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者简介：秦廷申，湖北宜昌人。一九四0年生，中专文化，中共党员。一九五九年参加工作，一九五九至一九八三年，先后任当阳县慈化区农技站农技员、副站长、站长，当阳县科委工作员，中共当阳县委办公室工作员、秘书、副主任；一九八三至一九九二年，先后任中共宜昌地委办公室副主

作者：秦廷申

作者简介：秦廷申，湖北宜昌人。一九四0年生，中专文化，中共党员。一九五九年参加工作，一九五九至一九八三年，先后任当阳县慈化区农技站农技员、副站长、站长，当阳县科委工作员，中共当阳县委办公室工作员、秘书、副主任；一九八三至一九九二年，先后任中共宜昌地委办公室副主任、地委政研室主任，宜昌行署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一九九二年地市合并后，至二00一年任宜昌市政府副秘书长。

一九七六年开始在《人民文学》、《长江文艺》等报刊发表短篇小说、诗歌及散文。一九七九年出席中国第四次文代会。一九八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为会员。宜昌市第一、二届政协委员。宜昌仲裁委员会第一、二届副主任委员。二00一年退休。

在三年大饥荒时期，当阳县慈化区出现了一个明星似的先进单位，它就是共和公社的群益大队。他之所以成为先进，是因为他们的公共食堂办得好。其实，这个大队的食堂办得好，我在一九五九年就有所感觉了。五九年七月，站里抽我出来和县粮食局的技术员一起，采用氯化苦熏蒸的办法，消灭蚕、豌豆象，我带病在共和公社十几个大队跑来跑去，各大队的公共食堂都吃遍了，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是，只有群益大队的食堂办得好些。

走近他们的食堂，老远就能闻到馒头的香味，而别队的食堂，却只有野菜汤。因为在群益大队能吃到馒头，体弱多病的我，就尽量多到他们那里去吃饭。那时候队队有食堂，我们是“工作同志”,有粮票，凭粮票走到哪里都可以吃饭。群益食堂的管理员、炊事员对“上面来的工作同志”很客气，除了馒头、稀饭外，他们总会为我单独弄一点菜，在里面多放一点油。而他们的社员只有馒头、稀饭和一大钵缺盐少油的大锅菜。

有一次吃饭时，我看见一个精明强干的汉子，一只脚踏在板凳上，一只手撑在膝盖上，在给几个人布置工作。他那黝黑的脸膛，明亮的眼睛，有点结巴却说一不二的语气，以及别人对他恭恭敬敬的态度，使我感到此人与众不同，很可能就是支部书记。一打听，果然，他就是群益大队党支部书记任祖雄。他出门时，我手里还捏着筷子，便上去拦住他，给他讲了氯化苦熏蒸的事。

告诉他，氯化苦就是日本人的“毒瓦斯”,用它熏蒸很危险，可是你们队里有些干部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的态度比氯化苦还危险。他见我说的有趣，就爽快地说，小、小、小秦同志，你放心，我们群益保证不出问题。我并没告诉他我姓秦，他却叫我小秦同志，也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这是他的过人之处。他随即喊了两个人，把他们叫到我的跟前，当着我的面，对他们说，你们两个听、听着：熏蒸的事，秦、秦同志怎么说，你们就怎么搞，出了问题，我找、找你们两个!那两个人诺诺连声。后来证明，共和公社十几个大队，就群益大队搞的最认真。

当时慈化区共有六十个生产大队，在群众生活上，群益大队是一枝独秀。群益大队没有浮肿病人，不需要办浮肿病医院，当然也就没有出现“非正常死亡”的现象。群益大队的蔬菜种的多，最困难的时候，他们的社员也没吃野菜。不仅如此，在生产上也是一支独秀。在全县大减产的情况下，群益大队却粮食、棉花、油料全面丰收，还办了一个养猪场，一个养鱼场，定期杀猪捕鱼，改善社员生活。于是区里、县里开始树群益大队为先进典型。

有一次，县委书记到群益大队检查工作，发现这个大队的党支部很有战斗力，特别是支部书记任祖雄能舍小家为大家。一九五七年发大水，漳河决堤，他丢下自己的家不管，把全队男女老幼都安全转移了，最后回到家里，家里的人虽然逃出来了，房子却只剩下一堆废墟。一个副书记宋开英是个女同志，年纪青青，却和任祖雄一样，既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又能大公无私。便当场拍板，要在全县推广群益大队的经验。

群益大队搞得好，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条件，这个大队规模很小，只有两个生产队，四百多号人。在这里，任祖雄能说了算，加上他是一个能人，党支部一班人对他信得过，社员群众也对他信得过，因此他们的工作，项项走在别人前面。

