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星火照征程4：毛主席引领中国革命的实践探索与精神丰碑

摘要：1927年秋，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余部抵达井冈山时，面临的是极为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红军初期仅有千余人，装备多为步枪、梭镖甚至农具，且缺乏后勤补给；而国民党军队凭借正规编制、精良武器（迫击炮、机关枪）和充足粮弹，频繁对根据地发动“进剿”“会剿”。

第四章井冈山时期的游击战术体系：以弱胜强的军事智慧创新

1927年秋，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余部抵达井冈山时，面临的是极为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红军初期仅有千余人，装备多为步枪、梭镖甚至农具，且缺乏后勤补给；而国民党军队凭借正规编制、精良武器（迫击炮、机关枪）和充足粮弹，频繁对根据地发动“进剿”“会剿”。

在这种“敌强我弱”的绝境下，毛主席摒弃了照搬苏联“城市中心论”的军事教条，立足井冈山的地形特点（多山地、密林、峡谷）与群众基础，创造性地构建起一套以“灵活机动、依托群众”为核心的游击战术体系。这套战术不仅让红军在两年多的井冈山斗争中屡次以少胜多、化险为夷，更成为中国革命战争“人民战争”思想的源头，为后续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军事战略奠定了重要基础。以下从六大核心维度，结合具体历史实践展开详细阐述：

一、“十六字诀”：游击战的灵魂与基本原则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是毛主席在1928年春总结井冈山多次战斗经验后提出的游击战术总方针。这十六字并非抽象理论，而是针对红军“兵力弱、装备差、无固定后勤”的实际，精准破解“如何在强敌围剿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核心难题，每一字都凝结着实战的血泪经验。

1. 敌进我退：避其锋芒，保存有生力量

当时红军若与国民党正规军正面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毛主席提出“敌进我退”，核心是“不与强敌争一时之短长”，通过主动撤退将敌人引入对我方有利的战场。1928年2月，国民党军第27师师长杨如轩率两个团进攻宁冈，红军当时仅能集结三个营的兵力，且半数士兵手持梭镖。毛主席果断下令：“放弃宁冈县城，撤至井冈山腹地的砻市、茅坪一带。”敌军占领宁冈后，因不熟悉山地地形不敢深入，只能在县城及周边驻扎；而红军则在山区休整、补充兵力，待敌军锐气消磨后再寻战机。这种“退”并非溃败，而是“以退为进”——既避免了红军在不利条件下的伤亡，又为后续反击预留了空间，正如毛主席后来所说：“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保存自己才能更好地消灭敌人。”

2. 敌驻我扰：以小打大，瓦解敌军士气

敌军进驻根据地后，往往因“水土不服”（不熟悉地形、缺乏群众支持）陷入被动。毛主席抓住这一弱点，提出“敌驻我扰”，通过小规模、高频次的袭扰，让敌军“睡不好、吃不安”，逐渐消耗其战斗力。1928年5月，国民党军一个团进驻永新县城，红军派出多个10人左右的游击小组，夜间绕到敌军营地外围：有的用鞭炮冒充枪声，在东门外燃放；有的袭扰敌军后勤仓库，点燃仓库外围的草垛；有的在城墙下喊话，宣传“红军为穷人打仗，缴枪不杀”的政策。连续三夜的袭扰后，敌军士兵疲惫不堪，甚至出现逃兵；负责后勤的士兵因害怕被袭，不敢外出采购粮菜，只能靠随身携带的干粮充饥。这种“扰”看似规模小，却精准打击了敌军的心理防线与后勤保障，为后续集中歼敌创造了条件。

