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伯五大三粗，走路的时候总是带着一股风，手臂上有条盘着的青龙纹身，是村里人眼中的”混不吝”。二伯瘦瘦高高，说话轻声细语，走路都是猫着腰，一副不愿意和人争抢的样子。

我小时候就听村里人说，我大伯和二伯是亲兄弟，却是天地差别的两个人。

大伯五大三粗，走路的时候总是带着一股风，手臂上有条盘着的青龙纹身，是村里人眼中的”混不吝”。二伯瘦瘦高高，说话轻声细语，走路都是猫着腰，一副不愿意和人争抢的样子。

村里的老人们总爱摇头说：“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的，怎么就能差这么远呢？”

那时候，我还小，不太理解这些话背后的故事。

我印象里的大伯总是不在家。大伯母带着三个孩子，一个人操持着家里的一切。她脸上很少有笑容，看上去比同龄的女人老了十岁。每当我们家过年杀猪，我爸总会让我送些肉过去。

“你大伯不在家，你大伯母辛苦。”爸爸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总有些说不清的东西。

那天是腊月二十八，我提着两条猪后腿敲开了大伯家的门。大伯的小儿子小志开的门，看到我手里提着的肉，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快进来。”大伯母从灶房里探出头，手上还沾着洗菜的水。她看上去很疲惫，但嘴角还是扯出了一丝笑容。

厨房的窗户上贴着一张发黄的全家福，照片里的大伯还没有现在的落魄。

“你大伯什么时候回来？”我随口问了一句。

大伯母的手顿了一下，慢慢地说：“不知道。”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那年我十四岁，只记得村里人说大伯”惹了事”，被关进了监狱。具体什么事，大人们不会在孩子面前说起，我也就不懂。

五年后，我大学毕业回村，发现小叔买了辆破旧的面包车，专门跑镇上到县城的路线，赚点碎钱。那天我正好要去县城办事，就搭了他的车。

路上，小叔抽着散装的红塔山，刺鼻的烟味充满了整个车厢。车窗摇不下来，只能开着。冬天的风吹得脸生疼。

“大伯怎么样了？”我问。

小叔吐了个烟圈，眯着眼睛看着前方坑洼不平的土路，“还能怎样？坐牢呗。”

“为什么坐牢啊？”我试着打听。

小叔突然提高了声音，“听着，有些事情，不问比较好。”

我知道问不出什么了，就安静地坐着。车子经过一个坑的时候，后备箱里的什么东西发出了”咣当”一声响。

“那是什么？”我好奇地问。

“给你二伯带的腊肉。”小叔说，“他自己不好意思找亲戚要东西，我这不是去看看他嘛。”

原来二伯前些年在县城里开了一家小超市，生意不温不火，但也养活了一家人。听小叔说，二伯的儿子前两年考上了重点大学，成了村里的骄傲。

车子停在县城的一条小巷口，我下了车，看着小叔抱着腊肉走进了巷子。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我留在城里工作，偶尔回村看看父母。去年春节，我回家过年，村里人都在说大伯即将出狱的事。

“终于熬出来了，”爸爸说，“十五年啊。”

我这才知道大伯已经坐了十五年的牢。但具体为什么，家里人仍然不愿多说。

大年初五，我正在家看电视，听到院子里有人喊爸爸的名字。透过窗户，我看到一个陌生的老男人站在那里。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夹克，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刻得很深。身后跟着大伯母和小志。

爸爸冲出去，一把抱住了那个老人。我这才意识到，那是我大伯。

十五年牢狱，把一个曾经壮实的男人磨成了这样。

大伯坐在我家的饭桌前，端着茶杯的手有些发抖。他的眼神游移不定，似乎不敢直视任何人。

“老三，”大伯叫着我爸的排行，“我…我想去看看二哥。”

爸爸的表情有些复杂，但还是点了点头。

“我开车送你们去县城吧。”我主动提出。

路上，大伯几乎不说话。他紧紧抓着车门扶手，像是害怕什么。大伯母坐在后排，轻轻拍着他的肩膀。

“那个…手机这玩意儿，咋用啊？”大伯突然问道。

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大伯母递给他一部老式翻盖手机。大伯笨拙地按着按键，像是在操作一件完全陌生的物品。

