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下雨天的县城，我总觉得格外闷热。雨水把城里积攒的烟火气全部逼出来，混合着泥土的腥味，像蒸笼一样罩着人，让人透不过气。

下雨天的县城，我总觉得格外闷热。雨水把城里积攒的烟火气全部逼出来，混合着泥土的腥味，像蒸笼一样罩着人，让人透不过气。

我站在县医院的自动门外，点了一根烟。烟头在雨中”嗤”地亮起，烟灰被雨点打落，滋在水洼里发出微弱的声音。

“阿辉哥，来了呀。”宋护士从医院走出来，随手推了推夹在耳朵上的圆珠笔，又重新梳了一下凌乱的头发。她手上还拿着一个鸡蛋饼，边走边咬了一口，酱汁滴到了她白大褂上。

“兴娃儿今天情况如何？”我指了指她的白大褂。

“哎呀，完蛋，昨天刚洗的。”她嘟囔着，用纸巾擦了擦，反而越擦越脏。“你堂哥最近挺稳定，嫂子照顾得可好了，你是不知道，我们医院里有个实习医生，看她干活那个勤快劲，天天跟着学呢。”

我跟在她后面，经过住院部狭窄的走廊。墙上贴着”请勿吸烟”的纸，却被烟熏得发黄。“医院不让吸烟！”的红色大字下面，总有人故意掐灭烟头，留下一圈圈焦黑的印记。

堂哥兴娃已经在这个医院躺了三年零四个月了。那场车祸来得突然，他的货车在省道上被一辆闯红灯的大卡车撞得稀烂，人从驾驶室飞出去，脊椎严重损伤。

“你们这个电梯啥时候能修好？”我往楼梯走去，顺手扶了一下掉了漆的扶手。

“哎哟，别提了，上周才修好，昨天又坏了。修理工来看了说缺个零件，得等半个月。”宋护士吃完最后一口饼，把包装纸揉成一团，随手扔进楼梯转角处本该放垃圾桶的地方，却因为垃圾桶早已满溢，纸团滚落到地上。

4楼是骨科病房。我经过走廊尽头的饮水机，上面贴着”暂停使用”的字条，日期显示三个月前写的。饮水机旁边的窗台上摆着一个旧暖瓶，花瓷面已经剥落大半，露出里面的金属层。

推开病房门，嫂子正坐在床边削苹果。她的手法很娴熟，苹果皮一圈圈地垂下来，像红蛇一样扭动。嫂子看到我，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眼角的皱纹也跟着舒展开。

“阿辉来啦，吃饭了没？”她的目光又回到苹果上，刀尖小心翼翼地绕过一块青色的伤痕。

“吃过了。”我放下手里的水果袋，转头看了看堂哥。

兴娃躺在病床上，身体瘦得好像只剩下骨架了。他的头发长了一些，嫂子前几天给他剪过，但手艺不太好，留下了参差不齐的痕迹。他的眼睛望向我，但眼神有些涣散，看不出什么情绪。

“最近怎么样啊？”我在床边的小凳子上坐下，这凳子是医院的公用物品，一条腿短了一截，坐上去总是晃悠。

“还能咋样？天天这样呗。”兴娃的声音变得很轻，一阵风就能把它吹散。

病房里有股淡淡的尿味，混合着消毒水的气息。窗户开了条缝，但雨天的空气潮湿沉闷，什么味道都驱散不了。

“阿亮媳妇上周来看过我，”兴娃忽然说，“带了两斤她家种的杨梅，酸得很，我吃不惯，都让娇珍吃了。”

嫂子削完了苹果，又开始认真地切成小块。医院床头柜上摆着一个塑料饭盒，曾经是红色的，现在已经被高温消毒成了粉红色，盒盖的一角还裂了。

“娇珍，你也别整天守在医院里了，回去歇歇。”我对嫂子说。

“我没事，”嫂子把切好的苹果块放在小碟子里，一块一块地喂给堂哥，“昨天医生说兴娃的褥疮好点了，我得多翻他几次身。”

