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大寨就在这山下边..."这首传唱半个多世纪的民谣，至今仍在太行山深处回响。虎头山脚下的这片土地，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却承载着中国农业史上最浓墨重彩的篇章。180多户人家，520余口人，在贫瘠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用铁锹和扁担书写了改变命

"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大寨就在这山下边..."这首传唱半个多世纪的民谣，至今仍在太行山深处回响。虎头山脚下的这片土地，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却承载着中国农业史上最浓墨重彩的篇章。180多户人家，520余口人，在贫瘠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用铁锹和扁担书写了改变命运的传奇。

1964年，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一夜成名，成为那个火红年代的精神图腾。三战狼窝掌、修建梯田、引水上山...大寨人战天斗地的故事通过报纸、广播传遍大江南北，吸引着数以万计的参观者跋山涉水前来取经。

从领导人到普通农民，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到非洲留学生，不同肤色、不同身份的人们在这里寻找着改变农业面貌的答案。如今，当年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已化作博物馆里的老照片，但虎头山上的层层梯田依然在诉说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走在石板铺就的村道上，供销社门楣上褪色的标语、礼堂里斑驳的奖状，都在提醒着来访者：这里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代人共同记忆的载体。

太行山腹地的大寨村，静静地卧在虎头山脚下，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岁月的沧桑。站在村口放眼望去，七沟八渠一面坡的地形尽收眼底，那些挂在陡坡上的梯田，像是一道道刻在山体上的年轮。老人至今还记得，当年村里的700亩耕地被分割成4700多块，最大的不过三亩，最小的只能种下几棵玉米。这些支离破碎的"巴掌田"、"簸箕地"，在干旱时节黄沙漫天，雨季来临又会被山洪冲刷得面目全非。老人们常说，那时候种地就像在石头缝里抠粮食，辛苦一年打下的粮食还不够填磨盘眼儿。

1953年的春天，刚当选村支书的陈永贵带着党支部成员走遍了村里的每一条山沟。他们在狼窝掌的乱石滩上蹲了整整一天，看着这条三里长、两丈多宽的山沟在暴雨季节变成吞噬庄稼的"恶龙"。村里的老人们说，这条沟之所以叫狼窝掌，不仅因为常有野狼出没，更因为它的凶险堪比饿狼。每当山洪暴发，湍急的水流能把磨盘大的石头抛上山梁，这样的地方根本没法耕种。

第一次向狼窝掌宣战是在1955年冬天。天还没亮，全村男女老少就扛着铁锹、背着箩筐来到沟里。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里，人们的手冻裂了，就用布条缠上继续干；石头太重抬不动，就用木杠一点点撬。整整一个冬天，他们在沟里垒起了25道石坝，填进去几万方黄土，硬是在乱石滩上造出了30亩梯田。

来年春天，新垦的土地上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村民们高兴得在田间地头唱起了梆子戏。可惜好景不长，盛夏的一场暴雨让所有人的希望都化为了泡影。山洪像脱缰的野马冲垮了石坝，新造的梯田被撕得粉碎，连地里的庄稼苗都被冲得干干净净。

望着满沟的狼藉，有些社员蹲在地头直掉眼泪。但陈永贵带着党支部成员仔细查看了每一处被冲毁的坝体，发现失败的原因是石坝根基太浅。第二年冬天，他们改良了施工方案，把坝基挖到冻土层以下，用石灰掺黏土夯实基础。这次他们在沟里建起了38道石坝，每道坝都像城墙一样坚固。然而老天爷似乎存心要考验大寨人的意志，1957年的暴雨来得更加凶猛，新修的工程再次毁于一旦。

接连的失败让部分社员打起了退堂鼓。村里开始流传"狼窝掌是龙王爷的饭桌，凡人动不得"的说法。关键时刻，党支部在打谷场上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陈永贵指着被冲垮的坝体说："大家看看这些石头，洪水能冲走它，却冲不走它身上的棱角。我们大寨人，就要做这样的石头！"

第三次治理狼窝掌的战斗打响了。这次他们请来了县里的水利技术员，采用拱形坝设计增强抗洪能力。数九寒天里，社员们把家里的门板都拆下来挡风，妇女们把热乎的玉米面饼子揣在怀里送到工地。经过测量，他们发现前两次失败是因为低估了山洪的冲击力，这次每道坝都加厚了基础，坝与坝之间还设计了缓冲池。1958年夏天，当暴雨再次来袭时，新修的42道拱形坝稳稳地守住了阵地。洪水过后，沟里的梯田完好无损，金黄的谷穗在阳光下泛起波浪。

十年造地规划期间，大寨人总共治理了7条山沟，搬掉了1200多个土包，砌起了1800多道石坝，把4700多块零散土地连成了800多块梯田。最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发明的"海绵田"——在土层下铺设秸秆和农家肥，既保墒又增肥。

到1962年，大寨的粮食亩产从不足100公斤提高到250公斤，这个数字在当时贫瘠的太行山区堪称奇迹。虎头山上的层层梯田，不仅改变了大寨人的生存条件，更成为那个艰苦奋斗年代的精神象征。如今，站在狼窝掌的观景台上俯瞰，那些历经风雨的石坝依然坚固如初，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战天斗地的往事。

