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西迁，烽火中的贵州有多少书声书香？|上

摘要：他挤过颠簸的“黄鱼车”，搭过靠木炭煤气驱动的“汽车”，但更多的路程要靠一步一步地走。战火在身边蔓延，日寇的轰炸机从头顶掠过，被饥饿、疾病、贫困纠缠的他只是反复告诉自己——必须走下去。

1943年，17岁的李政道踏上从江西到贵州的旅程。

他挤过颠簸的“黄鱼车”，搭过靠木炭煤气驱动的“汽车”，但更多的路程要靠一步一步地走。战火在身边蔓延，日寇的轰炸机从头顶掠过，被饥饿、疾病、贫困纠缠的他只是反复告诉自己——必须走下去。

图片来源/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

两个月后，他终于抵达贵阳，高分考入迁黔办学的国立浙江大学。彼时贵州虽僻处西南，却是实实在在的战时教育重镇，她伸出宽阔的臂膀，接纳了大夏大学、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湘雅医学院等众多院校，也接纳了无数个如李政道一般的年轻学子，在风雨飘摇的世界中为他们安放一张宁静的书桌。

谈起这段抗战时期高校西迁的历史，你或许只听说过“西南联大”，但在贵州，也有一段不输西南联大的传奇——在这里，院校师生们生活清苦、箪食瓢饮，却也学术不辍、弦歌不绝，终在困顿中培育出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叶笃正等一代大家。

岁月匆匆流过，硝烟烽火已成往事。站在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的今天回望过去，我们仍不免动容于那段历史——

在那最黑暗的年代里，贵州的深山中，燃起了豆粒般大小却又长燃不熄的光。

简陋的油灯，曾为无数学子带来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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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初，黔北小城湄潭，平静得有如深潭池水的生活惊起涟漪。

湄潭，至今还是一个安宁平和的小县城。摄影/吴学文

千里之外的浙江大学，为躲避日军的战火，来到湄潭办学。这一天，数百名浙大师生带着满身的泥泞风尘，护送着一箱箱仪器书籍，出现在了湄江桥头。桥的另一端，二十多名湄潭百姓手捧采来的鲜花、端着煮熟的鸡蛋，迎接这群特殊的客人。质朴的善意，让不少浙大学子热泪盈眶。

他们已经漂泊了三年，跨越六省，走过两千多公里的距离，历经四次迁校。他们曾一天躲避三次空袭，校舍也曾遭燃烧弹焚毁。终于，他们找到了可以安心读书的一方天地。

湄潭文庙以及遵义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碑。下图摄影/吴学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对我国中部、东部的许多城市进行无差别的轰炸，作为文化机构的高校更是成为了日军的重点打击对象——侵略者想从精神和文化上打断中国人的脊梁，他们的目的是亡国灭种。

正如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在1938年记载的那样，“在此次战争中，蒙受损失最大者为高等教育机关”，战前全国的高等教育机关共计108校，大多聚集在东部地区，在战火中遭受破坏的有91校，其中10所高校几乎全部被毁。

高校，不能继续留在东部地区，否则中华文脉即有被战火摧毁之风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背景下，沦陷区的爱国师生们，并不甘心失学，更不会接受侵略者的奴化教育，为保存中国高等教育的有生力量，沦陷区中等以上学校开始向内地迁移。

学子们走在西迁路上。图片来源/《抗战中的贵州》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高校集体迁移，堪称文化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共计121所高校从平、津、沪、宁、苏、杭、穗等地出发，将教育的火种一路护送到广袤的西部。

在这场迁移的浪潮中，西南的川（含重庆）、滇、黔三省接收了最多的高校，成为全面抗战时期高校迁移的第一中心区。其中，贵州接纳了大夏大学、浙江大学、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由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与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合并而成）、私立湘雅医学院、国立中正医学院、国立广西大学、之江大学工学院贵州分校、国立桂林师范学院等八所高校，是高校西迁的重要目的地。

许多高校经过多次迁徙，终于落脚贵州。制图/夜鸣蝉

高校为何选择了贵州？

地理位置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西南地区是抗战的大后方，被视为“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而贵州位于西南腹心，既不临边，亦不靠海，日本侵略者在短时期内较难侵入，相比前线地区安全许多。实际上，贵州也确实为迁黔的一众高校提供了一段难能可贵的平静时光——当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苦于日军接连不断的轰炸时，位于湄潭的浙江大学“连一次空袭警报都没有听到过”。

