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夏末，延安一所保育院里，一位两岁的小女孩在临死前轻声说了句：“叔叔，我认识你。”这句童声，成了整个案件唯一留下的线索。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45年夏末，延安一所保育院里，一位两岁的小女孩在临死前轻声说了句：“叔叔，我认识你。”这句童声，成了整个案件唯一留下的线索。

没人想到，这样一句话，会让她的父亲——刘伯承，一辈子都放不下。

事情发生在8月18日之后的那个夜晚。

那时候，抗战已经接近尾声，延安就像战后的避风港，很多老干部的孩子都被集中安置在这里。

保育院不大，孩子们住得也不算宽裕，但基本的照料还是有的。

院长丑子冈是个很细心的人，每晚都会巡视一圈，确保每个孩子都盖好被子，屋子也锁得严实。

那天晚上，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孩子们早早入睡，院子里静悄悄的。

保育员梁国欣和周桂枝在凌晨还特意查了一次房，说是没发现任何异常。

可第二天一早清点人数时，刘华北——刘伯承的小女儿，却没出来洗脸刷牙。

“我早上看到她还没起。”一个小朋友这么说。

可大家都知道，刘华北是最爱起早的孩子之一，从来不赖床。

丑子冈当时就觉得不对，赶紧带人去房间查看。

床上被子整整齐齐，可一掀开，却看到孩子已经没了气息。

肚子上有个很深的伤口，血早就凝住了。

她才两岁，一个穿着旧棉布睡衣的小女孩，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自己睡觉的地方。

说实话，谁也想不通。

延安这种地方，怎么会出这种事？

保卫部门很快介入调查。

第一时间就通知了刘伯承和他的夫人。

那会儿，刘伯承正在外地执行任务。

听到消息，他几乎不敢相信，“消息确切吗？”他问了三遍。

赶回延安时，看到女儿盖着白布躺在床上，他当场就哭了。

“谁干的？”他问得很直接。

可没人能回答他。

调查很快展开。

当晚所有进出保育院的人都被排查了一遍，从保育员、警卫，到厨房帮工，挨个问话。

可是，没人看到有陌生人进来，门窗也没有撬痕。

最后，有个孩子支支吾吾地说：“我晚上听到华北说，‘叔叔，我认识你’，那个人还给她饼干吃…”

这句话成了整个案子的核心。

刘伯承听完后，久久没说话。

他明白，女儿喊“叔叔”，就意味着不是陌生人。

而能在夜里悄悄进入院子，知道孩子房间在哪儿，还能让孩子毫无防备地接近——这人肯定是熟人，甚至是院中的常客。

那段时间，延安的敌特活动并不少。

根据后来的一些资料，1945年前后，国民党特工曾多次试图渗透进中共后方，尤其是延安这种核心区域。

光是1944年一年，就破获了至少5起潜伏案件。

有些人甚至混进了地方机关，伪装成勤杂工或者运输员。

可这次不同。

这不是情报战，也不是暗杀某个干部，而是一个两岁孩子的命。

调查持续了很久，几乎查遍了所有保育院相关人员的背景。

保卫科一度怀疑是某位以前被清退的员工作案，也有说法是仇杀，还有人怀疑是敌人的心理战，用孩子来制造恐慌。

但都没有证据。

更麻烦的是，当时没有监控，也没有指纹采集技术。

案发现场几乎没留下什么有效信息。

再加上孩子年纪太小，能表达的东西有限，唯一的证词就是那句“叔叔，我认识你”。

后来保育员梁国欣也被问了很多遍。

她说那晚确实在宿舍外待得久了一点，因为她肚子疼，去拿了点药吃。

另一位保育员周桂枝也说，半夜冷得厉害，她去厨房烧了点热水。

这段时间，正好给了凶手可乘之机。

刘伯承那会儿并不是个闲着的人。

他是八路军中野的总指挥，战场上打过硬仗，负过重伤。

可没想到，最让他揪心的仇人，不是敌军，不是政敌，而是潜伏在自家后院的人。

他不是没想过报仇，也不是没想过放下。

可每次看到别人的孩子活蹦乱跳，心里那道坎就过不去。

后来他跟身边人说：“我不是想报仇，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这事儿传出来后，整个延安警戒立马升级。

保育机构重新筛查了所有工作人员，夜间巡查也加强了。

据说那之后，延安再没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刘伯承的夫人张茜，有一次在日记里写道：“他有时候半夜会梦到华北，说她还在院子里等他。”

1978年，刘伯承在北京病重。

晚年他已经很少说话，但最后几天，他突然对身边人说了一句：“华北的事，一直没查出来，我死也不安心。”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

参考资料：

金冲及主编，《刘伯承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

杨奎松，《红色权力的生成：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冯文彬回忆，《延安岁月：保育工作的那些年》，延安文献资料汇编，1982年

来源：杰丝聊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