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9月3日的盛大阅兵式，让我想起了爷爷梁振浦，想起了他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为胶东兵工事业奋斗终身所作的贡献。仅以此文，缅怀我的爷爷，也一并纠正书上和网上有关爷爷的文章与事实不符之处。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9月3日的盛大阅兵式，让我想起了爷爷梁振浦，想起了他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为胶东兵工事业奋斗终身所作的贡献。仅以此文，缅怀我的爷爷，也一并纠正书上和网上有关爷爷的文章与事实不符之处。

烟台山下海岸街34号的胶东革命纪念馆里，胶东兵工展区“鲜血与生命浇灌的胶东军工”的宣传栏上，有爷爷梁振浦（曾用名刘青山）的介绍：1948年4月因爆炸牺牲。每次参观胶东革命纪念馆，我都为爷爷对革命事业的奉献感到敬佩和自豪。

梁振浦，一位将个人命运与国家解放事业紧密相连的革命烈士，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勇毅投身革命、赤诚奉献军工，以高风亮节诠释了“舍小家为大家”的情怀，其事迹与精神，至今仍在胶东兵工事业的脉络和家族记忆中闪耀。

勇毅参军

梁振浦出生于1906年3月20日（阴历二月二十六日），籍贯为威海市环翠区桥头镇北墩前村。他毕业于威海卫中学，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分子。毕业后，他在村里开了一家中药铺，凭借精湛的医术与热忱的态度，不仅维持了自家生计，更为本村和周边村庄的百姓抓药治病，成为乡邻信赖的“先生”。彼时的他，已有可靠的生计和安稳的生活。可当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号角吹响，当百姓祈盼和平的愿望摆在面前时，他毅然选择了放下这一切。

梁振浦投身革命，离不开身边革命进步力量的影响，妹夫刘德元以及刘德元的弟弟刘德顺（威海市桥头镇黑石村人）是重要的引领者。刘德顺是威海卫早期革命的先驱者，193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威海卫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威海中学党小组的成员。他在威海大地上播撒革命火种，奔走于抗日救亡的一线——深入群众开展宣传运动，组织发展青年救国会，将更多有志青年包括哥哥刘德元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凝聚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旗帜下。刘德元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3月参军；刘德顺1937年12月24日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文登天福山武装起义。可惜的是，身为胶东区党委组织部巡视员的刘德顺英年早逝，去世后被党组织批准为革命烈士；1941年，刘德元又在抗日战斗中壮烈牺牲。

刘德元生前经常对梁振浦讲共产主义，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对梁振浦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刘德顺、刘德元的革命精神与坚定信仰，始终激励着梁振浦。

梁振浦因此开始向我党我军靠拢，积极参加抗日工作。任北墩前村抗日自卫团团长时，他多次成功掩护我党的活动。1938年，梁振浦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王冰（梁春万）、王斋（梁学宗）。

入党后，目睹日寇对中国百姓的残酷杀害和国民党对百姓的剥削及压榨，梁振浦毅然关掉了赖以生存的中药铺，告别熟悉的乡村和父母、邻居，投身革命事业。

他深知，相比个人的安稳，国家的独立、民族的抗日斗争更为迫切；相比为乡邻治病的“小善”，投身革命的“大爱”更有担当。这份“放下”经商的勇气与“奔赴”战场的决心和初心，正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也为后续的奉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人经常到村里抓人，作为共产党员，爷爷曾经跑到大山里、威海卫市区，或者坐船到大连市躲藏，有一次匆忙躲藏到渔网堆里才没让日本人抓到。我的母亲于景连告诉我，有一次，日本人到爷爷家里抓人，爷爷得到消息后，前脚刚从后窗逃走，敌人后脚就进了屋，用步枪刺刀挑起门帘，对只有7岁的父亲说：“小孩子，你爸爸在哪里？”父亲见过日本人抓人，很机警。他揉着眼睛说刚睡醒，不知道爸爸去哪儿了。敌人找不到爷爷，非常恼怒，气呼呼地刺破、摔坏一些家把什，扬长而去。

爷爷1940年1月入伍后，听从部队安排从事军工工作。他在威海行政办事处修械所、文荣威造枪所、东海军分区造枪厂，凭借出色的能力与责任心，分别担任过所长、指导员、副厂长等职；后来又调任兵工六厂，肩负第一副厂长与党支部委员的职责；再从兵工六厂调到兵工三厂担任副厂长，尽职尽责地为军工事业贡献力量。

