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644年，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自缢身亡，这一事件标志着明朝中央政权的崩塌，也使得全国各地的明王朝统治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在遥远的云南，沐氏家族作为世代镇守边疆的重要力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1644年，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自缢身亡，这一事件标志着明朝中央政权的崩塌，也使得全国各地的明王朝统治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在遥远的云南，沐氏家族作为世代镇守边疆的重要力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民间传说中，沐氏常被冠以“云南王”的称号，但实际上，从沐英开始，沐氏家族世袭的是“黔国公”爵位，而非“滇国公”。只有少数成员在死后被追封为王。然而，从实际影响力来看，沐氏家族长期负责云南地区的军事与行政管理，其地位确实堪比“云南王”。
随着北京明廷的瓦解，云南地区原本就相对独立的地方势力更加不安分。时任黔国公的沐天波承袭爵位已十余年，但经验尚显不足。当时，他并不担心李自成余部或清军对云南构成直接威胁，因为这两股势力距离云南较远，短期内难以形成实质性的进攻。然而，邻近的张献忠大西军却成为迫在眉睫的威胁。
为了防范张献忠的大西军从四川进入云南，沐天波加紧部署防御力量。实际上，张献忠生前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入滇意图。
然而，沐天波麾下的将领李大贽驻守会川时，频繁与周边土司发生冲突，激化了矛盾。此外，沐天波为筹集军饷而增收盐税，进一步加重了当地土司的负担，最终引发了土司的反叛情绪。
这些内外交困的局面，不仅考验着沐天波的治理能力，也为云南地区的局势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在云南的历史舞台上，元谋土司吾必奎的叛乱犹如一颗短暂划过天际的流星，却也折射出明末乱世中地方势力的复杂博弈。
吾必奎目睹明朝北京政权的覆灭，对沐天波加征的苛捐杂税更是愤懑不已。他怒斥：“既无朱皇帝，焉有沐国公！”这一言论迅速传播开来。
1645年九月，吾必奎果断起兵，以雷霆之势攻占武定、广通等要地，并一举拿下楚雄，震动云南。
吾必奎不仅性格刚强，麾下兵力亦十分精锐，在当时云南境内，唯有石屏土司龙在田、宁州土司禄永命以及阿迷土司普名声能与之相提并论。
然而，面对叛乱，沐天波迅速采取行动，一面派遣云南金沧道副使杨畏知率军攻打楚雄，一面调集宁州土司禄永命和王弄山土司沙定洲的兵马协助平叛。
可惜的是，吾必奎虽起事突然，却未能审时度势，最终被联军击溃，本人也在战乱中丧生，叛乱随之平息。然而，沐天波刚刚喘口气，却未料到更大的危机正在酝酿——被调至昆明的沙定洲忽然心生异志，一场新的动荡即将席卷云南大地。
沙源，沙定洲之父，在万历末年为明朝竭力守边，屡次击败交趾军队，于云南威名远扬，其麾下战士被称为“沙兵”。
沙源离世后，长子沙定源承袭土司之位，而次子沙定洲并未获得实际爵位。
实际上，自老土司沙源去世后，沙家势力便逐渐衰落。
次子沙定洲因无法承袭爵位而心怀不满。他相貌堂堂，皮肤黝黑，身材修长，腰细背厚，是当地有名的美男子。