1978年12月的北京，寒风凛冽中透着一丝春意。郭凤莲裹着厚厚的棉袄，坐在人民大会堂的座位上，作为中央候补委员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里回荡着关于改革开放的讨论，她却不知道，就在这个冬天，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已经偷偷按下红手印，把土地分到了各家各户。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中国农村即将迎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而曾经作为农业标杆的大寨，却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1980年的秋天来得格外早。9月的一天，郭凤莲收到了昔阳县委组织部的调令，白纸黑字写着让她离开大寨，去晋中果树研究所报到。这个在虎头山下长大的铁姑娘，第一次在人前落泪。她收拾行囊时，把当年修梯田用过的铁锹擦了又擦，最终还是没有带走。离开的那天清晨，她独自在狼窝掌的梯田上走了很久，看着那些亲手垒起的石坝，十七年的青春岁月就像昨夜的露水，在朝阳下渐渐蒸发。

九十年代的春风终于吹进了太行山深处。1991年11月15日，离开十一年的郭凤莲重新站在了大寨村委会的院子里。当年的"铁姑娘"已经鬓角染霜，但眼神依然锐利。她带回来的不是红旗和标语，而是一摞沿海地区的经济报道。当她读到《东方风来满眼春》里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述时，窗外的夕阳正照在虎头山上，那些梯田的轮廓在光影中格外清晰。

转变的路比想象中更难走。郭凤莲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试图给华西村吴仁宝写信请教致富经验，可每次写完又撕得粉碎。大寨的荣耀成了包袱，当年全国各地来取经的人潮早已退去，如今要反过来向别人学习，这种心理落差让很多老社员难以接受。村里的老党员贾承富说得实在："过去咱们是教别人种地，现在要学别人做生意，这张老脸往哪搁？"

市场经济的浪潮不会等待任何人。郭凤莲带着村干部南下考察，从温州的小商品市场到深圳的工业园区，这些见闻冲击着他们的认知。回到大寨后，他们办起了第一个村办企业——大寨羊毛衫厂。开工那天，老支书宋立英带着一群老太太在车间里转来转去，她们怎么也想不明白，过去用来记工分的小本本，现在要用来算成本利润。

1991年的冬天，郭凤莲重新踏上大寨的土地时，眼前的景象让她心头一紧。村委会的账本上，集体存款只剩下不到五万元，曾经红火的村办企业早已关门大吉。她站在虎头山上往下看，那些曾经让大寨人引以为豪的梯田里，年轻人越来越少，只剩下几个佝偻着腰的老人在侍弄庄稼。当年"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红旗还插在村委会门口，旗角已经磨出了毛边，在寒风中无力地飘动着。

转过年来开春，郭凤莲带着村干部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察。从江苏华西村的高楼厂房，到天津大邱庄的现代化农场，再到浙江鄞县的家庭作坊，外面的世界让这些太行山里的庄稼汉看得目瞪口呆。在华西村的村办企业里，吴仁宝指着自动化生产线告诉他们："这些机器一天生产的羊毛衫，够你们全村人穿三年。"

回到大寨后，党支部连夜开会。会计贾春生把算盘打得噼啪响："咱村现有劳动力320人，光靠种地，人均年收入撑死800块。"第二天清晨，郭凤莲带着这个数字去了县信用社。当她拿着50万元贷款回到村里时，第一件事就是把村委会的牌子换成了"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这个决定在村里掀起了轩然大波，老支书宋立英拄着拐棍来找她："凤莲啊，咱大寨的根在土地上，搞什么公司？"郭凤莲没说话，只是把在华西村拍的照片一张张摊在炕上。

创业的艰难超出想象。第一批羊毛衫出厂时，郭凤莲亲自带着样品去省城推销。在太原百货大楼的采购科，人家听说"大寨"两个字直摆手："你们会种地我信，做衣服还是算了吧。"最后是靠着老劳模的面子，才勉强同意试销。谁也没想到，这批带着虎头山商标的羊毛衫因为用料实在，三个月就卖断了货。工人们至今记得，当第一笔货款到账时，郭凤莲蹲在车间门口，把汇款单看了又看，泪水把纸上的字迹都洇湿了。

随着水泥厂、酒厂、制衣公司相继投产，大寨的集体经济像滚雪球般壮大起来。2003年建成的工业园区里，现代化厂房取代了昔日的打谷场，流水线上的年轻工人多半是村里走出去又回来的大学生。最让老辈人感慨的是"大寨"这个品牌的价值——现在光是品牌使用费，每年就能给集体带来上百万元的收入。那些印着虎头山标志的核桃露、金鹿酒，沿着当年运送公粮的公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

生活变了模样。村里修起了全县第一个康乐广场，早晚时分，老人们在这里打太极、跳广场舞。72岁的贾承富是当年的"铁肩膀"，现在每天都要来活动腿脚。他总爱指着健身器材对年轻人说："这玩意儿比我们那会儿抬的石头轻省多了。"村里的柏油路通到了每家每户门口，过去雨天一身泥的情形再也看不到了。不少人家开起了农家乐，把当年的知青宿舍改成了特色民宿。

2010年春节，村里给60岁以上老人发了第一笔养老金。发放仪式上，当年修狼窝掌的"铁姑娘队"成员们相约穿上了红棉袄。80岁的宋立英摸着崭新的存折，对郭凤莲说："没想到咱大寨人也能领上退休金。"只有虎头山上的层层梯田，还在默默诉说着那段战天斗地的岁月。这个曾经创造农业奇迹的村庄，正在书写着新的传奇。

时光流转，夜深人静时，郭凤莲也会发出疑问：“要是按照陈永贵书记的设想继续发展，大寨又会走向何处？”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