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世纪初，一批新加坡人逆势而行，前往中国投身创投行业，凭借敏锐的眼光和跨文化优势，支持了多家后来改变世界的科技公司。他们之中，有人被称为雷军背后的男人、有人登上福布斯最佳投资人榜单、有人成了TikTok总裁。这批投资人最年长的，如今已年过五旬。他们惊讶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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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初，一批新加坡人逆势而行，前往中国投身创投行业，凭借敏锐的眼光和跨文化优势，支持了多家后来改变世界的科技公司。他们之中，有人被称为雷军背后的男人、有人登上福布斯最佳投资人榜单、有人成了TikTok总裁。这批投资人最年长的，如今已年过五旬。他们惊讶地发现：身边已没有年轻一代新加坡投资人的身影。曾在中国崭露头角的“新加坡帮”，是否注定只是一个时代的烙印？是新一代不愿冒险？还是市场机会已不再？面对不断变化的格局，新加坡专才的独特角色，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1999年，外派北京工作四年后，28岁的徐传陞已是美国科企巨头IBM大中华地区董事总经理。
跨国公司的管理岗看起来前景无限，但徐传陞当时觉得，应趁年轻投身创业。今天，他已经是知名基金经纬创投的创始管理合伙人。公司管理投资资金规模为700亿元人民币（约126.5亿新元）。他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当时觉得直接加入创业公司，自己经验不足，于是选择从创业投资开始。
当年这样选择的新加坡人，徐传陞不是唯一一个。千禧年前后，始于硅谷的互联网创业浪潮，对大洋彼岸也影响深远，不仅激励许多中国企业家投身创业，也吸引一批新加坡人进入中国的创投行业。
他们抓住了时代的机遇，成功投出百度、阿里巴巴、小红书、滴滴出行、小米科技，也是理想汽车、宇树科技等新一代科技企业的支持者。
他们成长于新加坡，通晓中英文，能理解华人社会的文化逻辑和西方的资本市场，以专业和务实态度在东西方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成为中国创投圈里独特的存在。
然而，近年来，这批70后新加坡投资人发现，中国市场上年轻一代新加坡人似乎太少，不禁感叹“后继无人”。是新一代人才优势不足、不愿冒险，还是中国市场机会不再？
与此同时，也有像80后TikTok总裁周受资这样，先加入创投业，后转型为职业经理人，最终走上国际舞台的独特例子。新一代新加坡人要延续前辈留下的斐然，或许要走出一条不同的路。
当打之年赴华投资
徐传陞出生于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完成高中学业，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计算机工程应用科学专业。在IBM工作前，他曾担任过新加坡港务局的计算系统分析员。
1999年，28岁的他在中国工作，有了加入创业公司的心思，也正值新加坡政府推动科技创新的时间点。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的前身国家科技局（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oard，简称NSTB）设立了规模达10亿美元的科技创业投资基金（Technopreneurship Investment Fund，简称TIF），一部分用于投资新加坡乃至全球的全球创投基金，另一部分由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共同管理。
一家名为华盈基金（Venture TDF）的风险投资机构在NSTB的鼓励下成立，并获TIF资金支持。2000年1月，徐传陞在华盈中国基金，开始了自己的风险投资生涯。
这一年，徐传陞的友人黄榆镔，也成为了投资人，当时两人还不认识彼此。黄榆镔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加入新加坡海军，服役八年，最后军阶是少校军衔。
黄榆镔成为投资人，也与新加坡政府设下的大方向息息相关。今年57岁的他回忆说：“因为有了科技的方向和专门的资金，GIC招了一批有技术背景的人做投资，我是其中一个。”
黄榆镔入职GIC后，就前往硅谷，开始他的投资生涯。
当时，另两名知名新加坡投资人，也已在美国磨炼。曾在新电信负责互联网和无线网络业务的陈维广，在硅谷的诺基亚投资工作；曾在空军维修战斗机的李宏玮，也即将从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毕业，踏入投资行业。
在美国积累经验后，他们飞往中国。2005年，李宏玮为了设立美国风投公司GGV Capital的中国办公室，拖着一箱子现金落地上海；陈维广则是在2007年创建蓝驰创投中国基金，驻扎北京。公司管理投资资金为150亿元人民币。
纪源资本的两位合伙人李宏玮（左）和符绩勋（右）都是新加坡人。 （纪源资本提供）
2008年，黄榆镔成为GGV Capital上海办公室的投资人。这时的徐传陞，则离开华盈创投，成了经纬中国的合伙人。