“世界变化太快了。”大伯喃喃自语。

二伯的超市比我记忆中的要大一些，门口竖着一台老旧的冰柜，贴着褪色的冰棍广告。门旁边放着几箱过期的饮料，上面标着”特价”的字样。

当大伯走进超市的时候，正在算账的二伯抬起头来，手中的笔掉在了地上。

“老二…”大伯的声音哽咽了。

二伯没有说话，从柜台后面走出来，直接抱住了大伯。两个老人在超市中间站着，谁都没有说话。阳光透过橱窗照进来，照在他们身上，也照在地上快要融化的冰棍水渍上。

超市里突然变得很安静，只有冰柜的嗡嗡声和外面路过的电动车的喇叭声。

“进去坐。”二伯终于开口，指着后面的小房间。

我们跟着进了房间。这是二伯的休息室，一张小床，一台老式电视机，墙上贴着他儿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志强考上大学了，”二伯有些自豪地说，“现在在北京上学呢。”

大伯点点头，眼里有羡慕，也有欣慰。

“老二，我…”大伯欲言又止。

二伯给我们倒了茶，茶杯是超市里卖的那种普通玻璃杯，杯底有些水垢。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递给大伯一支。

大伯接过烟，手有些发抖。二伯替他点上，自己也点了一支。

“有事就说吧。”二伯吐了口烟圈。

大伯深吸一口气，“我想借点钱。”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多少？”二伯问。

“八…八十万。”大伯说出这个数字时，声音都变了调。

我差点被茶水呛到。八十万？在我们这个小县城，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二伯似乎并不惊讶，他只是问：“做什么用？”

“小志大学毕业了，在广州找了份工作。想在那边买套小房子。首付差不多就这个数。”大伯说，“我…我想给他一个家。”

“你知道，我这些年…”大伯的声音低了下去。

我注意到大伯母的眼眶红了。她这些年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

二伯沉默了一会儿，站起身来走到墙角的保险柜前。我这才注意到那个老旧的保险柜，不起眼地立在角落里，上面放着几本发黄的账本。

二伯输入密码，打开保险柜，从里面拿出一个布包。他解开布包，里面是一叠现金和一些存折。

“这些年做小买卖，存了些钱，原本是打算给志强买房子的。”二伯说，“不过他考上了北大，以后肯定留在北京发展。学校给安排了宿舍，住宿问题解决了。”

二伯从存折和现金中清点出一部分，装进一个信封里，递给大伯。

“八十万，你拿去吧。”

大伯的手颤抖着，接过信封，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老二，我…”

“别说了，”二伯打断他，“我们是亲兄弟。”

回家的路上，车里很安静。大伯紧紧抱着那个装钱的信封，像是抱着救命稻草。

看着后视镜里沉默的大伯，我终于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惑：“大伯，二伯他…他怎么会这么轻易就借你钱？我听说…”

“听说什么？”大伯的声音有些沙哑。

“听说你坐牢，是因为…”我犹豫了一下，“是因为害二伯坐过牢？”

车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大伯沉默了很久，然后缓缓地说：“不是借，是给。你二伯从来不会收回这笔钱。”

又是一阵沉默。

“至于那件事…”大伯深吸一口气，“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在县城跟人合伙开了个小厂子，生意还不错。你二伯没什么本事，就在我厂里帮忙。有一天，查税的人来了，发现账目有问题。”

大伯的声音低沉，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我做了假账，少交了不少税。按理说，我该进去。但是…”大伯顿了一下，“但是那些账都是你二伯管的。他主动认下了所有责任，替我进了监狱。”

我惊讶地看了一眼后视镜。大伯的眼中满是痛苦和悔恨。

“他替我坐了三年牢。我答应他，等他出来，我一定会补偿他。可是他出来后，我的厂子已经黄了。我欠了一屁股债，还背上了赌债。为了还债，我…我做了傻事。”

原来，大伯为了还债，参与了一起抢劫案。那次抢劫，他伤了人，被判了十五年。

“这些年，是你二伯在照顾我的家人。小志的学费、生活费，都是他在出。”大伯说，“我欠他的，这辈子都还不清。”

车子驶入村口，夕阳的余晖洒在田野上。我看到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老人正在下象棋，时不时传来笑声。