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动员身边的亲属投身革命，介绍自己的侄子加入兵工三厂，鼓励侄子扎根军工事业。他的侄子也不负所望，在兵工三厂勤恳工作，直至退休，用一生的坚守延续了梁振浦的革命初心。

奉献军工

无论是在威海行政办事处修械所、文荣威造枪所、东海军分区造枪厂，还是在胶东军区兵工六厂、胶东军区兵工三厂，梁振浦深知兵工生产关乎着前线胜负和战士安危，兵工产品的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在技术革新上，他将“有文化、肯钻研”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当时的胶东军工条件艰苦，设备简陋、原材料短缺是常态，很多生产环节依赖手工，效率低，成品稳定性也不足。为突破困境，他带头扎进车间，和工人们一起改进生产方法，开展节约原材料、降低废品率的活动。

梁振浦始终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军工事业中——既以铁腕抓管理、守纪律，更以创新攻技术、谋革新，用“严”与“新”双重担当，为前线武器的生产筑牢安全根基。

威海抗日民主政权——威海行政办事处成立后，梁振浦调任威海行政办事处修械所所长。修械所在威海行政办事处驻地文登营镇埠岚村，为威海抗日大队修理破旧武器，用土法试制“七九”步枪。

卢沟桥事变后，各个根据地想方设法建立小型兵工厂，做到自制弹药、步枪和手榴弹。1941年，文登大水泊附近的金家庄成立了一个小型兵工厂——文荣威造枪所，仿制汉阳造七九步枪。初期，全所不过20人，梁振浦任指导员，王强（原名王锡楚，埠前头村人）任所长，生产机构设装枪组（钳工）、锻打组（红炉）。钻枪筒、节套和拉来复线工序归属装枪组，工人大多是来自农村的手工业者——铁匠、木匠、锔锅匠和打首饰的银匠，只有4人是海外回乡参加抗日的科班车工和钳工。建厂初期，月产约8至10支步枪，轮流分配给威海抗日大队、荣成独立营和文登独立营。从安全考虑，造枪所短暂东迁到荣成桥头镇福禄庄村；为防止日伪军偷袭，不久又迁往文登、荣成交界的草庙子镇小郭家庄村。这个村四面被山林河流掩蔽得严严实实，只有7户人家，全村人口不过15人。农民生产工具坏了，工人就无偿地帮助修理。指导员梁振浦是医生出身，上级给他配了一个牛皮大药包，装满了常用药品。群众有病，他就给诊治、送药，分文不收，或者传些不用花钱的药方。兵工工人与群众相处得十分融洽，鱼水情深。兵工工人在这安定的小山村加紧生产步枪，人员慢慢增加到25名，月产步枪24至28支，能装备一个排，多次得到上级的表彰。

日寇对军工原材料严密封锁，有些特殊材料采购不到，枪就不能出厂。例如生产七九步枪的探条，必须是4/64英寸直径的钢丝，一直缺货。文荣威造枪所发现日伪马前泊据点通往威海以南各据点的电话线是4/64英寸直径的钢丝，便组织兵工小分队趁着夜色顺着线路爬杆、掐线，卷成几大圈抬回来，解决了材料紧缺问题。

还有一次，梁振浦几天不见人影。当时正是中伏酷暑时期。一天，大家正睡午觉，工人张惠周热得口干舌燥，提个小罐子去东园汲井水解渴，看见东山树林中的羊肠小道上走来一个人，他便藏在菜园屋后注视着。只见此人头戴白草帽、身穿绸衫，还戴着墨镜，左手提个大提包、右手拄着手杖，步履艰难地走着。荒野山村，这样的装束很难见到。近了，他才看出是梁振浦指导员，急忙迎上前去。“小张快给我提着包。这里面是6号钢丝，你直接拿到装枪组吧，急用呢。”梁振浦说。这个月制造的26支步枪，全都没安装枪栓。为了让步枪及时出厂运往前方，这几天梁振浦亲自出马去“办货”了。

1942年冬，在顽军赵保原等部的配合下，日伪军两万余人由西向东进行拉网式大扫荡。文荣威造枪所日夜疏散物资，加紧备战，扫荡结束后很快恢复了生产。他们制造的步枪，经过对日军作战的考验，质量良好，被军区列为优质步枪，并指令升级为东海军分区造枪厂，西迁牟海，梁振浦升任东海军分区造枪厂副厂长，工厂驻扎在昆嵛山里。