2003年抵达北京的许达来，也值得一提。今年54岁的他，为顺为资本合伙人，公司管理投资资金为500亿元人民币。2006年，许达来在GIC任职时投资金山软件，与创始人雷军结识，后两人成立顺为资本，投资了小米、蔚来汽车等。
也因此，许达来常被媒体称为“雷军背后的男人”。
从徐传陞、黄榆镔、陈维广、李宏玮、到许达来，这一批新加坡人在职业中期去中国发展，是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机会，还有对创业精神的向往。
许达来曾对媒体分享，1998年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一场演讲，台上的人问：未来有多少人想创业？ 看到台下大部分人举手，令他感到很惊讶。
他说，如果在新加坡的大学问同样问题，举手的人可能寥寥无几，因为大多数新加坡人的职业规划是：毕业后深造，找到一份好工作，在跨国公司做到高管。
都说新加坡人怕输，求稳，风险投资却需要一点胆识、一点冒险精神，显然这批70后，没走寻常路。
年近60岁的陈维广回忆：“我也不算是新加坡的精英，做这个选择，是想到更大市场‘铤而走险’”。
中西桥梁和翻译“校准器”
当时，新加坡人在中国市场，也有独特的优势。第一批进入中国的风险投资机构多是美资机构的中国分支。黄榆镔说，新加坡人有跟洋人打交道的经验、双语的优势，能发挥文化上的桥梁作用。
黄榆镔举例，自己曾主导投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梅花生物，主要产品是味精。“公司在高速发展阶段，有营收，也有技术，人也不错。跟美国同事讨论时候，他们第一个问题却是， 味精不健康吧？”
回忆起这件事，黄榆镔笑说：“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总不能跟他们说我们是吃方便面长大的，对吧？”
他说，作为新加坡人，能理解美国人这么想的原因，也知道味精在中国是一个行得通的产品。最终他们说服了美国人，投资了这家公司。“如果一个完全没有在美国待过的人，很难理解美国投资者思考这件事的角度，但我们能作为桥梁，能理解双方的想法，进行沟通。”
他也发现，翻译有时只能解决字面意思。“中国投资人推荐项目时说，案子不错。这里的不错，是英文中的excellent（优秀），还是not bad（不差）？这种差别微妙但非常重要，须要理解两边的思维模式，才能校准”。
云启资本合伙人黄榆槟（右）专注物联网、机器人等领域的投资。图为他与投资的企业瑞声科技的创办人之一吴春瑗（中）合影。瑞声科技2018年在香港上市。（受访者提供）
投到好项目不仅靠“时光机”
风险投资需要投资者在企业早期下注，本质是一场押注未来的生意。软银创始人孙正义曾提出“时光机理论”，即每个国家都会经历与美国相似的技术变革，如果你知道什么在美国成功，就能在其他国家提前布局同类项目。
这一理论在在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早期大受欢迎，催生“中国版XX公司”的风潮。例如，百度是中国的谷歌，支付宝是中国的Paypal，小米是中国的苹果（Apple)，滴滴是中国版Uber。
在此背景下，拥有国际视野又懂中国社会的新加坡投资人，更有优势。
像许多在中国打拼的70后新加坡投资人一样，吴运龙在中国最开始也在一家美国基金工作。图为吴运龙在凯鹏华盈（KPCB）工作时，和KPCB合伙人、曾任美国副总统的戈尔（AI Gore）合照。（受访者提供）
纪源资本合伙人符绩勋（57岁）也是新加坡最知名的投资人之一 。让他一战成名的，是他2000年作为美国著名基金德丰杰（Draper Fisher Jurvetson）的中国投资负责人，投资了百度公司的A轮，给出资人带来百倍回报。加入德丰杰之前，他曾担任新加坡国家科技局金融与投资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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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对媒体回忆，是美国当时估值130亿美元的搜索引擎公司Inktomi给了他一个参照，让他相信搜索引擎将会是互联网下一个“蓝海”。
2015年后，中国发展速度加快，创业者越来越不只是“模仿者”，“时光机”理论开始逐渐失效，新加坡投资人也逐渐调整策略，从“对标判断”转向深入市场、理解产业链和用户心理。
例如，零一创投合伙人吴运龙投资的货拉拉（Lalamove）就是一个发起于中国华南地区、在东南亚、拉美跑出自己的运营逻辑的公司；近期最成功的案例之一，是蓝驰创投对理想汽车的投资。从理想汽车A轮到上市，陈维广连投五轮，是基于对自动驾驶未来的笃定，以及理想汽车的方案能解决里程焦虑，还有对创始人的认可。
蓝驰创投合伙人陈维广（右）投资的理想汽车2020年7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中是理想汽车创始人李想，左边是陈维广的搭档朱天宇。（受访者提供）
千禧年入行，经历了互联网市场的狂飙猛进，也见过泡沫破裂后的劫后余生，在华坚持至今的新加坡投资人，大部分已年过五旬，都有了自己的投资代表作，也获得许多声誉。
本文提到的每位新加坡投资人，几乎都登上过福布斯的最佳投资人榜单。