3. 敌疲我打：抓准战机，集中兵力歼敌

当敌军因长途奔袭、频繁被扰而疲惫时，毛主席强调“敌疲我打”，此时红军迅速集中分散的兵力，以“局部优势”打击敌军的薄弱环节。1928年6月，国民党军杨如轩部再次“进剿”井冈山，敌军两个团从吉安出发，长途行军三天抵达龙源口，此时士兵已人困马乏，且因沿途群众坚壁清野，只能靠少量干粮充饥。毛主席判断“敌军已疲”，立即下令分散在永新、遂川的红军迅速集结，共集中四个营的兵力，在龙源口峡谷设伏——这里两侧是高山，中间仅有一条小路，适合伏击。当敌军进入峡谷后，红军从山上发起猛攻，敌军因疲惫不堪、队形混乱，根本无法组织有效抵抗，最终被歼灭一个团，缴获步枪数百支、迫击炮两门，这就是著名的“龙源口大捷”。此役正是“敌疲我打”的经典实践：通过消耗敌军体力与意志，将“敌强我弱”转化为“局部我强敌弱”。

4. 敌退我追：乘胜追击，扩大作战成果

敌军撤退时，往往因士气低落、队形松散，成为红军扩大战果的最佳时机。毛主席提出“敌退我追”，要求红军不恋战、不松懈，趁敌军撤退时果断追击，夺取物资、俘虏敌兵，进一步削弱敌军实力。1928年8月，国民党军因“围剿”井冈山失利，从宁冈向吉安撤退。毛主席下令红军分两路追击：一路沿赣江支流追击敌军主力，另一路袭扰敌军后卫部队。追击过程中，红军不仅缴获了敌军携带的粮食、弹药，还俘虏了百余名敌兵——这些俘虏经教育后，不少人加入红军，成为补充兵源的重要来源。毛主席后来总结：“追击战的关键是‘快’，不给敌人重整旗鼓的时间，让胜利成果最大化。”

“十六字诀”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军事辩证法：既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又不被动妥协，通过灵活转换“退、扰、打、追”的战术，将敌军的“强”转化为“疲、乱、弱”，将红军的“弱”转化为“灵、快、聚”。这一战术后来不仅成为红军的核心作战原则，更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战”、解放战争时期的“运动战”中不断发展，成为中国革命军事思想的重要基石。

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军事与群众的辩证统一

在井冈山斗争中，毛主席深刻认识到：游击战争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群众工作的延伸——没有群众的支持，红军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若只做群众工作、忽视军事斗争，根据地又会被敌军摧毁。因此，他提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战略思想，实现了“军事斗争”与“群众动员”的有机结合。

1. 分兵以发动群众：把革命火种播撒到乡村

井冈山根据地初期，许多农民对红军并不了解，甚至因国民党的宣传而心存畏惧。毛主席提出“分兵发动群众”，要求红军在无战事时，分散成若干小分队，深入乡村开展工作，将“军事存在”转化为“群众认同”。1928年1月，红军进驻遂川后，毛主席将部队分成六个小分队，每个小分队由一名党员干部带领，分别前往草林、大坑、于田等乡镇。小分队的任务有三项：一是宣传革命道理，通过贴标语、开群众大会，用方言讲解“打土豪、分田地”的意义，比如在草林镇，红军干部用“地主有千亩田，农民无立锥地”的对比，让农民明白革命的目的；二是组织农民协会，选拔当地贫苦农民中的积极分子，成立乡农会，比如在大坑乡，帮助农民李四保成立农会，领导农民斗争当地地主；三是开展土地革命，丈量地主土地，按人口分给农民，比如于田乡共分田3000多亩，800多户农民获得了土地。

分兵发动群众的效果极为显著：仅一个月，遂川就有2000多名农民报名参加赤卫队（根据地的地方武装），为红军提供粮食5万多斤；许多农民主动为红军传递情报、掩护伤员，比如草林镇的农妇王桂英，多次冒风险将情报藏在鞋底，送到红军驻地。毛主席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分兵的意义，在于让红军与群众‘零距离’，群众从‘怕红军’变成‘爱红军’，这才是游击战争最坚实的基础。”