1946年12月，胶东军区兵工总厂设立兵工六厂。1947年2月，东海军分区造枪厂、弹药厂、修械所等奉命与胶东军区兵工六厂合并，以东海军分区造枪厂原地（当时昆嵛县葛家集附近的下口村，北有昆嵛山环绕，适于防空；南有姚威公路，交通便利）为基础合并，任命梁振浦为第一副厂长兼党支部委员。他和兵工六厂党总支书记邢林（上世纪60年代担任过地改市前的烟台市市长）、厂长孙翔鹏共同研究，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改进生产工具，促进生产。4月，兵工六厂改进生产工具20种，5月改进生产工具17种，6月改进生产工具7种。

1947年3月，为适应参军高潮的需要，胶东军区交给兵工六厂一项新任务，大力生产四五式步枪。他们层层发动群众，重新组织了技术力量，成立了五个制枪生产小组，动员全体职工加班加点，昼夜奋战。木工组的6名同志干到深夜不休息，厂长把他们赶出工棚，锁上了大门。可是厂长刚离开，他们就搭起人梯，翻过院墙，钻进工棚，又干了起来。在领导的带动下，医务人员下车间给工人看病，炊事员把热水送到了车间。领导对工人越是关心，工人的干劲就越大，生产效率成倍地增长，3月造出步枪100支，6月造出步枪500支。1947年6月底，兵工六厂的干部职工人数达到607人。

1947年上半年，胶东军区开展“爬山顶”立功竞赛运动。兵工六厂的干部职工激情满怀、斗志昂扬，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形成全员参与生产与革新的热烈氛围，部分同志单日工作12小时，有的同志单日工作长达18小时。

兵工三厂是1941年2月建立的。建厂后虽然条件很差，但兵工人的干劲很大。兵工三厂开始只能复装子弹、修理枪支，不久就能制造手榴弹、地雷、步枪、手枪、机枪，后来又学会了制造掷弹筒和掷弹，并形成了批量生产。1947年7月，梁振浦从兵工六厂调任兵工三厂副厂长，他坚持军工产品质量第一的原则，组织开展群众性重大技术革新，工厂的生产与技术管理日臻完善，产量进一步提高。据统计，1947年兵工三厂生产了274万发子弹，为支援前线作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兵工三厂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始终依靠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全心全意依靠广大干部职工，一刻也不脱离工农群众。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带头吃苦、无私奉献，使干群关系、军民关系一直十分融洽。

兵工三厂在炮火中诞生，在战斗中成长壮大，与其他兄弟厂一样，在艰苦的岁月里，经受日寇的扫荡、封锁，战胜了重重困难，为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梁振浦思想觉悟高、干劲大，用对待家人般的感情对待工厂，用对待亲人般的爱对待工人。他和领导班子成员一起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职工的生活待遇，想尽一切办法关心职工的身心健康，受到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尊敬和爱戴。

他也很严格，不仅要求普通工人，还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用公私分明的作风守住纪律底线。一次，梁振浦的妻子前往工厂探亲，本是家人团聚的温馨时刻，他却从军工保密与生产秩序的立场出发，立下规矩：妻子只能待在宿舍休息，不准进入厂区闲逛，更不准与工人聊武器生产。他清楚，无论是厂区内的设备布局、生产流程和兵工产品都是保密内容，家属随意走动或闲聊，轻则干扰生产，重则埋下安全隐患。在私情与公责的抉择中，他用对亲属的“苛刻”，在全厂树立了“纪律面前无特殊”的榜样。

1948年4月7日（阴历二月二十八日），梁振浦（在厂时用名刘青山）在乳山市崖子镇青山村驻地的居民房屋院内，挖出几枚土造炸弹。他和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时，一枚炸弹意外爆炸，梁振浦不幸牺牲，被上级批准为烈士，时年仅43岁。

梁振浦牺牲前，未留下一张单独的个人照片，现存唯一的一张照片，还是上世纪60年代梁国通叔叔找画师根据爷爷和战友的合照画的。梁振浦牺牲后，胶东军区军工部在驻地附近的大河河套上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高度肯定了他对军工事业的贡献。我的奶奶罗福芹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表示听从党的安排，好好抚养教育子女，为中国的解放事业添砖加瓦。随后，兵工三厂派车和工人把梁振浦的灵柩送回北墩前村安葬。

胶东兵工从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的“一担挑”修械组，发展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财办工矿部第二军工局，已有比较接近近代技术装备和数百至千余人规模的九个主力兵工厂和一个工业研究室。第二军工局连同胶东军区四个军分区和武委会领导的弹药厂、民工工厂在职职工约为12000人，不仅制造自己设计和仿制的步枪、机枪、掷弹筒、六〇炮、大口径迫击炮和九二步兵炮，每月还生产数以万计的各种炮弹，数以十万计的各种子弹，数以吨计的硝化甘油、甘油炸药和混合炸药及发射火药，源源不断地供应给胶东战场乃至山东战场甚至华东战场的人民子弟兵，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高风亮节

