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贵州屯堡文化作为多元治边文化中独树一帜的存在，是明朝统一和治理西南地区的历史产物。通过对贵州屯堡文化结构功能变迁的梳理，认识贵州屯堡文化在中国大一统国家发展过程中，所承载的中心地区与边远地区的关系构建。

群山之中，孤峰一蒂的安顺市平坝区天台山，山巅的伍龙寺是一组奇巧壮观的明清建筑群，被古建筑专家称为“石头建筑的典范”（邱高顺 摄）

贵州屯堡文化作为多元治边文化中独树一帜的存在，是明朝统一和治理西南地区的历史产物。通过对贵州屯堡文化结构功能变迁的梳理，认识贵州屯堡文化在中国大一统国家发展过程中，所承载的中心地区与边远地区的关系构建。

从开创文明新形态到建设文明新形态，现代化建设开启了现代文明建设的新征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一种开放的发展形态接续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在进行时，开启了从文明建设领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入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及其突出性特征，通过研究不同形态的文化去理解过去的中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中国，明晰中华文明过去是如何走来的，才能明确中华文明今后如何去发展。

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宏大叙事下，去认识和理解贵州屯堡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文化定位、文化角色、发展方向和任务使命，通过对贵州屯堡文化结构功能变迁的梳理，认识贵州屯堡文化在中国大一统国家发展过程中，所承载的中心地区与边远地区的关系构建。

屯垦戍边：贵州屯堡文化的产生及其军事结构功能

贵州屯堡文化作为多元治边文化中独树一帜的存在，是明朝统一和治理西南地区的历史产物。明朝时期的军屯卫所历经金戈铁马的征伐转向屯垦戍边的守御，一直带有浓厚的军事结构功能。

贵州屯堡文化的产生——

一般认为，贵州现在的屯堡文化源自明初的卫所。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历史大局，为完成山河一统，明太祖朱元璋对大夏政权割据的四川区域用兵。平定川渝之后，云南的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部成为元廷在南方最后的势力。然而，欲取云南，必经贵州。当时的贵州，明朝廷依旧采取的是元朝的地方管理机制，除改革了元朝地方行政路、府（州）、县三级体制，施行府、县二级体制外，仍是土流并治的格局。明朝廷在贵州广阔的民族地区采取怀柔之策，府县、宣慰使司、地方土官、安抚司等地方行政机构交错并存，各种力量相互制约，共同行使军民管理之权责。在“各安其生”的政治招谕攻略下，以水西、播州、水东为代表的几大土司带头归顺，带动众多地方势力归降。明军统一了今天贵州的大部分区域，地方势力被纳入明中央王朝政治体系。为保证地方势力对中央王朝的忠诚，明军在贵州设立了贵州卫和永宁卫。卫所开始在贵州大地上建立。

明一统川渝贵之后，立即决定整军入滇，分三路进攻元梁王在云南的势力。为了行军安全，保证进攻云南行军路线的畅通，明中央王朝决定进一步加强对“黔之腹、滇之喉”一带新归顺地区的统治，借鉴中国历史上对边远地区所采取的屯垦戍边的经验，结合原有的军屯实践，将屯田戍边灵活运用于贵州地区，以解决军需供给问题和行军后方稳定问题。至此，军屯体系逐渐在贵州落地，贵州卫所基本成型，贵州屯堡文化产生的军事架构初步建成。云南平定后，大军凯旋班师回朝途中，又留下“从征者”和“归附者”巩固卫所力量。到洪武末年，贵州都指挥使司属下建有18个卫和2个守御千户所。明中央王朝的军队驻扎在云贵军事要道上，中央王朝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完成了西南地区的统一大业，获得了云贵高原的统治权力，贵州屯堡文化的基础结构完整地形成。

贵州屯堡文化的军事结构功能——

明中央王朝在贵州建立卫所，短期来看，是为了明朝军队统一云南临时采取的战略部署；长期而言，则是明中央王朝巩固西南统治力量，开发贵州疆域的治边之策。贵州因为平定云南的战略需要，其卫所驻军主要是“调北征南”而来的“从征者”和早期“归附者”。军队成员对明中央王朝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和从属性，对自身身份和扮演的社会角色极其认同，军旅文化底色浓郁，群体向心力强大。

一个个卫所就像明中央王朝沿着军事要道伸出的触手，嵌在西南疆域的地理要害位置上，以强大的军事力量结构，发挥着守御和稳定边远地区的功能。贵州屯堡文化产生的早期，卫所就以这样一种军事守御的方式，推动了边远地区对中央王朝的归属，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统辖，推进了边远地区的中心化。

