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参加宴会，指着一个人怒斥：你给我滚出去

摘要：1925年，23岁的张慕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社会动荡的阶段，许多怀揣强烈家国情怀的青年开始寻找能够彻底改变命运和社会结构的方法。

初入党组织：革命起点

1925年，23岁的张慕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社会动荡的阶段，许多怀揣强烈家国情怀的青年开始寻找能够彻底改变命运和社会结构的方法。

进入革命队伍前，张慕陶已对进步思想表现出浓厚兴趣。他曾阅读过《新青年》等思想启蒙期刊，这些作品激发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浓厚兴趣。随后，五四运动的余韵和中国社会的动荡，让他进一步思考救国救民之路的方向。在接触到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时，他仿佛找到了人生的指引。张慕陶被党内的一批同志所感召，他们为民族解放和社会变革所展现出的献身精神深深打动了他。

彼时，共产党吸引了中国一大批有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但要成为其中的一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张慕陶以他不凡的勇气和始终如一的坚定信仰，通过了党组织的层层考察。在加入党组织的短短两年内，他的组织与协调能力逐渐展现出来，也因此迅速被提拔到更重要的位置。

1928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隆重召开。这场被称为党史中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旨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并重新明确党的革命路线与战略方针。在这个重要时刻，张慕陶作为陕西省唯一的党代表，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前往莫斯科参与大会。

崭露头角的革命家

回国后的张慕陶因表现出色被党组织安排到中共顺直省委工作，担任省委书记，随后被调任为长江局书记。顺直一带是当时北方革命运动的重心，工人、农民斗争频繁，是党进行社会动员和武装斗争的重要区域。而长江局则负责以长江为中心的整个南方区域的工作，是东南部革命的战略指挥核心。

在这些重要岗位上，张慕陶积极参与工人罢工的组织和农民运动的开展，领导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政治行动。如在顺直，他推动了北方农民协会的组建，并通过组织工人罢工和抗议活动，与地方军阀展开斗争。这些活动帮助更多民众认识到革命的重要性，也因此扩展了党的群众基础。

1929年，党的内部发生了以罗章龙为首的分裂事件。罗章龙因与中央的战略不合，试图建立自己的路线，导致党内陷入一场危机。当时张慕陶因长期与罗章龙共事，选择了错误的立场。罗章龙的分裂活动被党中央迅速查处，张慕陶因“站错队伍”而被撤销职务。不久后，他又因革命身份暴露被捕入狱，人生一度陷入低谷。

在狱中，张慕陶表现出了与之前不同的姿态。他以诚恳的态度表达了对自己立场错误的悔过。狱中的张慕陶并没有停下对革命工作的思考，他用有限的纸笔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想，并始终寻找未来继续工作的机会。

周恩来对张慕陶的能力和潜力仍然抱有希望。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张慕陶被派往冯玉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担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反蒋失利后的黯然结局

张慕陶作为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这一任务远比想象中复杂。当时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由冯玉祥领导，但各派系内部矛盾颇多，既有来自国民党各派的掣肘，也有党内对策略和行动方向的分歧。

党内的争议集中在“抗日优先”还是“讨蒋优先”这一战略选择上。当时，柯庆施等人主张全力向蒋介石宣战，认为“讨蒋”是推进抗日的重要一步，而张慕陶对这一策略表现出了犹豫。他在冯玉祥的部队中努力促进抗日合作，却对过于激进的“讨蒋”策略持保留态度。他担心如果过于公开地反对蒋介石，可能会激化内部矛盾，甚至导致察哈尔的抗日运动难以为继。这种谨慎的立场被认为是态度消极，甚至被一些激进派指责为“违背革命决策”。

张慕陶的工作又因军事上的失利而雪上加霜。这次失利直接激化了党内对张慕陶的批评。不少人认为，他在军事布局和抗蒋政策的执行中存在严重问题，矛头最终集中指向他。柯庆施更是公开责备张慕陶“缺乏战斗意志”，并在多次会议上将他视为失败的责任人。

这些指责最终引发了党组织的严厉处理。张慕陶被开除党籍，尽管周恩来和一些领导对他的能力仍怀有一定期待，但他在“讨蒋”行动中的表现被视作无法容忍的失误。对于张慕陶本人，此次被开除党籍不仅是职业上的挫折，更是精神上的重创。他认为自己为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却因制度和权力斗争被抛弃，愤懑情绪油然而生。

失去党籍后的张慕陶并未选择自我反思，反而逐渐与共产党对立。他离开察哈尔后很快投奔了阎锡山的阵营。阎锡山接纳张慕陶，并将其视为了解共产党内部事务的一张王牌。张慕陶深知自己的价值所在，为了在阎锡山阵营中站稳脚跟，他积极出谋划策，竭力为其规划“反共”活动。

地下党曾试图挽回这位“迷途知返”的革命者，多次派人与他接触，劝他重新回归组织。他断然拒绝了一切试图劝说他的尝试，坚决站在了党的对立面。

山西宴席上的冲突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的局势发生剧变。一时期，国共双方的合作局面迫使原本对共产党持敌对态度的阎锡山也不得不与之打交道。张慕陶当时身为阎锡山的亲信，在山西的活动更加频繁。

1937年9月，周恩来抵达山西太原，同阎锡山会谈商讨抗日合作事宜。当时，阎锡山为了体现对周恩来的重视，特意在府邸设宴款待，而张慕陶作为阎的副手，也被邀请参加。

宴会厅内，身着儒雅长衫的周恩来一如既往地从容不迫，频繁与阎锡山交谈。然而，当会场人群中出现张慕陶的身影时，周恩来的神色骤然严峻。这位曾经的党内同志如今却成为敌对阵营的一员，在周恩来看来，这是不可容忍的背叛。

“你这个投降派、托派分子，有什么资格站在我面前！”周恩来指着张慕陶，言辞激烈、毫不留情。此刻的张慕陶显得极为尴尬，他没有预料到周恩来的反应会如此激烈。他一时无言以对，只能灰溜溜地退出宴会厅。

独走“第三条路”：无人响应的陷阱

在被共产党彻底开除党籍后，张慕陶失去了原先一手创造的政治舞台。与此同时，他在阎锡山阵营的地位虽然有些提升，但也并不存在根深蒂固的信任。在那种如履薄冰的政治环境中，张慕陶开始试图摆脱国共两党的影响，为自己寻找新的政治出路。他公开宣称：“共产党没有希望，国民党已经腐烂，非走第三条路不可。”

“第三条路”并非张慕陶全新的创造，而是他从现实局势中提炼出的一种设想。在他看来，中国的政治问题无法依靠既有的单一政党解决，共产党虽有理想却缺乏实际控制力，国民党虽掌握中央政权却充满腐化。因此，他试图以建立一个全新的小政党为契机，团结类似地位尴尬的“独立人士”，打造一种不依附于国共两党的政治力量。

张慕陶试图将“第三条路”的理念传播到陕西等地，但他的公开言论却多次引发争议。他不仅批评共产党组织内部的问题，还对国民党的领导贪腐大加指责。这些言论促使连阎锡山也对他感到不满，暗中制约他的活动。

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曾试图以个人的影响力劝导张慕陶回归理性，甚至暗示他只要中止“第三条路”的活动，便愿意为其恢复在阎锡山阵营的政治地位。张慕陶置若罔闻，甚至变本加厉地发表言论，公开指责蒋鼎文和阎锡山同样“无力带领国家走向光辉未来”。蒋鼎文被彻底触怒，最终决定以“煽动性言论”和“扰乱地方秩序”的罪名将他关押，以平息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