群益大队的先进事迹回报到地委，地委派了一个工作组，包括当时宜昌地区的两位诗人，在群益住了半个月，总结他们的先进经验。在总结中，发现不仅支部一班人能过硬，而且在社员中也有一批一心为公的积极分子。比如有一个仓库保管员，对集体的东西保管的非常好，任何人不想从公家拿走一点东西，群众说他是队里的“一把锁”;还有一个老人，年纪大，辈分高，虽然不是干部，却事事都管，因为他处事公道，人们都服他管。人们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管得宽”。

不久，两位诗人以“一把锁”、“管得宽”为题写了几首小诗，发表在《宜昌报》上，这几首小诗，竟然比大块的文章影响还大，从此全宜昌地区都知道群益大队有两个名人，一个叫“管得宽",一个叫“一把锁”。人们到群益参观，还非得见见这两位名人不可。

群益大队的名声越来越大，引起了省委的重视。省委派了一个“大笔杆子”带了一个工作组，在群益住了个把月，写了一本书，题目叫《堡垒》,副标题是《湖北省当阳县群益大队党支部工作经验》。中共湖北省委印发了这本书，在全省开展了向群益大队党支部学习的群众运动，省委书记王任重亲自写了按语，号召全省党员在“比、学、赶、帮、超”的运动中，“学任祖雄，赶任祖雄，照任祖雄那样干!”这个口号是比照另一个更为出名的口号提出来的，另一个口号是“学马学礼，赶马学礼，照马学礼那样干!”这个口号也是王任重提出来的，马学礼是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工人，他所创造的先进工具在全国闻名，并荣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

他的"四见精神”——“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见先进就学，见后进就帮",在全国有口皆碑。任祖雄虽然没有马学礼那样出名，但在省内也几乎是家喻户晓了。很快，群益大队像一颗耀眼的明星，在荆楚大地升起来了。任祖雄相继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省特级劳动模范。

任祖雄出名之后，给群益大队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也给群益的工作带来巨大的压力。一时间，不到五百人的群益大队，每天却有几千人前来参观。村子里，田野上，到处是人。食堂是参观的重点，一天到晚挤的水泄不通。连炊事员炒菜，也得请客人们让一下。有的参观者听了党支部的介绍，热烈要求把“一把锁”和“管得宽”找来，让他们一睹为快。此外，还有各级领导来调查研究的，有关部门来总结经验的，文艺部门来体验生活的。随便哪一拨客人，都希望能得到任祖雄的亲自接见，最起码也得宋开英亲自接见。不然，人们会感到非常遗憾。为此，任祖雄和宋开英整天接待一批又一批，有时一天只吃一餐饭。

任祖雄是一个精明过人的人，他知道群益出名就出在食堂上，所以，不管多忙，他总是把生产队的食堂办得好好的。与此同时，他又办了两个小食堂，一个是在位于挖宝山的大队部办了一个副业食堂，供大队加工厂、砖瓦窑、缝纫队的员工吃饭。这个食堂，还专门接待来此蹲点或短期工作的党政干部吃住，生活由大队给予补贴，要保证干部们吃的满意，住的舒服。

另一个是在他所在的一队办了一个秘密小食堂，专供区以上的党委一把手及其随员吃住。这里的鱼肉蛋满足供应，却只按上面的规定，象征性地收一点伙食费。对这个小食堂，他定了两条规矩：一是小食堂平常不开火，领导来了就办，领导一走就停。二是群益大队的任何干部，不许在小食堂吃饭。他本人也严守这条规矩，领导叫他去，他也不去，他一日三餐，都在生产队的食堂里和社员一样吃，吃过饭再到领导那里回报工作。他的这些措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特别是任祖雄不在小食堂吃饭，坚持和群众吃在一起，不仅让社员群众服气，尤其令各级领导感动，他们没想到，一个没有文化的支部书记，竟有如此之高的思想境界。

在群益大队红遍全省的时候，群益的社员也感到了极大的荣耀，他们到区里，到县里，只要一说是群益的，立刻引来人们羡慕和尊敬的目光。无论是到区粮管所卖粮食、到棉花采购站卖棉花，还是到区食品公司卖肉猪，只要一说是群益的，立刻就受到优待。就连沮漳两河的渡船，只要说明是群益的社员，也可以优先。

有一次，我们几个农技干部和任祖雄一起，到枝江县百里洲参观棉花，在大阜街过江时，有一条渡船停在那里，却不肯开，说是他们下班了，要我们等到下午再来。我们中有地区农业局的干部，他们亮明身份，要求过江，船员还是请他们下午再来。无奈之下，我忽发灵感，便带着试试看的态度，告诉他们，任祖雄和我们在一起，请你们关照一下。他们听了，大为惊喜，不仅把我们渡过去了，还坚决不收我们的船钱。