恰逢阿迷土司普名声病逝，其妻万氏接掌土司之职。正值盛年的万氏对沙定洲一见钟情，没唱几句山歌，就将沙定洲拉上了竹床。
云雨之后，沙定洲手握万氏赠予的金银，满心欢喜，而万氏却已杀死了沙定洲的原配妻子。面对万氏凶狠的模样，考虑到她的巨额财富与手下军队，沙定洲高呼：“杀得好！”
对于沙定洲而言，万氏的身体并无吸引力，他看中的是万氏掌控的阿迷州数十万武装力量。万氏除掉沙定洲的原配后，立即对外宣称招沙定洲为婿。
双方皆大欢喜。然而，万氏之子普服远闻讯后又惊又怒，因为这位新继父竟与自己年纪相仿，令他深感羞愤。在喝母亲喜酒的当晚，普服远借酒壮胆喊道：“我必杀沙定洲！”
1645年十二月十日，沙定洲夫妇抵达黔国公府。刚行完三拜之礼，便从靴中抽出寒光闪闪的匕首，随即抢过双刀挥舞，击杀沐天波的衙役与仆从数人。与此同时，他埋伏于城内城外的士兵一齐向黔国公府发动进攻，昆明城瞬间被乱兵掌控。
事发突然，沐天波毫无防备。危急关头，几名贴身侍卫拼死护主，从院墙的一条秘道逃出。当时他身上除黔国公官印和世爵铁券外别无长物。
幸得禄永命、龙在田等忠心土司相助，沐天波才得以逃往楚雄。然而其母其妻未能脱身，在惊慌失措之下，两位妇人为免受辱，在尼庵自焚而亡。
沐氏家族一时惨遭浩劫。
占据沐天波府邸后，沙定洲惊喜万分，府中财富远超想象。佛顶石、丹砂、琥珀等珍宝堆积如山，白银与赤金大锭皆以筐装载，每筐百斤，“藏以高板”，每板五十筐，共有二百多库，其他奇珍异宝难以计数。沐氏家族世代镇守云南二百余年，富可敌国。
沙定洲与万氏夫妇二人喜不自禁，出于土财主心态，他们立刻命人日夜搬运，将所有财物运回自家老巢。待此事完成后，才开始谋划如何当他的“云南王”。
沙定洲攻占昆明后，明朝云南巡抚吴兆元等三司官员均遭劫持。为寻求合法性，沙定洲还将当时在昆明的东阁大学士（隆武朝任命）王锡衮拘禁，并假借吴兆元与王锡衮之名向南明隆武政权上疏，谎称沐天波谋反，而自己则是率兵“平叛”。
由于路途遥远，隆武朝廷对云南局势一无所知，随即下旨要求沙定洲务必擒杀“叛贼”。然而，当真相逐渐浮出水面，隆武朝廷虽得知沙定洲造反的事实，却因无力应对而选择隐忍，仅下旨让沐天波等人汇报情况，未发布讨伐沙定洲的诏书。这一态度实际上默认了沙定洲在云南的统治地位。
期间，大学士王锡衮被软禁于昆明贡院。沙定洲派人向他出示以他名义伪造的奏疏，王先生愤慨至极，痛骂沙定洲为“叛贼”，并提笔写下《风节亭恭纪》等文章，揭露沙定洲谋反真相。
据《明史》记载，“居数日，竟卒”，表面上似为病逝，实则为沙定洲派人所害。
王锡衮，云南禄丰人，天启年间进士，崇祯朝曾任礼部左侍郎，屡献忠言，后升任吏部尚书，兼任皇帝讲筵官，是一位忠贞不屈的臣子。
崇祯十六年，王大学士因母亲去世回乡守孝。没想到他刚离开京城不久，崇祯皇帝便在煤山自缢身亡。局势突变，王大学士急忙赶往昆明，打算提兵入闽，支持隆武帝登基。然而，天不遂人愿，沙定洲此时在云南发动叛乱，最终王大学士壮志未酬，惨遭杀害。
至此，云南大部分地区落入沙定洲之手。他以昔日沐天波的名义自称“总府”，俨然以云南王自居。而当务之急，是铲除沐天波及其残余势力，以及驻扎在楚雄、由明官杨畏知率领的支持沐氏家族的地方土司。
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沙定洲称霸云南的梦想很快被一支意外到来的大西军余部打破。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失去了主心骨。他们既害怕清军的追击，又无法重返长江流域与南明军队对抗。经过一番权衡，这支“流寇”选择向重庆方向突围，试图寻找新的立足之地。
