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惧剥皮活埋的抗日英雄：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与你们同在

摘要：1930年的厦门港，一艘从仰光驶来的客轮缓缓地靠岸。甲板之上，站着一位穿着素色旗袍的少女，海风轻轻地掀起她齐耳的短发，露出了一双灼灼似星的眼眸。这个年仅15岁的归国华侨，就是日后令敌人胆寒的抗日女杰陈康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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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的厦门港，一艘从仰光驶来的客轮缓缓地靠岸。甲板之上，站着一位穿着素色旗袍的少女，海风轻轻地掀起她齐耳的短发，露出了一双灼灼似星的眼眸。这个年仅15岁的归国华侨，就是日后令敌人胆寒的抗日女杰陈康容。

她的父亲陈锡梅曾经是孙中山麾下的敢死队员当中的一员。在1913年，二次革命遭遇失败之后，这位同盟会的元老，怀着那未酬的壮志豪情远渡到了缅甸，在仰光唐人街经营起了“锡梅照相馆”。

在橱窗里，展示着孙中山手书的“天下为公”合影，在暗室之中，却偷偷地放置着《新青年》这本杂志还有《共产党宣言》。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陈康容听着父亲讲述黄花岗起义的故事长大，书桌上永远摊着秋瑾的《勉女权歌》。

1934年，集美学校的木棉花开得格外炽烈。

当教务主任发现这个南洋富商之女的书箱里藏着《唯物史观》时，陈康容已在厦门大学组建了"黎明剧社"。

厦门大学

她们于鼓浪屿的基督教堂演出了《雷雨》；在中山公园的募捐会上，朗诵艾青的诗篇。她们在不同场所间穿梭，以表演传达革命的力量。

最惊险的时刻出现在1936年的冬天，那时候她伪装成南洋的一位有钱太太，混进了鼓浪屿的领事馆。之后她从日本领事夫人的梳妆台夹层里，仔细抄录了日军在闽南地区的兵力部署图。

"阿容，南洋的榴莲熟了三季，该回家了"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时，父亲的信件伴着船票寄到厦门，陈康容却将船票折成纸飞机，从南普陀寺的舍利塔顶掷向大海，转身在虎溪岩洞的篝火旁，带领三百名女学生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1939年的金丰大山深处，晨雾还未散尽之时，培文馆小学已然传出琅琅的书声。“人字加一横念大，大字加一点念太——太阳出来打东洋！”陈康容举着树枝在沙盘上写字，二十几个缠足农妇跟着念诵。她们并不知道，这位自称“陈先生”的女教师，腰间别着的钢笔里藏着密写药水，课本夹页里是闽西各县的保安团驻防图。

为了打开工作的局面，她穿上了那有着粗布大襟衫，跟着村民一起上山挖竹笋。

趁歇晌之时，从那竹筒饭里，拿出发报机的零件，借教唱山歌这一方式来传递情报：“韭菜开花，一杆心剪掉髻子当红军……”在三个月之间，岐岭周边的七个自然村建起了地下交通站。

最惊险的是1940年元宵节夜晚。她将自己装扮成刚过门的新娘子，坐在花轿里。可盖头之下，隐秘地藏着整整二十把驳壳枪。她悄无声息地将这些武器运进游击区，国民党检查站的士兵丝毫未察觉。这段经历极为惊心动魄，她的勇气和智慧着实令人钦佩。

但危机也在逼近。1940年4月，永定县保安司令换成了军统出身的张耀轩。

这个曾在江西“剿共”之时活埋了三百名红军的刽子手，竟然在县衙挂上了“宁可错杀一千”的匾额。

中共岐岭支部书记陈荣松，虽以保长这一身份来进行周旋，不过却依然很难阻止那“联保连坐”制度的推行。

当保安团在晒谷场架起铡刀时，陈康容突然拨开人群，举着《三民主义》高喊："国父说要唤起民众，你们却在屠杀百姓！"

