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6至1976年的上海，梧桐叶被秋风卷落时，总裹着一层化不开的压抑——街巷里少了往日“桂花糖粥哎”的叫卖声，墙上的标语红得刺眼，连孩子们跳皮筋的笑声都轻了几分，像怕惊扰了什么。陈老师站在沪江中学教员宿舍的窗前，指尖一遍遍拂过书架上那本蓝布封皮的《鲁迅全集》
十八画原创小说之《上海传奇》（第51~55章，共100章）
第51章 风雨历沧桑
1966至1976年的上海，梧桐叶被秋风卷落时，总裹着一层化不开的压抑——街巷里少了往日“桂花糖粥哎”的叫卖声，墙上的标语红得刺眼，连孩子们跳皮筋的笑声都轻了几分，像怕惊扰了什么。陈老师站在沪江中学教员宿舍的窗前，指尖一遍遍拂过书架上那本蓝布封皮的《鲁迅全集》，布面已被摸得泛出柔光，书脊处用米白色棉线仔细缝补过，针脚是父亲生前最擅长的“回字针”，每一针都藏着父亲对书的珍视。
陈老师本名陈书韵，沪江大学中文系毕业那年是1958年，父亲陈敬之还是圣约翰大学的国文教授。那天父亲把这套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交到她手里时，窗外的玉兰花正开得盛，父亲枯瘦的手指点着扉页上“文脉不绝，薪火相传”八个钢笔字，声音比平时沉了几分：“书韵，这书里藏着中国人的骨头，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硬气，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温情。就算有一天不能摆在明面上，也得藏好，不能让它断了。”那时她刚满22岁，还不懂父亲话里的沉重，只当是文人对典籍的执念，直到1966年夏天——红卫兵闯进圣约翰大学的旧宅，把父亲珍藏的《论语》《史记》都扔在院子里烧，父亲跪在火堆旁想抢回几册，却被一个穿军绿外套的年轻人推倒在地，额头磕在石阶上，渗出血来。那之后没半年，父亲就因郁结难舒，咳着血走了，走前还攥着她的手，反复说“书……要藏好”。
如今陈书韵站在讲台上，手里攥着印满红色字句的刻板教材，念着与文学无关的字句，目光却总忍不住扫过台下——后排的李伟正偷偷在课本空白处写着什么，笔尖飞快，眼神里藏着她年轻时对书的渴望，像暗夜里的一点星火。她想起父亲跪在火堆旁的样子，喉结动了动，把到了嘴边的“鲁迅说过‘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咽了回去，只在黑板上写下“积极向上”四个大字。课后她故意磨蹭着收拾教案，等学生都走得差不多了，才叫住李伟，塞给他一张折成方块的毛边纸，上面用铅笔抄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李伟接过纸时，指尖有些抖，飞快地把纸塞进书包最里面，小声说“谢谢陈老师”，转身跑走时，校服的衣角扫过讲台，带起一阵风。
有天下午第三节没课，陈书韵刚在宿舍里翻开《鲁迅全集》的《呐喊》，就听见“砰”的一声，宿舍门被踹开了。三个红卫兵闯进来，军绿色的外套上别着红袖章，胳膊上的“造反有理”布条晃得人眼晕。他们翻箱倒柜时，把她的教案、备课笔记扔了一地，有本教案里夹着的父亲照片也掉了出来，一个红卫兵用脚踩了踩，说“这老古董是‘臭老九’吧？留着没用！”陈书韵的心像被针扎了，却不敢作声，只能看着他们把她的衣服从衣柜里扯出来，扔在地上。“有没有封资修的书？”领头的红卫兵拿起书架上的《毛泽东选集》，翻了两页又随手扔开，“别藏着掖着，搜出来可没好果子吃！”
陈书韵的心跳得像擂鼓，那套《鲁迅全集》就藏在床板下的暗格里——那是父亲的学生，一个姓周的木匠师傅，在父亲走后连夜给她做的。暗格有半尺宽，刚好能放下这套书，周师傅还特意用腻子把暗格的缝隙补过，刷上和床板一样的漆，不细看根本发现不了。红卫兵绕到床前，用木棍敲了敲床板，“咚咚”的响声像砸在她心上，她强装镇定地拢了拢衣角，指尖却在发抖：“这床是学校发的旧床，都用了十几年了，哪有地方藏东西？要是不信，你们可以搬开看。”红卫兵看她神色坦然，又翻了翻床头柜里的搪瓷缸、毛巾，没找到可疑的东西，骂骂咧咧地说“算你识相”，摔门走了。门关上的瞬间，陈书韵扶着墙滑坐在地上，后背的汗把蓝布衬衫都浸湿了，贴在身上凉得慌。
夜里，她点上煤油灯，灯芯“滋滋”地烧着，昏黄的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小心翼翼地掀开床板，把《鲁迅全集》抱出来，六本书叠在一起，还带着床板的木头味。她翻开《纪念刘和珍君》，看到“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句话时，眼泪“吧嗒”滴在纸页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她想起父亲跪在火堆旁的样子，想起李伟眼里的渴望，手指用力攥着书脊，指节都泛白了：“这不是封资修，这是中国人的骨气，怎么能丢？”那天夜里，她把书拆开，按章节分成十几册，藏在不同的地方——《呐喊》塞在煤炉旁的砖缝里，那里常年积着灰，没人会注意；《朝花夕拾》夹在棉袄的棉絮中，那件棉袄是母亲留下的，又厚又旧，平时很少穿；《野草》则藏在女儿小敏的玩具布偶肚子里，布偶的拉链坏了，她用线缝了起来，里面刚好能装下几页纸。这样就算被搜到，也不会一下子全被没收，总能留下几册。
没过多久，麻烦就来了。李伟因为在日记里写了“想读鲁迅的书，想知道他笔下的‘故乡’是什么样的，想知道‘阿Q’为什么会那样活”，被同班同学揭发了。红卫兵把李伟拉到操场上批斗，寒冬腊月，李伟只穿一件单薄的蓝布校服，站在寒风里，头被按得低低的，嘴唇冻得发紫，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很快就结成了小冰粒。陈书韵站在教师队伍的最后面，看着那瘦小的身影，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她想起自己22岁那年，父亲教她读《故乡》时说“书里的闰土，是千万个中国农民的影子”，想起李伟接过纸条时的眼神，当晚就把自己最厚的旧棉袄找出来——那是父亲生前穿的，里面的棉絮很蓬松，很暖和。她在棉袄内衬缝了一张小纸条，上面用毛笔写着“寒冬会过，春天会来；书还在，希望就在”，趁着夜色，绕到男生宿舍后面，把棉袄偷偷塞到李伟宿舍的窗台上，敲了敲窗户，飞快地跑走了。
第二天早上，李伟找到她时，眼睛还是红的，却比昨天亮了些。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条，纸条被叠得整整齐齐，上面的字迹还很清晰：“陈老师，我还能读到鲁迅的书吗？”陈书韵蹲下来，按住他的肩膀，声音压得很低，却很坚定：“能。等日子好了，老师带你读《故乡》，读《阿Q正传》，咱们一起读‘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那天之后，陈书韵开始借着“补课”的名义，在宿舍里给李伟和另外两个信任的学生——班长王芳、学习委员赵磊讲鲁迅。