2. 集中以应付敌人：以“聚”破“散”的战术转换

当敌军发动“进剿”时，分散的红军小分队必须迅速集中，形成拳头力量——这是“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核心。1928年7月，国民党军调集六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七月会剿”，敌军分三路进攻永新、宁冈、遂川。当时红军的小分队还分散在各地开展群众工作，毛主席立即下达“集中令”：要求草林的小分队1日内赶到永新县城附近，大坑的小分队2日内赶到五斗江，于田的小分队3日内赶到龙源口。为确保集中速度，群众主动提供帮助：有的农民用自家的扁担帮红军挑武器，有的用渔船接送红军渡过赣江支流，有的充当向导，带领红军走山间近道。短短3天，分散的红军就集中了四个营的兵力，在五斗江首先击溃敌军一路，随后又转兵进攻永新，打败敌军另一路，最终粉碎了“七月会剿”。

这种“分兵—集中”的灵活转换，既保证了群众工作的深度——红军能深入每个乡镇动员群众，又确保了军事斗争的强度——面对敌军时能形成局部优势。正如毛主席所说：“分兵是为了更好地集中，发动群众是为了更好地打仗，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促进的。”这一思想后来发展为“人民战争”理论的重要内容：军队既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宣传队，军事斗争与群众动员相辅相成。

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游击战争的“战略依托”

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明确反对“流寇主义”——即不建立根据地、靠劫掠为生的游击方式。他认为：“游击战争必须有巩固的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家一样，有家才能休整、补给、发展，否则就会像无根的浮萍，迟早会被风吹散。”因此，他在领导游击战争的同时，全力建设井冈山根据地，使其成为红军的“后方基地”“补给站”“练兵场”。

1. 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为游击战争提供“政治支撑”

1928年5月，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宁冈茅坪成立，这是井冈山根据地的最高政权机关，由农民代表、工人代表、红军代表共同组成。政权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在政治上，废除国民党的保甲制度，实行工农兵民主选举；在经济上，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取消苛捐杂税；在文化上，开办列宁小学，免费让农民子女读书。这些政策让根据地群众真正感受到“自己当家作主”，比如宁冈县大陇乡的农民李开昌，过去因交不起地租被地主逼得家破人亡，分田后不仅有了土地，还被选为乡农会主席，他逢人就说：“红军来了，我们穷人才有了活路。”

政权建设的意义在于：它让游击战争从“红军的单独行动”变成“根据地军民的共同行动”。当红军外出作战时，根据地政权组织群众支援前线——农会负责筹集粮食，妇女会负责缝补衣物、护理伤员，少先队负责站岗放哨。1928年黄洋界保卫战时，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组织了2000多名群众，为红军运送弹药、设置障碍，正是这种“政权组织群众、群众支持红军”的模式，让红军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仍能获胜。

2.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为游击战争提供“物资保障”

井冈山根据地地处山区，经济落后，红军初期面临“缺粮、缺盐、缺药”的困境——有时士兵只能靠红米饭、南瓜汤充饥，伤员因缺乏药品只能用草药治疗。为解决这一问题，毛主席领导根据地开展经济建设：一是发展农业生产，组织红军帮助农民耕种、收割，比如1928年春耕时，红军抽出一半兵力，帮助永新县农民开垦荒地2000多亩，还推广了水稻增产技术；二是开办合作社，成立“井冈山供销合作社”，组织群众将多余的粮食、茶叶集中起来，与外界交换盐、布、药品等物资——当时合作社通过秘密渠道，从湖南衡阳换回了300多斤盐，缓解了红军的“盐荒”；三是创办军工企业，在茨坪建立了红军修械所，修理缴获的步枪、制造梭镖、手榴弹，虽然设备简陋，但每月能修理20多支步枪，为游击战争提供了武器补充。

这些经济建设措施，让根据地逐步实现了“自给自足”：1928年下半年，红军的粮食基本能满足需求，盐、布等物资也有了稳定来源；伤员在根据地的小井红军医院得到护理，治愈率达到60%以上。正如红军战士回忆：“有了根据地，我们打仗时心里就有底，知道打完仗后有地方休整，有群众照顾，不像以前那样东奔西跑、没着没落。”

3. 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建设：为游击战争提供“兵力补充”

