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父亲下葬那天，天空飘着细雨，可全村人排着长队从我家门口一直延伸到村口。我不解地问母亲：＂他活着时把村里人都得罪了，怎么死后全村都来送行？＂

无情却有情

父亲下葬那天，天空飘着细雨，可全村人排着长队从我家门口一直延伸到村口。我不解地问母亲：＂他活着时把村里人都得罪了，怎么死后全村都来送行？＂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用粗糙的手指轻轻擦拭着眼角的泪水，目光凝视着远方。

那是一九七八年的冬天，腊月的风刺骨地刮过田埂，连路边的狗尾巴草都冻得瑟瑟发抖。北风呜咽着穿过村口的老槐树，树叶早已落尽，光秃秃的枝桠在灰蒙蒙的天空中划出几道沧桑的痕迹。

我站在父亲的坟前，心中百感交集。王德清，我的父亲，生产队会计，一个瘦高个子，两撇八字胡，总戴着一副铁丝边的老花镜，村里人背地里都叫他＂铁面无私王＂。

记得那是七十年代初，文革的余波刚刚平息，生产队刚刚开始实行工分制。那时候，一个工分值几分钱，可对于农民来说，每一分都关系着全家人的口粮。

父亲作为会计，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戴着那副老花镜，在煤油灯下认真记录每个村民的工分。那本用粗麻线装订的工分簿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一丝不苟。

油灯的光晕中，父亲的剪影显得格外孤独。母亲常劝他：＂这么熬眼睛，早晚要瞎。＂父亲只是摇摇头，继续低头算账。

那时候，村里人都说我父亲＂抠门＂，因为他从不肯多记一分，哪怕是亲戚。村里的李老四是父亲的发小，有一次来求父亲多记工分，被父亲当场拒绝。

＂老王啊，咱俩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就帮帮忙呗，家里孩子多，日子不好过啊。＂李老四咧着嘴，笑呵呵地说。

＂老四，咱是发小不假，可公家的事不能马虎。你干一分给一分，多一分不行，少一分也不行。＂父亲的声音不高，却坚定如铁。

李老四脸上的笑容凝固了，悻悻地走了。从那以后，每次路上遇见，李老四都会装作没看见。

＂王德清，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近人情？＂我曾听见村长老李站在我家院子里大声质问。那天傍晚，炊烟袅袅升起，家家户户都在准备晚饭，香味飘散在空气中。

父亲刚从地里回来，衣服上还沾着黄土，手里拿着那本工分簿。听到村长的话，他顿了顿，慢慢转过身。

＂李队长，规矩就是规矩，你想多拿工分，就得多干活。＂父亲的声音不高，却坚定如铁。

＂你这个人，真是死脑筋！＂村长气得脸红脖子粗，＂整个村的人都恨你，你知道不知道？＂

父亲沉默着，只是低头擦拭着眼镜。我躲在门后，看着他瘦削的背影，像一棵倔强的老松树，挺立在风雨中。

我至今记得父亲被骂＂不懂人情世故＂那天的情形。那年大旱，老天爷足足三个月没下雨，田里的禾苗都蔫了，村里口粮紧张。生产队开会分粮食，村长提议给自己家和几个积极分子多分一些，被父亲当众拒绝。

村委会的房子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的，青砖灰瓦，屋顶歪斜，墙角爬满了青苔。会议室里挤满了人，汗味和土味混在一起，闷热难当。

＂宁可自己家少吃，也不能违背分配原则。＂父亲把工分簿重重地拍在桌上，声音在屋子里回荡。父亲说这话时，村长的脸黑得像锅底。

从那以后，两家成了死敌，村里人见了父亲也都绕道走。母亲常在夜里叹气：＂老王啊，你何必得罪那么多人？日子还长着呢。＂

昏黄的煤油灯下，父亲只是默默擦拭他那支用了十几年的英雄牌钢笔，不言语。那支钢笔是他最珍贵的宝贝，墨水都是他自己调的，每次用完都要仔细擦拭，收进一个绿色的布套里。

最让村里人怨恨的是集体猪场那件事。那是七五年，国家号召发展集体经济，村里打算扩建猪场。村长的远房亲戚在县城做建材生意，提出要给村里供应水泥。

＂这可是特价啊，错过了就没了。＂村长在大队部的院子里大声说，周围的人不住地点头。

父亲皱着眉头翻看了那份报价单：＂这水泥比市场价还贵三成，质量还没保证，我不同意。＂

＂王德清，你什么意思？存心跟我过不去是不是？＂村长拍着桌子，眼睛瞪得溜圆。

＂我只是按规定办事。＂父亲依然平静。

最终，村里还是从别处买了便宜的水泥。结果第二年猪场的墙因为质量问题倒塌了，死了好几头猪，村里人都把责任归咎于父亲的固执己见。

＂见了王德清，躲着走！＂这成了村里不成文的规矩。

那段日子，我上学路上常被其他孩子嘲笑。记得有一年春节，邻居家孩子喊我＂铁面无私的儿子＂，我气得直哭。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一个人走在田埂上，泪水模糊了视线。