每次讲课前，她都会先在门口放一个煤球炉，煤球炉里的煤是特意挑的“慢燃煤”，烟不大却能持续冒烟。要是有人来，煤烟会从门缝飘出去，她就能提前把书页藏好。她把《呐喊》的单页夹在《毛泽东选集》的第38页和39页之间，那两页的内容比较长，不容易被发现。讲“阿Q正传”时，她会结合自己看到的事，说“做人不能像阿Q一样自欺欺人，明明受了委屈，却还要说‘儿子打老子’，要敢说真话，敢认自己的不足，这样才能进步”；讲“孔乙己”时，又说“读书不是为了装样子，不是为了让人喊‘孔乙己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是为了明事理，为了做个清醒的人，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学生们听得入迷，王芳会把笔记抄在纸条上，藏在笔杆里——她的钢笔是空心的，刚好能装下纸条；赵磊则把重要的句子记在手心，回家后再抄在一个用硬纸板做的秘密本子上，藏在床底下。
有次周三下午“补课”，陈书韵正给他们讲《朝花夕拾》里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说“鲁迅笔下的百草园，有桑葚、覆盆子，还有蟋蟀和覆盆子，那是每个孩子都该有的童年”，突然听到敲门声。她心里一紧，急中生智，让王芳把书页塞进煤炉旁的砖缝里，自己则故意打翻墨水瓶，墨汁“哗啦”洒在教案上，她一边喊“哎呀，这可怎么好，教案都脏了”，一边蹲下来收拾，拖延时间。红卫兵推开门时，看到满地的墨汁，皱着眉骂了几句“没用的臭老九，连个教案都管不好”，没仔细搜查就走了。门关上后，陈书韵和三个学生都松了口气，手心全是汗。学生们走后，她把书页从砖缝里取出来，虽然沾了点煤灰，纸边也有些皱，却没损坏。她用软布蘸着温水，小心翼翼地擦干净书页上的煤灰，再用线把书页重新装订好，每一个针脚都缝得格外仔细，像在缝补一段不能断的文脉。
这样偷偷摸摸的日子过了一年多，直到1977年冬天——那天陈书韵正在给学生批改作业，办公室的广播突然响了，里面传来“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声音不大，却像一道惊雷，炸在她耳边。她手里的红笔“啪”地掉在桌上，墨水在作业本上晕开一个红圈。她疯了一样跑出办公室，跑到宿舍，掀开床板，把藏在煤炉砖缝、棉袄棉絮、玩具布偶里的《鲁迅全集》单页都找出来，一页页拼在一起，抱着那套残缺却完整的书，坐在地上哭了——父亲的话没错，文脉没断，薪火能传。那天晚上，她把李伟、王芳、赵磊叫到宿舍，把《鲁迅全集》放在桌上，煤油灯的光洒在书上，蓝布封面泛着柔和的光。她第一次光明正大地给他们读《祝福》，读到“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我在朦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时，学生们都哭了，眼泪里有这些年的委屈，却更多的是对未来的希望。
后来，李伟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报到前特意来看陈书韵。他手里拿着一本崭新的1978年版《鲁迅全集》，封面还是熟悉的蓝布面，扉页上用钢笔写着“承师之志，传文之魂”八个字，字体工整，像极了当年父亲写在旧书上的字。“陈老师，我带了新的来，咱们一起读以前没读完的《彷徨》吧。”陈书韵翻开书，手指拂过扉页上的字迹，眼泪又掉了下来，这次却带着笑——她知道，父亲的嘱托，她守住了；文脉的薪火，传下去了。
多年后，陈书韵退休了，李伟成了复旦大学的现代文学教授。每次给学生讲鲁迅，李伟都会说起陈老师当年藏书、偷偷讲课的事，讲她把书页藏在煤炉砖缝里的细心，讲她缝在棉袄里的纸条，讲她在墨汁满地时的镇定：“是陈老师让我知道，再黑暗的日子，书里的光也不会灭；再冷的寒冬，心里的火也不能熄。那些藏在煤炉旁、棉袄里的书页，藏着的不是一本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骨气，是一代代文人‘薪火相传’的信念。”而陈书韵的家里，那套被拆过、补过的1938年版《鲁迅全集》，依然摆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扉页上“文脉不绝，薪火相传”八个字，在阳光下，依旧清晰得像是昨天刚写的。
七律·第51章
十年风雨暗江天，师者藏书护典篇。
怕见典籍遭损毁，敢违乱象送温棉。
默默坚守心中道，悄悄传递爱与怜。
莫道沧桑无暖意，总有微光在眼前。
第52章 隧道通两岸
1971年的上海，黄浦江的水泛着冷光，像一条沉默的分界线，把浦西和浦东隔成两个世界。浦西的石库门弄堂里，梧桐树的枝桠伸得老长，能遮住半条街；而浦东的张江，放眼望去还是一片农田，只有几间低矮的平房散落在田埂旁。陈阿婆住在浦西老城区的福佑里弄堂，每次去看女儿，都要凌晨四点就起床，摸黑走到十六铺码头等早班轮渡。要是遇上刮风下雨，轮渡就会停开，她就只能站在码头的石阶上，望着江对面模糊的浦东轮廓，急得直跺脚，手里的布包都被雨水打湿了，里面装着给外孙的麦芽糖也化了。
陈阿婆本名陈翠兰，今年六十八了，头发已经白了大半，却还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黑木簪子固定着。她的老伴在1958年就走了，是在里弄工厂里修机器时，被掉下来的齿轮砸中了腿，感染后没救过来。老伴走后，她一个人靠在里弄工厂糊纸盒的微薄收入，把女儿拉扯大——女儿小时候体弱，经常生病，她就背着女儿去医院，走一路歇一路，鞋底磨破了就用布补，补了又磨破。女儿出嫁那年是1965年，女婿是浦东张江的农民，家里条件不好。陈阿婆把老伴留下的唯一一件羊皮袄当了，换了二十块钱，给女儿买了一床新棉被和一个红漆木箱。看着女儿坐着摇橹的木船去浦东时，她站在码头哭了好久，眼泪掉进黄浦江里，一下子就没影了——她知道，浦东远，轮渡一天只有四班，以后见女儿就难了。
果然，女儿生孩子那年，陈阿婆提前一个月就准备好了鸡蛋、红糖和婴儿的小衣服，揣着攒了半年的二十块钱，想去照顾女儿坐月子。可她刚到十六铺码头，就看到码头边挂着“台风预警，轮渡停航”的牌子，广播里循环播放着“为保障安全，今日轮渡全部停航，请市民不要在码头逗留”。她不死心，在码头的避风棚里蹲了三天，每天都去问码头的工作人员“今天能开吗”，得到的都是“等通知”。第三天下午，台风小了点，江面上的浪却还是很大，她看到一个渔民摇着小舢板准备过江，就跑过去跟渔民商量：“师傅，我女儿在浦东生孩子，我想过去看看，你能不能载我过去？多少钱都行。”渔民一开始不肯，说“江里浪大，危险”，可架不住她再三恳求，最后还是同意了，收了她五块钱。小舢板在江里晃得像片叶子，陈阿婆紧紧抱着装鸡蛋的布包，生怕鸡蛋碎了，手心都攥出了汗。到女儿家时，外孙都已经满月了，女儿抱着外孙，眼睛红红的，说“娘，您怎么来了？这么大的风，多危险啊”。陈阿婆看着女儿手上的冻疮——月子里没人帮忙，女儿只能自己在冬天的江水里洗尿布，手冻得又红又肿，还裂了口子，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都怪娘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
