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连璋 20 中央考虑让你担任中央政府的卫生部部长，还是叫贺诚当吧

摘要：由于傅连暲曾经得过肺结核病，身体受损颇大。这种病又特别要注意休息和营养，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连续辗转迁徙，工作连轴转，不仅谈不上休息，更因为生活艰苦，营养严重缺乏。傅连暲的身体每况愈下，终于病倒了。本来他是闲不住的人，只要身体能够撑得起来，他就不让自己倒

为刘少白鸣冤，仅是傅连暲给毛泽东长信中的一点内容。这封信还包括其他两个内容。

由于傅连暲曾经得过肺结核病，身体受损颇大。这种病又特别要注意休息和营养，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连续辗转迁徙，工作连轴转，不仅谈不上休息，更因为生活艰苦，营养严重缺乏。傅连暲的身体每况愈下，终于病倒了。本来他是闲不住的人，只要身体能够撑得起来，他就不让自己倒下去。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经常是抱病为别人治疗的。但这次却不行了，他多次想帮人看看病，但就是起不来。

这期间，延安时期的老部下马兴惠奉命调一野前方工作，途经山西临县三交镇总卫生部所在地时，专程谒见了尊敬的傅部长。

傅连暲鼓励他说：“前方病号很多，一些首长亲临作战前线，调你到前方，就是为了很好地开展卫生保健工作……”(傅连暲的指示和鼓励，增加了马兴惠的力量。他到前线后，开展一系列卓见成效的卫生工作，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通令嘉奖。傅连暲在报纸上和广播中得知他的事迹后，十分高兴，又给他写信，再作鼓励。)

送走马兴惠后，傅连暲又想到了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医生而不能给人看病，这是傅连暲最感痛苦的事情。夫人陈真仁看他心急如焚，既替他着急，又很心疼他。

“我难道真的不行了?”傅连暲无奈地问陈真仁，眼中充满祈求。 “你会好起来的，但不能急。”陈真仁理解傅连暲的心情。

“我真害怕什么时候双眼一闭，就再不能为革命做工作了。现在多少事需要我去做呀!”傅连暲总是在想着、念叨着。

“先把身体治好，才能更多地、更好地做工作。”陈真仁在旁边尽力安慰他。

但傅连暲没有停下来，他闲不下来。身体不好，不能为大家治病，但他的大脑却没有停止思考。

他甚至作好了最坏的打算，想到了百年之后的事情。

他想：如果我真的死了，但能够碰上这么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中共领导人，并且受他们的影响而参加了革命，为革命、为人民做了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一辈子也该知足了。但遗憾的是，不能再为人民服务了，看不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

是的，他坚信革命有胜利的一天。这时，解放战争已进入了第二年，国民党蒋介石被迫由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转向“重点进攻”,尽管他们的力量还很强大，但敌我的力量对比已发生明显的变化，变得对我们很有利。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正确方针，大军跨进东北，建立了立足点；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中国共产党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拉开了战略大反攻的序幕。这些，都使傅连暲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

10月中旬，陕北的形势相对稳定，毛泽东率领部队转移到了陕北的神泉堡。江青来到了军委总卫生部驻地，准备接李讷与毛泽东团聚一段。但负责照看小李讷的李若调走了，小李讷没有人带，必须找个人照护。

傅连暲想来想去，找到了韩桂馨，对她说：“韩桂馨同志，李若要调走了，准备派你去接她的班，到主席身边工作，你愿意不愿意去?”

韩桂馨听后，显得很激动，在主席身边工作，这是大家都求之不得的。但是，她担心做不好，心里又有所顾虑。

傅连暲看出了她的犹豫，就开导她：“你看，主席他们都忙于工作，李讷没有人照顾，考虑到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又粗通卫生工作，派你去比较合适。”

韩桂馨于是愉快地答应了。

“那好，你收拾一下，随江青同志一起去吧。孩子到了上学年纪，上不了学，你是高小毕业，要帮助她识字读书。”说完，傅连暲又拿出笔，写了几页纸的“注意事项”,末了，又交代韩桂馨说，“江青同志是主席的生活秘书，管你们这一摊，遇事多向她请示，要注意搞好关系。”

韩桂馨郑重地点头答应。

江青返回陕北神泉堡前夕，傅连暲又连夜修书一封，请她见到毛泽东时代为转交。

毛泽东正是在转战陕北的间隙，收到傅连暲信的。在这封长信中，傅连暲除前面已说的为刘少白“申冤”外，还关心新中国的建设问题。傅连暲坚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从最近的发展形势看，我们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他建议全国胜利时是否建都北平为首选，并说：“因北平在地理上、战略上，与蒙古、北朝鲜、苏联联系上都较合适。谅主席早已胸有成竹了。至于南京、西京、瑞京(瑞金),作为历史上纪念区各有它的意义。”

