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说明：这篇文章的标题和观点都是笔者与AI讨论而得出的。尽管目前所有的AI智能关于社科的学说背景和知识结构，全都是西方中心论的那一套；但是，如果我们撇开观点词语，而仅借用它的纯逻辑，那还是可以做出相对公允的判断的。本文的插图都是“AI文生图”】

AI问答：中华文明是唯一的原生文明和古代文明

【说明：这篇文章的标题和观点都是笔者与AI讨论而得出的。尽管目前所有的AI智能关于社科的学说背景和知识结构，全都是西方中心论的那一套；但是，如果我们撇开观点词语，而仅借用它的纯逻辑，那还是可以做出相对公允的判断的。本文的插图都是“AI文生图”】

（一）关于人类社会文明与科技的总论

先给观点，它们是笔者与AI问答所做的延伸（8 点）：

第一，现代思维方式不适合于古代。人在科技上具有无限潜能（人类的智能禀赋），但它在近代以前的几百万年中几乎形同虚设，不起作用。这是因为“智能禀赋”及其衍生物（科技等）都是双刃剑，它（它们）不兼容于相对封闭的生态环境。试想：在荆棘满途、沟壑纵横的地方有一辆赛车（好比科技），一启动就会车毁人亡。

第二，古代文明是高级智慧的产物。近代以前，即在世界实现普遍“联通—交通”之前，除非有一种高级智慧来驾驭“智能禀赋”（科技等），以确保“动态平衡、整体和谐”；否则，不可能有文明和发展。这仿佛是生物圈通过天造地设（艰难险阻）在发挥“免疫功能”：但有“人为”（进取）就会破坏其“内环境”，而无以为生。

第三，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原生文明。唯有中华民族具备一种超越和驾驭“智能禀赋”（科技）的高级智慧，即始于《易经》的“道”。后者启动和推动文明的原理是，模仿、发挥和维护“天地化生万物”的功能，从而复制出属于人类的化生模式——“发明—发展机制”。它与自然造化同构共存、与天体运行同频共振（周期循环）。

第四，西方版世界历史都是杜撰的。近代以前，这两种社会均与文明无缘：一是神本祭司和“虚妄自然”，因为人既不起作用，又没有真实认知；二是人类中心和“征服自然”，因为相对闭塞的“内卷环境”不兼容“双刃剑”或“主客二分”。因此，泛西方“古典文明”（希腊等）和“文明古国”（埃及、两河、印度）皆不真实。

第五，现代文明不再依赖高级智慧。中华文明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尤其是其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传播，使越来越大的“天下”乃至整个世界都实现了“联通—交通”；当此之际，首先是处于东、西半球要冲的西欧，由于“双刃剑”可以向外，再加上“儒家启蒙”，人类的智能禀赋获得解放；因而，文明与科技的发展均变得容易了。

第六，表音文字是近代起源于中国。所有作为文明媒介的文字都被安装了“表意软件”（通用概念系统）。后者来自易经象数，被仓颉用于改造汉字，使它从象形升级为表意。17世纪的西方学到这个奥秘，这就有了以表意为内涵的西方及泛世界的表音文字。再鉴于表音文字缺少“形”，它们首先必须被“硬件”（印刷术）所规范。

第七，周期律是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历史中国的发展是循环起伏，螺旋递进，迤逦数千年。就其负面而言，历史周期率与政治等人为因素皆无关，它根源于这一矛盾：发展（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人口繁衍）的加速度趋势，与可供平衡和消耗的生态容量的缓慢扩张。前者到达后者的极限时，整个社会就会陷于混乱，乃至崩溃。

第八，西方不可能原创科学与技术。科技植根于人的智能禀赋。由于它们都是双刃剑，在地理闭塞的古代，除非有“道”智慧（动态平衡、整体和谐），否则，一经开发和利用，它就会向内破坏众生的栖息地。所有的神本社会无不是禁锢人及智能禀赋，以确保最起码的“存在”。现代科技是中国传统科技的爆炸（井喷）形式。

（二）唯有“道”（智慧）能带来原生文明

人类是一种具有无限潜力的智能生物。我们的工具、技术、知识、数学、逻辑、文明和制度等，都植根于这种独特的“智能禀赋”。然而，后者及其衍生物（科技等）犹如一把双刃剑，既能带来福祉，亦能招致灾祸。那么，如何在这方面趋利避害呢？这是处于世界普遍联通—交通（全球化）之前、因而比较闭塞环境中的人们，首先必须面对，而且不得不妥善处理的问题。