梁振浦的“舍”，早已刻进了革命生涯的每一次抉择里；而每次抉择的背后，都离不开家族革命基因的浸润。早在1938年，梁振浦便坚信共产主义；1939年，他的母亲、弟弟、妹妹、妻子以及妹夫刘德元，一个大家庭的六人均是党员，红色信仰在家庭中传承。

投身革命后，梁振浦常年驻守工厂，难以顾及家中妻儿和父母。他的第四个儿子梁国强，因家中经济条件艰苦，生病后未能得到及时治疗，最终夭折。当梁振浦赶回家中、看到孩子冰冷的遗体时，这位懂医的父亲满心愧疚与痛惜，只能喃喃说道：“要是我在家里，孩子就不会死了。”他明明有能力救自己的孩子，却因军工生产的重任不得不离家在外，这份“舍子之痛”，是他为“大家”付出的沉重代价，也让“舍小家为大家”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饱含泪水与遗憾的艰难抉择。

梁振浦牺牲时，他最小的儿子梁国恩还未满月。党组织考虑到其家属生活艰难，提出将我奶奶与我的父亲梁国栋和叔叔梁国通、梁国常、梁国恩兄弟四人接到工厂，由工厂负责抚养长大。这是组织对烈士家属的关怀，可奶奶却婉拒了这份好意，坚持带着四个孩子留在村子里，依靠家里老人的帮衬，一边操持家务，一边想方设法供孩子们上学。她深知，革命事业仍在推进，革命尚处艰难时期，不能给组织、给部队添麻烦。

奶奶不怕苦、不怕累，在生活物资极为匮乏的年代里，独自一人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家，将四个儿子抚养长大。后来，四个儿子在机关、工厂和教育部门为人民工作。梁振浦“舍小家”的奉献，与奶奶“不给党添麻烦”的胸怀，与家族的革命信仰，形成了最动人的呼应——他们一人在外为国家解放献出生命，一人在家替烈士守护家庭，这种风骨不仅刻在了家族记忆里，更成为后代传承不息的宝贵精神财富。

受爷爷革命思想的影响，奶奶1939年入党前后，常给战士做饭。当时东海军分区的主力部队就驻扎在北墩前村，部队上每天来办事的人多，有一段时间，奶奶经常一天做六顿饭。夏天酷暑高温，奶奶热得衣服湿了一身又一身，却从不叫苦喊累。奶奶晚年住在我小叔梁国恩家里30多年，得到叔叔和婶婶黄秀芬的关心和悉心照顾、赡养，活到了97岁。

桥头镇北墩前村因地处明朝的古烟墩之前而得名，又因村南面文登县也有一墩前村，由民政部门定名为北墩前村。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我党的“大本营”之一，东海区主力部队经常驻扎在该村，一度被称为胶东“小苏区”“红地盘”。这个只有200户的小村庄，包括我爷爷在内，仅记录在册的烈士就有23人。北墩前村还是威海第一个建立妇救会的地方，是威海市妇联的前身。2020年7月7日，北墩前村红色记忆村史馆正式建成开放，梁振浦的工作日记本等物品首批陈列其中，他的革命烈士证书现珍藏于叔叔梁国恩家里。

1947年，我的父亲梁国栋刚满14岁。他从村里出发，步行两天到了爷爷的兵工厂，希望能到兵工厂做工，生产武器打敌人。爷爷对父亲说：“你这么小，回家好好读书，等长大了为国家作贡献，让国家富强，不受外敌欺负。”如今，我要告诉爷爷，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强大、人民富裕，爷爷地下有知，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的爷爷梁振浦的一生，是胶东兵工事业发展历程中一个微小却闪亮的缩影，与胶东兵工事业的荣光紧密相连。奋斗新时代，传承先辈革命精神，我们要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胶东兵工》，1993年中共烟台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写；

《战火中的胶东兵工三厂》，1992年李振启主编，兵器工业出版社出版；

《红色记忆》，2013年中共烟台市委组织部、中共烟台市委宣传部和烟台市档案局编，黄海数字出版社出版；

《威海文史资料》22辑刊载《岁月威海||老兵工讲述抗战烽火中的文荣威造枪所》，政协威海市委员会编写；

《桥头往事》，2013年王苏宁著，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来源：Hi威海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