毛主席深知：仅靠红军正规军无法应对敌军的频繁“围剿”，必须建立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形成“正规军+地方武装+群众武装”的三层军事体系。在他的指导下，井冈山根据地成立了赤卫队（由青壮年农民组成，配备步枪、梭镖）、少先队（由青少年组成，负责站岗放哨、传递情报）。这些地方武装平时从事生产，战时配合红军作战：赤卫队熟悉地形，能为红军带路、侦察；少先队则负责封锁消息、监视敌军动向。1928年6月，国民党军进攻龙源口时，宁冈县赤卫队200多人配合红军作战，在山间设置竹钉阵、滚石，迟滞敌军进攻；遂川县少先队则在敌军后方燃放鞭炮，冒充红军主力，迷惑敌军。

地方武装不仅是红军的“助手”，更是红军的“兵源储备库”——许多赤卫队员在战斗中表现英勇，后来加入红军，成为正规军的骨干。1928年，井冈山根据地共发展赤卫队1.2万多人，少先队8000多人，其中有3000多名赤卫队员加入红军，使红军的兵力从初期的千余人发展到5000多人，为游击战争的持续开展提供了兵力保障。

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巧”破“强”的实战智慧

在井冈山的游击战争中，毛主席始终强调“灵活机动”，反对“死打硬拼”，主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通过“避实击虚”“诱敌深入”“声东击西”等战术，将地形优势、群众优势转化为作战优势。1928年8月的黄洋界保卫战，就是这一战术思想的经典实践。

黄洋界位于井冈山主峰北侧，是井冈山的重要哨口，这里地势险要：两侧是悬崖峭壁，中间仅有一条狭窄的石阶路，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1928年8月，毛主席、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前往湘南，井冈山仅留下红三十一团一营（不足500人）驻守，国民党军趁机派出一个团（约1000人）进攻黄洋界，企图一举占领井冈山。

面对“敌众我寡”的局面，留守红军按照毛主席“诱敌深入、利用地形”的战术部署，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设置障碍，在石阶路两侧的山林中埋下竹钉（将竹子削尖，用火烤硬，插入土中，顶端露出地面），在悬崖边堆放滚石、原木，当敌军进攻时，可通过推滚石、原木迟滞其行动；二是分兵防守，将部队分成三个小组：一组在哨口正面防守，用步枪、手榴弹打击敌军；一组在两侧山林中游击，用冷枪袭扰敌军；一组负责与山下群众联系，获取情报、接收支援；三是巧用武器，红军仅有一门迫击炮，且只有三发炮弹，战士们将迫击炮架在哨口附近的制高点，瞄准敌军可能集结的区域。

8月30日清晨，敌军开始进攻：先头部队刚进入竹钉阵，就有几十人被竹钉扎伤，队形大乱；随后红军推下滚石、原木，敌军又伤亡数十人，进攻被迫暂停。中午，敌军集中兵力再次进攻，红军正面部队顽强抵抗，两侧游击小组则从山林中射击，敌军始终无法靠近哨口。下午，红军战士将仅有的三发迫击炮炮弹装入炮膛，第一发炮弹因受潮未炸，第二发炮弹落在敌军队伍中，炸伤数人，第三发炮弹则精准击中敌军设在山下的指挥部——敌军误以为红军主力已返回井冈山，害怕被包围，当晚就下令撤退。

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不仅靠红军的英勇抵抗，更靠“灵活机动”的战术：通过“诱敌深入”，将敌军引入地形复杂的哨口，使其优势兵力无法展开；通过“避实击虚”，不与敌军正面硬拼，而是用障碍、冷枪消耗敌军；通过“巧用武器”，以少量迫击炮打击敌军要害，瓦解其士气。正如毛主席在《西江月·井冈山》中所写：“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这正是对灵活战术的生动写照。

