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后期的乌兰察布：第三节义和团运动和清朝新政时期的乌兰察布

摘要：早在乾隆年间，就有天主教传教士潜入察哈尔地区的西湾子村（今河北省崇礼县）进行活动，传播天主教教义。1835年（道光十五年），在察哈尔地区出现了天主教堂和传教点。1840年（道光二十年），罗马教皇任命孟振生为代理牧师，使察哈尔西湾子成为天主教在北方的传教中心，内

第三节义和团运动和清朝“新政”时期的乌兰察布地区

一、天主教传入乌兰察布地区

早在乾隆年间，就有天主教传教士潜入察哈尔地区的西湾子村（今河北省崇礼县）进行活动，传播天主教教义。1835年（道光十五年），在察哈尔地区出现了天主教堂和传教点。1840年（道光二十年），罗马教皇任命孟振生为代理牧师，使察哈尔西湾子成为天主教在北方的传教中心，内蒙古的总教堂。1850年（道光三十年），天主教“遣使会”逐渐在内蒙古中、东部建成三座大教堂，其中西部的大教堂为小东沟大教堂（在今兴和县境内）。1865年（同治四年），该教在“东至二十三号（兴和县境内），西迄归化城，北至后坝（武川县和四子王旗一带），南迄岱海川”的范围都有传教士的活动。1873年（同治十二年）设立内蒙古教区后，信教者日趋增多，设立教堂的地方也在增加。1875年（同治十四年），岱海滩的一部分天主教信徒还迁居三道河三盛公（今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粮台镇）传教。到光绪初年，宁远厅已有南窑子、东十号、弓沟沿、井沟村、上村（即今旧堂村）等五处的村民信仰天主教。1880年（光绪六年），西湾子总教区派王神甫先在东十号盖起一座土木结构的教堂，接着又盖起弓沟沿土木结构的教堂。1886年（光绪十二年），总教区又派比利时籍神甫到上村修建了土木结构教堂（东堂、西堂）10间，形成了以今旧堂为主的天主教总堂。同年，在丰镇玫瑰营（今属察右前旗）建起玫瑰营天主教堂（后为集宁地区主教府）；在兴和县建起了二十三号和夭子沟天主教堂。1883年（光绪九年）时，在今乌兰察布市地区的北至四子部落旗，南至长城畔，东起化德、商都，西到宁远厅、镶蓝旗，到处都有教堂和教民。他们拥有武装，构建庄园和堡垒，享有领事裁判权，开办学校、医院，从精神上到现实，控制着每一个教徒，成了国中之国。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清朝政府允许外国教士自由购置房屋、土地，入教的村民购置田产不必先报明地方官。致使一些教民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民教争端日趋激烈，相互为仇。教民依仗教堂为靠山，官厅亦害怕洋人，偏袒教民，理难得直，使群众的反教情绪日益严重。此外，在丰镇厅有基督教在1886年（光绪十二年）后向蒙汉民众布道传教，他们亦开办医院，收养弃婴和孤儿，举办学校，解除下层民众困苦，灌输宗教思想，从精神上控制当地居民，但其影响力远不如天主教之大。

二、乌兰察布地区的义和团运动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这是中国人民对西方列强侵略后数十年来激愤的总爆发。帝国主义给中国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中国人民把当时的天祸与对“洋鬼子”的痛恨联系在一起，在义和团的“揭帖”中明确宣布他们起来反对“洋鬼子”——帝国主义侵略者，是因为“四十年内，中国洋人到处横行”；是因为帝国主义侵略者“祸乱中华，耗费国帑”，而使得中国境内“国不泰，而民不安，怒恼天庭”；是因为“天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遮住天”。

在义和团兴起之时，正值中国北方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的大旱灾荒饥馑之年。在丰镇、宁远厅及四子部落旗，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秋，大旱歉收。第二年春夏无雨，夏秋禾稼皆未登场，民大饥，道馑相望，各处存粮之户，聚众强取或勒借者甚多。灾区广阔，人民饥毙者多，而因受灾范围广，逃亡者少。由此可见这些地区遭灾之严重。在当时人们看来，这些自然灾害都是外国人带来的。