打浦路隧道要通车的消息，是弄堂里的张大爷告诉她的。那天她正在弄堂口的煤球店买煤球，张大爷拎着鸟笼走过，鸟笼里的画眉鸟叫得欢。张大爷凑过来，压低声音说“翠兰，听说了吗？地底下要修一条路，从浦西通到浦东，叫什么‘打浦路隧道’，以后去浦东不用等轮渡了，开车几分钟就到”。陈阿婆手里的煤球篮差点掉在地上，煤球滚了两个出来，她赶紧捡起来，皱着眉说“张大爷，你别逗我了，地底下怎么能开车？万一塌了怎么办？我活了六十八年，还没听说过地底下能走车的”。张大爷笑着说“我可没逗你，居委会都贴通知了，下周还组织咱们去参观隧道呢，到时候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参观隧道那天，陈阿婆特意换上了女儿给她做的蓝布褂子，还系了一条黑布围裙，梳了个整齐的发髻。跟着居委会的队伍走进隧道时，她的眼睛都看直了——隧道里的灯一排接着一排，亮堂堂的，像一条长长的光带，把整个隧道都照亮了；墙壁是光滑的水泥，能照见人影，她凑过去看了看，自己的影子在墙上晃来晃去；地面平平整整的，连一点坑洼都没有，比弄堂里的路还平整。有个穿蓝色工装的工人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笑着说“阿婆，您别担心，这隧道结实着呢，能抗八级地震，墙里面都加了钢筋，比地面上的路还安全。以后您去浦东，刮风下雨都不怕了”。陈阿婆点点头，伸手摸了摸墙壁，温温的，不是想象中冰冷的石头，心里的疑惑一点点消了。她想起以前在码头等轮渡的日子，想起女儿手上的冻疮，心里像揣了个暖炉，偷偷跟自己说：“要是早有这隧道，女儿坐月子时，我就能早点来照顾她了，她的手也不会冻成那样。”
通车那天是1971年6月10日，天气特别好，太阳早早地就出来了。陈阿婆起了个大早，天还没亮就去公交站等车，手里的布包里装着给外孙的饼干和新做的小鞋子。坐公交车进隧道时，她紧紧抓着扶手，睁大眼睛看着两边的灯，灯光从车窗旁飞快地往后退，像天上的星星掉在了地底下。外孙坐在她旁边，才三岁，小手扒着车窗，指着灯问“外婆，这是地底下的星星吗？它们是不是在送咱们去妈妈家呀？”陈阿婆笑着把外孙搂进怀里，用手轻轻拍着他的背：“是呀，这是地底下的星星，它们会把咱们平平安安送到妈妈家，以后咱们去看妈妈，再也不用等轮渡了。”
车子驶出隧道时，陈阿婆还没反应过来，司机就喊“浦东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准备好”。她赶紧抱着外孙下车，一看表，才用了十分钟，比轮渡快了将近一个小时。女儿早就在公交站出口等着，穿着一件碎花衬衫，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里面装着刚煮好的豆浆和油条。“娘，您冷不冷？快喝口热豆浆暖暖身子”，女儿接过陈阿婆的布包，扶着她的胳膊，生怕她走不稳。陈阿婆喝着热豆浆，热乎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暖到了心里，连眼睛都热了。到女儿家时，女婿已经做好了饭，有红烧肉、青菜豆腐，还有陈阿婆爱吃的炒螺蛳。饭桌上，女儿说“娘，以后您想来就来，不用看天气，周末我还能带着您和孩子去浦西的豫园逛逛，您不是一直想去看豫园的假山吗？”陈阿婆看着桌上的菜，又看了看外孙拿着饼干笑得开心的样子，心里满是欢喜：“这隧道真是好，把江两岸连起来了，也把咱们的心连起来了。”
从那以后，陈阿婆去浦东看女儿，再也不用等轮渡了。有时候她会自己坐公交车走隧道，车上遇到其他去浦东的老人，大家就聊起以前等轮渡的苦：“以前冬天等轮渡，风刮在脸上像刀子，脚冻得像冰块，有时候等一个小时都开不了；现在走隧道，又暖和又快，比轮渡舒服多了。”有次她带外孙走隧道，外孙趴在车窗上，看着外面的灯，说“外婆，咱们以后可以经常去浦东的公园玩吗？我想跟妈妈一起放风筝，上次妈妈说浦东的公园有好大的草坪”，陈阿婆摸着外孙的头，笑着说“当然可以，这隧道让咱们离得近了，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周末咱们就去”。
过了几年，浦东发展得越来越快，张江盖起了高楼，有了工厂，女儿家也从平房搬进了新楼房——新楼房有两层，有自来水，有电灯，还有一个小阳台，能晒衣服。陈阿婆每次走隧道去女儿家，都会想起以前站在码头等轮渡的日子——那时候，江对面的浦东是模糊的，只能看到几间平房；现在，隧道把模糊的距离变成了清晰的温暖，她能在早上吃完早饭去女儿家，中午还能赶回来给弄堂里的张大爷送一碗自己做的馄饨。有次她跟女儿一起走隧道，女儿指着隧道口的新牌子说“娘，您看，隧道口的牌子换了新的，上面写着‘打浦路隧道，连接两岸幸福’”。陈阿婆点点头，看着牌子上的字，心里想：“这隧道不是普通的路，是把老百姓的幸福连在一起的路啊，它让亲人不用再受距离的苦，让日子过得更暖了。”
有一年春节，陈阿婆的外孙已经上小学了，要去浦西的外婆家过年。出发前，外孙特意跟妈妈说“咱们走隧道，我要再看看地底下的星星，还要跟外婆一起数星星有多少颗”。车子开进隧道时，外孙指着灯，唱着老师教的歌：“隧道长，隧道亮，连接浦东和浦西，妈妈外婆不分离；隧道暖，隧道香，带着幸福和希望，一家团圆喜洋洋。”陈阿婆听着外孙的歌声，笑着把他搂进怀里，眼泪悄悄掉了下来——这隧道里的光，不仅照亮了江底的路，更照亮了老百姓的日子，让相隔两岸的亲人，再也不用在码头的寒风里等轮渡，再也不用因为台风而错过亲人的重要时刻。
七律·第52章
打浦隧道穿江底，市民初见皆称奇。
阿婆携孙走暗路，孩童问语满好奇。
不用再怕风吹雨，无需久等渡轮迟。
莫道两岸隔江水，隧道开通便相依。
第53章 改革春风至
1978年的上海，弄堂里的煤球味还没散，却悄悄飘来了一股新味道——墙上贴了“允许个体经营”的粉色通知，毛笔字写得工整，下面盖着居委会的红章；居委会的广播里反复说着“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经营活动”，连弄堂口卖糖粥的李大爷，都敢把摊子往街中间挪了挪，不再像以前那样躲躲闪闪，生怕被人说“投机倒把”。陈阿妹站在自家弄堂口的梧桐树旁，看着通知上的字，手里攥着蓝布围裙的角，心里像揣了只兔子，跳得厉害——她以前在上海饮食公司的国营食堂当服务员，上个月食堂裁员，她下了岗，手里攥着下岗证明，站在食堂门口哭了好久，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陈阿妹本名陈秀妹，娘家是苏州乡下的，十五岁来上海投奔在里弄工厂上班的舅舅，进了国营食堂当学徒。食堂的张师傅是上海本地人，做点心的手艺好，看陈阿妹勤快，就把包饺子、包馄饨的手艺都教给了她。陈阿妹学得认真，每天早上五点就来食堂揉面，晚上等大家都走了，还在练习擀皮，不到半年，她包的馄饨就成了食堂的“招牌”——皮擀得薄，能看见里面的肉馅；馅调得鲜，加了葱姜末和骨头汤；煮出来的馄饨，汤清味鲜，老顾客都说“秀妹包的馄饨，一口一个鲜，比家里包的还好吃”。现在下了岗，她每天都在家门口徘徊，看着邻居张婶在弄堂口摆了个针线摊，给人缝补衣服、钉纽扣，一天下来能赚两三块钱，心里也动了念头：“我要是摆个馄饨摊，会不会有人来吃？要是没人吃，本钱都收不回来，可怎么办？”