除了黄洋界保卫战，毛主席还在草市坳战斗中运用“声东击西”的战术：1928年6月，国民党军一个旅驻守吉安，毛主席假装派红军进攻吉安城，吸引敌军主力回防；实际则率红军主力隐蔽行军，进攻吉安附近的草市坳——这里是敌军的后勤基地，仅有少量兵力防守。红军一举攻克草市坳，缴获粮食20万斤、步枪100多支，随后又趁吉安敌军回防不及，主动撤退，既夺取了物资，又避免了与敌军主力决战。这种“声东击西”的战术，让敌军“疲于奔命”，始终无法掌握红军的真实动向。

五、重视情报与群众支持：游击战争的“生命线”

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多次强调：“游击战争的胜利，离不开两件事：一是准确的情报，二是群众的支持。没有情报，就像瞎子走路；没有群众，就像鱼儿离水。”因此，他始终将“情报工作”与“群众工作”作为游击战争的重要保障。

1. 依靠群众构建情报网络

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了一套以“群众为主体”的情报网络：每个村都设有情报员，由当地贫苦农民担任，他们熟悉地形、了解民情，能及时掌握敌军的动向。情报员传递情报的方式极为隐蔽：有的用“鸡毛信”（在信上插一根鸡毛，表示紧急），有的用暗号（比如在村口的老槐树上挂一个篮子，篮子里有鸡蛋表示“敌军没来”，没鸡蛋表示“敌军来了”），有的则假装走亲戚，口头传递情报。

1928年9月，国民党军计划从湖南茶陵进攻井冈山，茶陵县的情报员得知后，连夜赶路，翻山越岭来到井冈山红军指挥部，报告了敌军的兵力、行进路线、出发时间。毛主席根据这一情报，立即调整部署，派红军在敌军必经的坳头垅设伏，最终击溃敌军，缴获步枪200多支。事后，毛主席说：“这次胜利，首先要感谢情报员，是他们让我们提前知道了敌军的底细，才能打有准备之仗。”

除了固定情报员外，根据地的群众也主动为红军提供情报。比如永新县的农民刘老汉，一次在山上砍柴时，看到敌军的侦察兵在勘察地形，他立即放下柴刀，抄近路跑到红军驻地报告；还有遂川县的妇女张二嫂，敌军士兵向她打听红军的位置，她故意指错方向，将敌军引到深山里，为红军转移争取了时间。正如毛主席所说：“群众是最好的情报员，他们遍布根据地的每个角落，敌军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2. 群众支持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在井冈山斗争中，群众不仅为红军提供情报，更在物资、人力上全力支持。红军缺粮时，群众将自家的粮食捐出来，甚至自己吃野菜；红军缺盐时，群众将藏在地下的盐挖出来，送到红军驻地；红军伤员需要护理时，群众主动腾出房屋，用草药为伤员治疗。

小井红军医院是井冈山时期的重要医疗机构，共有30多名伤员在这里治疗。医院的药品极为匮乏，群众就上山采草药，比如用金银花消炎、用艾草止血；伤员的饮食需要照顾，群众就轮流为伤员送饭，有的送鸡汤，有的送鸡蛋；敌军搜查医院时，群众将伤员转移到山洞里，用稻草覆盖洞口，保护伤员安全。1928年12月，国民党军进攻小井红军医院，30多名伤员因来不及转移被俘虏，但群众始终没有透露伤员的藏身之处，最终这些伤员虽然牺牲了，但群众保护伤员的精神却永远流传。

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写道：“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在井冈山，红军与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红军帮助群众耕种、收割，群众帮助红军缝补、运输；红军保护群众的利益，群众支持红军的斗争。这种“军民鱼水情”，成为游击战争最坚实的基础——敌军虽然装备精良，但始终无法深入根据地，因为他们走到哪里，都受到群众的抵制；而红军虽然装备简陋，却能在根据地内自由行动，因为他们走到哪里，都能得到群众的支持。

六、政治建军与军事民主：打造“新型人民军队”

毛主席深知：游击战争的胜利，不仅需要灵活的战术，更需要一支有信仰、有纪律、有战斗力的军队。因此，他在井冈山时期通过“政治建军”与“军事民主”，将秋收起义余部改造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为游击战争提供了组织保障。