嫂子文娟华今年43岁，比堂哥小三岁。她原本在县城一家理发店当洗头工，车祸后就辞了工作，专心照顾堂哥。她后脑勺别着一个发夹，是那种两块钱一对的普通塑料夹子，却硬生生卡住了她有些凌乱的头发。

病床旁边挂着兴娃的衣服，虽然洗得干净，却有些褪色，领口处的布料被反复搓洗得有些发白。床头柜的抽屉半开着，露出一盒药和一本日记本的一角。

“医生说你一直这样不是办法，要不……”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嫂子打断了。

“医生说得好听，这都三年多了，哪个医生不是摇头叹气？”嫂子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苹果块沾着她手指上的汗，显得有些透明，“要回去也成，但你堂哥这个样子，回家怎么照顾？”

屋里突然安静下来，只听得到走廊上护工推车的声音，轮子和地面摩擦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

兴娃微微动了动嘴唇，像是要说什么，但又咽了回去。

“对了，”我突然想起来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药盒，“昨天我找那个退休的老中医开的药膏，说是对褥疮有效，你试试。”

嫂子接过药膏，捏着盒子看了看说明书，又把它放在床头柜上。

“谢谢阿辉，你有心了。”她说着，目光落在窗外。雨还在下，把窗户玻璃打得模糊一片。

——

我一个星期后又去看兴娃。这次去的时候，正赶上医院组织的义诊活动，走廊上挤满了人。

“你嫂子去做检查了，”宋护士看见我，忙不迭地说，“她前两天说头晕，我让她顺便做个体检。”

病房里，兴娃难得一个人躺着。电视开着，播放着一个狗狗摔倒的搞笑视频，但他并没有看，目光盯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水渍，那块渍像是一朵怪异的云。

“娇珍去做啥检查了？她身体不舒服咋不早说。”我放下刚买的水果，顺手关了电视。

兴娃摇摇头：“她总说没事，我也拦不住她。这三年多啊，她几乎没离开过这病房超过三个小时。”

隔壁床的病人是个老头，正在吃盒饭，一边吃一边盯着我和兴娃。他的眼神充满好奇，似乎我们比电视上的节目更有趣。

“那老家那边的地，今年种了吗？”兴娃突然问我。

“种了，我找人代耕的，你别操心。”

“收成怎么样？”

“还行，比去年好些。前段时间我去看了，秧苗长得挺好。”

兴娃轻轻点头，脸上露出一丝释然的表情：“也好，至少地里还有点收入。”

他的手搭在被子上，手背上的青筋像是地图上的河流。我注意到他手旁放着一个旧手机，屏幕已经碎了一角，但还能用。

正说着话，嫂子回来了。她站在门口，脸色有些古怪，手里攥着一张单子。

“检查结果出来了？”我问道。

嫂子点点头，又摇摇头，看起来有些心不在焉。她把单子折了又折，塞进口袋里，然后机械地走到床边，开始整理兴娃的被角。

“没事吧？”我有些担心。

“没事，就是…有点贫血。”她的声音很轻，几乎被护士推车的声音淹没。

那天下午，我看到嫂子去护士站打电话，神情严肃地讲了很久。当我偶然路过时，她迅速挂断了电话，脸上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

“谁啊？”我随口问道。

“老家的…亲戚，问问情况。”她避开我的目光，手指还在不自觉地绞着衣角。

——

一个月后，县医院通知我，说堂哥要转院，去省城的大医院。

“转院？要多少钱？”我赶紧问道。

宋护士咬着笔盖，眼睛盯着电脑屏幕：“好像已经安排好了，连专家号都约上了，说是有新治疗方案可以试试。”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赶紧去病房找嫂子问个明白。

病房里，嫂子正收拾东西，把这三年多积攒的物品一样一样地装进编织袋。有些东西已经与病房融为一体，比如床头那个贴着碎花纸的保温杯，墙上的日历（还停留在去年某个月，日期被圈出来的那一页），窗台上几盆长势喜人的绿植。