张婶看出了她的心思，这天傍晚特意拎着一碗自己做的咸菜炒毛豆，来陈阿妹家串门。张婶坐在小板凳上，一边剥毛豆一边说“阿妹，我看你这几天总在弄堂口转，是不是想做点小生意？”陈阿妹点点头，把自己的顾虑说了出来：“张婶，我想摆个馄饨摊，可我怕被人说‘投机倒把’，也怕赚不到钱，反而亏了本。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大的八岁上小学，小的五岁还没上托儿所，全靠孩子他爸在机床厂当工人的三十几块工资过日子，日子紧得连孩子想吃块糖都舍不得买。”张婶放下手里的毛豆，拍了拍她的手说“阿妹，你别怕！现在政策不一样了，居委会都贴通知了，允许个体经营，不算‘投机倒把’。你包饺子的手艺这么好，摆馄饨摊肯定行！咱们弄堂里的人早上上班、晚上下班，都需要吃口热乎的，你卖的馄饨实惠又好吃，大家肯定来光顾。要是本钱不够，我这里还有点积蓄，你先拿去用”。
张婶的话给了陈阿妹勇气，她跟丈夫商量，丈夫是个老实人，在机床厂当钳工，平时话不多，却很支持她：“阿妹，咱们试试，就算赚得少，也能给孩子买块糖吃，给你添件新衣服。我下班了就帮你搭摊子，你只管做馄饨，别的不用操心。”
第二天凌晨四点，天还没亮，弄堂里静悄悄的，只有几声公鸡打鸣。陈阿妹就起来了，洗漱完就去菜市场买肉馅——她特意挑了新鲜的五花肉，去皮后切成小块，再用刀一点点剁成泥，剁的时候加了点冰水，这样肉馅更嫩。她还加了葱姜末、料酒和一点点生抽，最重要的是，她放了点自家熬的骨头汤——前一天晚上，她特意买了一根大骨头，熬了两个小时，把汤收浓，放凉后凝成冻，剁肉馅时加进去，这样馄饨煮出来更鲜。剁肉馅的时候，她的手都酸了，胳膊也抬不起来，却不敢停，心里想着“要是能赚到钱，就能给大女儿买个新书包，给小儿子买双新鞋子”，手上就又有了力气。
丈夫则在弄堂口搭摊子——找了块从工厂里捡来的旧木板，擦干净后当桌子；钉了两个木桩，上面架了块木板当凳子；又搬来一个煤炉，一口铁锅，还找了块旧布，洗干净后当桌布。摊子虽然简陋，却收拾得干干净净，连煤炉都擦得发亮。
第一天摆摊，陈阿妹紧张得手都在抖，连舀汤的勺子都差点掉在锅里。第一个顾客是弄堂里的王大爷，王大爷今年七十多了，退休前是中学老师，平时很和善。王大爷走到摊子前，笑着说“阿妹，听说你下岗了，摆了个馄饨摊，来碗馄饨，多放香菜”。陈阿妹赶紧烧开锅，下了十个馄饨——她特意多放了两个，想让王大爷尝尝味道。等馄饨浮起来，捞进碗里，加了点骨头汤，撒上香菜和虾皮，还放了一点点香油，端给王大爷。王大爷吃了一口，眼睛一亮，说“嗯，这馄饨鲜，皮薄馅大，比国营食堂的还好吃！以后我每天都来吃，给你捧场”。
有了王大爷的肯定，陈阿妹的胆子大了点。渐渐地，来吃馄饨的人越来越多——早上，弄堂里的上班族来吃一碗，匆匆忙忙去上班；中午，附近工厂的工人来吃一碗，就着自带的馒头；晚上，下班的人来吃一碗，缓解一天的疲惫。有的还打包带回家给孩子吃，说“孩子爱吃你包的馄饨，比吃方便面强”。
陈阿妹的馄饨确实实在——皮是自己擀的，薄得能看见里面的肉馅，却不容易破；馅是每天现剁的，新鲜不掺假，绝不会用隔夜的肉馅；汤是用骨头熬的，每天熬，从不掺水。一碗馄饨有十个，只要两毛钱，比国营食堂还便宜五分钱，大家都说“阿妹的馄饨，吃着放心，看着舒心，花两毛钱就能吃顿热乎的，值！”
有次，机床厂的几个工人下班晚了，快八点了才路过馄饨摊，其中一个工人说“阿妹，还有馄饨吗？我们加了个班，还没吃饭呢”。陈阿妹看了看锅里，馄饨已经卖完了，锅里只剩下一点汤。她想了想，说“师傅们等我会儿，我再包点，很快就好”。她赶紧回家，又和了点面，剁了点肉馅，包了二十几个馄饨，煮好后端给工人。工人师傅们吃得热乎乎的，连汤都喝光了，说“阿妹，你真是热心肠，以后我们加班，就来你这吃馄饨，比吃食堂的剩饭强多了”。
生意越来越好，陈阿妹一个人忙不过来，从早上四点忙到晚上八点，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嗓子都哑了。她想起了以前一起在国营食堂下岗的李姐——李姐比她大五岁，包饺子的手艺也不错，就是胆子小，下岗后一直在家待着，靠丈夫打零工过日子。陈阿妹找到李姐，说“李姐，我这馄饨摊生意还不错，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来帮我吧，咱们一起做馄饨，赚了钱平分。你负责擀皮、包馄饨，我负责剁馅、煮馄饨，怎么样？”李姐一开始还犹豫，怕被人说闲话，说“会不会有人说咱们‘投机倒把’啊？”陈阿妹说“现在政策允许个体经营了，咱们靠手艺吃饭，不丢人。你看我这摊子，居委会都知道，还说我是‘自食其力的好榜样’呢”。李姐终于点了头，第二天就来帮陈阿妹了。
两人分工明确，配合得很默契——李姐擀皮又快又圆，一分钟能擀十几个；陈阿妹煮馄饨火候掌握得好，从来不会煮烂。李姐一边擀皮一边说“阿妹，要不是你，我还在家愁着呢，每天都怕丈夫的零工不稳定，现在能赚钱，心里踏实多了”，陈阿妹笑着说“咱们互相帮衬，日子才能好起来。以前在食堂，咱们就是好姐妹，现在一起做生意，更要好好干”。
有天上午，区里的工商干部来视察，穿着灰色的中山装，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干部走到馄饨摊前，说“大姐，来碗馄饨，尝尝你的手艺”。陈阿妹赶紧煮了一碗，端给干部。干部吃了后，点了点头说“你这馄饨摊搞得好，卫生干净，味道也好，既解决了自己的生计，也方便了居民，是个体户的好榜样。现在国家鼓励个体经营，你们要好好干，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居委会或者工商局帮忙”。过了几天，干部又来，给她送了一张“个体经营先进户”的红色奖状，还有一本绿色的营业执照，上面写着“陈秀妹，经营范围：小吃服务”。陈阿妹把奖状贴在摊子后面的墙上，用透明塑料纸盖着，防止弄脏；营业执照则放在一个铁盒子里，收得好好的——她终于有了自己的“饭碗”，再也不用怕下岗了。
慢慢地，陈阿妹的馄饨摊有了名气，连其他弄堂的人都特意来吃。有人说“听说福佑里弄堂有个陈阿妹，包的馄饨特别鲜，特意来尝尝”。她攒了点钱，想把摊子改成小饭馆——弄堂口刚好有间旧门面房，以前是个杂货铺，现在空着，房东是弄堂里的张大爷，人很和善。她跟张大爷谈了租金，一个月十五块钱，先付三个月的。她又找亲戚借了两百块钱，把门面房收拾了一下——刷了白色的墙，买了四张木头桌子和十六把椅子，还做了个红色的招牌，上面用毛笔写着“阿妹馄饨店”，挂在门口。
开业那天，弄堂里的人都来捧场，王大爷还送了她一副对联，上联是“皮薄馅鲜暖人心”，下联是“诚信经营生意兴”，横批是“生意兴隆”。陈阿妹把对联贴在店门两侧，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有次，以前国营食堂的老领导来吃馄饨，老领导已经退休了，头发也白了。老领导看着店里干净整洁的样子，说“阿妹，没想到你现在这么能干，比在食堂时还出色。以前在食堂，你就很勤快，现在自己开店，更是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陈阿妹给老领导端上馄饨，又倒了杯热水，说“以前在食堂，按规定做事，放多少馅、加多少汤都有定数，不能自己做主；现在自己干，能按自己的想法来，把最好的味道给顾客，心里高兴。而且现在政策好，允许咱们个体户做生意，我才能有今天。要是没有改革开放，我可能还在家愁下岗后的日子呢”。
