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西迁，烽火中的贵州有多少书声书香？|下

摘要：在烽火连绵的抗战时期，贵州不仅向普通高校伸出了援手，更接纳了数量相当庞大的一批军事院校。这些院校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于黔中山水之间重建课堂、靶场和实验室，坚持为抗战输送军事指挥、防空技术、战场医疗等关键领域的专业人才，不仅构筑起战时中国的军事教育体系，更直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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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烽火连绵的抗战时期，贵州不仅向普通高校伸出了援手，更接纳了数量相当庞大的一批军事院校。这些院校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于黔中山水之间重建课堂、靶场和实验室，坚持为抗战输送军事指挥、防空技术、战场医疗等关键领域的专业人才，不仅构筑起战时中国的军事教育体系，更直接支持了前线作战。

抗战时期军事院校西迁贵州分布图。制图/夜鸣蝉

如果你到过贵阳的花溪公园，一定在园内龟山上见过一座小巧玲珑的石柱六角亭，名叫“防空亭”。这不是普通的景观，而是一段烽火岁月的见证者——1939年，国民革命军防空学校的照测总队修建了这座亭子，它铭记着抗战时期贵阳民众与防空学校官兵共同守护家园的历史。

花溪公园防空亭，一段烽火岁月的见证者。摄影/曹杨牧语

国民革命军防空学校于1934年在杭州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专业军事防空教育和训练机构。1938年，随着战事恶化，该校辗转迁至贵阳，本部驻扎于油榨街，其教导总队和训练基地则设在花溪。

当时的贵阳几无防空能力——没有预警机制、没有观测设施、缺乏高射炮群。1939年2月4日，日寇敌机空袭贵阳，投弹一百二十余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建筑毁坏，史称“二四轰炸”，惨状震惊全国。

在“二四轰炸”中，贵阳承受了惨烈的损失。图片来源/《抗战中的贵州》

防空学校入驻后，迅速构建起贵阳市的防空体系。他们在全市布置了三个防空警报圈，于城郊每约十公里设置防空观测点，并架设高射炮组。一旦发现敌机动向，立即通过挂起红色灯笼发出空袭警报，引导市民紧急疏散。

1940年7月29日，日军再次空袭贵阳。但这一次，因防空学校预警及时、调度有力，市民得以及时躲避，未造成重大伤亡。看似简单的“红灯笼警报系统”成为战时贵阳的生命信号，也成为我国近代防空史上早期实战化应用的重要范例。

花溪公园内停放的战斗机，虽非抗战时期的文物却作为和平年代国防教育与航空文化的一处生动注脚摄影/陈伟红

贵州，还孕育着更富有传奇性的故事——这座深山中的省份并不靠海，却出人意料地成为中国海军教育的摇篮。

中华民国海军学校，前身为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是清末建立最早的海军学校，培养过严复、詹天佑、邓世昌等一大批中国近代的杰出人才。1938年，为躲避日机接连不断的袭扰，海校先迁湖南，又迁贵州，最终选择在川黔滇缅国际通道的必经要隘、万山环抱的桐梓落脚，以乡贤金汉初修建的“节孝祠”（又称“金家楼”）为主要校舍，度过了八年的教学时光。

小小的“金家楼”，曾为桐梓海军学校办学地。

桐梓远离大海，海军必备的游泳课程与水上训练只能在桐梓河上游的溱溪河里完成，等到需要登舰实操时，才离开桐梓，到长江的舰船上继续学习。并不十分宽广的溱溪河，就成了这群意气风发的少年驶向深蓝大海的梦想启程地。

桐梓海校学子接受的训练十分严格。图片来源/桐梓海军学校陈列馆

桐梓海校中，走出了许多杰出人物，比如曾在二战欧洲战场最紧张时期奔赴前线、并参加诺曼底登陆的郭成森。

1942年，郭成森从桐梓海校毕业，被选派至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随后参与了在大西洋的反法西斯海战。他随英国海军舰队参加了包括围歼德国沙恩霍斯特号战列巡洋舰在内的大西洋战役，亲历过诺曼底登陆的炮火，更曾执行过护送英国首相丘吉尔参加雅尔塔会议的任务。

当年海军军服细节。

在二战欧洲战场立下战功的郭成森，回国后成为当时国民党海军长治号军舰副舰长。然而，他亲眼目睹国民党的海军没有参与海防，反而一次又一次被派往华北、东北参加内战，这让郭成森决心与国民党分道扬镳。1949年，几经波折后，他终于成功策反长治号起义，而他也被任命为由长治号改名的“南昌舰”的首任舰长，为新中国海军的初期建设倾注了满腔的军事经验与爱国热忱。

两艘战舰讲述着两个故事，跨越时空与战场，共同诉说着中国海军的峥嵘岁月。图片来源/桐梓海军学校陈列馆

同样从海校中走出的传奇，还有时任海校训育主任的共和国开国少将邓兆祥。

他曾在黄埔海军学校学习，亲历过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的海军建设，时常向金家楼的师生们讲述中日甲午海战留下的耻辱，并亲笔题写了“雪甲午耻”匾额，成为一代海校学子的精神源动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邓兆祥。图片来源/桐梓海军学校陈列馆

1949年2月，邓兆祥与国民党进步官兵在吴淞口举行了震惊中外的“重庆号起义”，不仅粉碎了国民党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企图，更为中国共产党带来一批宝贵的海军人才。1949年5月，新中国第一所人民海军学校——安东海军学校——正是以重庆舰起义官兵为基础成立的。

桐梓海校，不仅讲述了一段“山中学海”的奇迹，更象征着一个民族于危难之中仍坚守远洋梦想的倔强。它留下的，不只是几代海军名将的传奇，更是一种无海亦有帆、无风亦行船的精神力量。