倘若将现代科技放到古代会怎样？那就会径直地摧毁人们的栖息地——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在内部彼此抵消，结果为零！这是因为古时很闭塞的生态环境不能承受“双刃剑”。

古人对于作为双刃剑的“智能禀赋”及其衍生物（科技等），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应对策略：一是依靠“神”的力量，通过迷信禁锢人的行为与思想。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祸患的产生，但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文明化。二是依靠“道”的智慧，通过调控“人的有为”，实现万物众生之和谐共存。后一种策略不仅带来了文明与发展，更为我们今天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具体而言，文明及其各个方面的诞生，是高级智慧（道的智慧）对人的智能禀赋进行“无害开发”的产物。远古圣哲深谙此理，他们复制、发挥并维护自然界的“造化功能”，而形成了属于人类自己的“发明—发展机制”；并且遵循天地万物的规律，以此来为万民谋求福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还必须设法使人类活动兼顾整体关系（天人合一），协调天地人的节奏（三才互动），保持动态平衡与全息协和。此种高级智慧不仅引导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更体现于对社会关系的精妙调控。

在近代以前，“道”（智慧）谨慎地开发和应用工具、技术、知识、天文、数学等，以促进文明的发展。然而，所有的针对自然的知识与学术（例如科学）都是“道”之下的隐学。

到近现代，亦即在郑和远航开始联通世界之后，人类首次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双刃剑”对外），来支持其大有为、大发展；在此情况下，“道隐无名”，科技成了“第一生产力”，所有针对自然的知识与学术都均变为“显学”。

进一步推论：具有“道”（智慧）的中华文明，是人类社会中绝无仅有的原生文明与古代文明，而其他所有“文明”——无论真假——则都是前者在近代派生的。按照莱布尼茨和耶稣会士（例如李明 Louis le Comte）的说法，在“大洪水”之后的几千年里，只有中国存在真正的文明与神学（指知性的自然神学），而其他所有的民族——特别是欧洲——均处于“创世”之前的混沌状态。

人类历史上的唯一文明（机理）

（三）神本（宗教）社会不可能产生文明

在历史上，人类社会的进化情况纷繁复杂，但若从根本动力与社会结构的角度进行划分，定居人类的社会形态大致可归结为两大类：1.“以神为本”（神本）的宗教社会；2.“以人为本”（人本）的世俗社会。

“以神为本”的宗教社会，其核心特征在于将神的意志视为至高无上的法则，人的存在与行动皆必须服从于上帝的旨意。在这样的社会体系中，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皆被窒息。另一方面，神本宇宙观都是被构建在虚妄与迷信之上的，故而，缺乏对自然现象与社会规律的理性探索；这样一来，认识论与科学性在神本社会中均不能生根发芽。正因为如此，神本性导致该社会长期处于原始停滞的状态。

相比之下，“以人为本”的世俗社会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生命力。世俗社会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鼓励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追求知识、技术与文化的不断进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勇于探索未知，不断发明创造，推动社会生产力与文明水平的持续提升。故而，世俗社会能够正确认识自然规律，洞彻万物的普遍真理，模仿并复制自然界的“生化运动”，从而为人类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正是这种对人类智慧与创造力的充分尊重与利用，使得非宗教的世俗社会成为历史上文明发展的沃土。

到了近代，宗教社会由于受到世俗社会（文明）的影响或冲击，经历了“启蒙开化”（主要是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当此之际，前者从过分依赖神的意志转向重视人的价值与理性，其社会结构与文化观念均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而具备了世俗化与文明化的可能。

因此，历史上“以神为本”的社会因其内在缺陷和价值导向，确实无缘于真正的文明发展。而“以人为本”的社会则因其对人类主体性的充分肯定与利用，成为文明进步的唯一载体。因此，对于任何社会而言，实现从“神本”向“人本”的转型，都是迈向文明不可或缺的必要前提。

进一步推论：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国及“中华文化圈”是（人本）世俗社会，故存在着文明与发展。相比之下，根据“常识”，泛西方——从欧洲、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到印度——都是神本（牧师或祭司）社会；再按照上面的分析，它们只能是虚构的，而它们那里的社会则均为亘古的原始停滞。换句话说，在中古与近代之间，所有的神本社会——首先是欧洲——仅在被中国文化启蒙开化（启蒙运动）时，才有可能世俗化与文明化。

“神本文明”都是荒谬神话！在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之前，所有的神本（祭司）社会均与文明（发展）风马牛不相及，因而它们的“文明史”都是虚构的