山峦林立的环境、多云多雾的天气，使贵州成为战时文化庇护所。摄影/吴学文

贵州多山、多洞，又多云雾，给日军机械化部队展开作战带来了阻碍，亦能有效抵御飞机空袭，对高校来说，安全系数又高一层，但由此带来了交通运输不便的问题。幸而经过数年的建设，到了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贵州已有公路1686.5公里，湘黔、滇黔、川黔等公路已陆续建成通车。当时的贵阳，已经成了实际上的西南交通枢纽，这为高校入黔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除了物质上的客观条件，贵州人对大学的无私接纳与热烈欢迎，更是高校选择落脚在此的重要原因。从1930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贵州并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高等院校，贵州可说是热切期盼着高校入黔，能为贵州带来迫切需要的高等教育资源。

1938年至1944年，贵阳大井坎26号（今护国路）王伯群公馆为大夏大学校务决策中心。摄影/吴学文

以大夏大学为例，这是全面抗战时期第一所迁入贵州的大学——仅仅在1937年12月，贵州省政府与各界人士就为其举行了两次盛大的欢迎会，称大夏大学师生为到贵州开展文教工作的“集体的王阳明”，还将原本驻守有军队的贵阳讲武堂无偿地租借给大夏大学使用——当时的贵阳已经接纳了大量入迁的机关、企业、工厂，人口密度堪为全省之最，却依然在拥挤的城市中拨出一块黄金地段用于办学，可见贵州省政府付出的努力。

大夏大学在贵阳办学的旧址。图片来源/大夏大学历史陈列馆

当然，贵州毕竟平原稀少、城市规模当时普遍不大，即使是如贵阳一般的城市，承载能力也极其有限。让入黔的大学扎堆在一起办学并不现实，因此各高校往往是选择一两处经济较为发达的县市，以靠近交通线为原则确定落脚点，八所高校零散地分布在贵阳、安顺、遵义、赤水、福泉、榕江等许多地方。如浙江大学，更采取了分散办学的办法，将大一新生安置在贵阳的青岩古镇（后迁湄潭永兴），将文理学院分别安置在遵义与湄潭。

这些承载了西迁高校的小城，人口往往只有几百户，一下子接纳了数百、上千的师生，城中的文庙、祠堂、中小学，乃至普通人的屋舍都成为了高校教学与居住的地方。学校与小城水乳交融，合而为一。可以说，在当时的贵州，有多少个西迁高校的办学点，就有多少座欣欣向荣的“大学城”。

赤水文昌宫内的大夏大学西迁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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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玻璃灯罩，一只戳了孔的铁皮香烟罐，塞入油瓶，插上灯芯，就成为一盏油灯。这样简陋的灯，却是浙江大学薪火相传的宝贝，至今还要在每年的开学典礼上郑重传递。

此灯，名为“费巩灯”，它的优点是明亮、稳定，不会有浓烟。在高校西迁的岁月里，它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西迁时期，浙大的学子们用不上电灯，煤油灯也很紧缺，晚上读书，只能就着桐油的灯盏。灯油配给有限，学生们就对坐着，两人拼一盏灯。桐油点起来烟熏火燎，熏得每个人都有一对黑黑的鼻孔，遮挡视线更不胜其烦。最要命的是灯油会滴落，掉在辛苦完成的图纸、文章上，一篇作业就告报废，让学生们苦不堪言。校长竺可桢于是请教授改良设计植物油灯，训导长费巩则自费定做800盏灯，解了学子们的燃眉之急。

上图：湄潭浙江大学永兴分校教授住处。下图：湄潭浙江大学学生住处（李氏住宅）

西迁的每一所高校，都有类似的辛酸往事：学子们从沦陷区跋涉而来，大多断了经济来源。于是他们无论冬夏都穿着破旧的长衫，女生则是阴丹士林土布旗袍或裙子，脚上总穿着草鞋；冬天没有御寒的衣物，除去上课和实验就不出门，在宿舍围着被子上自习；吃的是“八宝饭”——红米、谷子、稗子混成的，还夹杂着石子和老鼠屎，菜也是缺油少盐。

那是一段艰苦的岁月，却闪烁着文化的星火。图片来源/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

李政道在浙大求学时，常去永兴一家茶馆看书——许多学生都这样做，因为宿舍太拥挤，没有灯光，茶馆就要宽敞很多，光线又好，叫上一杯茶可以学一个下午——老板见他是浙大的学生，又有礼貌，常把靠窗的座位留给他，且不收他的茶钱。