到了九十年代，陈阿妹的馄饨店开了分店，在附近的另一条弄堂里，雇了十几个邻居帮忙，都是下岗工人或者家庭妇女。她还把馄饨做成了速冻的，用塑料袋包装好，上面印着“阿妹馄饨”的字样，卖给超市和便利店，让更多人能吃到她的馄饨。儿子长大后，也跟着她学做馄饨，儿子是高中毕业，懂点生意经，说“妈，咱们把‘阿妹馄饨’做成上海的名牌，注册个商标，以后开连锁加盟店，让更多人吃到咱们的馄饨”。陈阿妹点点头，常跟儿子说“做生意要讲良心，食材要新鲜，味道要地道，不能偷工减料。咱们卖的不是馄饨，是老百姓对热乎日子的期待，要是砸了招牌，就对不起信任咱们的顾客了”。
儿子记住了她的话，把“阿妹馄饨”做得越来越大——注册了商标，设计了统一的店面装修，还制定了标准化的制作流程，保证每个馄饨的馅都一样多，汤的味道都一样鲜。有次，陈阿妹去分店视察，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来吃馄饨，男人说“我小时候就在你这吃馄饨，那时候你还在弄堂口摆摊子，现在带孩子来，还是以前的味道”。陈阿妹听了，心里暖暖的——她知道，她的馄饨不仅填饱了顾客的肚子，还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从弄堂口的小摊到连锁加盟店，变的是店面的大小，不变的是馄饨的味道，是她对顾客的诚信，是老百姓对热乎日子的向往。
每当有人问陈阿妹，为什么能把馄饨摊做得这么好，她就说“是改革的春风给了我机会，是国家的好政策让我能靠手艺吃饭，也是老百姓的支持给了我底气。我就是想把好吃的馄饨带给大家，让大家吃得开心，过得舒心。只要老百姓喜欢，我就一直做下去，做一辈子馄饨也愿意”。弄堂里的老顾客还常来吃馄饨，说“阿妹的馄饨，还是以前的味道，吃着就想起小时候的日子，想起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咱们老百姓日子一点点好起来的样子——从吃不饱到吃得好，从摆小摊到开连锁店，这都是托了改革开放的福啊”。
七律·第53章
改革春风吹沪滨，个体户开第一门。
阿妹馄饨香弄堂，街坊光顾暖人心。
早起备料忙到夜，苦心经营换金银。
莫道小摊无作为，也能闯出一片天。
第54章 个体户萌芽
1980年的上海，南京西路的街角，多了一个小小的修鞋摊——修鞋匠王师傅坐在一个掉了漆的小马扎上，面前摆着一个同样掉漆的木箱，箱子里铺着一块深蓝色的绒布，上面整整齐齐地放着锤子、钉子、胶水、鞋钉、鞋掌，还有几双待修的旧鞋，有布鞋、皮鞋，还有一双小孩穿的运动鞋。王师傅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破了，用针线缝了个补丁；左手的袖子空荡荡的，用一根黑布条系在腰间——五年前，他在上海机床厂当钳工的时候，为了抢救一台出故障的机床，左手被高速旋转的齿轮绞伤，送到医院后，医生说“必须截肢，不然会感染全身”，就这样，他失去了左手。
王师傅本名王根生，今年四十岁，老家在安徽阜阳的农村，十五岁来上海当学徒，进了上海机床厂。他肯吃苦，肯钻研，师傅教的东西他都记在心里，晚上还在宿舍里看技术书，不到三年就从学徒熬成了钳工，还得过厂里的“技术能手”奖状——那是1970年，他凭着精湛的技术，在全厂的钳工比赛中拿了第一名，厂长亲自给他颁奖，还奖励了他一个搪瓷缸，上面印着“工业学大庆”。那时候，他是厂里的“明星”，很多年轻的工人都想跟他学技术，他也乐意教，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徒弟。
左手截肢后，他不能再干重活，只能从工厂退了下来，每个月领二十几块的抚恤金。家里的担子一下子重了——七十岁的老母亲得了哮喘，常年要吃药，药费每个月就要十几块；八岁的女儿王小花在上小学，学费、书本费、杂费加起来，每个月也要几块钱；还有房租、水电费，算下来，二十几块的抚恤金根本不够用。有好几次，家里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他只能厚着脸皮跟邻居张大叔借，张大叔是个热心人，每次都借给他，说“根生，你别急，等你有钱了再还”，可他知道，张大叔家也不富裕，靠张大叔在里弄工厂修自行车过日子。
有天下午，他在弄堂里看到一个修鞋匠，坐在街角的树荫下修鞋，一块钱修一双鞋，一个下午就修了十几双，赚了十几块钱。他心里动了念头——他以前在工厂学过钳工，右手的力气大，也有准头，修鞋需要的缝补、钉鞋掌，他应该能做。他跟张大叔说了自己的想法，张大叔很支持他，说“根生，你手艺好，修鞋肯定行！我这里还有五十块钱，你先拿去买工具，等你赚了钱再还我”。
王根生拿着张大叔借给他的五十块钱，去城隍庙的小商品市场买了修鞋的工具——一把锤子、一盒钉子、一瓶胶水、一包鞋掌、几根针和线，还买了一个木箱和一块绒布，花了四十二块钱，剩下的八块钱，他买了两斤米和一斤青菜，带回家给母亲和女儿做饭。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王根生就推着一辆旧自行车，把木箱放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去南京西路的街角摆摊子。南京西路人多，有上班的、逛街的，还有很多商店，应该有修鞋的需求。他选了一个靠近公交站的角落，放下自行车，拿出小马扎坐下，把木箱放在面前，等着顾客来。
第一天摆摊，王根生没接到生意。他坐在小马扎上，看着来往的行人，心里有点失落，也有点自卑——他怕别人笑话他是个残疾人，怕别人觉得他修不好鞋。有好几次，有人走到摊子前，看到他空荡荡的左袖子，又转身走了，他的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疼。直到傍晚，天快黑了，街上的人越来越少，他正准备收拾摊子回家，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手里拿着一双破了底的布鞋，慢慢走过来，说“师傅，这鞋能修吗？这是我老伴生前穿的，他走了三年了，我舍不得扔，想修好了留个念想”。
王根生接过鞋，仔细看了看——鞋底磨穿了，鞋帮也有点松，鞋面还有几处磨损的地方。他抬头对老太太说“阿婆，能修，您明天早上来取，我给您修得跟新的一样”。老太太点点头，说“谢谢你，师傅，多少钱？”王根生说“一块钱就行”。老太太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钱，递给她，说“麻烦你了，师傅”，慢慢走了。
那天晚上，王根生在家修鞋。他把鞋放在桌上，用右手拿着针，穿上线，一针一针地缝补鞋底——因为少了左手帮忙固定，他缝得很慢，针脚也有点歪，缝了几针就拆了，重新缝，直到针脚又密又匀，才满意。他又用胶水把鞋帮粘牢，找了一块和鞋底颜色相近的布，剪了个鞋底的形状，钉在原来的鞋底上，这样更结实。他还找了块旧布，剪了个鞋垫，垫在鞋里，又用鞋油把鞋面擦了擦，让鞋面看起来亮一点。老母亲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着他的手，眼里含着泪，说“根生，辛苦你了，要是妈身体好点，还能帮你做点事”。王根生笑着说“娘，不辛苦，咱们以后就能靠这手艺过日子了，等我赚了钱，就给您买好药，给小花买新书包”。