（四）针对自然的知性取向是近代才有的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与自然作斗争”的知识体系、方法论和逻辑框架，实则属于近现代文明的“新事物”，它们根本无法立足于之前的人类社会。这一论断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这一特性所做的深刻洞察，即古代生态环境的封闭性与自然力量的绝对主导地位。

在古代，世界尚未形成广泛的互联互通，自然地理环境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构成了人类活动的天然屏障。崇山峻岭、广袤水域、复杂地形，不仅限制了人类的迁徙与交流，更将人类社会分割成若干相对独立且脆弱的生态单元。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对于万物的利用是极有限的，满足其直接的生存需求，而绝对不可能对自然进行剖析。

倘若古代社会为了“进取”而对自然进行改造，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远比今日更为紧密且直接，环境的任何微小变动都可能对人类的生存造成重大威胁。因此，对自然的不慎干预，无异于自毁家园，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在此背景下，古代社会若要实现发展，乃至启动和推动文明进步，就必须依赖一种超越常规的高级智慧（“道”智慧）。它不仅体现在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更在于如何巧妙地调控人类行为，确保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维护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与动态平衡。这要求古代社会在开发机械、技术及相关知识领域时，必须“遵道而行”——秉持极其谨慎的态度，以避免对自然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事实上，中华传统文明一直是在遵循自然规律、保持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谨慎地推进技术创新与知识积累。这种高级智慧不仅体现在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上，更在于对人类社会内部关系的协调与平衡，以确保在有限的自然条件下，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言以蔽之，针对自然的斗争与改造的知识体系，在相对封闭的古代环境中不能单独存在，其根源在于古代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紧密联系以及自然力量的绝对优势。只有在尊重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古代社会才能实现稳健而缓慢的进步。

进一步推论：常识告诉我们：“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知识体系都是“针对自然”（征服自然或“与自然作斗争”）的。然而事实上，它是近代才出现的新事物，而且是“道”智慧在新形势下的分裂和异化形式。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1931–2018）批评，19世纪的西方中心论按照其愿景和标准，重新塑造了具有近代性的“古希腊”，来充当西方文明的源头。

虚构的科学史。其实，西方原创科技与文明的概率皆为零

（五）传统文明与科技是高级智慧的产物

我们来探讨古代的原生文明与原创科技，它们都如何作为高级智慧的产物，以及人的双重本能——生物本能与“智能禀赋”——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与作用。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天生具备两种本能：生物本能与“智能禀赋”。生物本能是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衍而具备的基本能力，如觅食、配偶、避害等。而“智能禀赋”则是一种潜在且无穷的力量，它使人类的生物本能得以不断增强。这种智能禀赋，在本质上，可以视为一种科技潜能，是人类探索世界、改造自然的内在驱动力。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智能禀赋”（科技潜能）却几乎无用武之地。这是因为作为“双刃剑”的智能禀赋及其衍生物（机械和科技等），不兼容于相对封闭和阻塞的古代生态。换句话说，先民们的生活局限于自身所处的地理环境中；“改造自然”无异于自毁家园。因此，史前人类在长达几百万年的时间里，始终处于原始状态。

高级智慧，即中国古代的“道”，强调整体和谐与动态平衡，为人类开发和利用“智能禀赋”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和路径。在“道”的指引下，先贤们谨慎地开发和利用科技潜能，从而启动了文明的发展进程。

随着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传播，终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联通—交通”。在此新形势下，“智能禀赋”得以彻底解放（不再依赖高级智慧了），成为推动现代文明发展的深层动因。传统文明的成果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大爆炸式的增长，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然而，现代文明的繁荣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由于缺乏高级智慧的引导，物质文明和针对自然（与自然作斗争）的知识均急剧膨胀，导致身与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三重冲突不断加剧。这些冲突不仅冲击着地球村的极限，更威胁着整个生物圈。如何拯救？答案在于重拾高级智慧——“道”。通过借鉴古代原生文明中的智慧精髓，我们可以找到解决现代文明危机的关键。高级智慧强调整体和谐与动态平衡，这为我们提供了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与心之间关系的正确方法。只有在这一智慧的指引下，我们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避免人类自毁的悲剧发生。

进一步推论：追根溯源，文明及其所有要素（包括科技）植根于人的智能禀赋；后者仅在“道”智慧的调控下才有可能产生它们。为什么？因为古时十分闭塞的地理环境不兼容作为“双刃剑”的智能禀赋及其衍生物（科技）。这就是说，在世界历史上，中国之外不存在原生文明和原创科技。伏尔泰说：“文明、科学和学术及其发展，都是起源于中国；而直到最近，它们才在我们欧洲出现”“东方是所有艺术（art包括技术）的摇篮，西方从那里获得一切”。