南明将领曾英率领的明军在这支大西残军面前屡战屡败。在孙可望的指挥下，大西军顺利进入贵州，暂时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在休整期间，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等将领重新审视过去的策略，达成了一项重要共识：不能再像张献忠在世时那样肆意杀戮、抢掠。于是，他们处决了仍坚持张献忠极端政策的“宰相”汪兆龄和张献忠的伪皇后，转而实行四将军“共和制”，试图改头换面，开创一片新天地。
汪兆龄作为大西政权的“宰相”，实乃罪不容诛。张献忠撤离四川前发动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其幕后主谋正是此人。他曾向张献忠进言：
“陛下浴血奋战，方得蜀地。然蜀人不知感恩，不惧威严，屡次归顺又屡次反叛，实乃蜀人负陛下，而非陛下负蜀人。如今我军即将北上陕西，若弃蜀而去，难保不会有人趁机割据自立……
不如先屠尽成都百姓，再派兵剿灭四方州县之民，并效仿项羽火烧阿房宫，焚毁所有宫室民居，使蜀地千里荒芜，人烟断绝。
如此一来，即便后来者占据此地，亦因无人可治，难以久留。待陛下平定中原，定都长安后，再迁他省之民入蜀，填充户籍，如此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坐收其利。”
这番言论令张献忠狂笑不止，随即厉声道：“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皆路，在劫难逃！杀！杀！杀！”正是这番蛊惑，最终导致大西军在蜀地展开灭绝人性的屠戮。
因此，论其凶残狠毒，汪兆龄之恶，犹胜张献忠。
贵州地贫民穷，长期驻扎在此非明智之举。正当将领们忧心忡忡、苦思对策之时，意外之喜从天而降——云南沙定洲“谋反”了。而这消息的传递者，竟是云南石屏土司龙在田。
读者或许疑惑，龙在田身为忠于明朝的云南土司，而大西军却是明朝的死敌之一，两者之间又怎会建立联系呢？
这背后其实另有渊源。当年中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龙在田曾受明廷派遣前往内地，在湖广、河南一带参与平叛作战，多次击败“流贼”，屡建奇功，并因此晋升为副总兵。
彼时，熊文灿担任“总理”一职，龙在田在其麾下效力，驻守谷城期间，与假装投降的张献忠部往来密切。为了从明军手中骗取良马，张献忠曾认龙在田为义父，双方频繁宴饮，相谈甚欢，谈及乡土风情。由此，大西军的高层将领与龙在田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关系，对云南的情况也颇为熟悉。后来，张献忠再度反叛，熊文灿被朝廷问责，龙在田因未能察觉张献忠的阴谋也被罢免，返回云南。
沙定洲起事时，由于龙在田始终效忠明朝，遂出兵讨伐沙定洲。然而不幸的是，龙在田战败，只得逃往大理避难。得知大西军残部占据贵州后，他迅速派人携带密信联络，邀请大西军入滇共同对抗沙定洲。
再说沐天波。他逃至楚雄后，明朝守将杨畏知建议他前往永昌府（今云南保山县），如此可与楚雄形成掎角之势，构建防御体系。刚刚安排妥当，沙定洲便亲率大军直扑楚雄。
杨畏知是一位有勇有谋之人。他关闭城门，对沙定洲说道：
“您现在最想擒获的一定是沐天波，但他并不在楚雄，而是位于永昌。因此，您应当向西进发去追赶他。我听说，如今巡抚、巡按等官员已经向朝廷请求让您代替沐天波镇守云南。
如此一来，您应该先攻下永昌，抓住沐天波。等您凯旋归来经过楚雄时，朝廷的任命想必已经下达。到那时，我必定大开城门，恭迎礼拜您。而眼下，朝廷命令尚未到达，局势尚不明朗，我不敢贸然开城迎接您。”
沙定洲一心渴望擒获沐天波，听杨畏知此言甚是有理，便在城下与杨畏知杀牛盟誓，放弃攻打楚雄，分兵进攻屠大理、镇南、蒙化等地，自己则率领大军前往永昌追击沐天波。