第二天早上，王根生早早地就去了摊子，把修好的布鞋放在木箱上，等着老太太来取。老太太来的时候，看到修好的鞋，激动得哭了，说“跟新的一样，谢谢您，师傅，您真是个好人。这鞋修好了，我就能经常看看，像我老伴还在一样”。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五毛钱，递给王根生，说“师傅，这五毛钱是给您的辛苦钱，您别嫌少”。王根生不肯要，把五毛钱塞回老太太手里，说“阿婆，说好一块钱就是一块钱，不能多要。您要是不嫌弃，以后鞋坏了，还来我这修，我给您便宜点”。
从那以后，王根生的修鞋摊有了生意。老太太回去后，跟街坊邻居说了王根生修鞋的事，说他修得好，人也实在，很多人都来找他修鞋。他修鞋又快又好，收费还便宜——修鞋跟五毛钱，补鞋底一块钱，钉鞋掌一块五毛钱，擦皮鞋两毛钱，比其他修鞋摊便宜两三分钱。街坊邻居都愿意来他这修鞋，有的还特意绕路来照顾他的生意。
有次，张大爷的皮鞋开胶了，鞋跟也有点松，拿来让王根生修。王根生用最好的胶水，仔细把开胶的地方粘牢，又用钉子把鞋跟钉紧，还帮张大爷把皮鞋擦得锃亮，像新的一样。张大爷拿起鞋，看了看，说“根生，你这手艺，比鞋店里的师傅还好！以后我的鞋坏了，都来你这修，不给别人生意做了”。王根生笑着说“张大叔，谢谢您照顾我，我一定把鞋修好”。
1980年下半年，上海开始颁发个体户营业执照。王根生是从居委会的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的，广播里说“为规范个体经营活动，保障个体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即日起，符合条件的个体劳动者可到区工商局申请营业执照”。他心里很高兴，却也有点犹豫——他不知道自己这样的残疾人，能不能申请到营业执照。他跟张大叔说了自己的想法，张大叔说“根生，你去试试，现在政策好，肯定能申请到。我陪你一起去”。
第二天，张大叔陪着王根生，拄着拐杖，去区里的工商局。工商局的工作人员看他是个残疾人，又听他说了家里的情况和修鞋的生意，很同情他，说“王师傅，您符合条件，填个表，提交一下身份证明，就能领证了，不用交手续费”。王根生填完表，工作人员说“下周一你来取执照”。
领证那天，王根生特意穿了件新的卡其布褂子，是女儿小花用自己的压岁钱给他买的，花了八块钱。他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拿着营业执照，激动得手都在抖——营业执照是绿色的，上面写着“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还有他的名字、经营范围、经营地址，盖着区工商局的红章。这是他的“饭碗”，也是他的“面子”，以后他就是合法的个体户了，再也不用怕被人说“投机倒把”了。
他把营业执照挂在修鞋摊的木箱上，用透明塑料纸包着，防止弄脏。路过的人看到，都说“王师傅，现在是正规军了，以后修鞋更放心了”，他笑着说“是啊，以后修鞋更踏实了，谢谢大家照顾”。
有次，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双进口的皮鞋，鞋跟断了，看起来很贵。年轻人走到摊子前，有点犹豫地说“师傅，这鞋挺贵的，您能修好吗？要是修不好，就可惜了”。王根生接过鞋，看了看鞋跟的结构，说“小伙子，能修，我给您换个结实的鞋跟，保证跟原来的一样，看不出来是修过的”。他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找了块硬木，用锉刀一点点锉成跟原来一样的鞋跟形状，又用胶水粘牢，钉上钉子，还在鞋跟底部贴了一块橡胶垫，这样走路不打滑，也更耐磨。年轻人来取鞋的时候，看了半天，说“师傅，您这手艺真不错，跟新的一样！多少钱？”王根生说“两块钱”。年轻人掏出五块钱，说“师傅，不用找了，您这手艺值这个价”。王根生不肯要，找了三块钱给年轻人，说“说好两块钱就是两块钱，不能多要。您以后鞋坏了，还来我这修”。
王根生修鞋有个规矩：老人修鞋，分文不取；残疾人修鞋，只收一半的钱。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小时候家里穷，在乡下的时候，遇到下雨天，房子漏雨，是街坊邻居帮着修的；我生病的时候，没钱看病，是村里的医生免费给我看的。来上海后，工厂的师傅照顾我，张大叔帮我，我能有今天，全靠大家的帮忙。现在我能赚钱了，也该帮衬别人。大家都是老百姓，互相帮衬是应该的”。
有个盲人师傅，姓刘，是弹棉花的，经常来他这修鞋。刘师傅每次来，都要给钱，王根生不肯要，说“刘师傅，您是残疾人，我不能收您的钱”。刘师傅过意不去，就从家里带点自己种的青菜、萝卜，送给王根生，有时候还带点自己弹的棉花，给王根生的母亲做棉袄。两人成了好朋友，刘师傅经常来摊子前跟王根生聊天，说“王师傅，您是个好人，好人有好报”。
还有一次，一个小学生，背着书包，手里拿着一双运动鞋，鞋开了线，来找王根生修。小学生说“师傅，我的鞋开线了，能修吗？我没带钱，明天给您带来行不行？”王根生笑着说“能修，不用给钱，你是学生，好好学习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他很快就把鞋修好了，递给小学生。小学生说“谢谢师傅，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第二天，小学生的爸爸特意来送钱，王根生还是没收，说“举手之劳，不用放在心上，孩子好好学习就好”。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王根生每个月能赚七八十块钱，比在工厂当钳工的时候还多。他攒了点钱，想把修鞋摊改成修鞋店——租一间小门面，不用再风吹日晒，也能让顾客坐着等。他在南京西路附近找了一间十几平米的小门面，租金一个月三十块钱，他付了半年的租金，又花了两百块钱，把门面房收拾了一下——刷了白色的墙，买了一张修鞋的工作台，两把椅子，还在墙上挂了一块牌子，写着“根生修鞋店”。
他还收了两个徒弟，都是下岗工人，一个叫小李，一个叫小王。小李以前在纺织厂当工人，工厂裁员，下了岗；小王以前在机械厂当学徒，没转正就下岗了。王根生教徒弟，不仅教他们修鞋的手艺，还教他们做人的道理：“修鞋如补心，要用心修，不能糊弄顾客；做人要实诚，不能赚黑心钱。顾客把鞋交给咱们，是信任咱们，咱们不能辜负这份信任。”
小李一开始手艺不好，修的鞋总是不结实，钉的鞋掌容易掉。王根生就耐心教他，让他先练缝补碎布，练到针脚又密又匀了，再开始修鞋。他还告诉小李“钉鞋掌的时候，要先把鞋底磨粗糙，这样胶水才能粘得牢，钉子要钉在鞋掌的边缘，这样不容易硌脚”。小王有时候会跟顾客吵架，有次一个顾客觉得修鞋太贵，跟小王吵了起来。王根生把小王叫到一边，说“顾客是来修鞋的，不是来吵架的。咱们要耐心听顾客的需求，跟顾客解释清楚收费的原因，就算顾客有不对的地方，也要好好说，不能跟顾客吵架。做生意，和气生财”。