原生文明与原创科技是“道”智慧的结晶

（六）表音文字：硬件与软件的双重塑造

所有的字母表音文字（尤其是英文和法文，也包括希腊文和拉丁文）都是在近现代才会有的，之前不存在；并且，它们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中国助缘”（硬件＋软件）而形成的。就其命运而论，表音文字都是在18 —20 世纪作为一种依附于印刷术的“符号”而兴起，到21 世纪就会被AI智能逐渐淘汰。

“表音”是文字的死路，其本身永远不能形成文字；这是因为人的声音是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的，而文字则要求一致性和通用性。就文字的三要素（音、形、义）而言，“表音文字”只有“音”，但它是个别性、却又是多样多变的。正因为如此，表音文字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重塑造。

首先，我们来探讨表音文字的“硬件”基础——印刷术。依靠它来锁定和规定发音符号（字母）。而在此之前，所谓“字母”一写就乱（不可识别）。尝试一下量化分析，如果没有印刷术的规范，比较在交流过程中手写的混乱概率：象形文字、表意汉字和表音文字分别是：30 ％、40 ％和99％。因此，如果没有印刷术，表音文字基本上不能成立。

然而，仅有“硬件”的支撑还远远不够。表音文字要想在信息的海洋中独树一帜，还必须依靠“软件”的赋能——即植入“表意雅言”（它作为“自然密码”源于易经象数）。所谓“表意雅言”，是指那些普遍通用、能够跨越地域和文化界限的概念和表达方式。现在的表音文字之所以能写出复杂思想和情感的词汇和句子，它们所蕴含的意义，正是通过“表意雅言”的植入而得以实现的。

具体而言，表音文字通过编纂语言词典，从高级文字（即汉字）中“借取含义、借鉴定义”，实现了“表意雅言”的植入。这一过程，不仅丰富了表音文字的词汇量，更赋予了其词汇以深刻的内涵与外延。新概念的不断引入，旧话语的逐渐淘汰，使得表音文字能够紧跟时代步伐，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交流需求。但它又面临另一个致命问题，即虽然表音文字的基本词义来自高级文字，但它不能像后者那样灵活地表达新事物，而是胡乱造新词。

值得注意的是，表音文字并非自古相传的古老文字，而是一种相对年轻的文字形态。其形成与发展，与近代引进印刷术和“表意概念”密不可分。

综上所述，表音文字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硬件”与“软件”的双重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印刷术作为“硬件”基础，为表音文字的标准化与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力保障；而“表意雅言”（通用概念）作为“软件”赋能，则使得表音文字能够跨越地域和文化界限，成为人类共同的语言财富。

进一步推论：在近代以前的千百万年里，西方不可能有作为文明媒介（知识工具）的文字。现代欧美国家的官方语言文字都是借助于中国因素（四大发明和表意雅言），而在18 —19世纪形成的。实质上，除了受到中华文明影响之外，所有使用字母表音文字的民族在近代以前，不仅在文字方面，而且在其他一切方面，都不具有进步或发展能力。英语词典的编纂者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说：“表音文字并非古已有之，而是最近造字的结果。”

文字的三要素（音形义）和通用概念（表意功能）

（七）“周期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历史中国的社会发展轨迹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它深刻体现了老子哲学中“反者道之动”的精髓。其意指，万物运动皆遵循一种向着反方向转化的规律；这正如股票到达巅峰后就会暴跌，社会发展亦不例外。

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与人口繁衍等动力因素，以其内在的加速度趋势推动着社会不断向前，而资源供需、市场容量和生态承受则都相对有限。当发展的狂飙突进触及资源、市场或生态的极限时，社会系统往往会陷入动荡乃至崩溃，随后跌入历史的低谷。然而，正是在这样的低谷之中，新的发展机遇与创新力量悄然孕育，引领社会步入下一个发展周期，循环往复，不断攀升。总的来说，历史中国的发展列车行进在《易经》“序卦爻错”的轨道上，只不过每每遇到“变数”（忧患）而已。

每一次这样的周期循环，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社会结构、技术水平和文明形态的深刻变革与升级，每一次的“触底反弹”都为社会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天下”。这种波浪式的发展模式，不仅体现在时间维度上的起伏跌宕，也反映在空间布局上的转移与扩散。当某一地区的发展达到环境饱和或面临资源或市场约束时，文明的重心往往会寻找“新生态区”进行迁移，以实现持续繁荣。历史上，中国的经济中心从中原向江南的转移，便是这一规律的生动例证。江南地区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承接了中原文明的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经济、文化与科技的全面飞跃。