趁着这个机会，杨畏知积极采取措施，坚壁清野，并发布檄文通告四方，做好了充分的备战准备。
后来，听说禄永命等人召集土司兵马保护沐天波，沙定洲心中慌乱，不敢进攻永昌，担心杨畏知会切断他的退路。于是他带领军队返回，猛烈攻打楚雄。
杨畏知身先士卒，指挥若定，坚守城池。沙定洲多次攻打却始终未能得逞，反而被守军杀伤众多。经过八个多月的战斗，楚雄依然固若金汤，依旧掌握在明军手中。
就在这个时候，孙可望与李定国等人率领大西军向云南进发。
为了确保进军顺利，他们事先派遣大量间谍潜入云南各地，散布消息称沐天波的妻子焦氏家族为报沙定洲弑主之仇，已组织武装力量进入云南。
这一策略果然奏效，尤其是在云南的汉族士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对沙定洲这样的地方土酋叛乱早已深恶痛绝，听闻焦氏家族要为沐家复仇，纷纷奔走相告，甚至暗中欢迎这支“正义之师”。因此，大西军一路势如破竹，几乎没有遭遇像样的抵抗，接连攻下交水、曲靖等战略重镇。
然而，为了避免直接进攻昆明时可能遇到的顽强抵抗，大西军采取了声东击西之计，高调挥师直扑沙定洲妻子万氏的老巢——阿迷州（今云南开远）。
沙定洲果然中计，急忙解除对楚雄的围攻，率兵前往堵截大西军。在草泥关一战中，云南本地的土兵根本不是大西军的对手，沙定洲最终只能带着残兵败将逃往自己的老家蒙自，并下令放弃昆明，全力保卫老巢。
于是，昆明城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落入了大西军手中。
1647年四月二十四日，大西军浩浩荡荡开进了昆明城。然而，当明朝巡抚吴兆元打开城门后才发现，这支进城的队伍并非传言中的焦氏家族复仇军，而是他一直以来都心怀恐惧的“流贼”张献忠余部。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支以嗜血杀戮闻名的军队此次却表现得截然不同。他们严格遵守军纪，既没有骚扰百姓，也没有肆意抢掠。昆明城内的居民生活秩序井然，仿佛迎来了真正的“仁义之师”。这使得许多士民对大西军的态度发生了彻底转变，开始将其视为一支值得信赖的力量。
孙可望率部占领昆明后，积极扩展势力范围，既对抗沙定洲，也与沐天波交战。
此时，李定国率领的大西军一路势如破竹，已推进至阿迷州（今云南建水）附近的临安府，对沙定洲形成了巨大威胁，令其惊恐万分。
正当大西军准备彻底攻克阿迷州以消灭沙定洲时，昆明和晋宁的明朝地方势力突然关闭城门，拒绝合作。为避免腹背受敌，李定国不得不暂时放弃进攻沙定洲的计划，这使得沙定洲得以侥幸存活。
与此同时，滇西的沐天波与杨畏知等人仍在抵抗孙可望的军队。由于担心对方实力强大，孙可望亲自率兵前往滇西作战。
在禄丰一役中，杨畏知不敌大西军，最终战败，一度投水自尽却未遂。
孙可望敬重杨畏知的才能，下马拜见，并表明自己入滇的目的在于讨伐贼寇，而非破坏明朝复兴大业。他诚恳地邀请杨畏知加入自己的阵营，承诺共同扶持明室，并无其他企图。
面对孙可望的表态，杨畏知起初充满怀疑：作为“流贼”的大西军真的能够帮助恢复明朝吗？经过反复权衡与劝说，杨畏知逐渐被打动，最终与孙可望达成协议，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
第一，不得继续沿用大西军的伪年号；第二，禁止随意杀人；第三，严禁焚烧房屋、奸淫妇女。孙可望一一答应了这些条件，从而确保迤西八府免遭战火涂炭。
相比之下，李定国麾下的大西军当时依然保持着嗜杀成性的习惯，在临安一地就屠杀了近十万无辜百姓，所到之处几乎寸草不生。
然而，杨畏知的牵线搭桥起到了关键作用。此时身在永昌的沐天波表现得相当明智，尤其是孙可望提出的“共扶明室”承诺深深打动了他。于是，沐天波迅速派遣自己的儿子前往大西军营充当人质，表示愿意全力配合孙可望平定沙定洲之乱。
