之先河。“新古史辨”和顾颉刚的“古史辨”、何新诸玄识董并生为首的“西史辨伪”，都有内在关系。“新古史辨”以严谨的学术精神，取其合理处，弃其偏颇处，倡导文明对话，重写以华夏为主轴的连续的世界史。

以后将每年举办一次，把“新古史辨”精神传承下去，把“重写世界史”的事业延续下去。期待更多有志之士加入我们！

关于大同思想网： 大同思想网是由青年学者枕戈、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邹红艳律师等发起创办，于2012年9月1日在湖南长沙成立。网站以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实践法治中国为当下目标，弘扬王道文化、中道思想、大同理想，并希冀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大潮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势中，大同思想网主要关注儒释道为主的传统文化复兴及与西方文化比较和融合的大文化观，比如大陆新儒家和儒家宪政的议题等；关注重新书写世界历史和反思西方中心论背景下西方历史话语霸权的大历史观，比如世界文明源头和”新古史辨“等议题。同时关注国内国外的时政局势，特设置“时政观察”栏目，体现国学人士不尚空谈重经世致用的特征；关注近世和当代的历史人物，因“道以人传”，人物列传是史家之传统，特设置“人物春秋”栏目；另有文艺诗歌类的好文，亦欢迎各方人士赐稿。

来源：大同思想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