今年54岁的徐传陞还在新加坡和中国两边跑。回顾过去二十年，他感到最幸运的是陪伴了一帮优秀的创业者成长，见证他们从无到有建立了事业，通过结合商业和技术，给社会带来了改变。
徐传陞说：“我们这一波人能抓住机会，语言、经验只是部分原因，根本还是源于新加坡本身的态度，从政府到民间都愿意去和所有人接触，去和全球对接，包括中国、美国，而且一直保持了开放的态度。”
往前看，他承认在地缘政治不稳定和全球化发展遇到挑战的情况下，投资和创业都有困难。但他还是相信中国的市场，相信这也是很多现在还留在中国的新加坡投资人的想法。“我们高矮胖瘦全不一样，但相信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都会有优秀企业成长出来，我们要去发现他们。”
他觉得，开放背后是谦逊。他说，新加坡人在双语教育和多元文化中成长起来，是谦虚也不怯场的，这是开放心态的关键。“任何一个真正懂得世界复杂的人，都应该谦虚。”
经纬创投投资的项目汉朔科技今年3月11日成功在中国创业板上市。图为徐传陞（右）、汉朔科技创始人侯世国（中）以及经纬创投董事总经理谢义平在上市仪式现场。（受访者提供）
新加坡应培养出更多“周受资”
在中国时间长了，同来自新加坡的投资人要么是曾经的同学、同事，要么同投资过一家公司，彼此之前早已经成了朋友，不时聚会。
不过，今年55岁的吴运龙感慨：“我们这拨人，再过10年也要退休了，这个‘新加坡帮’，好像后继无人了。”
新人辈出，由老一辈创立的机构，升上来的人，却未必是新加坡人。吴运龙直言，和20年前不同，中国本土的投资人更了解场景和需求，有更成熟的人际网，机会自然更多。
会英文和留过学，不再是中国就业市场稀缺履历，对新加坡年轻人而言，出国工作也不是主流。
香港投资公司Gatelanes管理合伙人林俊宏是80后的新加坡人。他受访时说，现在新加坡年轻人出来的，太少了。
TikTok总裁周受资，今年42岁。（法新社档案照片）
80后感叹：前辈赶上黄金年代
林俊宏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早年投身私募股权投资行业，曾在KKR、方源资本等大型投资机构积累经验，后来在香港创办自己的公司。
谈起70后的前辈，他感叹：“他们赶上了黄金时代，冲在最前线。”
他说：“上一代人对中国人做事的方式更容易适应，我们这一代平时说英文，看西洋片、听西洋音乐……华语差了一些，对华人文化，也没有‘根’的感受。”
他的同龄朋友在英美留学后大多选择在新加坡就业，“舒服一点，也更稳定”。他也承认，当前中美局势紧张，新加坡年轻人面对的不只是文化和市场差异，还有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的挑战，使他们更加慎重和保守。
但林俊宏并不认同这样的方式。“新加坡人，不该浪费自己多元文化背景的优势。”
他认为，今天的新加坡年轻人有两大机遇，一是大量优秀的中国出海企业需要中立的、有国际视野的新加坡职业经理人；二是地缘政治影响下，许多企业美国资金不能投资，新加坡人却不会错过真正有战略意义的项目。
目前在香港创业的80后新加坡投资人林俊宏向年轻人喊话：别浪费了自己的优势。（受访者提供）
他说：“现在的世界，很明显是分成两个不同人群，能连接他们的是能带来真正价值的人，这是属于新加坡年轻人的机会。”
几位70后受访者认为，尽管中美局势紧张、全球科技合作面临挑战，新加坡年轻人依然有其独特优势。他们也提到TikTok的总裁周受资，认为像他这样在大型跨国企业担大任的新加坡人，应该有更多。
陈维广说，新加坡人除了能以中立身份架起桥梁，另一层次上，由于新加坡的法治体系和管理完备，在这个环境浸濡的人才，能在内部管理、合规、法务等方面，凭借专业成为优秀企业不可或缺的力量。
他说，新加坡人的多元文化背景和国际视野，仍是跨国企业出海东南亚、中东的加分项。
黄榆镔鼓励年轻人多出去看看，有更多机会：“大学生除了美国、也可以到中国去做交换，更好的是去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亲身感受过，是不一样的，说不定就成为下一个跨国企业的东南亚总裁。”
政府鼓励年轻人出外“取经”
梅君徽在重庆实习时与好友在公司门前合照。（受访者提供）
新加坡政府推出不同计划鼓励年轻人、企业中层有更多的海外经验，提升人才和企业竞争力。
例如，经济发展局有支持企业中高层到海外任职的国际化商业领袖计划，劳动力发展局有海外市场浸濡计划，企发局有针对年轻人的国际化人才培育计划（Global Ready Talent，简称GRT）等。
经发局执行副总裁陈有和受访时说，新加坡是备受跨国企业信任的进入亚洲市场的枢纽，具备对多元化市场的理解能力和工作能力的新加坡人，将更有能力胜任区域或全球职务。
企发局产业人力资本司长蔡淑贤指出，海外经验能让新加坡人才接触不同市场，深入理解全球趋势与消费者行为，掌握技能，推动企业创新与竞争力提升。“这类人才，必须从年轻阶段开始培养”。
今年25岁，通过GRT项目到中国和越南实习的梅君徽坦言，自己是身边人中少有的在中国、东南亚实习过的人。虽然本地生活更便捷舒适，但在海外工作让她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了解不同人的生活方式。“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愿意出国工作。”
来源：开心的野韭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