1. “支部建在连上”：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927年9月的三湾改编中，毛主席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在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建立党小组，营以上建立党委，连以上配备党代表。这一制度从组织上确保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过去，军队的指挥权集中在少数军官手中，士兵缺乏思想引领；而“支部建在连上”后，党员深入基层，既能传达党的政策，又能在战斗中带头冲锋，成为士兵的榜样。

在井冈山的战斗中，连队党支部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红三十一团一营二连，在黄洋界保卫战中，党支部组织党员成立“冲锋队”，带头冲向敌军；党员战士王占元，在弹药打光后，用梭镖与敌军搏斗，最终牺牲；党支部还在战斗间隙开展思想工作，鼓励士兵克服困难。正如二连的士兵回忆：“有党支部在，我们就有主心骨，哪怕兵力再少，也有信心打赢。”

“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彻底改变了旧式军队的弊端，使红军成为“党指挥枪”的革命武装，为游击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政治保证。后来，这一制度成为人民军队的根本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2. 官兵平等与军事民主：激发士兵的战斗力

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坚决反对军阀习气，实行“官兵平等”：军官与士兵同吃同住，没有特殊待遇；士兵有发言权，对部队的作战、生活有建议权。红军还成立了“士兵委员会”，由士兵选举代表组成，负责监督军官、讨论部队事务。

在生活上，毛主席、朱德等领导人与士兵一起吃红米饭、南瓜汤，一起挑粮——井冈山有一条“挑粮小道”，毛主席、朱德经常与士兵一起，从宁冈挑粮到茨坪，每次挑着几十斤的粮食，走十几里的山路。士兵们看到领导人这样，都深受感动，纷纷表示：“首长和我们一起吃苦，我们更要好好打仗。”

在军事上，红军实行“军事民主”：每次战斗前，连队都会召开“诸葛亮会”，让士兵一起讨论作战方案。比如在进攻遂川县城前，红二十八团召开会议，士兵们提出“先袭扰敌军后勤，再攻城”的建议，被指挥员采纳，最终顺利攻克遂川。这种“军事民主”，让士兵感受到“自己是军队的主人”，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战斗力。

3.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赢得群众的信任

为了规范军队行为，赢得群众信任，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些纪律看似细微，却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利益：“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些规定让群众感受到红军是“为穷人打仗的军队”，而不是像国民党军那样“抢、拿、卡、要”。

有一次，红军战士小李在帮群众收割水稻时，不小心损坏了一把镰刀，他立即用自己的津贴赔偿了群众；还有一次，红军部队借住群众的房屋，离开时不仅打扫干净，还将门板、铺草归位——群众看到后，感动地说：“红军真是仁义之师，比自家孩子还贴心。”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不仅规范了红军的行为，更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与支持。正如毛主席所说：“纪律是军队的命脉，也是军民关系的纽带。有了严明的纪律，群众才会信任我们、支持我们，游击战争才能开展下去。”

总结

井冈山时期的游击战术体系，是毛主席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这一体系以“十六字诀”为核心，以“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为战略，以“巩固的根据地”为依托，以“灵活机动的战术”为手段，以“情报与群众支持”为保障，以“政治建军”为基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游击战争思想。

这套战术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不迷信“武器决定论”，而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敌强我弱”的劣势转化为“灵活机动、群众支持”的优势；它不仅关注“如何打仗”，更关注“为谁打仗”，通过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让游击战争成为“人民的战争”。正是依靠这套战术思想，红军在井冈山的两年多时间里，屡次粉碎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在绝境中站稳了脚跟，为中国革命保存了珍贵的火种。

井冈山时期的游击战术思想，不仅指导了井冈山斗争的胜利，更成为中国革命军事思想的重要源头。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提出“持久战”战略，进一步发展了游击战理论；在解放战争时期，这套思想又演化为“运动战”的重要原则。即使在今天，井冈山时期的战术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所蕴含的“实事求是、灵活创新、依靠群众”的精神，仍是我们应对复杂挑战、实现目标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