桐梓海军学校内部复原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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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洞里安放“战时故宫”，

贵州还上演着多少西迁文化传奇？

西迁，不是个别院校、人员星星点点的迁徙，而是一次文化奔涌的浪潮。贵州，是烽火连天的岁月中，承载文明火种的安全区。无数国宝在此珍藏，众多文化名人于此云集，他们共同在这片土地上守护着民族的记忆，使之成为照亮未来的灯塔。

贵阳鹿冲关森林公园，文澜山深处静卧着一个洞穴，洞口稍狭，内极宽阔，水珠从洞顶钟乳石上静静滴落。八十多年前，中国文化史上的皇皇巨著——文澜阁《四库全书》，曾在此避难。

抗战期间浙大帮助浙江省图书馆，将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抢运到贵阳地母洞保存。摄影/吴学文

1938年2月22日，一辆军车由上海疾驰向杭州。车上，是日军“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的9名特务，他们即将在杭州开展疯狂的搜索，意图将文澜阁《四库全书》收入囊中。这部于乾隆年间编纂的文化大典曾有“四库七阁”七套藏本，但历经战火洗礼，文澜阁本已成南方“独苗”，十分珍贵。

日本特务想不到的是，早在1937年8月，文澜阁《四库全书》已被悄悄运出杭州。战火之中，地方政府无力协助其继续“逃难”，西迁中的浙大伸出援手，师生护送，带着这套经典来到贵州。起初，藏在贵州省立图书馆，后来又转移到附近的张家祠堂。“二四轰炸”后，人们担心空袭波及到珍贵的典籍，一位图书馆的勤杂工指点：“贵阳北郊的山上有个地母洞，可藏很多书，还不怕敌机炸。”

图片来源/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

就这样，文澜阁图书在地母洞里过了一段安稳的日子。贵阳多雨，山洞里更是潮湿阴冷。为防图书霉变，人们在洞中筑起高台，离地二尺，底下铺上竹炭与石灰，又在洞口架防雨棚，洞西设晒书台。五年八个月的时光，三万六千册库书并未受到丝毫损坏。

这套文澜阁本库书，还滋养了贵州当时的一大文化工程——续修民国《贵州通志》。贵州著名学者李独清带领两名书手，抄录《四库全书》中涉及贵州的资料，填补了不少史料空白，为这部志书的编纂做出不小的贡献。

《贵州通志》是贵州方志中的巨擘，也是地方文献的鸿篇。摄影/陈伟红

在中国文化保护史上，贵阳的地母洞堪称传奇；而安顺的华严洞同样功不可没——这座巨大的天然溶洞，曾于国家危难之际为故宫文物提供容身之处，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时故宫”。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故宫的文物被迫转移至上海、南京。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暂存南京的文物分南、北、中三路向西南“撤离”。其中南路文物共80箱，经汉口、长沙、贵阳，辗转来到安顺。为防日机袭扰，人们特意寻找了一个广阔且干燥的山洞来安放这些文物，那就是华严洞。

华严洞为天然溶洞，纵深500多米。摄影/张晴

这批文物以书画类为主，大多是宋元明清名家的作品，涵盖中国书画史的巅峰之作，堪称国之瑰宝。国难当头，战火不止，负责守护的工作人员时常拿不到薪水，却仍一丝不苟地工作，防火、防潮、防鼠、防虫，将国宝保存近六年，无一损毁。1943年与1944年，故宫博物院安顺办事处还曾将部分书画藏品挑选展出，轰动一时。

战时贵州，既护国宝，亦纳名士。众多高等院校、文化机构、出版机构大量涌入，许多学者名人在贵州或暂居、或常住，或讲学、或创作，使贵州文艺界空前活跃，也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元代画家赵孟頫绘制的《鹊华秋色图》，是当年保存在华严洞的珍贵文物之一。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被誉为“中国漫画的创始者”的丰子恺，就曾携家带口，跟随西迁的浙江大学来到遵义。在这段特殊的岁月里，他一改往日温情的笔调，以画笔为刀枪，揭露日寇的暴行、控诉战争的罪恶、鼓舞军民的士气、表达必胜的信念。他不仅创作了《急转直下》、《黔道》、《遵义的负重》等画作和文章，还亲自走上街头，指导青年在闹市区绘制巨型抗战宣传画。

一度寄居于贵阳花溪的巴金，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一段颇为动人的情缘。在贵阳期间，他完成了《生与死》等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憩园》的大部分写作，这段经历亦为他后来的中篇小说《第四病室》提供了素材。正是在花溪的“憩园”中，他与萧珊以招待所的一个房间为洞房，没有任何仪式、没有办一桌酒席就结为了夫妇。他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开始了甜蜜又充满挑战的人生征程。

花溪公园以及憩园。摄影/陈伟红

著名画家徐悲鸿，曾三度到过贵州，作画、办画展、筹集援华捐款，留下许多墨宝。徐先生极爱贵州的土纸，认为其“适于重笔的挥洒晕染，而且受墨苍润沈著，能够获得宣纸绘画所不能获得的卓异效果”。徐悲鸿运用贵州特有的土纸，绘制了其代表作之一《奔马图》，他的夫人廖静文曾说：“此后，先生若画100匹马，有99匹马是从贵州土纸上奔出的。”

1944年，日军侵袭广西，在桂林的许多文化界人士撤往贵阳，《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著名剧作家田汉便是其中之一。在贵阳与都匀的土地上，他不断播撒抗日戏剧的火种。他带领团队排演振奋人心的《南明双忠记》、《新儿女英雄传》等新戏，以舞台为战场，以台词为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