上图：湄潭文庙内浙大师生工作学习场景下图：永兴镇茶馆下图摄影/吴学文

许多贵州本地的百姓，都像这位茶馆老板一样向西迁的学子们释放着善意。在赤水，大夏大学的膳食成了问题，当地人就捐款捐物，带着鸡鸭到学校给学生们改善伙食；在平越（今福泉），当地百姓更是接纳了不少学生来家中搭伙。这些淳朴又无微不至的关怀，支撑着高校师生们走过这段箪食瓢饮的岁月。

艰苦的衣食住行，并没有让高校的教学与研究任务停滞下来。恰恰相反，在贵州的破庙与茅屋里，高校师生们苦学苦干，绽放出空前璀璨的学术光辉。

大夏大学校训——“自强不息”。

在这众多的高校中，浙大取得的成果格外丰硕。

这段故事，不如先从一位“牧羊教授”开始讲起——

王淦昌，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中国核武器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浙大西迁时期任物理系主任。在湄潭，他的生活虽极清贫，却处处流露着科学家的执着与幽默。因他身体瘦弱，妻子吴月琴特意养了一只奶羊，盼望藉羊奶滋补他的身体。于是湄潭街坊常常看到这样一幅景象：一位衣着朴素的教授，一手执书卷、一手牵白羊，他一边放羊吃草，一边仍在思考物理问题，这种大科学家与小羊相伴的画面，倒颇有古时“瘦羊博士”的风采。

西迁后，浙大物理系丧失了曾拥有的优越研究条件，却仍在艰苦的环境中做出许多卓越的成果。

他开展研究的条件是极其简陋的：没有稳压电源，他与其他教师便带学生拆解废旧汽车发动机，自行发电；缺少烧杯与酒精灯，他们以土陶杯代烧杯、木炭作热源；有一次为了观察荧光现象，王淦昌竟指导学生在盛夏烈日下以棉被制造暗室，捂得满头大汗却终于捕捉到关键数据。正是在这样的“土法科研”中，他完成了多项前沿实验，并以惊人的创造力提出了通过观测原子核K电子俘获过程中的反冲效应来探测中微子的方法。

1942年，他发表《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这一学术成果为后来美国莱因斯和考恩实验中微子的成功探测提供了理论路径，展现了王淦昌教授非凡的创造力，为后来的粒子物理研究开辟了道路——可以说，中国“两弹一星”的伟大事业，早在湄潭的简陋实验室中已埋下草蛇灰线的伏笔。

湄潭文庙中展出的中国物理学会奖章。

有“牧羊教授”，就有“种菜主任”——因为薪水微薄，苏步青一家人口又多，常常食不果腹，他便在朝贺寺前的半亩地里开荒种菜，“种的菜特别绿，冬瓜都很大”，成了远近闻名的“种菜主任”。

当然，“种菜主任”更精于培育莘莘学子。在浙大新生曾落脚的青岩古镇，有一个高约6米、宽约10米的溶岩洞穴，那便是我国第一个“微分几何专题研讨班”的所在地。在这个岩洞里，苏步青每天带着助教与学生，点着油灯进行繁复的计算与教学。

苏步青于山洞中讲学。制图/张琪

自这个岩洞中的研讨班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苏步青教授先后发表论文150余篇，在国际数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他“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的地位。

同一时期，数学家陈建功也在坚持研究，带领学生在三角级数论与傅里叶级数领域持续探索。两位教授一几何一代数，并称“浙大数学双星”，在匮乏的环境中保持着与国际数学前沿的对话。

丁字尺与计算尺。

在这一期间，浙大还做出了许多处于科学前沿的成果——从浙大毕业并留任助教的“核司令”程开甲与王淦昌教授一同进行中微子研究，写作《五维空间场》；束星北教授研究相对论；卢鹤绂与王谟显研究量子力学；贝时璋进行细胞重建研究；谈家桢实现遗传学研究突破……其中不少研究成果都是世界性的重大发现。

左图：卢鹤绂留下的学术论文原稿。右图：关于瓜果遗传学的刊物。左图摄影/张罗

浙大，不仅带来了学术的火种，也深刻影响了这片土地的经济命脉——茶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940年，浙江大学农学院与中央实验茶场紧密合作，在湄潭进行了一系列茶业研究。浙大农学院的师生们，利用本地茶叶原料，结合西湖龙井工艺，创制了“湄潭龙井”，这便是后来享誉全国的“湄潭翠芽”的前身；与此同时，茶场还成功研制出“湄红”、“湄绿”。这些茶品不仅工艺精湛、风味独特，更承载着特殊历史时期的使命。