不得不说，沐天波手中的“黔国公”大印价值连城，堪比十万精兵。凭借他的名义发布告示后，孙可望等人在迤西地区势如破竹，不费一兵一卒便轻松收服了大片领土，各地汉人与土司纷纷归顺。
至1648年夏，云南全境基本被平定，仅剩沙定洲困守于阿迷州和蒙自一带。不过，这一过程中也付出了惨痛代价——大西军四将之一的艾能奇在东川遭遇伏击，最终不幸被毒箭射杀。
随着局势逐渐明朗，孙可望开始滋生骄傲自满的情绪。他见李定国空手而返，未能擒获沙定洲，顿时勃然大怒，当众斥责并下令杖责李定国一百军棍，随后命令他与刘文秀火速出兵，务必擒拿沙定洲以赎前罪。
带着满腔怨愤，李定国率领数万大军再次踏上征程，在云南各地民众的鼎力支持下，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一路向蒙自、阿迷方向挺进。
最终，沙定洲被迫节节后退，退守至天险之地佴革龙山据守不出。
在龙山天险之地，易守难攻，但这里却缺少至关重要的资源——水。没有水，无论有多少精兵强将，无论地势多么险峻，都无法长久坚守。数日之后，沙定洲与万氏夫妇因缺水而陷入绝境，最终不得不下山投降。
李定国处理此事非常得当，对降众予以安抚，仅将沙定洲夫妇及阿迷州土兵中的数百名中高级官员押解至昆明。
当初沙定洲从昆明掠夺来的金山银山，如今又被重新搬回昆明。
十月秋风渐凉，沙定洲夫妇被押至昆明闹市处以极刑。围观者众多，尤其是大西军的士兵，他们原本以为万氏是一位绝色佳人。然而，当他们看到万氏的真实容貌时，却发现她是一个高颧骨、黑皮肤、吊眼梢的丑陋妇人，众人不禁哄笑不止。
两位技艺高超的刽子手从容登场，开始对沙定洲和万氏实施凌迟之刑。两人惨叫了一整天才断气。但这还远未结束，刽子手继续割肉锉骨，最终将他们的身体剁成肉酱，喂给了狗吃。昆明百姓目睹此景，无不拍手称快。
仅仅三年的时间，沙定洲夫妇便以自身为祭品，落得个“云南王”梦碎的下场，仿佛自导自演了一场荒诞的闹剧。
然而，这片富饶的云南大地，最终成为了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的囊中之物。他们在此精心经营，到了最鼎盛时期（约1650年左右），大西军势力迅猛扩张：北上攻入贵州、四川，东进席卷两广与湖南，屡次击败清军，一时风起云涌，声势浩大。
一统云南后，孙可望自封“平定王”，李定国被封为“安西王”，刘文秀则为“抚南王”，而原明朝宗室沐天波仍被尊为“黔国公”。彼时，南明永历政权已在肇庆建立，但其诏令却从未传至遥远的昆明。于是，一些前明官员为讨好孙可望，劝他自称“国主”，改用干支纪年，并铸造“兴朝通宝”钱币，意图割据一方，另立山头。
对此，杨畏知深感愤怒，每次议事时都拍案大骂，这让孙可望对其老乡产生了杀意。不过，由于李定国和刘文秀的庇护，孙可望暂时未能下手。
安定之下必生乱心，昆明城内原本和谐的关系逐渐出现了裂痕。然而，在近三年的时间里，云南全境大体维持着平静。孙可望等人既没有与清军交战，也与南明永历政权保持距离，仿佛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
直到1649年，孙可望派遣杨畏知等人前往肇庆呈递表章，请求永历帝封自己为“秦王”。然而，这份表章却被短视的南明大臣金堡等人扣押，迟迟未有回音。
1650年，见无人理会，孙可望干脆自行称“秦王”，并假借永历帝敕封之名以正其位。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西南局势即将再度掀起波澜。
来源：诗情画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