两个徒弟都很听话，慢慢的，手艺越来越好，也懂得了怎么跟顾客相处。小李修的鞋越来越结实，小王也能跟顾客好好沟通了。王根生很欣慰，说“你们以后肯定能超过我，把修鞋店做得更好”。
九十年代，王根生已经五十多岁了，身体不如以前，就退休了，把修鞋店交给了小李和小王。他每天都会去店里看看，有时候还会帮着修几双鞋，跟老顾客聊聊天。徒弟们经常来看他，给他带修鞋的新工具，说“师傅，现在修鞋的工具越来越先进了，有电动修鞋机，还有自动钉鞋掌的机器，您也来看看，试试新工具”。王根生看着新工具，笑着说“不管工具怎么变，修鞋的良心不能变。你们要记住，咱们修的不是鞋，是老百姓的日子，鞋修好了，老百姓走路才踏实，日子才能过得舒心”。
有次，以前工厂的老同事来看他，老同事已经退休了，看到他把修鞋店做得这么好，说“根生，没想到你修鞋也能修出大名堂！当年你在工厂是技术能手，现在修鞋也是能手，真是好样的。想当年你截肢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你会垮掉，没想到你这么坚强，还把日子过得这么好”。王根生笑着说“不管干什么，只要用心干，就能干好。我虽然少了一只手，但我还有一只手，还有一颗想好好过日子的心。咱们老百姓，只要肯吃苦，肯努力，就没有过不好的日子。现在政策好，给了咱们个体户机会，咱们更要好好干，不辜负国家的好政策”。
现在，王根生的修鞋店还在南京西路的街角，小李和小王把店打理得很好，还开了一家分店。店里挂着王根生的照片，照片上的他，坐在修鞋摊前，手里拿着一双刚修好的布鞋，笑得很开心——那是他对生活的热爱，是他对顾客的诚信，也是他对老百姓日子的祝福。
七律·第54章
修鞋师傅获执照，街角摊前客满绕。
针走线连补旧鞋，手勤心细解人恼。
老人来修常免单，青年学技肯传教。
莫道个体规模小，也能为民生计劳。
第55章 外贸开新局
1982年的上海，外贸公司的办公室里，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一堆白色的衬衫样品上，反射出柔和的光。张经理正对着样品发愁，眉头皱得紧紧的，手指反复捏着衬衫的领口，心里像压了块石头——香港的“昌隆贸易公司”订了一万件男式衬衫，要求领口的尺寸必须是38厘米，误差不能超过0.5厘米；布料的密度要达到每平方厘米120根纱，这样衬衫才挺括、耐穿；袖口要钉两颗白色的纽扣，纽扣的直径必须是1.5厘米。可工厂送来的样品，领口比要求的大了一厘米，布料的密度也只有100根纱，袖口的纽扣还是黄色的，根本不符合国际标准。
再过三天，他就要去广州跟香港客户谈判，要是样品通不过，这单生意就黄了——这单生意的金额有五十万港币，相当于公司半年的外贸销售额；而且“昌隆贸易公司”在东南亚有很多客户，要是做成了这单，以后还能通过他们，把上海的服装卖到东南亚、欧洲去，打开国际市场。张经理看着样品，心里急得像火烧，额头上都渗出了汗，他拿起电话，想给工厂打电话，却又放下了——现在打电话也没用，得赶紧想办法解决问题。
张经理本名张卫国，今年三十八岁，是上海外贸学院1968届的毕业生，英语说得流利，还懂国际贸易规则和海关报关流程。他在上海外贸公司做了十年业务员，跑遍了国内的服装厂，从上海到广州，从杭州到苏州，跟工厂的师傅们都很熟，知道哪些工厂的工艺好，哪些工厂的交货期准。这次的订单是他谈下来的第一个大额外贸订单，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跟香港客户反复沟通，修改合同条款，才终于敲定了订单细节，没想到在样品上出了问题。
他立刻拿起样品，塞进公文包，骑着自行车去了上海第二服装厂。上海第二服装厂是上海的老牌服装厂，成立于1950年，主要生产衬衫、西服，工艺好，交货期也准，以前跟外贸公司合作过几次，都很顺利。厂长李师傅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从学徒做起，当了二十年的厂长，经验丰富，跟张卫国很熟，两人经常一起喝酒、聊天。
张卫国骑着自行车，用了四十分钟才到工厂，车还没停稳，就冲进了李厂长的办公室。李厂长正在看生产报表，看到张卫国满头大汗的样子，赶紧给他倒了杯茶：“卫国，怎么这么着急？出什么事了？”张卫国把样品递给李厂长，说“李厂长，您看，香港客户要求领口38厘米，布料密度120根纱，袖口钉白色纽扣，可咱们的样品，领口39厘米，密度才100根，纽扣还是黄色的，这根本不行啊。再过三天就要去广州谈判，要是样品通不过，这单生意就黄了，不仅公司会损失五十万港币，以后想跟‘昌隆贸易’合作也难了”。
李厂长接过样品，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看，又用尺子量了量领口，说“卫国，不是我不想做，时间太紧了。重新调整机器的模具，要把领口的模具改小一厘米，师傅们要用锉刀一点点锉，最少要两天；采购符合密度的布料，我得跟上海纺织厂联系，让他们加急生产，最少也要一天；还有纽扣，得重新采购白色的，也要一天。三天时间，肯定来不及”。
张卫国坐在椅子上，喝了口茶，定了定神，说“李厂长，我知道时间紧，可这单生意对咱们都很重要。这是上海服装第一次大规模出口到东南亚，要是做成了，以后会有更多的外贸订单，工厂的效益也能提高，工人的工资也能涨。我跟你们一起加班，机器调整我帮着盯，布料我去联系上海纺织厂，纽扣我去采购，咱们一定能赶出来。就算不睡觉，也要把样品做出来”。
李厂长看着张卫国坚定的眼神，想起两人以前合作的信任，点了点头说“行，卫国，咱们就拼一把！我马上召集裁剪、缝制、熨烫车间的师傅们，让他们加班；你去联系布料和纽扣，咱们分工合作，争取明天早上做出样品”。
接下来的三天，张卫国没回家，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宿舍里只有一张硬板床和一个小桌子，条件很简陋，他却顾不上这些。白天，他跟工厂的师傅们一起调整机器——领口的模具要改小一厘米，师傅们用锉刀一点点锉，每锉一下，就用尺子量一下，生怕尺寸不准。张卫国在旁边帮忙递工具，记录尺寸，有时候还帮着师傅们递水、买饭，中午就跟师傅们一起在工厂的食堂吃盒饭，吃完饭就立刻回到车间，继续工作。
晚上，他拿着布料样品，骑着自行车去了上海纺织厂。上海纺织厂的王厂长是他的老同学，两人在上海外贸学院是同班同学，关系很好。张卫国找到王厂长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王厂长正在办公室里看生产计划。张卫国把布料样品递给王厂长，说“王厂长，我急需一批密度120根纱的棉布，白色的，大概需要一万米，明天早上就要用，您能不能帮帮忙，让工厂加急生产？”
王厂长看了看样品，又看了看张卫国着急的样子，说“卫国，这批布本来是要发给杭州的一个服装厂，明天早上交货。不过你的事更急，是外贸订单，关系到上海服装的出口，我先调给你，杭州那边我来协调，让他们晚两天提货”。张卫国激动得握住王厂长的手，说“谢谢您，王厂长，您真是帮了我大忙了，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好好谢谢你”。王厂长笑着说“咱们是老同学，互相帮忙是应该的，明天早上八点，你到工厂来提货”。