这个建议，与后来中央的考虑不谋而合，充分说明傅连暲在革命的熏陶下，已经具备了战略眼光。

傅连暲觉得没有太多的遗憾，自己既然不能再为革命工作，那至死也要做出贡献。于是，他又想到了自己的惟一还可以留下的身体。

早在1940年，他就曾向中央正式写过“遗嘱”,其中写道：

……我不但生前坚决于革命，即死后亦要为人民服务，我死后把我的骨头作标本教医学生之用，更可以看出我的骨头之坚固，亦就答复了有人怀疑我政治动摇的无稽了。所以要求中央把我的骨头留下，并命名为“傅连暲之骨格”。

没想到，那次傅连暲并未向马克思报到，身体竟然奇迹般地好了起来。“遗嘱”虽然没有实行，但说明了傅连暲的革命意志一直没有变。

这次，傅连暲考虑到自己身体不好，而机关还将从山西转移到河北，长途跋涉，实难预料，他想最后再为人民做贡献——让自己不能再为革命事业奋斗的躯体，能继续为医学做出贡献，于是在信中向毛泽东再次恳切地要求：

我年纪虽不算大，但近来日见衰弱，这是病体必然的变化，若活不了的话，请批准将我的骨骼留交医大(或将来我们的中央医学院)学生学习之用。因我这副骨头在革命医生中是有革命意义的，经过革命严格考验的……废物利用，作为学生学习解剖与实习之用，较之买一副普通骨骼作标本，其价值不可同日而语。此种要求如蒙批准，请命名“傅连暲之骨格",那么我心愿已足，感激万分了。

傅连暲早已下定了为革命奉献自己的一切的决心，只要对革命有利，对百姓有用，他都可以义无反顾地贡献出来。他作此安排，实在是一种唯物主义态度。当秘书为傅连暲抄存底稿时，发现他将骨骼写成“骨格”,以为是笔误。傅连暲说他是有意这样写的。他没有多作解释，却让秘书体会这不是一副普通的骨骼，而是体现了傅连暲的人格、品格、风格，有着很深的寓意。

毛泽东展阅来信，深为傅连暲的精神和赤胆忠心所感动。这年11月 10日，毛泽东在陕北杨家沟住处工作了一个夜晚之后，提笔给傅连暲写了一封回信：

连暲同志：

来示悉，很感激，我身体近还更好些。

你身体有病，望于工作中保重。此祝，健康!

毛泽东

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傅连暲激动之余，竟觉病好了一半。在夫人陈真仁的精心关照下，他那虚弱的身体后来又挺了过来。想到自己又有了为革命继续工作的机会，傅连暲自是更加珍惜。

傅连暲跟随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辗转迁移，最后到达河北省西柏坡。在河北省建屏县(抗战期间由平山县的西半部分分出来建立)的西柏坡，傅连暲组织筹建了建屏医院(惯称朱壕医院),开展了大量的卫生医疗工作。

1948年中秋节，傅连暲55岁生日，谢觉哉亲笔题写一首长诗为他祝寿，其中“寿人寿国功在党，傅公名应列首榜”一句，被广为传诵。

为新中国卫生工作做准备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中国革命胜利的脚步大大加快。1948年，是国共两党军队在战场上初见分晓的一年，可以说胜利大局已定。

傅连暲对革命的胜利是坚信不移的。正因为如此，他于抗日战争一结束，就马上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心中早已酝酿的长远规划，积极准备接管大中城市的医疗卫生工作。鉴于缺乏管理大城市卫生工作和大医院的经验，为此，早在国共和谈并拉开争夺东北序幕的时候，傅连暲就曾积极建议，在向东北派出干部时，应该考虑到卫生部门的需要。

他的这个建议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同意派出优秀的卫生干部去东北工作。

后来在抽调干部到东北工作时，光从晋察冀解放区就抽调了三十多名卫生干部。晋察冀军区卫生部负责人张汝光，奉命带领这些干部，随同从延安派赴东北的上千名干部一起编为东北支队，于1945年9月初从山西兴县出发，挺进东北。这些医务人员一方面为建立东北根据地、医治军民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又学到了大城市大医院的管理经验，为接管城市的医疗卫生工作积累了经验。1956年，张汝光调任总后卫生部副部长，1966年后任部长。

朱仲丽陪同王稼祥到苏联治病后，也回到国内，到了哈尔滨。东北正处用人之时，但各方面的干部极缺乏。于是，王稼祥被留了下来，朱仲丽也被分配在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担任院长。那时，哈尔滨是我党所接管和掌握的最大的一座城市。第一医院有500多张床位，其规模使许多入城的同志感到兴奋。

从根据地的战争环境到全国广大城镇的和平建设，这对中国医疗卫生工作来说，对于长期身居领导职位的傅连暲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傅连暲认识到全国的医疗卫生工作必须依靠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去做，而长期内战、旧的习惯势力、旧的思想的影响使城市的某些医务工作者、专家、教授等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共产党的干部对他们也是陌生的，所以要团结他们一起搞建设，是一项非常困难而又必须做好的工作。