“怎么突然要转院？”我帮着收拾东西，发现床底下还有一双拖鞋，是那种粉色塑料的，鞋底已经磨得很薄。

“有个专家团队，说兴娃这种情况，可能还有治疗机会。”嫂子埋头整理着药品，把它们分类放好。

“这得多少钱啊？咱家哪来的钱？”我忍不住问道。

嫂子停下手中的动作，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低下头继续收拾：“有人资助，说是做研究项目，不用咱家出钱。”

我感到不可思议：“天上会掉馅饼？这种好事轮得到兴娃？”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嫂子的语气有些烦躁，这在平时是很少见的，“有希望不是好事吗？”

当天傍晚，宋护士偷偷拉着我到走廊尽头的消防楼梯间，点了一支烟（尽管墙上贴着”禁止吸烟”的标志），深吸一口后，才对我说：“你嫂子检查出来的结果，不只是贫血那么简单。”

我的心一沉：“怎么了？”

“是白血病初期，”宋护士吐出一口烟，烟雾在楼梯间里盘旋，“她不让我们告诉任何人，特别是你堂哥。”

我感到一阵眩晕，扶着墙才站稳：“怎么会……”

“人家找到一个骨髓移植研究项目，说是如果嫂子愿意捐骨髓给那边的患者，作为交换，他们会接收你堂哥，用最新的治疗方案。”

“这…这不行啊，她自己都生病了，怎么能捐骨髓？”

宋护士掐灭了烟，烟头在墙上留下一个黑点：“医生说她现在的情况还行，捐骨髓风险确实有，但如果配型成功，对方愿意支付所有费用，包括她自己的治疗费。”

我突然明白了嫂子为什么神神秘秘的，也明白了为什么她会同意这个看似荒谬的提议。

——

省医院比县医院好太多了。堂哥入院的第一天，就做了全面检查，然后开始了一系列新的治疗。嫂子一直陪在旁边，虽然脸色有些苍白，但精神看起来不错。

“你们夫妻俩运气真好，赶上这个项目。”主治医生是个年轻人，看起来比我还小，但说话很有条理，“我们会尝试最新的神经修复技术，虽然不能保证完全康复，但有很大希望能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嫂子点点头，握着兴娃的手，脸上挂着温柔的笑容。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她美得不可思议，虽然皱纹爬上了她的眼角，虽然她的手因为长期劳作而粗糙变形。

一周后，嫂子消失了两天。兴娃问起来，我只说她回老家取东西了。其实，我知道她去做骨髓捐献了。

当她回来时，走路有些虚弱，但脸上却带着如释重负的表情。她依然没有告诉兴娃真相，只说自己去照顾生病的表姐了。

“你堂哥的治疗效果很好，”主治医生拿着检查报告对我说，“脊髓的损伤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加上新的治疗方法，他很可能会重新站起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不停地道谢。

“不过，”医生停顿了一下，“你嫂子的情况不太乐观，她需要尽快开始治疗。我们已经联系好了血液科，下周一可以入院。”

我点点头，心里却不知该如何向兴娃解释这一切。

——

转眼到了冬天，窗外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兴娃坐在轮椅上，已经可以自己活动上肢了，他正学着叠纸鹤，笨拙的手指在纸上留下皱褶。

而此时，嫂子正在医院的另一栋楼里接受化疗。她的头发已经掉了大半，但她执意不愿意戴假发，只在头上系了一条淡蓝色的丝巾，是兴娃用轮椅第一次自己去商店买的。

“你知道吗？医生说我可能很快就能站起来走路了，”兴娃的眼睛亮闪闪的，“等我好了，就带娇珍去北京看天安门，她一直想去。”

我不忍心告诉他，嫂子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血液科的医生说，嫂子的病情发展得很快，骨髓捐献又加重了她的状况。

病房的窗台上，放着一个小小的塑料花盆，里面种着一棵仙人掌。那是嫂子从县医院带来的，这么多月过去了，它不离不弃地长出了新的枝条，甚至在前几天开出了一朵小小的粉色花。