解决了布料的问题，张卫国又去了城隍庙的小商品市场，采购白色的纽扣。他跑了好几家店，才找到符合要求的纽扣——直径1.5厘米，白色的树脂纽扣，老板说“这种纽扣是进口的，质量好，耐洗，就是价格有点贵，一毛钱一颗”。张卫国说“没关系，只要符合要求，多少钱都行，我要两万颗，明天早上能到货吗？”老板说“我现在就给你备货，明天早上八点你来取”。
第二天早上八点，张卫国准时去上海纺织厂提了布料，又去小商品市场提了纽扣，送到上海第二服装厂。师傅们已经在车间里等着了，看到布料和纽扣，立刻开始裁剪、缝制。张卫国也跟着帮忙，剪线头、熨烫衬衫，虽然他没做过缝纫活，做得很慢，却很认真，生怕出一点差错。有个年轻的缝纫师傅，叫小张，看张卫国这么拼，说“张经理，您这么为咱们上海的服装着想，我们也不能落后，一定把衬衫做好，让外国人知道咱们中国的服装质量好”。张卫国笑着说“谢谢大家，咱们一起努力，争取按时完成样品”。
第三天早上六点，第一批符合要求的衬衫样品做出来了。张卫国拿着样品，仔细检查：领口尺寸刚好38厘米，误差只有0.2厘米；布料密度120根纱，用手摸上去，挺括又柔软；袖口钉了两颗白色的纽扣，直径1.5厘米，位置也很正；针脚整齐，没有一点线头。他松了口气，把样品装进公文包，骑着自行车直奔火车站，坐最早的一班火车去广州——火车七点半发车，十一点半到广州，刚好能赶上下午的谈判。
火车上，张卫国没心思吃饭，反复看着样品，心里想着谈判的细节——香港客户可能会提出哪些问题？怎么回答才能让客户信任？要是客户还是不满意，该怎么协商？他还把合同条款又看了一遍，确保没有遗漏的地方。
到了广州的谈判现场，香港“昌隆贸易公司”的老板周先生已经到了，周先生五十多岁，穿着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很严肃。周先生看着张卫国递过来的样品，皱着眉说“张先生，之前的样品不符合要求，这批样品虽然看起来不错，但我还是担心质量——我们的客户在东南亚，对服装的要求很高，要是质量不行，我们不仅会损失客户，还会影响公司的声誉”。
张卫国拿出卷尺，当场测量领口尺寸，又用密度仪测布料的密度，说“周先生，您看，领口尺寸38厘米，误差0.2厘米，符合您的要求；布料密度120根纱，每平方厘米的纱线数量都达标；纽扣是白色的树脂纽扣，直径1.5厘米，耐洗、耐磨。而且我们的工人都是有十年以上经验的，每一件衬衫都要经过三次检查——裁剪后检查尺寸，缝制后检查针脚，熨烫后检查外观，确保没有质量问题。如果您不放心，我们可以先寄50件样品到东南亚的客户那里，等他们确认了质量，再大批量生产，运费由我们公司承担”。
周先生看着张卫国认真的样子，又看了看样品的细节，点了点头说“张先生，我相信你的诚意和专业，也相信上海第二服装厂的工艺。咱们签合同”。周先生让助理拿出合同，两人仔细看了一遍，确认没有问题后，签了字。
签完合同，张卫国走出谈判室，看着广州的太阳，心里满是激动——这是他做成的第一笔大额外贸订单，也是上海服装第一次通过香港中间商，大规模出口到国外。他拿出笔，在合同的复印件上写下“上海服装，走向世界”八个字，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把更多上海的产品卖到国外去，让全世界知道中国的服装质量好，知道上海的外贸实力。
回到上海，张卫国立刻组织工厂生产。他每天都去上海第二服装厂盯生产，早上七点到工厂，晚上十点才走，有时候还跟工人一起加班。车间里，工人师傅们忙着裁剪、缝制、熨烫、检查，每个人都很认真，生怕出一点差错——裁剪师傅用尺子仔细测量，确保每一片布料的尺寸都准确；缝纫师傅专注地缝着线，针脚又密又匀；熨烫师傅用熨斗仔细熨烫，让衬衫看起来平整、挺括。
有次，一个年轻的缝纫工人不小心，把衬衫的领口缝歪了，心里很着急，怕被批评。张卫国看到了，没有骂他，而是走过去，拿起衬衫，跟他一起拆了重缝，说“小伙子，别着急，慢慢缝，咱们的衬衫要卖到国外，代表的是中国的质量，不能出一点差错。这次缝歪了没关系，下次注意就行，谁都有犯错的时候”。工人师傅们看张卫国这么平易近人，都更有干劲了，说“张经理，您放心，我们一定把衣服做好，不让您失望，不让国外的客户失望”。
一个月后，一万件衬衫按时交货。张卫国跟着货车，把衬衫送到上海港的集装箱码头。看着工人把衬衫装进集装箱，再把集装箱吊到货轮上，运往香港，再从香港转运到东南亚，他站在码头，看着货轮缓缓驶离港口，心里满是自豪——这不仅是一万件衬衫，更是上海外贸的一个新开始，是中国产品走向世界的一小步。
没过多久，香港的周先生打来电话，声音里满是喜悦：“张先生，你们的衬衫质量很好，东南亚的客户很满意，说‘中国的衬衫比韩国、日本的还耐穿，价格还便宜’，还想再订两万件，这次要黑色和蓝色的，尺寸和布料跟上次一样”。张卫国拿着电话，心里比吃了蜜还甜，他说“周先生，谢谢您的信任，我们一定按时交货，保证质量”。
他立刻跟上海第二服装厂联系，组织生产。这次的订单比上次更顺利，工厂已经熟悉了生产流程，只用了二十天就完成了两万件衬衫的生产，按时交货。
后来，张卫国又接了很多外贸订单，从服装到玩具，从文具到小家电。他去广州、深圳的外贸展会，把上海的产品展示给国外的客户；他还去国外考察，了解国外的市场需求——在东南亚，他发现当地的消费者喜欢颜色鲜艳的服装，就建议工厂生产红色、黄色的衬衫；在欧洲，他发现当地的消费者注重环保，就建议工厂把塑料玩具改成环保材料的，把小家电的包装改成可降解的。
九十年代，上海的外贸公司越来越多，外贸规模也越来越大，张卫国成了上海外贸公司的总经理。他带领团队，在上海、广州、深圳都设立了办事处，还在香港成立了分公司，直接跟国外的客户对接，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他还引进了先进的外贸管理系统，实现了订单、生产、报关、物流的一体化管理，提高了工作效率。
有次，他去欧洲参加服装展会，在德国的一家百货商店里，看到自己当年卖出去的白色衬衫，还在货架上卖，价格比国内高了三倍，标签上写着“中国制造，上海生产”。他走过去，拿起衬衫，摸了摸布料，还是那么挺括、柔软，心里满是自豪。他想起当年在工厂加班的日子，想起师傅们认真的样子，想起香港客户签下合同的瞬间，心里想：“上海的外贸能有今天的发展，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所有工人师傅和业务员一起努力的结果，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是中国产品质量的提升。咱们要继续加油，把更多上海的产品卖到全世界去，让全世界知道上海的实力，知道中国的实力。”
现在，张卫国虽然退休了，却还经常去外贸公司看看，跟年轻的业务员们分享经验：“做外贸，不仅要懂业务，懂英语，更要懂产品质量，懂客户需求，懂国际市场规则。咱们上海的产品不差，中国的产品不差，只要用心做，就能打开国际市场。记住，咱们卖的不只是产品，还有中国的信誉，上海的信誉，不能砸了中国产品的招牌。”
七律·第55章
外贸公司开新局，张经理赴广州去。
样品装满行李箱，合同改到三更许。
签下订单心欢喜，运回货款众心聚。
莫道沪货难出海，如今已能通寰宇。
来源：草鞋芒杖论平生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