那个暴雨夜，她在后山竹林里将襁褓中夭折的仅6个月大的幼子埋葬。丈夫黄会斋从漳州寄来的信笺上，泪痕晕开了墨迹：“你我既已以身许国，便不能顾全小家。”她把沾着血污的婴儿襁褓剪成布条，系在交通员手臂上作识别标记——这是闽西地下党，最为悲怆的接头暗号。

黄会斋

1940年8月6日的永定监狱，陈康容被反绑在"老虎凳"上。保安团长谭嗣新举着从她住处搜出的《论持久战》，阴笑道："陈小姐文采斐然，何不写篇悔过书？令尊在仰光的产业，足够你后半生锦衣玉食。”

"我父亲教我写的是正气歌"她突然啐出血沫，染红了对方胸前的青天白日徽章。

三天三夜的酷刑拉开序幕：烧红的烙铁烙在后背时，她高唱国际歌；竹签钉入指甲时，她背诵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当叛徒带着她幼时的南洋照片来劝降，她将照片撕成碎片："这张脸属于中国人民，不属于你们这些民族败类！”

最残忍的是"剥皮恐吓"。

9月15日，刽子手押来两个浑身血污的农妇。"看见了吗不招供就是这个下场"沾着血的剥皮刀在陈康容眼前晃动她却突然放声大笑，转头对瑟瑟发抖的农妇说："阿婶莫怕，他们的刀再快，也割不断四万万人的脊梁！”

刑场上最后的较量充满了戏剧性。当谭嗣新递上“只要悔过即刻释放”的保证书之际，陈康容淡定地挥笔写下绝命诗。忽地她猛然抓起砚台，用力地砸向刽子手，并且用客家话向围观的乡亲呼喊道：“大家记住！剥了我陈康容之皮，还有那众多同胞之皮；剥了众多之皮，还有共产党那坚毅的骨头！”

活埋坑边的野菊花，沾满了鲜血，25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940年中秋前夜。而她的呐喊，像野火般蔓延开来——仅仅三个月后，二十七名保安团士兵，携枪投奔了游击队；刑场所在的那个山坡，被百姓称作“凤凰岭”，据说每年深秋，红叶如血。

当解放军的旗帜插上凤凰岭的时候，残存的刽子手在公审会议上承认，在陈康容的遗体被挖出来的时候，她的胸腔中塞着半本烧得焦黑的《共产党宣言》。1953年，中央慰问团到达岐岭后察觉到，三百多位妇女的衣襟内侧，全都绣着那首绝命诗。更震撼的是，当年刑场旁边野菊花的种子，也被悄悄地带到了海峡对面，在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阶段，反而成为了岛内地下党的精神象征。

图片来源于网络

1987年，九十岁高龄的黄康（黄会斋）重返凤凰岭。他在妻子就义处栽下了二十棵木棉树，树干上刻着“青春价无比”的诗句。当山风拂过木棉絮，老游击队员说那是陈康容在教孩子们识字。

2019年，故宫文物修复师在整理南洋旧档时，意外发现陈锡梅1938年写给女儿的信："汝执意留闽抗倭，为父夜夜对月南望。倘有不测，当以岳母刺字之训告慰……"信末泪渍斑斑，这位老同盟会员最终理解了女儿的抉择。

在如今秋日的凤凰岭，5G信号塔与战壕遗址并肩而立。漫山的红叶堆积“这是用那殷红的鲜血所精心浇灌出来的一片赤诚之心。”

而在千里之外的仰光唐人街，"锡梅照相馆"原址已改建为华侨抗战纪念馆，橱窗里循环播放着陈康容的故事。

2024年清明，谭某从台北市立档案馆取出泛黄信笺时，指尖触到了历史的褶皱。这份忏悔书经福建省文物鉴定中心碳十四检测，确认纸张产自1937年浙江龙泉造纸厂，墨迹成分与闽西特委1940年地下文件高度吻合。在永定革命烈士纪念馆的玻璃展柜里，忏悔书与陈康容的绝命诗形成对角线陈列——前者字迹颤抖如秋风扫叶，后者笔锋刚劲似金石裂帛，两个时空的对话在展馆射灯下凝固成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