1948年，朱仲丽因公事到西柏坡。傅连暲知道后，马上找到她，向她了解工作情况。对朱仲丽，傅连暲也是很熟悉的。朱仲丽的父亲朱剑凡，是湖南有名的人物。朱仲丽是延安当时少有的真正从科班出身的医生，她从医科大学毕业后，来到延安，分配到边区中央医院当外科大夫，后来又调到中央机关所在地杨家岭、枣园以及中央军委总部王家坪等地医务所，担任所长兼医生，又兼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保健医生。正因为有这些经历，才使她更能有比较地讲解一些新鲜、实用的经验。

傅连暲听了朱仲丽的情况介绍，认为很有典型意义，应该让更多的同志听一听。于是，他又专门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请朱仲丽在会上介绍管理大医院的工作经验，以及如何团结老专家、教授，与他们一道工作等问题。

最后，傅连暲发表了讲话：“刚才，我们特意请朱仲丽同志为大家作了很好的介绍，这些经验很值得大家学习。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夺取全国胜利的形势已成定局，大批干部将进入城市。我们从山沟走进城市，正如毛主席讲的，将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所以一定要加紧学习。从卫生工作来说，一是环境新，二是工作对象新，三是经验少。

“我们不能认为只有自己是革命的，对老专家、老教授看不惯、不信任，那样工作是做不好的。一定要注意团结和争取老知识分子，这是我们在新形势下做好工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傅连暲的讲话赢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

解放军打响平津战役，并很快完成了对北平、天津及塘沽的包围。一天，化名胡必成的周恩来把傅连暲找去。

“周副主席，你找我?”前脚刚走进那暖烘烘的农家土屋，傅连暲就迫不及待地问。

“啊，傅医生，你来得正好。刚才主席和少奇刚走。”周恩来脸上还显得很兴奋。

“我想肯定有什么喜事吧!”

“是呀，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速，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真是时间不等人，千头万绪。"周恩来兴奋之中透出焦急。

“但还是要注意身体，不能太过疲劳。”傅连暲虽然被周恩来的兴奋所感染，但仍然没有忘记自己医生的职责。

“傅医生，全国胜利后，你打算干什么?”周恩来看着傅连暲，亲切地问。

“我还是当我的医生。”傅连暲不假思索地回答，“还有，我想办一所医学院，培养更多的医生。”

“还有呢?”周恩来又问。

“还有?”傅连暲不知周恩来到底要问什么,想了一下说，“军队应该有军医学院。”

“你有没有想过更重要的工作，我们想让你担任一些领导工作。”

“可是，我还是想当医生。”傅连暲道。

“领导工作更重要，中央考虑让你担任中央政府的卫生部部长。”

傅连暲没有想到党安排他做这么重要的工作，一时不知所措，想了想，诚恳地表示：“还是叫贺诚同志回来当吧，他比我合适。比起做官，我更喜爱医生这个职业。”

贺诚可以说是傅连暲的老领导，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就是卫生部长，傅连暲对其医疗技术和为人都很佩服，对他也是尊敬有加。后来一起参加了长征，两人都经受了长征的考验。到延安后，贺诚陪同王稼祥赴苏联治病，一呆就是六七年，直到1944年9月间才回到国内，被留在东北担任民主联军总卫生部部长兼党委书记。在东北期间，贺诚在接管大城市医院，团结旧有医务人员，做好军民卫生工作，保证前线将士的身体健康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成绩。这些傅连暲都是清楚的，所以他一再认为由贺诚来当这个部长更合适，自己宁愿做些具体工作。

周恩来想了想，道：“贺诚同志我们也会考虑，现在是说你自己。”

“中央实在要我当，我就当个副部长吧，部长一职还是留给贺诚同志。”傅连暲坚持说。

周恩来见傅连暲态度诚恳，也就不多说了，转而郑重地嘱他多考虑一些建立卫生部、设立卫生机构以及建立医学院等一系列工作的事情。

从此，傅连暲脑子里就一直考虑着将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卫生部的问题，“看来，还是毛主席说得对，要从头学起呀!”他心里经常这样想。

与此同时，陈真仁也积极奋战在医药战线，她担任总卫生部药材科副科长职务，由于科长李维珍经常外出，不久又调到华北军区任职，所以药材科的工作主要由陈真仁负责。

那时，各解放区的药材、药品供应都比较紧张，而且很不平衡。华北、东北的供应比较好一点，但西北战场则非常困难。陈真仁领导药材科的同志们，想尽各种办法，利用土法制药，筹集药材、药品，调剂余缺，大力支援西北战场。

1948年底，军委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了全军第一次药材工作会议。针对过去药材工作由于分散管理存在的各自为政、苦乐不均的问题，会议进行了认真检讨和总结，确定全军药材工作要实现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调拨、统一管理。

为了使会议的召开达到预期目标，收到好的效果，陈真仁带领大家进行了调查研究，对我军药材管理和供应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了深入了解，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对我军医药工作的发展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毛主席特地请与会同志到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参加了文艺晚会。傅连暲和陈真仁都观看了精彩的演出。

会议将要结束时，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北平和平解放了。

大家的欢呼声尚未落下，傅连暲和陈真仁就开始忙碌起来。作为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央卫生处处长的傅连暲，马上调派了大批医生，准备奔赴北平“赶考”。陈真仁的药材科也派出一些干部，加入到了接管城市卫生工作的行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