村口的大喇叭正在播放《东方红》，刺耳的噪音混合着冬日的寒风，灌进我的耳朵。家家户户门前贴着大红的春联，唯独我家门口冷冷清清，连个拜年的人都没有。

回家后，我把书包重重地摔在地上，质问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大家都不喜欢你！我在学校都被人笑话！＂

父亲正在桌前算账，听到我的话，抬起头来。煤油灯的光映在他的脸上，我发现他的两鬓已经斑白。他放下手中的饭碗，眼神平静如水：＂做人，站得直行得正，问心无愧就好。＂

＂可是……＂我还想争辩。

＂你还小，有些事现在不懂，以后会明白的。＂父亲摸了摸我的头，转身去了后院。

那是父亲难得的温柔表现。平日里，他总是板着脸，很少表露情感。即使在家，他也常常一个人坐在屋后的老槐树下，望着远方出神。

想不到命运无常，父亲去年得了重病，不到半年就离开了人世。那段日子，我从城里赶回来照顾他。父亲瘦得只剩皮包骨，但眼神依然明亮。

村里的医疗条件有限，只有一个赤脚医生，简单的草药对父亲的病情无济于事。我和母亲想把他送到县医院，可父亲却摆摆手：＂别折腾了，回家吧。＂

他走得很安详，临终前抓着我的手说：＂不求人理解，但求无愧心。＂说完这句话，他就闭上了眼睛，嘴角带着一丝释然的微笑。

让我意外的是，父亲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村长竟然第一个登门吊唁。老李眼圈通红，对我说：＂你父亲是个好人，比我们都强。＂

我惊讶不已，不明白这个曾经与父亲水火不容的人为何会有这样的评价。正想问个明白，母亲却将我拉到一旁，递给我一个旧皮箱：＂这是你父亲留下的，他说等他走了，你才能看。＂

那是个陈旧的黑色皮箱，上面的搭扣已经锈迹斑斑。皮箱角落里还贴着一张发黄的纸条，上面写着＂1965年购于县百货商店＂。这是父亲唯一的奢侈品，平时连我都不允许碰。

那天晚上，堂屋里挤满了前来吊唁的村民，煤油灯发出昏黄的光，人影晃动。我躲在后屋，打开了那个皮箱。

箱子里是一摞发黄的日记和几沓收据。日记本是那种最普通的作业本，上面印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标语。翻开日记，密密麻麻记录着村里五户最贫困家庭孩子的学费支出，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持续了十五年。

＂李家老二考上了师范，学费120元，已交。＂

＂张寡妇的小闺女上初中了，书本费25元，已交。＂

＂刘家老三学习好，可家里困难，补助30元。＂

一行行工整的小楷，记录着这些平凡却暖心的事迹。收据上盖着县中学的公章，每一张都写着＂王德清代缴＂。这些收据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一起，用一根红线系着，显然是父亲精心保存的。

更让我震惊的是，日记里还记录着七三年那场大旱中，父亲如何悄悄从自家口粮中匀出一部分，在深夜送到村里几户老弱之家。

＂老张家孙子才三岁，不能没奶粉，送去细粮五斤。＂

＂刘寡妇一人带四个孩子，多给一斤米，一斤面。＂

＂李队长家里老人病了，偷偷放在他家门口一袋米。＂

字里行间，是父亲从未对外人展露的柔软。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常看见父亲深夜出门，背着一个布袋，我以为他是去生产队值夜，原来是去做这些事。

角落里还有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是几张发黄的照片。其中一张是父亲年轻时的合影，背景是村口的大槐树，父亲站在中间，笑容灿烂，旁边是村长和几个生产队的伙伴，勾肩搭背，无忧无虑。照片背面写着：＂1962年，青春正好。＂

我不禁泪流满面，原来父亲也曾经有过单纯的友谊和笑容。时光流转，世事变迁，是什么让他变得如此固执和冷漠？

次日清晨，村长的儿子老李家的小李来访。他两鬓斑白，眼神沧桑，是我儿时的玩伴，后来因为两家不合，渐渐疏远了。

他红着眼圈告诉我：＂七三年那场大旱，我爹差点饿死，是你爹半夜送来的粮食。他还让我爹发誓，绝不能说出去。＂

小李坐在我家的八仙桌旁，那是父亲结婚时的嫁妆，黄花梨木的，虽然陈旧但保养得很好。他端起茶杯，手微微颤抖：＂你爹表面冷，心里热啊。当年猪场的事，其实是我爹糊涂，后来才知道那水泥是坏的，你爹早就看出来了。＂