到了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时候，全国到处撤消公共食堂，慈化区的农村食堂，几乎一夜之间全撤了。群益大队的食堂撤不撤?领导叫任祖雄发动群众讨论，领导的基本倾向是想让群益坚持一下，保留一个，做个样板。发动群众讨论的结果是不撤，社员们说，我们群益先进就先进在办食堂上，这几年，我们走出去比别人高出一头，为什么?就为我们的食堂办的好。这让任祖雄很是感动，群众也知道维护自己的荣誉了，也知道荣誉来之不易了。但过了不久，群众的意见变了，主张撤。有的甚至列举出办食堂的种种弊端，包括秘密小食堂，也被曝了光。任祖雄看人心所向，已不在公共食堂了，便向县委报告，除保留挖宝山的副业食堂外(因大队企业的员工要吃饭),其余食堂全部解散。

到“文革”初期，湖北全省，响彻云霄的口号是“打倒刘、邓、陶、王",把王任重排在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之后，成了湖北最大的走资派。群益大队的任祖雄顺理成章，成了王任重的“黑典型",加上老任在"七·二0”事件中和我们一样，站在“保守组织”——“百万雄师”一边，便把他作为“四个一小撮”中的“当权派中的一小撮走资派”抓到慈化街上和我们一起游街(我那时是“保守组织中的一小撮坏头头"),不同的是，我们挂的是纸牌子，很轻，老任因是王任重的黑典型，“修正主义黑线上的黑瓜”,挂的是小学里一块货真价实的木黑板，不仅重，而且一走路膝盖老是在黑板上瞌得响，每响一下，造反派就给他一鞭子，老任为此挨了不少打。

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以后，被打成走资派的各级领导相继复位，任祖雄再次被人们想起来，群益大队再度被作为先进单位。但此时上面已不再派人来写文章了，每有重大事件，就打电话到区里，要任祖雄表态。区里没有准备，常常搞的很被动。

共和公社群益大队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在批“小生产”上也带了头。支部书记任祖雄曾在大会上介绍经验说，“资本主义”（指社员扩大自留地）被他从河滩上赶到皖子里，从坑子里赶到屋檐下，从屋檐下赶到碾盘上，从碾盘上赴到花盆里。最后把社员种在花盆里的一窝韭菜拔了，“资本主义尾巴”才算割干净了。

这时候我因写通讯报道有了点名气，区委书记王敬祖就叫我不住旭二了，到群益去蹲点，既帮助群益推广农业技术，也把老任的材料包下来。这就给我增加了一个额外的负担，我思想上的“弦”得时时绷得紧紧的，每有重大事件，我一听广播，就得去找老任，让他赶紧表态。老任没有文化，跟不上复杂多变的形势，每次都结结巴巴，说的不在点子上。我一急，就提醒他应该如何如何。这时的我，脑子已经完全公式化了，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有时完全两样，连自己也讨厌的一些豪言壮语、大话、假话，也一套套地从我嘴里嘣出来。这对于生来就爱听实话、说实话的我，成了一件苦差事。任祖雄也很勉强，上面要他表态，他不能不表态；我辛辛苦苦地为他服务，他也不好涮我的面子。只好按照我的思路，言不由衷地表了一些态。

幸而不久，敬祖同志发现我不能住群益，还是得住旭二。因为群益大队是棉花产区，旭二是水稻产区，从农业上来讲，全区水稻是大头，棉花是其次。在“以粮为纲”的年代，水稻生产上不去，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便叫我离开群益，回到旭二蹲点去了。

从此，群益大队在报纸上、广播上出现的频率逐渐减少。过了不久，上级党委从农村党员中选拔先进人物、劳动模范到县、区、社任职，任祖雄被选中，任命为共和公社党委书记，转了户口，成了一名脱产干部。群益大队因为规模太小，和另外两个大队合并为一个大队，选了一个年青人当支部书记。于是，原来的群益大队，慢慢被人忘了。

任祖雄离开群益，对群益的工作影响固然不小，而对他本人的影响则更大。他离开群益，就像鱼儿离开了水。他在群益，无论怎么结巴，他的话总有人听，有的人还就爱听他结结巴巴地说话。到了公社，一无资历，二无文化，三不懂潜规则，实在有点勉为其难。有时候，他的话还没说完，下面就乱成了一锅粥，倒是要副书记出来吼几句，才能隐住阵脚。后来“撤区并社”,小公社并为大公社，由县委直接领导，老任当一把手难度更大，便安排当了一名副书记，专管农业生产，他在这个岗位上勉强应付，一直干到退休。

来源：宋沮漳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