天龙屯堡

军民一体：贵州屯堡文化发展时期的结构功能变化

各民族群众在贵州交往交流交融中催生了贵州文化和文明元素的增长，移民带来的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汇，最终都推动着贵州文化、社会结构功能的迁演和完善。

亦民亦军的屯堡人身份维系——

明朝贵州卫所在贵州建省时期已经到达巅峰，然后就开始出现大面积的衰落，到明朝结束基本失去其军事功能。清朝吴三桂叛乱，清军入黔，贵州屯堡在失去明中央王朝赋予的身份角色后，仍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坚守着贵州屯堡文化，但其结构功能已经发生了转变。

从中央王朝与边远地区宏大的政治结构看，清及其后时期的屯堡已经不再是中央王朝稳定和统治边远地区的军事力量。但是，尽管失去了统治集团赋予的军事身份，屯堡人并没丢掉曾经帝王之师的意志和固守，反而以一种亦民亦军的身份继续存续着。卫所的军事功能被清中央王朝裁撤后，屯堡人仍顽强地坚守着贵州屯堡文化的军屯特色。

民承军习的贵州屯堡文化结构功能转型——

尽管军屯变成了民屯，但因为大多都是军户和原籍在江淮一带，亦民亦军地存在着的屯堡人，在屯堡这个特定的、延续着历史的时空里，依然保留着故土和军屯的风俗和节庆习惯。

屯堡人传承了军屯时期其祖先崇文尚武、热爱家乡、热爱国家、以应试夺冠取得功绩而自豪、以当兵保家卫国为荣的军屯作风，并在贵州屯堡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将大一统的国家意识由中央王朝向边远地区传播、拓展。通过文化的影响，增强了边远地区民众对中央王朝的认同和归属，持续地推进着边远地区的中心化。

云峰屯堡（许钧泰 摄）

守正创新：贵州屯堡文化现代化及其结构功能转型

独具军屯特色的贵州屯堡文化，既有屯堡人坚守祖先军屯文化传统的文化底色，又有屯堡人长期在边远民族地区生产生活实践中，兼收并蓄、发展创造的独特地域文化样态。贵州屯堡文化的活态传承，见证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发展。今天，这种活的样态依然继续存在，并以现代化的方式推动着贵州屯堡文化融入现在、走向未来，持续地塑造着贵州屯堡文化的现代化形态，不断实现贵州屯堡文化结构功能的现代化转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继续推进边远地区的中心化。

贵州屯堡文化的文旅开发——

贵州屯堡文化的旅游开发，从作为物质文化与文化载体的屯堡、作为文化主体的屯堡人及其生产生活实践和贵州屯堡文化传承的精神、制度到周边的自然景观、人文氛围和气候环境，其实是一个相互支持、联动的整体，并不能作为孤立的开发对象看待。贵州屯堡文化旅游资源的整体勘测和开发是由一个个独立而又关联的村落有机联系构成的，而贵州屯堡文化旅游运行则是在目的地、客源地和旅游连接通道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地理空间维度上展开的旅游系统的宏观描述。旅游开发将贵州屯堡文化视为独立的但又嵌在旅游市场里面的子系统，进行更纵深、更宏观和更立体的思考，使得贵州屯堡文化旅游开发能兼具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加全面、客观的统合考量。

在这样宏大的叙事下，600年来的贵州屯堡文化和贵州所有的地域特色文化一样，充满异域的、神秘的色彩，让中心地区的客源市场和潜在市场人群向往、猎奇、惊艳。贵州屯堡文化旅游快速兴起，贵州屯堡亦民亦军的文化转换成了鲜亮的旅游景观。贵州屯堡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超越了地理位置的约束、历史传承的局限，成为全世界解读和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鲜活的实践。

贵州屯堡文化结构功能的现代化演变——

以屯堡文化旅游为代表的现代化创新发展模式改变了贵州屯堡文化原来相对封闭的结构，以一种开放的旅游目的地形态融入现代化的进程，为国戍边的政治功能和自我维系的社会功能拓展成了旅游功能。随着贵州屯堡文化旅游在乡村旅游市场中异军突起，贵州屯堡文化区率先完成了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目标，并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继续发力。