“我出来后，你二伯是第一个来看我的人。”大伯说，“他带来了一件新衣服，说是给我准备的。那件衣服大了一号，穿在我身上显得空荡荡的。他看着我，说：‘老大，你瘦了。’”

我们到家时，爸爸已经在院子里等着了。他看到大伯手里拿着的信封，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

“拿到钱了？”爸爸问。

大伯点点头，但没有说话。

晚上，我听到大伯和爸爸在院子里聊天的声音。我悄悄走到窗边，看到大伯坐在石凳上，手里捧着一碗热茶。茶水的热气在冷空气中升腾，模糊了他的脸。

“老三，”大伯说，“我这辈子亏欠太多。”

爸爸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旁。

“你知道吗，我在里面的时候，总是做同一个梦。”大伯说，“梦见我们小时候，在村后的小河边钓鱼。老二总是把钓到的鱼偷偷放进我的桶里，让我回家能多得到爹娘的夸奖。”

爸爸点燃了一支烟，烟雾在月光下飘散。

“他一直都是这样，从小到大，什么好处都让给我。”大伯的声音有些哽咽，“我却…”

爸爸拍了拍大伯的肩膀，“别想太多，能出来就好。重新开始。”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的时候，发现大伯已经不在家了。爸爸说他一大早就背着包出门了，说是去县城找二伯。

几天后，我在镇上偶然遇到了二伯。他正在批发部进货，看到我，笑着打了个招呼。

“二伯，”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了口，“那八十万…你真的就这么给了大伯？”

二伯把一箱方便面搬上小推车，笑着说：“怎么，你觉得我不该给？”

“不是…只是…”我组织着语言，“大伯他…害你坐牢，你不恨他吗？”

二伯停下手中的活，看着我，眼神中有一种我读不懂的复杂情感。

“小孩子不懂的事情，别乱问。”他说。

我有些尴尬地低下头。

二伯叹了口气，继续搬货，“你大伯他…”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思考该如何解释，“他是我哥哥。我们是亲兄弟。”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二伯打断我，“有些恩怨，过去就过去了。人这一辈子，活着不容易。”

他看着远处，眼神有些飘忽，“你知道吗，那次他来找我借钱之前，先去看了志强的大学照片。他盯着照片看了很久，说：‘老二，你真有出息，把儿子培养得这么好。’”

二伯笑了笑，“他不知道，志强考上大学那天，第一个知道消息的是他。那时候他还在里面，我特意去告诉他的。他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第二天差点被罚站。”

“所以…”我还想说什么。

“所以没什么。”二伯摇摇头，“血浓于水，懂吗？”

我不太懂，但是点了点头。

几个月后，我再次回村时，听说大伯在县城里开了一家小面馆，生意还不错。二伯的超市也扩大了，新开了一家分店。

更让人意外的是，他们两家合伙办了个小型批发部，专门给周边的小超市和小卖部供货。

村里人都说：看，他们兄弟俩终于和好了。

有一天，我和我爸一起去县城，特意去了大伯的面馆吃面。店不大，但很干净。墙上挂着一张新照片，是大伯和二伯一家人的合影。照片里，他们都笑得很开心。

我爸看着照片，若有所思地说：“你大伯年轻时候，是个有心计的人。做生意很有一套，就是心太大，想得太多。你二伯老实，但心里明白。他们兄弟俩，本来可以一起好好过日子的。”

大伯端着两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走过来，笑着说：“来，尝尝你大伯的手艺。”

我注意到大伯的手上有一块伤疤，是新的。他看到我盯着那里看，笑了笑：“切菜不小心弄的。做厨子不容易啊。”

吃完面，我想付钱，大伯坚决不收。他说：“自家人，别客气。”

走出面馆，我看到二伯骑着电动三轮车过来了，车上装满了货物。他停在面馆门口，冲大伯喊：“老大，今天的货到了，你来看看。”

大伯急忙跑出来，帮着二伯卸货。看着他们忙碌的背影，我突然觉得，或许有些事情，不需要我懂。

正如二伯所说：血浓于水。

在这个小县城里，在这些普通人的生活中，亲情有时比对错更重要。也许，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哲学吧。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