“娇珍今天怎么还不来？”兴娃问我，手里的纸鹤只折到一半就停住了。

“她…她今天有点不舒服，医生说让她多休息。”我撒了谎，然后迅速转移话题，“你这纸鹤折得怎么样了？要不要我教你？”

兴娃摇摇头：“不用，我自己能行。娇珍说她小时候能折一千只纸鹤，我想学会了给她折一只。”

我的心揪成一团，不知道该说什么。

晚上，我去血液科看嫂子。她躺在病床上，脸色灰白，但看到我时，还是挣扎着坐起来。

“兴娃今天表现怎么样？”她的声音虚弱，但眼神依然明亮。

“很好，他在学折纸鹤呢，说是要送给你。”

嫂子笑了，笑容里有一丝苦涩：“那他得加油了，我小时候真的折过一千只纸鹤，听说折满一千只，愿望就能实现。”

我紧紧握住她的手：“你的愿望是什么？”

“我希望兴娃能重新站起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她停顿了一下，眼角有泪光闪烁，“即使…即使我看不到那一天。”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能沉默地坐在一旁。夜很静，只有走廊上偶尔传来护士的脚步声。

——

春天来了，医院的花园里开满了花。兴娃的康复进展很快，已经可以拄着拐杖走几步了。而嫂子的情况却每况愈下，化疗的副作用让她整个人消瘦如柴。

“医生，有没有可能让我出院几天？”嫂子央求着主治医生，“我想看看兴娃走路的样子。”

医生皱着眉头，最终还是同意了，但提醒她不能太劳累。

那天阳光明媚，我推着轮椅带兴娃去医院的花园里。他不知道嫂子已经病得很重，还天真地计划着出院后要带她去旅游。

“你看，那是娇珍！”兴娃突然指着花园入口，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

嫂子缓缓地走过来，她穿着一件淡黄色的毛衣，头上的丝巾被风轻轻吹起。即使病魔已经吞噬了她大部分的健康，她依然在阳光下显得那么美丽。

“兴娃，我来看你了。”她走到轮椅前，蹲下身，与兴娃平视。

兴娃激动地抓住她的手：“医生说我下个月可能就能出院了！我已经能走几步了，你看！”

说着，他扶着轮椅的扶手，缓慢而艰难地站了起来。我赶紧上前扶住他，但他轻轻推开了我的手。

“我自己来。”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

嫂子站在不远处，泪水无声地流下脸庞。她张开双臂，像是要接住即将坠落的什么。

兴娃一步…两步…三步…他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走得坚定。当他终于走到嫂子面前时，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像是要把这三年多的痛苦和坚持都融入这个拥抱中。

那一刻，花园里的一切仿佛静止了。春风轻轻拂过，带着花香和希望。

我知道，嫂子的生命可能不多了，但她的愿望实现了。她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兴娃重新站立的机会，这是她能给他的最后也是最珍贵的礼物。

——

一个月后，嫂子去世了。她走得很平静，像是睡着了一样。兴娃守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直到最后一刻。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兴娃并没有崩溃。他沉默了几天后，开始更加努力地做康复训练。

“娇珍希望我好起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对我说，眼神坚定，“我不能辜负她。”

又过了半年，兴娃终于可以不用拐杖走路了，虽然还有些蹒跚，但已经比医生预期的要好得多。

他在嫂子的墓前放了一千只纸鹤，是他自己一只一只折的。那些纸鹤五颜六色，有些折得歪歪扭扭，但每一只都倾注了他的心血。

“你的愿望实现了，我能走路了，”他轻声对着墓碑说，“现在该实现我的愿望了——我会好好活下去，就像你希望的那样。”

春风拂过，吹动了那些纸鹤，它们仿佛要飞起来一般，在阳光下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我站在远处，看着这一幕，突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它不需要惊天动地，不需要轰轰烈烈，只需要在最艰难的时刻，不离不弃，相互支撑。

就像嫂子所做的那样，用生命点燃希望，让爱延续下去。

来源：张富强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