位于湄潭中央实验茶场旧址的中国茶工业博物馆。摄影/吴学文

战时物资极度紧缺，茶叶成为重要的外汇换取手段。湄潭所产茶叶经滇缅公路陆运输出，换取枪械、药品、器械等急需的战略物资，切实支援了抗战。这片黔北山地，也成为战时中国茶业经济与科研的核心基地。

如今湄潭茶叶的蒸青环节。摄影/夏小西

浙大的农学院进入贵州后，还因地制宜地做出了许多造福当地的成果：育成水稻良种、小麦良种，饲育柞蚕，研究五倍子……

其中格外值得一谈的就是罗登义教授对刺梨的研究。

因罗教授对刺梨的研究，这种野果也曾被称作“登义果”。供图/贵州画报社

罗登义教授是贵阳人，西迁时期随浙大重返故土。为了解决战时民众和抗日将士营养缺乏的问题，他在湄潭、花溪等地分析本地野果野菜的营养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本地人常食用的野果刺梨竟含有大量的维生素，远高于其他果蔬。研究论证后，他发出呼吁：“每日食用1至2枚刺梨鲜果或干制果实，可以补充维生素之不足，消除士兵的夜盲症，增加健康和体力。”他还亲自带领学生采集野生刺梨，将其干制后运往抗日前线。

罗登义教授的研究震动了学界，让深藏山野的刺梨终于走出深山野岭，开启了价值发掘的广阔征程。在那段历史的助推下，昔日的野果，如今已化为黔地经济版图上耀眼的金色支柱。

贵州刺梨已经衍生出多种产品，比如清爽可口的刺梨啤酒。摄影/陈伟红

在贵州遵义、湄潭艰苦办学的七年中，浙江大学不仅未被战火压垮，反而逆势崛起，完成了一场从地方性大学向全国顶尖学府的惊人蜕变。据统计，曾于西迁时期在浙大求学或工作过的师生中，日后当选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者多达50多位，其中包括“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以及叶笃正、谷超豪等杰出的科学家——他们从湄江之畔走出，最终成为支撑共和国国防科技事业的栋梁。

1944年，英国生物化学家、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到访湄潭。他穿行于寺庙改成的实验室、茅草搭就的教室，看到教授与学生们在极端困难中产出了众多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深受震撼。返回英国后，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盛赞浙大是“东方剑桥”。

浙江大学西迁时期部分杰出校友。制图/张琪

迁入贵州的其他高校，在这段时间中同样硕果累累。

刚刚迁入贵阳时，湘雅医学院尚未有校舍，师生曾暂借贵阳医学院的教室，其后在贵阳次南门外的石洞坡租下一块地皮，自建楼房用于教学，又建一片茅草盖的简单住房用以安置家属，简陋的屋舍构成了一座战时医学教育的坚强堡垒。

贵阳湘雅村，如今已经没有遗址，只留下地名。摄影/陈伟红

在这里，他们培养出包括著名眼科学家劳远琇在内的一批杰出医学人才。西迁前曾于湘雅医学院就读、于抗战时期任贵阳医学院细菌学系教授的陈文贵，还在1941年带领专家深入常德疫区，进行了严谨的现场调查和实验室检测，撰写了证实日军使用鼠疫杆菌进行生物战的科学报告。这份报告后来被广泛传播，为全球反细菌战提供了关键支撑。

与此同时，他们还承担起战时军民的医疗救护重任，手术、防疫、培训一体推进，为贵州的现代临床医学与卫生体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湘雅医学院坚持学术研究，还承担了大量战时医疗重任。图片来源/《抗战中的贵州》

北京协和医学院，也与贵阳有一段深厚的历史渊源。创建于抗战烽火中的国立贵阳医学院（今贵州医科大学），曾大量借鉴协和经验，因1937年被任命的5位筹委会人员中，任职或曾毕业于协和的专家教授就有3位。一大批协和专家教授，穿过连天的战火，克服重重困难赶赴贵阳，成为学校教学、医疗和科研的重要力量，贵阳医学院也因办学质量高、人才辈出，被国内学术界誉为“小协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的父母就毕业于协和，并分别任国立贵阳医学院传染病学特聘教授和医事职业科教员。

另一片黔南腹地——平越（今福泉），则见证了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坚毅的学术迁徙。在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茅以升的带领下，师生以古庙为教室、以荒田为操场，专注铁路工程与矿冶关键技术研究。六年办学岁月，从这里走出了姚桐斌、陈能宽、肖纪美等一大批杰出的工程专家，更留下“一班三院士”的育人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