＂那您爹为什么不解释呢？＂我不解地问。

＂你爹说，大家伙不懂，解释也白搭，宁可自己背黑锅。＂小李叹了口气，＂这些年，他偷偷帮了多少人啊，可从来不让人说出去。＂

我想起父亲的那句话：＂做好事不图回报。＂原来不是说说而已。

母亲端来热茶，轻声说：＂你父亲一辈子就这样，做好事不留名，是他的原则。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但心里比谁都柔软。＂

＂可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哽咽着问。

母亲坐在炕沿上，一边用围裙擦着手，一边轻声说：＂你爹说，好事不能让儿女知道，怕你们骄傲。他常说，人这辈子，要对得起良心，不求掌声。＂

听着母亲的话，我仿佛看到了父亲深夜独自在村里小路上走的身影，月光下，他弓着背，悄无声息地把粮食放在困难户的门口，然后默默离开，不求回报，不求理解。

原来，那些被父亲暗中帮助过的人，早已将真相告诉了全村。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些年来，虽然表面上大家都对父亲避而远之，但心里却都明白他的为人。

＂你爹这辈子，认死理，倔脾气，可从来没做过亏心事。＂母亲用袖子擦了擦眼角，＂他这人啊，活着的时候不会说话，让人误会，死了反而让人明白了。＂

下葬那天，天空飘着细雨，仿佛在为父亲送行。我站在坟前，看着那条从家门口排到村口的长队，心中既痛又暖。

村长老李带头抬棺，他已经七十多岁，背有些驼，但步伐坚定。跟在后面的是村里的老老少少，有些人我甚至叫不出名字，但他们的眼睛都是红的。

我忽然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做人要像秋天的稻穗，越有分量，越懂得低头。＂雨水滴落在墓碑上，如同父亲无声的教诲。

棺木下葬后，村长走到我身边，递给我一个布包：＂这是你爹当年借给我家的钱，一直想还，他不收，说今后有机会帮我们就行。现在他走了，我得还给你。＂

我打开布包，是一沓发黄的人民币，有五十元面值的，也有一元、两元的，凑起来有二百多元，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村长接着说：＂你爹这一辈子，得罪了不少人，可帮的人更多。他就像个无情的菩萨，表面冷漠，心里热乎。我这辈子见过的人不少，像你爹这样的人，真是少见啊。＂

听着这些话，我心中百感交集。想起小时候，每当我惹了麻烦，父亲总是板着脸训我，从不表扬，搞得我一度以为他不爱我。

可现在我明白了，父亲用他特有的方式爱着每一个人，包括那些误会他的人。他像一棵老松树，外表粗糙，内心温暖，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土地和上面的人们。

回家路上，我看见村口的老槐树已经抽出了新芽，在春风中轻轻摇曳。那一刻，我明白了真正的无情，其实是最深沉的有情；真正的严厉，往往包含着最温暖的爱。

村口的大喇叭里，播放着《东方红》，这首在我儿时听了无数遍的歌曲，此刻显得格外亲切。我站在村口，望着远处的田野，阳光洒在新翻的土地上，泥土的芬芳扑面而来。

我想起父亲生前常坐的那棵老槐树，决定走过去看看。树下的石凳已经有些风化，但依然坚固。我坐在上面，感受着和父亲相同的视角。

从这里望去，能看到整个村子的风貌：低矮的土房，弯曲的小路，远处的青山，还有炊烟袅袅的村舍。我忽然明白，父亲为什么喜欢坐在这里了，因为这里能看到他守护的一切。

风吹过树梢，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父亲在低语。我闭上眼睛，仿佛看到父亲站在村口，背影挺拔如松，默默守望着这片他深爱的土地。

从父亲的故事中，我懂得了人生最深刻的道理：真正的爱，不一定表现在言语上，而是融入在点滴的行动中；真正的大爱，不求回报，不图名利，只为心中那份坚定的信念。

如今，每当我回到村里，总会去看看父亲的坟墓，也会在那棵老槐树下坐一坐。树依旧，人已非，但父亲的精神永远活在这片土地上，活在村民们的心中。

他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无私，什么是大爱，什么是真正的坚持。他的故事，像一颗种子，深深地埋在我的心中，滋养着我的灵魂，让我在面对人生选择时，总能想起那个严厉而慈爱的父亲。

无情却有情，这是父亲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