其时也是正值沙俄与英国为达到瓜分中国的目的，互相承认：长城以北为沙俄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南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反抗。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初，这场运动首先从重灾区山东、直隶爆发，很快蔓延到中国北方各地。不久，在整个内蒙古地区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帝反洋教运动的高潮。同年六月间，宁远厅也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的拳师、大师父在宁远厅散发传单，设坛练拳，很快形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以反帝灭洋为号召，六月三十日，义和团民在宁远厅驻地（今凉城县永兴镇）的东庙与西庙集合队伍，“人山人海，一望如云”，然后向香火地教堂进发。下午六时，义和团民到达目的地。他们在教堂前空地设坛祭神，高声呼杀，围攻教堂。七月一日，东路的义和团在首领张万钟的率领下，又聚众700余人，后增至1500人，再次进攻香火地教堂。宁远营兵马队100人，步兵50人亦配合这次战斗。由于教堂有“洋枪20支，军械尤多”，义和团民阵亡8人，被伤多人，始终未能攻下。张万钟等人以“教民谋反，控告于归化道”，归化道署便召香火地教堂何济世神父，弓沟堰（沿）教堂马赖德神父进城问话。七月二十日，二神父被归化城义和团民处死。事后，义和团起义群众开始向西营子、香火地、弓沟沿等天主教堂发动进攻。香火地、弓沟沿、东十号三处天主教堂均被烧毁。在攻击“西营子教堂时，义和团约六、七千人，乡民随之，多至二、三万人”。这次运动中杀死了德国籍、西班牙籍传教士2人。宁远厅通判沈荣绶面对义和团运动的强大声势，吓得仓惶逃往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其后，义和团杀掉了一部分教徒。各堂的教士纷纷逃窜，不知去向。丰镇厅在东起西湾子，南至丰镇、北至集宁、兴和也发生了反洋教斗争。其中店子村（今兴和县店子镇）的义和团，男学义和团，女学红灯照，先后攻打二十三号和夭子沟天主教堂。二道河的义和团曾进攻西营子、姚子库等地的教堂。七苏木、玫瑰营村和沙卜尔村等处教堂及丰镇城内的“大美宣道会”教堂都被义和团焚毁。同年八月，四子部落旗出兵200名和义和团群众及其绿营兵（清朝驻归化城汉族八旗），攻占并烧毁了铁圪旦沟、乌尔图沟的天主教堂（在今四子王旗三元井），处死传教士2人。今乌兰察布地区的义和团运动用自己的反帝爱国行动，英勇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同年，甘肃回民马福祥因义和团起义被革职，其部属马天兰等纠集散勇在宣化、张家口、天镇抢掠，准备到归绥，附者200余人，从丰镇厅至宁远厅喇嘛沟后，被宁远厅官兵击溃。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帝国主义的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清朝政府下令对义和团“严行查办”，今乌兰察布地区的义和团运动惨遭镇压。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七日，清政府同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向帝国主义国家赔款4.5亿两白银。其中宁远厅赔款10万两白银，并蠲免庆丰、永乐、永安三村教民的粮赋，宁远厅通判沈荣绶被定为斩监，后用钱赎出后，发配边地充军，永远不得释回。四子部落旗札萨克郡王勒旺诺尔布也被交理藩院“议处”。清政府下令正黄旗由头苏木和十五苏木拨出土地500顷，正红旗从全旗官兵两年饷银中拨出1500两，镶红旗五苏木和岱海滩十苏木拨出土地350顷，镶蓝旗五苏木和八苏木拨出土地350顷。上述土地与银两分别交给当地教堂，作为向列强的赔偿。天主教用这些银两在今乌兰察布境内建起大小教堂，霸占土地和产业，教堂由外国籍神父管理，统称爱堂。

宁远厅10万两白银的赔款，除了用现银、牲畜和粮食折合偿付一部分外，其他全用土地来抵偿。这样在旧堂、新堂、西营子教堂的传教士乘机明赔一亩，实占二亩，使岱海滩大片良田尽归教堂所有。为了反抗掠夺，宁远厅的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张贴“驱逐西人”的标语，为了夺回被洋教堂侵占的土地，反“洋教”斗争又有一触即发之势。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德国侵略军一队10人由大同进窥归绥时，镶蓝旗的察哈尔蒙古族士兵当即进行袭击，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迫使侵略军逃回大同。由于在清朝政府与帝国主义配合压制下，这次群众性的反“洋教”斗争没有发展起来。

今乌兰察布境内特别是宁远厅的反洋教斗争在全内蒙古以至于全国都为规模较大的，给了外国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而进行的为保卫民族利益的爱国主义正义斗争，在中国义和团反帝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对封建统治也给予了有力的打击，致使在二年之内，更换宁远抚民通判兼理事多达8人。

三、清朝“新政”时期的乌兰察布地区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清朝政府推行的“新政”，如练兵、兴办新式学堂等，在今乌兰察布地区也有所实施。但对今乌兰察布地区的主要政策是“移民实边”政策。所谓的“移民”，就是将内地的大批汉族农民移向边疆地区垦殖；“实边”，就是通过屯垦充实边防，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招牌，真正目的是想通过“移民实边”政策，对该地区人民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经济掠夺，以此来填补已濒于枯竭的财政，并且力图加强对今乌兰察布地区人民的直接统治。正如山西督军呈奏的那样：“长城北察哈尔、土默特之土地肥沃千里，如开垦则对国家经济有益”。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后，国内资本主义势力也有一定的壮大，但随着外国商品的廉价倾销，摧毁了国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内地大量过剩人口像潮水一般涌入未经大规模开发的蒙古地区（含今乌兰察布地区），促成以游牧为基础的蒙古封建体制迅速瓦解，对清朝前中期的封禁政策不攻自破。清朝末年，全面开放蒙古地区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20世纪初，清朝政府被迫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国内财政枯竭，民不聊生。迫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压力，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清朝政府决定以“练兵筹饷”为主要内容，实行一系列“新政”。实际上这是对全国各族人民的一次新的政治欺骗和经济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