在郑和远航开始联通世界之后，随着中华文明的各种成分或元素的全面传播，人类社会发生了丕变：一方面，中华大地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而导致生态压力与高度紧张；却又因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距离彼岸大陆太远，而无法“外向发展”。另一方面，世界联通和技术传播使欧洲凸起为连接东、西半球的捷径（世界通衢）；于是，中华文明的成分或元素在欧洲这个“新生态区”发生了爆炸性效应——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

来到近现代，发展在时间上，从局限于国土生态的致命性“历史周期”，变成了通向全球生态的非致命性“资本周期”。后者到达世界领土的极限则是世界大战，到达生物圈的极限则是“星球坏劫”。

发展在空间上，随着地理优势的改变，经济与科技中心也会转移，其趋势是“递增三级跳”：（历史中国→）19 世纪欧洲→20 世纪美国→21 世纪中国。

进一步推论：文明及其所有要素和各个方面的发展皆源自《易经》。中华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引擎和主轴。发展在历史上因受制于地理环境，通过周期律而“曲成万物”（物质文明）和“曲尽其妙”（礼乐文明）。发展在近现代是“迂回西洋”和“先否后喜”，然后重返“中国中心”。

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易经》，它的轨迹是“周期律”（序卦爻错）

（八）古今中西的科技是“从量变到质变”

第一，中国与西方的因果关系。科技在历史中国具有原创性、种子性和可控性。先贤依靠“道”智慧对科技进行精妙开发和谨慎利用，尽量减少它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双重和谐的冲击，这是因为相对闭塞和十分脆弱的国土生态，不能承受“双刃剑”。科技在近代西方具有次生性、爆炸性和失控性。中国科技在欧洲发生了“爆炸性效应”，西方人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攀登高峰，征服自然、征服世界，这是因为通向“全球性生态”的西方地理，能够使双刃剑对外。

第二，中国与西方的因缘关系。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从中国获得了全部的文明要素，诸如儒家人文（启蒙开化）、表意概念（文明文字）、政治制度（形成国家）、万物认知（百科知识）、形上辩证（西方哲学）、天文历法（时间概念）、灵妙审美（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后者还包括图书资料、工艺流程、机器模型、栽培物种和农业机械，以及包括阴阳电磁在内的科学理论。另外，作为西方科学与哲学前身的“自然神”（自然神学），来自宋明理学（包括邵雍易经）。

第三，为什么科技的近代爆发却发生在欧洲，而非中国？其主要原因是，欧洲地处连接东西半球的要冲，是通向全球环境的“新生态圈”，这很容易使世界的资源和财富以及传统文明的成果，向欧洲滚滚倾注。再由于“双刃剑”可以向外，不要“道”智慧的调控，反而更能发展科技。另一方面，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距离彼岸太远和东西海盗云集），中国无法像欧洲那样通过向外扩张来缓解内部矛盾，也无法像欧洲那样充分利用新大陆的资源来支持发展上的跃进。

四、科技发展“从量变到质变”。几千年的“量变”发生在中国，厚生利用，厚积薄发；最近近百年来的“质变”体现在三次加大的“冲击波”上，即：19 世纪欧洲→20 世纪美国→21世纪中国。“质变”不仅有量上的爆炸，还有质上的蜕化。后者指：历史上的科技被“和谐智慧”所调控，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近现代的科技则被西方滥用于征服自然、征服世界，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社会矛盾。从今往后，中国主导的科技创新将会使它回归于可控状态。

进一步推论：所有的文明要素——包括科技——都是中华民族原创的。鉴于科技是极危险的双刃剑，它在古代闭塞的环境中，除非有“道”智慧调控，否则不能被开发。到了近现代，由于世界联通和双刃剑可以向外，处于优势“地缘政治”中的西方，狂热地发展和滥用科技；但这是暂时现象——长远来看，科技要么返回可控状态，要么冲击地球极限。

人类社会的科技，植根于人的智能禀赋，缘起于《易经》，在历史中国是可控状态，在现代世纪是失控状态

总的结论：1.现代人的思维、科技和逻辑均不兼容于近代以前的生态环境。2.中华文明是人类社会中唯一的古文明，而其他所有“文明”——无论真假——则都是在近现代基于前者成就的塑造或伪造。3.若非被卷入“天下文明”，西方仅凭自身能耐，则永远无法脱离原始状态。4.中华民族是历史长河的开拓者，而“欧美文明”则只是其中的一股滔天恶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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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同思想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