如今，在文化产业化的经济浪潮席卷下，贵州屯堡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宏观结构方面，明中央王朝进军云南的滇黔古道早已从军事要道演变成了联结大西南的现代化交通枢纽，极大地缩短了西南地区通往全国各地的行进时间，并在西南地区形成了经济、人文、地理意义上的新特征。在现代交通联结和滇黔古道文化符号映照下，回溯并重现滇黔古道的贵州屯堡文化景观，是对贵州屯堡文化区域开发最恰当的诠释路径。微观结构方面，贵州屯堡文化在良好的保护下得到充分的传承和创新，但开放的结构带来了功能的剧烈转变，传统的贵州屯堡文化成了旅游展演的场景和内容。贵州屯堡文化研学等活动的发展，贵州屯堡文化客厅、地戏文化体验、品尝屯堡驿茶、观看“屯堡印记”等沉浸式表演体验业态与原来的日常生活状态并行不悖。贵州屯堡文化再创作、再演绎在守正创新的前提下，不断将传统与现代有效结合，引来了越来越多人主动地了解、关注、传播，贵州屯堡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屯堡地戏队在安顺古城巡游。

交融互洽：边远地区对于中央王朝的内聚力不断增强

贵州屯堡文化及其结构功能的变迁对于贵州和西南地区产生了极其强大的中心化影响。从中央王朝所强制建构的军事体系到贵州屯堡文化融入地方的本土性发展，从军政稳定统治到文化传播、交流、交融和文化化人的国家认同理念塑造，边远地区对于中央王朝的内聚力不断增强。在现代化建设的趋动下，边远地区开放性彰显，边远地区中心化和去边缘化特征愈加明显。

归属中心：大一统中央王朝建构中的贵州屯堡文化——

贵州屯堡文化前身的军事卫所更多是在物理空间上巩固了边远地区与中央王朝之间的从属关系，但在心理和情感上很难拉近边远地区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心理距离。作为传统大一统国家中央权力和军事防御的最外围区域，边远地区在政治叙事和军事叙事上被建构为拱卫中心地带的“边地”。边远地区的中心化只是“边缘”向“中心”被迫归附和接受统领的过程，但不可否认军屯制度的建立增强了边远民族对国家认同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尤其表现为军事力量带给当地文明在记忆上的国家力量震撼以及权力从属上的国家认同。

连接地方：融入边远地区的贵州屯堡文化——

随着所属中央王朝统治的结束，贵州屯堡文化开始越来越多地融入外部世界，打破固守的卫所，转向开放的屯堡，为传统军屯聚落带来了更多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机会。政权的更替带来的身份角色的变化，对贵州屯堡文化“边缘”与“中心”之间的政治归属进行了重新调整。结构功能的变化，打破了军事边界的现实阻隔，加速了贵州屯堡文化在政治上“中心”向“边缘”的转换，但却推进了中心文化和边缘文化的连接和互构、融合。通过身份角色重置，缩短了贵州屯堡文化与边远文化之间的心理距离。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日益密切，边远地区中心化的特征更加明显。

贵州屯堡文化仿佛一体和多元之间的一根血脉纽带，壮大中华文化，哺育边远地区文化，也实现了自身的茁壮成长。贵州屯堡文化连接下的边远地区中心化过程，是边远地区文化和中心文化加强连接的过程，是边远地区的地方社会日益告别较为孤立和封闭的状态，与外部世界发生多重联系的过程。这个过程使边远社会的异质性进一步加强、中心化特征更加凸出。

迈向现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背景下的贵州屯堡文化——

现代化时期的贵州屯堡文化作为边远地区文化和中心地区文化结合的历史延续，既有边远地区的特殊性反映，也有中心地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还有国家文化的多元一体特征。下一步，贵州屯堡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在充分挖掘贵州屯堡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也要结合现代化的文化发展路径来打造边远地区特色文化事业和产业，将边远地区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整合，以中华文化国家属性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使命任务作为统御，来完善边远地区文化的现代化结构功能和推进新时期中心地区和边远地区的统一性。

新时期贵州屯堡文化体系构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理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意义，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理解守正与创新、整体文化与区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理解贵州屯堡文化建设的精神谱系构建、国家意象构建和边远形象构建之间的张力结构。通过多样化的传播终端、多元的传播内容、高速化的传播速度、全覆盖的传播方向、持续性的传播过程、社会化的接受对象，对贵州屯堡文化的资源进行梳理、发掘、宣传、创新，实现其在新时期继续加强边远地区中心化的功能，使其现代文化宣传效果能够有效地实现，从而培育边远地区各民族群体的主流文化意识、国家认同意识与民族自信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边远地区融入国家全面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边远地区文化对内整合、对外影响的巨大效益。

来源/《当代贵州》2025年第11期

来源：天眼新闻